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的警示

沈朝华

（大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大理 671003）

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的警示

沈朝华

（大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大理 671003）

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尽管针对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但他们的批判对当代中国同样具有警示作用。如果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审视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会发现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崇高、理想、信念的解构，全球化时代“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悄然流行的现代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等隐藏着的隐患需要引起警惕。多角度地审视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问题，旨在引起我们对相关问题的重视，从而有的放矢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

国外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社会主义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不管是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国家，还是致力于推动现代化的国家，它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具有相似性，诚如马克思所说：“工业较发达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当前，中国现代化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在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域也有所反应，以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观照中国的现实，它所蕴含的警示作用在当代中国需要加以充分重视。

一、警惕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崇高”的解构

消费主义堪称消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但二者的批判理路有所不同，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社会、大众文化的批判，遵循的是从生产体制分析消费现象，把消费视为资本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而鲍德里亚则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已经不再起主导作用，消费的符号标识功能成为主角，而消费所指向的不是商品的实用性，而是商品所表达的象征意义，物品的实用功能已经完全让位于它所具有的符号标识功能，必须超越以生产逻辑批判资本主义的模式，以消费社会的“符号和差异的逻辑”［2］置换“同一性”生产逻辑。这一置换，也使鲍德里亚的理论比法兰克福学派来得更为深刻，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只看到大众文化的同质性，并把大众文化的同质性看作是商品生产所导致的结果，那么鲍德里亚采用巴特的方法对大众文化进行符号学解码，看到了大众文化同一性中的差异性，看到大众文化的异质性是消费社会符号编码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技术理性作用的结果。符号编码受到意识形态的操纵，使消费成为一种被符号系统操控的活动，当社会等级借助于符号—物彰显时，人们就会心甘情愿地投入到对时尚的追逐、对物的操持及占有中，拜物教、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观念自然就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可以说，消费主义对理想、信念等崇高价值观念的解构是资本追逐利润的逻辑必然导致的结果。

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消费社会相比，中国的状况如学者陈昕所言，就经济能力与之相适应的消费方式而言，中国属于“生产社会”，不具有典型的消费社会特征。［3］但消费主义在中国有其滋生的沃土。一是中国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当中，消费主义的影响无处不在。陈昕认为受西方消费文化影响，中国居民的消费心理与生活方式有着明显的消费主义倾向。［3］二是作为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国同样要遵循市场经济的法则，市场化的运行必定会创造出适合整个资本逐利的意识形态，其中就包括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三是中国经济增长要由过去“投资出口拉动型”转向“扩大内需”的“消费主导型”。［4］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经济功能会被最大程度地利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也会随之四处传播。

消费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将使攀比消费、炫耀性消费、奢侈消费之风盛行，货币、资本、商品拜物教现象也会滋生蔓延。而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当是否具有“消费”某些“物”的资格意味着“等级”“特权”的时候，权力会成为新的膜拜对象。消费主义通过对物的操持和占有来区分高低贵贱，无形中对超越物质层面的崇高的精神追求起到解构作用。在资本引领全球化的这一大潮当中，社会主义事业更需要崇高的理想、信念作支撑，但共产主义信念作为崇高的精神追求指向的是与人们现实生活还有一定距离的未来，消费社会对物—符号象征意义的编码却可以通过广告、传媒、影视作品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进而影响人们的基本价值取向。消费主义的这种强大的解构作用应引起我们的警惕。西方学者默克罗比曾直言不讳地说：“虽然中国还远不够富裕和发达，但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进入大众消费时代，特别是大都市和沿海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物的体系’对人的包围已经形成，商品消费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形式，同时，大众文化如洪水般蔓延全国，广告、时装、流行歌曲不仅深入日常生活，而且成为亿万人形成自己道德和伦理观念的主要资源。”［5］另一方面，消费主义以物标识社会等级，追逐时尚，使一些仍然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很快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必然会使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加快，从而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来说，也将不堪重负。

二、警惕全球化时代的“去意识形态化”

当丹尼尔·贝尔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论，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吉登斯的超越左右等“去意识形态化”的观点在全球化时代悄然流行的时候，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提出的“对抗”理论对上述观点的批判，无疑对于我们理解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形势具有警示作用。

当今世界，政治领域的对抗与冲突并没有随着各国经贸往来的增多而消失，只不过表现得更为隐蔽。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传达的并不全是阿尔都塞式的“嗨，你在这儿”，或许更多的时候却是拉康式“你到底想怎么样？”对于某些西方国家来说，不管“我们怎么样”都是错，因为在某些西方人眼里，“我们”是“他者”，是“敌人”。在政治斗争中，“敌人”的存在总是必要的，犹如二战时期的犹太人，在必要时成为转嫁社会危机的替罪羊。敌人存在之所以具有策略意义，因为它能充分调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建构意识形态霸权。这在各国政党竞选中表现得更为清晰，坚持自由市场的撒切尔夫人把享受国家福利的人称为“小偷”，在美国则是每当总统竞选，中国威胁论就会登场。在某些发达国家政治战略中，不承认西方价值观的国家都被看作是潜在的敌人。

在众多学者质疑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同时，却在中国出现淡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倾向。表现之一，通过淡化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让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实保持一段距离，甚至不再关注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批判性。表现之二，主张技术决定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已经被“终结”了，被“超越”，经济、文化等不再具有意识形态功能。这种“淡化意识形态”“淡化理想信念”的做法，也是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策略常用的伎俩。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日起，一些西方国家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在全球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这种做法表现得更为隐蔽更具有多样性，往往以文化交流的名义，传播意识形态。甚至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大肆进行文化渗透，在全球贩卖西式“民主”“人权”“自由”。这一点，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已经提醒我们，当意识形态话语被抽象地浓缩成为空洞的能指的时候，往往能够接合各种不同意识形态话语，从而形成霸权表达。当今时代，国际互联网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文化扩张的主要工具，文化渗透不仅会消解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且会瓦解民族国家的认同，威胁国家安全。

三、警惕现代社会的犬儒主义倾向

早期的犬儒主义诞生于古希腊，坚持只有美德是唯一的善，而美德的本质在于自我克制，特别是要抑制欲望，摈弃物质需求，故早期的“犬儒”并无贬义。现代犬儒主义者虽然继承了古希腊犬儒主义以冷嘲热讽态度看待一切、以讽刺谩骂代替逻辑论证的遗风，但却走向了另一极端。把真理当作谎言，漠视道德伦理、言行不一、玩世不恭。齐泽克对现代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发人深省。他指出当代意识形态是一种犬儒主义的，但这种犬儒主义已非古希腊犬儒主义，而是现代犬儒主义，现代“犬儒主义的主体已经意识到在意识形态的面具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但他依然坚守这个面具。”［6］40也就是说，现代人对意识形态的伎俩心知肚明，人们深知在意识形态崇高话语的普遍性背后隐藏着某种“特定的利益”，“但却拒不与之断绝关系”。［6］40

齐泽克把“知”与“行”分裂是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在当代中国，这种现代犬儒主义正日益流行。现代犬儒主义，对于擅于“明哲保身”的部分国人来说早已轻车熟路，从“大跃进”到十年文革，对随处可见的假报道，随意捏造的大字报，多数人心知肚明，却依然乐此不疲。尽管，我们纠正了过去的失误，但仍然没有能够彻底根除这种犬儒主义意识形态，表面上看，这种犬儒主义的态度更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实际上这种犬儒主义意识形态越流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越会被虚无化。

四、警惕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选择其他意识形态话语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者语境中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指的是被社会制度、规则、话语体系所排斥人群，如学生、妇女、少数族裔、失业者、乞丐、流浪汉等等。在马尔库塞、拉克劳和墨菲看来这些社会群体具有潜在的“革命性”。笔者认为，在中国，被边缘化的群体比西方更为复杂，包括社会学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如果从经济、政治、法律多个视角界定“弱势群体”，诚如胡星斗教授所言，“缺乏资源控制权、裁决权、话语权的工人、农民、民工、矿工、苦力、打工者，一切无权无势、无钱无位者，以及上访者、艾滋病患者、被羁押者、流浪汉等边缘人。”［7］除弱势群体外，被边缘化的群体同时包括了那些在利益表达机制当中失去话语权的社会阶层。这些生活贫困化、利益得不到保障的社会群体难以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认同。［8］

现代公民社会的建构，利益权利话语表达应多渠道，如果缺乏有效的表达机制，一旦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遭遇到不公正的对待或权利遭到严重侵害，往往求助无门。目前我国弱势群体采用的方式，或诉之于法律，或上访，或求助于媒体，或采取极端的方式引起社会的关注。如果每个公民在面对不合理的规则制度时，都需要付出沉重代价乃至通过暴力来捍卫自身的权益，而不能通过多种渠道乃至合理的抗议来修改不合理的规则，如果法规、规定不能通过反思而总要依赖于偶然事件、媒体曝光才能得到修正，我们又何以能够阻止这些社会群体选择其他意识形态话语。

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蓝图，当前语境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已经证明只有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市场化的道路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在此过程当中，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必然会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部分逐渐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如果没有能进入到制度设计的话语体系中，就会选择其他能表达自身利益的社会意识形式，例如宗教乃至邪教、封建迷信、极端民族主义、恐怖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话语。这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是件好事。我们的规章制度总是落后于社会生活，只有构建有效的沟通机制，在主流意识形态与多元化的价值观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的对话与制衡的关系，才有助于迅速发现问题，克服市场本身的消极性，修改不合适宜的规定，增补新内容，完善原有的制度，才能保障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的利益。［9］

如何避免现代文明的悖论，避免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崇高的解构、以及现代犬儒主义的意识形态大行其道，不在于像“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那样，否定“生产力”、“科学技术”、“理性”、“进步”、“现代性”，而最终陷入到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泥潭中，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地位，我们应该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分析问题。当代中国，各种社会意识的出现有其滋生的社会土壤，因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存在”。［10］主流意识形态要内化成为人们心中的理想、信念和情感，不能只依靠宣传、灌输，还需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发展。要让人民真正体会到我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社会，而且也是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其次，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创新管理体制，调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从观念上层建筑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序8.

［2］［法］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47.

［3］陈昕.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4.

［4］迟福林.消费主导：中国转型大战略［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7.

［5］［英］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M］.田晓菲，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序.

［6］［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7］周长明.中国城市弱势群体思想意识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4.

［8］聂立清.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07.

［9］管锦绣.经济理性的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视角［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812—815.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5.

The Warnings of Ideological Criticism of Marxism Abroad to Contemporary China

SHEN Chao－hua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Dali University，Dali 671003，China）

Although western Marxism ideological criticism is against the western countries，the criticism also has warnings to contemporary China.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eign Marxism theory to judge China′s mainstream ideology，we will find that our ideology is facing a series of challenges，such as deconstruction of lofty，ideal and belief by consumerism ideology，tendency of“deideologization”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modern popular cynicism ideologies and other hidden problems.Problems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should be inspected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to arouse people′s attention，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to consolidate Marxism′s status as a state ideology.

Marxism abroad；globalization；ideology；socialism

D07

A

2095—042X（2014）01－0025－04

10.3969／j.issn.2095—042X.2014.01.006

（责任编辑：刘志新）（责任编辑：刘志新）

2013－11－30

沈朝华（1975—），女，云南广南人，壮族，博士，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