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骐《皇明驭倭录》述评

卢 英 平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王士骐《皇明驭倭录》述评

卢 英 平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王士骐关注现实，在经世致用的思想指导下辑录有关日本的史料，撰成《皇明驭倭录》。此书是研究洪武至万历二百余年间沿海防务部署、体制以及军饷供应、攻守方略等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今人了解和研究明朝和日本关系演变的重要文献。

明朝；王士骐；皇明驭倭录

王士骐，字冏伯，号澹生，江苏太仓人。据钱大昕《弇州山人年谱》记载，王士骐出生于嘉靖三十三年，“万历壬午(万历十年)乡试第一，己丑(万历十七年)进士。”[1]进士登科之后，王士骐被授兵部主事。万历二十九年由兵部武选司调任礼部主事，再调吏部考功。万历三十一年，王士骐“坐妖书狱，削籍归，屡荐不起。”[2]437到明光宗立，因王士骐在礼部任职时曾经辅佐其上官举行建储大典，追赠太仆寺少卿。

王士骐著作颇丰，有《皇明驭倭录》九卷，附略两卷，寄语略一卷；《诸葛忠武侯全书》十六卷，《四侯传》四卷，《醉花庵诗选》五卷 ，《铨曹纪要》十六卷，《苻秦书》十五卷等，只是大多散佚，现存的只有《皇明驭倭录》和《诸葛忠武侯全书》。

《皇明驭倭录》凡十二卷，包含附略两卷，寄语略一卷。全书采用编年体，前九卷辑录了洪武二年(1369)到隆庆六年(1572)有关倭寇的诏令、奏议、记事等“盖列圣之诏旨，诸臣之章奏，公私创革之始末，中外战守之机宜悉在焉。”[3]279嘉靖朝尤为详细。而附略卷一则是辑录了《后汉书》、《三国志·魏书》、《晋书》、《宋书》、《齐书》、《梁书》、《新唐书》、《旧唐书》、《元史》等到明朝为止所修正史当中提到的日本情况。附略卷二辑录的内容有些繁杂，包含了送别日本留学生晁衡的唐诗文七篇，与日本风俗有关的宋明杂记六篇，以及薛浚《日本国考略》中的词略部分也被收录于此。最后一部分的寄语略是作者看到“《筹海图编》所载与《日本国(考)略》微有不同，今并存之”[3]494。这个部分分为天文类、时令类、地理类、方向类、珍宝类、物类等六类来分别记载两书不同之处。

《皇明驭倭录》所辑虽然是有关中日关系的内容，但是作者在论述的时候，并不仅仅就事论事，有时候还会回顾这件事情的前因并且根据不同书籍的记载来辨别这件事情的真相。总的来说，此书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亦按亦评，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对修国史提出自己的见解。《皇明驭倭录》中除了辑录的内容外，还有多条“按”。在按中，作者有的时候是将事情补充完整，有时候是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有时候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有时候是对于修国史提出自己的意见。如卷一提到的洪武七年“日本国僧宗岳等七十一人游方至京，上谕中书省臣曰，海外之人慕中华而来，令居天界寺，人赐布一匹为僧衣。”在按中，他认为“日本国僧宗岳等多至七十一人，游方至京，而高皇帝令居天界寺，又赐布一匹为僧衣，真可谓一视同仁矣。”但是王士骐并不只是就事论事，又接着延伸：“查洪武二十四年，以国子监滕佑寿为观察使，佑寿日本国人，所谓观察使者，既不他见，又不言何地，若非从实录中拈出，必以为齐东野语，异日修史者，似宜增入。”“倭寇数为中国患，而滕佑寿又日本王子……夫所谓滕佑寿者，史不载其所终，臣愚以为九涉四夷者，虽小事必载必详可也。”这便是建议修国史要注重细节和前后贯穿。这样的例子还有卷二中提到：“野史之不足若此。然实录于遣使姓名或载或不载。所谓楚既失之，齐亦未得也。”

再如卷一所载洪武十三年十二月明太祖遣使诏谕日本国王：“蠢尔东夷，君臣非道，四扰邻邦，前年浮辞生釁，今年人来匪诚，问其所以，果然欲较胜负于虚渺，居苍冥不知帝赐，傲慢不恭，纵民为非，将必自殃乎。”在这一年正月发生了胡惟庸被诛案。而且胡惟庸被诛的一个罪名就是通倭叛国。所以王士骐在按中对这件事情也进行了自己的分析，他认为胡惟庸的这个罪名的证据并不明确。“本年日本两贡无表，又其将军奉丞相书，辞意倨慢，故诏谕之中云‘前年浮辞生釁，今年人来匪诚’。不及胡惟庸事，何耶？近年勘严世蕃亦云‘交通倭虏，潜谋叛逆’。国史谓寻端杀之，非正法也。胡惟庸之通倭，恐亦数此。”

又如嘉靖三十九年，“巡抚凤阳等处右佥都御史唐顺之卒。”“顺之博学强识记，自六经诸子，以至算射兵法，阴阳小技，无不研究，其说其文词，足以擅名一家。”[3]432唐顺之一直得不到重用，最后归顺了严嵩父子。国史认为他“欲以平倭自见，尽露其短，为天下叹。”[3]433徐学谟认为：“其临事颠眩，大失其平生，三沙之败仅以身免，后卒于淮阳。”[3]433然而王士骐却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此俱非公论……或谓顺之失身严氏，且有怨于子之先人，何轻吐其不平也？顺之失身严氏，意者枉尺直寻乎。于时九边练兵，总之寻常套数。顺之胸中素具兵甲，以实求之，未免求全于蓟镇，而不知九边之皆然也。何私怨之？有士大夫不要钱，不怕死，不求做好官，一腔热血，每恨挥洒之无地，此何为者？不过欲以身殉国耳。臣不佞深感于顺之也。”[3]433撰写此书的时候，王士骐官任六品的兵部车驾清吏司主事。此番痛陈，也是王士骐对于当时自己这种士人不受重用的一种心声。若是唐顺之的才能可以得到正常的发挥，何至于他不顾后人诟病也要归顺于严氏父子呢？

第二，主要辑录内容选取自国史，采用了多种史料，纠正野史的曲笔虚饰。作者在序中已经指出此书是他“乃就国史中一一拈出，自高皇帝以至穆庙，列为编年”。书中有若干处直接提到“不知实录何以不载”；“考之实录，十无一合”；“亦载《宪章录》，实录遂无可考”。[3]308

而王士骐坚持选材出自国史，是因为他在文中曾多次感慨“野史可信乎？”[3]332“可知野史不覆其真。”[3]285如此是想达到“可以酌祖训，可以定庙谟，可以广朝士之见，可以正野史之谬”[3]279的目的。

明代私家修史风气蔚为大观，《皇朝驭倭录》虽然内容多出自国史，但是王士骐也没有完全将国史当做金科玉律。在辑录的过程中，他参考了其他的一些私家史料用来对比，考证国史是否完整和正确，同时对野史进行甄别鉴定。

例如胡惟庸是否通倭叛国这件事情，作者在按中引用了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和郑若曾的《筹海图编》中对这件事情的描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两书所载小有异同，而《筹海图编》更为缪，悠且以左丞相为枢密使，野哉若此，何以证后？”[3]289还有左通政赵居任使日本，国史记载是永乐元年，薛应旗的《宪章录》则是永乐二年，最后“俱不得而知也。”“至于三年的佥都御史俞士吉使日本封王，亦载《宪章录》，实录遂无可考。若使薛书有据，异日修国史者似宜增入。”[3]298另外对于唐顺之，王士骐在卷八中又引用了郑若曾的《江南经略》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唐公积劳成疾，转官而殁，吴民阴受其赐，反訾咲之。岂非天地间一大屈哉。”除了以上提到书外，还有引用较多的就是徐学谟的《世庙是识余录》和薛浚的《日本国(考)略》。除了引用当朝人士所编纂的书籍外，王士骐还引用了地方志，如《辽阳志》、《太仓州志》等。

但是与此同时，此书的缺点亦很明显。其一，采用编年体本身是为了条理更为清晰，实际上作者只是在卷一的开头断断续续地标明了日月，余卷皆不载日月。

其二，取材仅限国史。实录作为明代的官修史书，明前期尚“藏之秘阁”，常人不得一见，嘉靖间虽有流出，但得见者寥寥数人，且未必完整。尽管在按中也采用了其他的史料，但是还是为国史服务的。这种取材的狭隘，不利于读者全面了解当时的情况，因为国史也难免有失公允之处。另外有些内容的缺失，大概和这一点大有关系。例如，没有建文朝的内容，直接是从洪武年间跳到永乐年间。还有直接从嘉靖十九年跳到嘉靖二十七年，空了八年的记录。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海禁相对较松，倭患少了很多，但是零星还是有一些的。

其三，有些内容重复。这可能是作者校勘有所疏漏所造成的。在卷二，永乐八年、九年、十一年的记载均出现了两次。仔细比对之后发现，永乐八年的第二次记载除了保留第一次记载的日本国王奉表贡方物谢赐父谥及命袭爵恩以外，还增加了一篇巡按福建检查御史李素弹劾童俊的奏章。永乐九年的内容则是完全相同。永乐十一年记载倭贼寇昌平的事情，两次记载到“贼被杀及溺死无算”都是一样的。只是接下来的内容，第一篇为“贼被杀及溺死无算，百户唐监等亦追至东洋朝鲜国义州届，悉无所见。”第二篇则为“贼被杀及溺死无算，于是浙江都司尽以所获器械送京师。”追击倭寇残兵以及送器械入京师的事情应该都有发生。另外第二篇还增加了一篇弹劾楚门官员失于防备倭患的奏章。

倭寇问题几乎贯穿整个明朝，尤其是在嘉靖朝达到了顶点。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因为考虑到明王朝刚刚建立，需要一个安稳的环境来休养生息；同时在中华正统思想的作祟下，明朝对日本一直持高高在上的态度。而日本也因为自身政治经济等原因也开始对明朝纳贡。可是因为朱元璋认为日本在胡惟庸的谋反案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对日本深恶痛绝，彻底断了和日本的关系，并且将这一点写入了《皇明祖训》。而永乐帝即位以后则是宣谕日本，积极谋求认同和合作，最后和日本达成了贸易关系；这种比较稳定的中日关系一直到嘉靖时期被打破。“迨嘉靖中，海备日弛，倭乃挟奸民诱，导飞棹舞槊于吴粤三省间十余年。”[3]278倭患给当时的沿海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成为不得不重视的一个问题。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这种现象做出思考和反思。他们思考和反思的结果多以著书的形式表现出来。如薛浚的《日本考略》，郑若曾的《日本图纂》、《筹海图编》、《江南经略》，卜大同的《备倭记》，采九德的《倭变事略》，无名氏的《嘉靖倭乱备钞》，郭光复的《倭情考略》，黄俣卿的《倭患考原》，谢杰的《虔台倭纂》等等，以上所举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王士骐的《皇明驭倭录》就是其中一本。

王士骐编纂《皇明驭倭录》的原因，其一就是前面提到的在倭患严重的政治环境下，有识之士开始寻求这种现象的原因和应对策略。朝臣对此事有着不同的见解。有的说：“高皇帝度不可胜倭，而权忍之夫。”[3]278王锡爵则认为“高皇帝已全胜天下，独难倭哉？盖天下之势有不可胜以待胜者，有可胜而不必胜者，有日胜而日负者。”在此倭氛弥炽，众说纷纭的时候，“而驾部(王士骐)独闭门却扫，而成是书。”最后认为“高皇帝真不能胜乎？抑有不必胜者矣。”[3]278

动机二是王士骐在读过纪倭事的薛浚《日本国考略》，王文光《日本国考略补遗》，郑若曾的《筹海图编》以后，“而叹其用意之勤也，已稍参以国史，始恨事略者，百不得一，而一且失真。士大夫不考于先朝之故事，而动以野史为证，则所误多矣。”[3]279所以“乃就国史中一一拈出，自高皇帝以至穆庙，列为编年，谋之巨公题曰《皇明驭倭录》。”[3]279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对王士骐编纂此书起着重要的作用。王士骐是江苏太仓人，太仓地处江海交汇处的长江入海口，从元代开始发展繁荣起来，到明代已经成为重要的交通、贸易要地。郑和七下西洋就是从太仓起锚的。倭寇自然不能放过这样一个理想之地。在王士骐出生的前一年，嘉靖三十二年，倭寇就曾侵犯太仓，倭寇千余人，包围太仓城长达三个多月，东、西、北三郊遭劫，房屋被毁，西门外便民仓被洗劫一空。嘉靖三十三年一月，倭寇踞太仓五月余，大肆掳掠，乡境再次遭到洗劫，西郊便民仓被毁。正是这些发生在家乡的倭患使王士骐感同身受，促使他在朝廷纷扰之时冷静思考，寻求对策。

[1] 曹溶. 明人小传[M]//孤本明代人物小传：第二册. 全国图书馆缩微中心，2003 :398.

[2] 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3 :437.

[3] 王士骐. 皇明驭倭录[M]//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2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责任编校：徐希军

2013-05-17

卢英平，女，江苏睢宁人，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

时间：2014-4-18 17:23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4.02.017.html

I206.48

A

1003-4730(2014)02-008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