时代语境下张洁小说的创作审视

2014-03-11 03:12吕茭晨
文教资料 2014年32期
关键词:张洁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吕茭晨

(淮安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江苏 淮安 223005)

时代语境下张洁小说的创作审视

吕茭晨

(淮安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江苏 淮安 223005)

张洁的小说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新时期文艺思潮发展的影响,本文从时代语境的角度,审视张洁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的创作路径,探讨作家是怎样将这些因素置换为个人的艺术体验从而构筑她的文学世界的。

张洁 时代语境 研究

张洁是我国当代著名小说家之一,也是全国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过两次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学术界关于张洁个人的“成长史”和“创作史”的研究已经较为详尽,但是随着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不断“重写”和作家创作的延伸,我们有必要站在历史、时代的角度,联系社会大环境对每位作家的创作进行新的评估。“这项工作既可以看作是对‘新时期’文学的一种疏理,也可以看做是文学史视野中的‘作家研究’,还可以看做是作家们的‘文学史回顾’”[1]。本文研究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等外部因素与作家创作的联系,同时探讨作家是怎样将这些因素置换为个人的艺术体验从而构筑他们的文学世界的,从而把握作家研究的双向视野,并且通过这种审视,反观文学史的发展道路。

一、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与“痛苦的理想主义者”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新时期文学”在历史转折的重要阶段应运而生,这是我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第三个历史时期,是一个思想、文化、审美的新启蒙时代。笔者认为,启蒙主义精神在“新时期文学”初期体现为关于人性的讨论。

事实上,关于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性,评论界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人性即人的自然属性,另一种认为人性是人的社会属性,第三种观点则将前面两者结合起来,认为人性是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统一。张洁坚持的人性观乃是第三种观点表述的概念,于是,在这种文学思想的指引下,《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谁生活得更美好》、《爱,是不能忘记的》、《波西米亚花瓶》、《雨中》等一系列用抒情性叙述与哲理性议论来描绘人物内心世界,呼唤纯真、美好的人情、人性的作品应运而生。

1979年7 月15日发表于《工人日报》的短篇小说《谁生活得更美好》通过施亚男角色的参与、观察和品评及对人物心理的细致描写,表现两个青年人生观、价值观的截然不同,从而褒扬质朴、善良的公共汽车售票员,鄙弃自命不凡,伪装“趣味高雅、思想深奥”的浮华少年吴欢。“这不光是美与丑两种灵魂和两种生活态度的较量,而且是在公众面前,在读者面前,对于丑恶灵魂的一次道德上的批判”。公共汽车售票员既是自然的人,又是社会的人,她用善良作为底色,将爱心与奉献绘在事业的蓝图上,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与赞扬。可以说,在张洁早期的文学世界里,淡化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揭露与控诉,取而代之的是赞美与展望,她要表达的情感是真实朴素的,是于平淡中见精神的,她用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身份给读者带来人性美好的一面。

二、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

二十世纪的当代文学思潮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重要的一支,五十年代初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基本创作原则和方法,直接引发了政治一体化年代主流文学的模式化、政治化风貌,甚至可以说“十七年”文学就是现实主义一体化发展的产物。

如果说张洁是以理想主义者的身份走上文坛的话,那么现实主义的复归浪潮则是她创作转折的一个契机。张洁曾说:“我想强调,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仍然是最重要的基本功,一切是从这里衍生的。丢掉这个传统,是我不能接受的。”由此可见,在张洁那里,现实主义的精神是她的创作“传统”。继那些表现人性美的理想主义作品之后,她发表了 《沉重的翅膀》、《场》、《方舟》、《祖母绿》、《条件尚未成熟》等小说,通过塑造荆华、梁倩、郑子云、曾令儿等理想人物继续延续曾经的乌托邦梦想。同时,她也将目光投向了社会现实,关注当下生活、关注生存质量等问题成为她小说中的表述重点,对现实生活中的弊端所进行的深刻剖析和理性批判是张洁早期作品中所没有的,因此成为这个时期张洁小说的创新之处。不仅如此,为了打破作品题材表现范围的局限,她还把书写角度投向了人与社会生活、人与历史传统等领域,在一个更宽广的历史背景下探讨人性的善良与邪恶、美好与丑陋,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从早期建构的理想天堂走向了现实人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国文坛兴起了一股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张洁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作家,她始终在时代的前沿寻求突破,因此,随后的她迎来了创作生涯中的“文学更年期”,正如学者王绯所说:“八十年代后期,以《他有什么病》为鲜明标志,张洁的创作风格发生了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大幅度陡转,曾经十分纯情又极其正统的张洁,竟变成了一个女‘狂人’式的小说家。”笔者认为,张洁的现代主义转变带有明显的个性化特点,我们甚至可以将她的这种嬗变看做是对现实主义道路的一种深化与发展。

1986 年中篇小说《他有什么病》的发表,是作家举起现代主义大旗的典型标志。小说并没有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恰恰是在用一种淡化情节的辐射式结构,以医院为中心,以胡立川、丁小丽、侯玉峰、小木匠等人的事件为放射线,从不同角度向社会弊病问题延伸、推进。张洁在这篇小说中传达的是一种荒谬感,难以区分的面孔、变薄变大的处女膜、永不停息的夜半噪音——怪诞符号背后指向的正是当时社会的病态,作家用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抨击社会问题,不能不说这是现实主义思想在作家心中的拓展与升华。

三、从后现代语境到新世纪“归来”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文化思潮,随着“后现代主义”的登陆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的文学艺术实践都不同程度地浸染了这种文化因素,“新写实小说”、先锋文学、第三代诗歌和王朔等人的小说,曾一度被认为是新时期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文本。

张洁的长篇小说《只有一个太阳》发表于1988年12月,主要讲述的是化学家司马南江及其代表团在西方访问受勋的过程。小说既没有前后呼应的故事情节,又没有严谨的结构布局,与作家之前的作品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著名学者孟悦当时发表评论文章说:“这‘百年孤独’之后的时刻,这毁灭之神也撒手离去,末日审判不降临的时刻,正是《只有一个太阳》历史的、心理的以及叙事的起点,在这一瞬间,张洁对历史与未来的描述显然有了相当的改变。”[2]我们应该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解读这篇小说,才能挖掘作者这样创作的深层动机。首先,作品追求反讽、黑色幽默的美学效果。中国代表团这一行人看似文质彬彬,实则都是丑态百出。其次,在艺术手法上追求拼合法、无连贯性、随意性。这从作品的表层现象便可看出,小说一共十章,但都没有章节标题,每一章的内容也不尽承接,插叙、倒叙的手法随处可见。有人提出,《只有一个太阳》不是“杂乱无章”和“信手”之作,司马南江从出场到退场的运动流程是小说叙事结构的横向主轴,其他片段都是围绕主轴展开的“对称图形”。笔者认为,这正是张洁在汲取外来文化时所保留的艺术个性,她用“杂乱”的表象遮蔽了“潜在文本”的中心角色,达到了特殊的艺术效果。在后现代主义那里,“不仅‘上帝’已经不在,‘人’也放弃了精神意义的‘深度追求’,‘他’似乎已‘洞穿’世事,不愿再背负着孤独、痛苦作为无为的‘自救’,而是以超然冷漠的心态,对荒诞的人生世界做静静的观察……”[3]

张洁的所谓“归来”,是以创作时限达十二年的长篇小说《无字》为主要标志的。2002年三卷本的《无字》通过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正式问世,它以世纪之交的文化语境为背景,回首过去,展望未来,记录与审视了一个说不尽的中国时代。

从时代语境的角度解读就会发现,《无字》身上的时代语境特征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延续与发展。《无字》的创作并没有摒弃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相反,张洁用一种对人类神话、童话的解构,表现出某种历史虚无主义的特征。其次,非理性主义思潮背景下关于生命哲学的探讨。《无字》的字里行间都体现出儒释道思想对人物命运、故事情节的影响。《无字》第一部中,张洁这样表述吴为的人生回望:少年时代在五丈塬下卧佛寺里抽的那一签,回首一望,可不预言了我的一生?这一生该算是有求必应,既应好也应坏,不过应好、应坏都是我咎由自取。(《无字》第一部)佛寺里的抽签和预言是宿命论的典型代表,吴为的命运在作者看来是早就写在纸上的事实,她的悲苦不过是在实践中证实了预言的准确性。第二部中,胡秉承曾经一度困惑和迷茫,他内心在想:但求顿悟吧。可是悟什么?悟所谓“是非曲直、生死苦乐”只可信或不可信吗?……众生皆苦啊,他看不见救赎之道。(《无字》第二部)存在即痛苦,这是古老人生哲学留给我们的观点,佛家讲究普渡众生,也就是要度众生的苦。第三部中,吴为在黄土高坡上看到了梦中的塬——它无从装饰,无从营造,无垠无际,比史前更久远的苍凉及摄人魂魄的神秘和宿命,只留待一个千载难逢的机缘来解读。能否得到这个机缘,只能看她的造化。(《无字》第三部)佛教是讲究机缘,相信宿命的,吴为心中的这个“塬”是人生之迷的具象象征,参透这个塬即代表着彻悟和得道。

综上所述,张洁的小说创作历经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思潮的兴起,同时承载着社会“大环境”的趋势和个人内心“小环境”的诉求,张洁的小说在自觉的求变中抗拒小说叙事的定型化,避免创作上的自我重复,从“新启蒙主义”到“现实主义”,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后现代主义”再到“虚无主义”的不断嬗变,张洁的小说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体现出不同的时代思潮特点,然而又保留了写作的独立性和创新性,让读者感受到变化的同时又与自己的创作初衷一脉相承。

[1]格非.文学史研究视野中的先锋小说[J].南方文坛,2007(01):83.

[2]孟悦.读张洁《只有一个太阳》[J].当代作家评论,1990(1):26.

[3]汤学智.新时期文学的欢乐与悲伤[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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