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逆、共生、相融：当西方自由主义遭遇东方自由主义*

尹 浩，吴恒同

(1.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2. 喀什师范学院 法政系，新疆 喀什 844006)

近现代以来，看待中国现代化转型问题，学界存有三种理论分析范式。一是以费正清、李文森为代表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研究，预设中国封建社会独有的结构与文化稳固不变，提出中国近代、现代化起源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回应。二是以孔飞力、史华慈等人为代表的中国中心观的研究，预设中国传统社会存在自我变革，强调中国现代化动力来源于内部而非外部冲击。加州学派王国斌认为，无论是以欧洲中心观来研究中国，还是扎根于中国内部去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动力，都有失偏颇。他开创性地以历史比较视角，分析欧洲与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差异与共同性，探究中国社会现代性发展的历史轨迹。

本文借助上述分析范式，以历史比较方法，分析东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冲突与发展历程。具体来说，近现代初期由于社会发育条件的不足而引起两者互逆；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初期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两种自由观在二元法治社会中得以共生，最终映射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体现为两者的相融。

一、东西方自由主义概念的界定

(一)西方自由主义概念界定

哈耶克从强制性与自由之间的关系视角，将自由界定为“独立于别人专断的意志之外”，自由与不自由的区别在于独立的程度不同。自由表示能根据自己的决定与计划行事，不自由则表示隶属于外人专断之下。[1]从这个意义上说，哈耶克所说的自由是不受干涉的自由，即消极自由。

罗尔斯在其著作《自由论》一书中将公平正义引入到自由概念，主张基本自由具有优先性，以“差异”原则兼顾公平原则，认为所谓的自由是集体规则下的分配正义中的自由。

托克维尔在专著《论美国的民主》中，强调自由实现的前提条件为多元组织的彼此制衡，遵循的分析逻辑是：自由意味着对国家与社会限度的承认及其互动规则的清楚界定，民间舆情是国家与社会限度衡量的标准工具，因此舆情的重视程度往往是自由得以实现的关键变量。

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界定了自由主义概念，迄今多达200多条。总体而言，这些概念可划分为以下类型：依据空间起源，将自由主义划分为英国个体式自由和法国集体式自由；依据发展时间，分为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与保守自由主义；依据性质，分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依据外延，划分为经济自由、政治自由、社会自由(哲学自由)①。虽划分标准各异，但都是在强调个体经济运行与政府干预的关系问题。在西方历史语境下，自由主义亦可界定为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通过民主协商形式而制定的个人、团体做某件事不受干涉的权利与规则。一言以蔽之，西方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商业文明基础上，在交换关系中所形成的对个体自由权利的状态及其相关价值的追求。

(二)东方②自由主义概念界定

针对借助西方自由主义之标准，推导东方国家无自由主义这一结论，国内部分学者持不同看法。有学者从宗法角度、传统社会二元结构上找寻中国封建制度下存在的自由传统，认为由于中国地理广袤，人口不断增加，自秦以来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基本上处于二元分层互离状态③。上层中的官僚科层代表着以皇帝为核心的统治阶层利益，下层中生活着一般老百姓，是一种小农社会——“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天地，与上面的科层帝国毫不相干”。从社会分层角度得出下层存在自由，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因缺少对自由主义概念的清晰界定，结论难以令人信服。秋风、雷小鹏等学者通过对中国传统经学文化模式——“天人合一”，“人与天、人与人之间的简单和谐统一”，“实现个人与集体的一致”的解构中推导出自由的目标，从而论证中国传统社会存在自由主义[2]；学者任剑涛则将自由主义分西方自由主义与儒家自由主义，强调西方自由主义与儒家的对接[3]；胡适则试图本土化自由主义，将其划分为自由、民主、容忍三个层次。从传统经学或者传统文化中寻找中国自由主义存在虽有一定的依据，但缺少对历史基础条件的分析，忽略了国家组织对个人或组织自由影响程度的分析。徐勇则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演绎出东方自由主义是中国农民的自由主义，是“东方中国自由小农经济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农民的自由状态和追求”，并将东方自由主义的特点归纳为“缺乏保障、放任极端倾向的自由、秩序之上自由”[4]。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古国，中国文化的根源可以追溯于广袤的农村，即使随着后来文化积聚于城市而丰富繁荣，传统仍具有很大的参照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笔者赞同徐勇的东方自由主义观点。但因“东方”二字指代广泛，用中国代替整个东方略显宏大。因此，笔者在此基础上，将东方自由主义界定为：建立在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基础上的，脱离官僚组织严密控制下的个体，在社群中的自由状态及其对自由价值的向往与追求。笔者以为，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东方产生，是由于社会中不同的整合工具功能迥异引发：东方区域的上层社会往往由政治工具整合，官僚政治介入较多；基层则由社会工具整合，自治型宗族、血缘等非正式关系较为浓厚。在上述两种工具的不同作用下，出现了乡村共同体与中央官僚体的相对分离，而自由空气产生于不受政治权力随意干预的领域，于是乎自由之精神在分裂的空间中得以成长。这种自由主义因其存在的基础与空间主要是广大的农村而非城市，从而有着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的成长逻辑。

(三)东西方自由主义差异性比较

两种自由主义形式上的相同并不能掩盖其发展基础的迥异。西方自由主义中的自由是以商品交换为基础，强调商品交换中的个体自由权利；而以土地为基础的东方自由主义则是以土地占有、土地使用为基础，强调家庭、村落等社群中个人实现自由的权利。前者在空间上呈现一种流动态势，对自由的追求往往以私人财产的保障为基础，后者则受限于土地，强调在相对固定空间中的频繁人情关系往来，自由关系往往镶嵌于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中。

从追求的目标上来看，两种自由主义体现了利益的不同层面：东方自由主义是一种生存自由观，西方自由主义为一种发展自由观。在不同的自由观指导下，形成了独有的文化生态。前者以利益尤其是土地产权分配为典型代表，是一种物质基础上的利益需求，这种自由观在现实中反映较为简单，仅以物质利益的再分配为其基本的价值追求。后者着眼于人的发展的权利自由，以精神文化需求及普世价值的追求为特征。在理论体系的构建上，无论是早期的思辨式，还是近代的实证主义，以及后实证主义都体现了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自由主义涵义不断丰富，理论著作汗牛充栋的缘由。

从发展方式上来看，西方自由主义是横向式扩展，即随着商业经济主体的扩大与交换领域的扩张，其理论体系跟随各个时代的学界精英的不断反思而深化，从而逐渐由经济领域影响到政治、社会领域。而东方自由主义是纵向式深入，是随着基层民众与国家的反复博弈，政府权限不断收缩，公共权力边界逐渐明晰的过程。

中国历史发展到现代，面对内忧外患，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准确把握中国传统自由主义的核心，依据东方自由主义演变规律，采取自下而上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发动土地革命，最终建立了新中国。后期随着西方式自由追求的扩大化，东、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陷入低谷，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西方自由主义与东方自由主义通过经济这个平台进行了有效的融合。

二、东方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互逆

近代历史进程中，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致使社会发展受阻。在此背景下，基于保种爱国、强国的理念，晚清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道路上，经历了由技术救国到实业救国、再到思想救国的历史转变。自由主义思想作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被引入国内。而最早将自由主义思想介绍到国内的学者，当属清朝晚期严复等人，他们被历史学界称之为中国的第一代自由主义者[5]。但因其主张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难以被接纳与利用，出现水土不服、不接地气的困境，其结局也只能以失败告终，典型的事件就是“百日维新”运动。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的到来，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新青年”掀起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两大旗帜，对传统文化的弊端进行了有力反击。科学是指要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而民主则是指一种不受歧视与欺侮的自由之精神。由于中国封建政治文化势力的强大，在选择社会改革路线上，新文化运动倡导走全盘西化的激进路线，以对抗顽固的传统封建残余势力，如同历史所展示的那样，文化土壤的不同致使西方自由主义在东方有名无实，难以生存。到了“文革”后期，由于政治整合工具的广泛使用，自由主义发展陷入低谷。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特别是解放思想的提出，为引进先进的西方技术，学习先进的文化理念提供了机遇。从此，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受到东方的关注。一时间大量西方思想及其制度被学者引入。“规则的内化——人们对其价值的追求与遵循，并不在文本制定或者机构之后，而是在它之前”[6]，这意味着制定的规则若真实地反映公众的价值追求，规则就会被认可并得以遵循，否则就会名存实亡，成为人们绕过执行的规则文本而已。20世纪80年代末的社会失序现象，就是当时知识分子脱离中国传统而谈论自由主义，忽略规则而实践自由主义主张造成的。值得庆幸的是，以村落为基本单元，呈现以差序格局式的乡村治理模式依然存在，以礼制、宗族社会为基础的东方自由主义依然牢固，所以这种失序并未触及根本。

“居于村庄的人们都在历史久远的共同交往中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大家都承认这套规则，如果谁违背和践踏了这套价值体系，必将遭到共同体内所有成员的唾弃和鄙视。正是这套看来无形的价值体系和交往准则，世世代代维系着村庄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村庄作为一个治理单元的稳定性是整个中华文明稳定性的一个有力的支撑”。[7]中国农村稳定的大后方使西方自由主义进驻中国时，遭遇到了巨大阻力，农村自由主义代表的传统文化对西方自由主义产生了排斥，从而使这种自由主义运动仅限于城市知识分子群体与学生群体，传统自由思想观没有发生根本动摇。

三、东方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共生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竞争的前提则是自由，自由的维护与保障要依靠法治。因此，自由法治是市场经济活力的基础，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密不可分。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如一针催化剂，激发了自由主义的发展。但因东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逻辑不同，因而自由主义在中国存在的形态也存在差异。西方是先确立自由主义然后是市场经济被催生，而中国则是先确立市场经济，其后自由主义才发育成长，之后再促使经济发展繁荣。二者发展路径的不同使自由主义的外在表现形式也不一样。西方自由主义的外在表现形式为一种个体式自由，其强调规则对个人私有财产的保护，尤其主张从法治上界定与保护个人产权，在追求自由的“价值合理性行动”的目标上，为市场良性竞争保驾护航。东方传统文化中，有着自己独有的自由价值观念，以“礼”治、“德”治为理念，以情理型规则维护集体权力，自由价值的追求成为“工具合理性行动”④。

现实中两者在中国的发展，呈现二元共治局面。一方面按照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契约规则话语的正当性要求，法治成为保障经济社会秩序的新工具。另一方面，传统“情理型”规则和礼治一定程度上被降格为非正式规则，但并未否定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实际地位。在实践世界，个体或组织通常以主观判断制定行动策略。针对公共性事务，组织或个人自我判断是“小事情”时，多依靠“德”治、“礼”治，人情关系因素所占比重较大；自我判断为“大事情”时，如触犯了刑法或被媒体炒作曝光，进入公众视野，法治功能便因而凸显。但何为“大事”、“小事”？衡量的依据是什么？答案的标准却难以确定，这就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情理型工具与法治型工具还存有局部摩擦。但法治社会的建立已成为各界的共识，而传统文化中的“关系”网络依旧盛行，即一改东方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互逆局面，出现了情理型社会与法理型社会并行不悖的二元共治场景。

四、东方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相融

中国起源于农业文明，在处于农耕经济发展阶段，农民依附于土地，熟人社会特征明显，地域聚居信息透明，道德自律及乡村习俗等非正式制度成为人们行为处事的规范。因此，无需官方正式制度的介入，乡村共同体内的秩序就得以维持。“以农民为主要载体的东方自由主义是一种日常生活形态的自由。这种自由往往局限于‘在自己一亩三分地上随心所欲’，具有天生的随意性、散漫性和放任性”[4]。自由的放任与散漫在传统乡村共同体内受到约束，表现不明显。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职业分工越来越细，城乡人员流动加速，原有的传统道德约束变得十分无力，而相应规则体系建立的滞后并未及时给自由划出边界。“多数人的不加限制的权利并不是自由，而是放纵”[8]。这种放纵带来的不是社会秩序的稳固有序，而是紊乱。西方现代化经历了类似的困境，但在完成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政治革命、工业革命的基础上，打破了所谓的“斯密型动力”⑤带来的增长局限，乡村传统共同体也随之而瓦解[9]，民众在城乡流动中，逐渐接受了理性和自由等思想，到现代化完成之际，自由主义传统最终被确立。而中国目前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西方经验可为之借鉴，考虑到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国现代化中的自由主义发展应该具有自己的特色。

麦克考伦提出了自由的三维结构：“无论何时在讨论一个主体或众多主体自由时，总涉及摆脱什么限制、束缚、干预和障碍而得到自由，从而能做或能不做什么事情，能成为或不能成为什么的状态。”[10]即自由问题通常包含自由的主体、自由障碍和自由的目标。借助三维结构分析视角，我们可以去除其差异化，抽象出自由主义的共性，把自由主义界定为：社会中的个体或组织渴望一种对不受强权干预而积极做某些事情的权利，积极追求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价值的综合，继而在这种价值体系中，维持社会稳定有序，最终实现个人或组织所预期的繁荣景象。这种共性意味着东方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虽在形式表现和所依据的工具上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其最终实现的目标却一样，即在公民权利方面，都追求人身的自由解放。只不过西方自由主义强调个体式的自由，东方自由主义更多的是在群体中实现个体的自由，形式上的不同并未掩饰内容目标指向上的共性。

从两种自由观的历史演变来看，两者的逻辑起点虽不同，但存在共融的基础条件。东方自由主义曾存在传统乡村共同体，个人的自由权利实现离不开道德自律与族约乡规的他律。西方自由主义的实现是在扩大着的商业交换中，离开法律规则等正式制度的保障，个人自由权利难以为继。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职业分工将更加复杂化、专业化，交换也将不断扩大化，借助正式制度，保障经济交易自由的权利，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这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也为自由权利在城市发育和生长提供了土壤。

制度经济学基本观点强调，正式制度的建立以及有效的实施程度，与地域空间文化，如习俗、传统道德观等非正式制度支持程度有很大联系。若两者有相通之处并相互支持，则经历短暂的磨合期后，就能有效融合，重塑稳定的社会秩序。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依靠传统“礼治”、“德治”自我行为约束影响有限，需要借助正式规则刚性体系，积极推进法治社会进程，“未来发展愿景、归宿、生活及我们对于良善生活的想象”[11]才得以可能。

五、结 语

随着现代化转型的到来，东方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展现出从共生到融合的趋势。西方自由主义依靠公共规则的建立而生存，强调竞争中的自发性行为，但在面临经济危机时，通常会适时采取适当的国家干预策略，以保障其自由价值之追求。东方自由主义以传统伦理之“德”治、“礼”治为工具，辅以法家、道家、佛家等思想，强调要利用道德传统力量和家庭力量维护社会秩序。但由于受传统狭义自由观中放任无规则约束之影响，法治规则与传统“情理”纠缠不清，两者共生共融还需假以时日，法治的二元化在现代化进程中还有待整合。

在中国现代化转型中，如果处理不好东方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关系，处理不当“德”治、“礼”治和法治的关系，民主进程就会大受影响。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政治制度化变量因素也不容忽视。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强调：经济与政治都有各自的运行逻辑，经济现代化有可能带来政治现代化，也有可能导致政治秩序混乱；政治秩序稳定取决于制度化水平对政治参与扩大化的适应度。而制度化水平的高低则受制于传统文化与刚性制度之间的融合程度。换句话说，法治是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精神之精髓，“德治”、“礼治”是东方自由主义文化的典型特征。前者有利于促进经济转型、政治民主，保障政治现代化稳定，后者是民族文化之基因，通过文化符号发挥民族认同之功能。

中国社会现代化不仅是对原有秩序的重塑，也是在坚持自己民族文化根基上的全球化融入，更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会面’后中国文化的一种‘形变之链’的过程”[12]131-137。这种转变大致要经历物质技术层次现代化、制度层次现代化与思想行为现代化，其中思想行为是文化价值的基本之所在[12]131-137，因此，衡量社会成功转型的关键在于人的思想层次是否达到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大转型秩序的建立。

注释：

① 政治自由：主张从个人权利、自然法入手要求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个人自由，公域与私域分开，强调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天然同盟军。从洛克到穆勒的理论一直持此主张。经济自由：主张财产权与贸易交易权不受外界的干涉。亚当·斯密和英国功利主义者强调的企业制度、个人财产与经济产权内容界定是该经济自由概念的典型代表。社会自由：主张实现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基础上，保障少数弱势群体的权利。如扩大劳工的自由权利，不因其他人的自由权利而对其权利造成剥夺与削弱，罗尔斯的分配中的正义是此观点的代表。

② 东方在这里指代的是以中国为典型代表，东方自由主义指的是中国式的传统的自由主义。本文可以说是对徐勇2012暑期在复旦大学高等研究学院作的题为“被遮蔽的东方自由主义”讲座的回应。另，讲到主义时，国内学者将此概念分为两种，一种是实证性研究，主要强调对事实的描述与概括，另一种为规范性研究，表达对理想建构的追求。就本文而言，主义的定义取自前者。

③ 二元互离：指上层是庞大的科层式中央集权帝国，下层是无数分散的且大抵不相往来的小农社会，且两层结构并不是紧密相连的，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强调“中央所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自上而下的车轨只筑到县街门就停了。”

④ 马科斯·韦伯提出“工具合理性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前者是将自由作为实现目标的工具与手段，后者则是将自由作为一种追求的目标与信仰。通过此理论我们可以解释为何东方自由主义往往将自由作为一种工具拿来反抗不公平的具体事件，而西方自由主义则将信仰与价值作为一种追求的目标。

⑤ 经济增长的动力多依赖于农业、手工业等产业，受制于自然资源与人口规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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