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东南仡佬族文化习俗及其现代遗存研究

白俊奎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

重庆市东南地区酉水和乌江流域仡佬族文化及遗迹至今仍有广泛留存，它们与土家族、苗族和汉族文化水乳交融，但至今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目前酉阳被定为仡佬族的人只是极少数，相关文献对酉阳民族成份的记载也没有仡佬族。①这与酉阳乃至渝东南民族构成与民族文化的实际情况不符，对当今渝东南地区民族成份的识别和认定、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民俗旅游文化的开发都很不利，有必要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

一、渝东南悬棺文化的遗存

悬棺葬是古代仡佬族特有的葬俗，至今渝东南乌江、酉水和长江流域保存较多。酉水在渝东南流经酉阳和秀山两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以酉阳后溪古镇(2011年改为酉水河镇)为例，红岩排三门滩悬棺，俗称癞子坟，讹传为麻风病人或筲箕肚病人死后埋葬处，实际上是“徕子坟”，与仡佬族徕人风俗相同。仡佬族徕人盛行悬棺、洞葬、石棺葬，徕人在明清时期迁移到贵州(遵义、安顺、毕节等地)、云南、广西(隆林、西林)等地，至今犹存，与重庆酉阳后溪古代徕人同出一源，同为一族。渝东南酉水流域秀山石堤古镇“悬棺崖葬不止一处，仅在以石堤街为中心的酉水、梅江长约20千米的沿河两岸，就已发现16处37个遗址。这些遗址大多在离河面20米至50米高的悬崖峭壁上，称为悬棺崖葬。已发现遗址中的棺木大部已毁损，仅存遗址。”[1]古代文献对秀山悬棺有记载：“藏书洞在县石堤河西岸，峭壁千仞中庋红木柜一，虽历久其色不变，乾隆三十二年巡检郭良相悬布缒人而上，启柜见蝌蚪篆文数部，方检视，忽见雷电大作，疾下乃止。按：川省江边人迹不到之处，往往有石凿方穴，或庋物于上，如黔江、彭水均有柜子岩，亦此之类。或疑本洪水时，地去石甚近，居民凿以安身，死亦遂置棺洞中，《孟子》所谓营窟者也。迨水势益落，距地日益远，故攀附不及川江木柜。职此之由，斯说似得其实，蝌蚪文云云，殆流传之误也。”对黔江悬棺也有记载：“官渡河下流有峡，峡间水次有仙人跌石上，成手足股膝形，峡上有碓磨及木柜，皆人迹不到之处。尤奇者，峰最高处有棕一株，年年有人割剥，不知其径所由来，而树颠碧叶团栾，至今如故。”[2]在渝东南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龙河流域有数量庞大的悬棺葬，“据考古人员介绍，龙河上游、中游两岸的悬崖峭壁上，散布着密集成群的崖棺葬。初步统计有1000余处，2000余穴。由于数量多，规模大，龙河崖棺葬群被誉为‘崖棺博物馆’。这些崖棺墓穴，当地人称之为‘仙人洞’，民间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据说这些石穴是古人去世后修炼成仙的地方，称为‘仙人洞’。”②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和清《黔江县志》对黔江崖棺墓葬都有详细记载，邑拔贡陈炳晖《柜子岩记》辑入旧《县志》：“邑中胜景，一曰木柜悬岩，官渡河，栅山皆有之。多在深潭峭壁，人迹罕到。”《旧志》称：“考县东正阳乡之官渡河，县南正谊乡泉门口均有木柜遗迹。”“除上述三处外，笔者近年考察，又发现境内有五处崖棺墓葬：一是阿蓬江干流神龟峡；二是新滩；三是阿蓬江支流段溪河下游的大锣弯和磨担塘；四是段溪河上游，南海镇桥梁村二组位于二仙岩下的小朝门；五是栅山河下游的磨子塘。上述八处崖棺遗迹都集中在黔江的母亲河阿蓬江流域。其中官渡峡、神龟峡、泉门口三处崖棺多达二十余穴。……神龟峡是阿蓬江下游从黔江两河口至酉阳大河口的原始大峡谷，长38.7公里，山高谷深，绝壁对峙，壁立如门，岭谷高差在500至1000米间，是古人选择崖棺墓葬的极佳境地。然自古以来不通舟楫，人迹罕至，故古籍均无记载，口头未见流传。直到1998年大河口水电站竣工形成近40公里库区，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才开始通航行船，……从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巉崖绝壁上……至今已发现崖棺洞5穴，这一带崖棺与众不同：位置一般都在离水面50米以上，洞大而深，没有砖砌平台；未看见露在外面的棺木；在洞口处撂置一根或数根树干形成“一字”、“丁”字或“人”字形标志，神秘飘渺，深不可测。当地人称为‘神仙洞’、‘仙人洞’或‘野人洞’。这是一批比中游官渡峡年代更早，更为原始的崖棺墓葬。”[3]《柜子岩记》中说：“惟泉门口(今濯水镇蒲花村)五柜，采硝者曾探得实迹。”悬岩上有两个岩矸：岩矸内置放三个木柜，那是硝洞。另一岩矸放两柜，特别高悬而不能到。硝洞中每柜有两隔，隔成三个箱子。箱长三尺高一尺五寸。里面存放数段白骨，头、手、足俱全。骨节很大，合计可高二寻。其间陪葬物是字据，经检验为借款(物)凭据，上面都写着“雷”字。这种葬制与彭水郁江崖棺相似，《彭水风物》： 1964年县有关部门会同重庆市博物馆考古人员一起考察，取棺材一具，棺为柜形，内分三格，装有人头骨三个，随葬物有银手镯、铁锅残片、陶碟等。《太平寰宇记》：“有獽蜒人遭丧乃以竿悬布置门庭，殡于别所，至其体骸燥，以木函置于山穴中。”这种棺分木格“小函”的二次葬制为宋代僚人遗存。《柜子岩记》：这些柜子远看象髹红，实白木，榫卯扣制，如今之砖架。按五柜计算，约三十人骨。这三十人魁伟高大，想必是防风长狄类的巨人，被当世敬畏，死且有灵，生前高贵风光，崖葬墓主人绝非等闲之辈。酉阳酉酬镇沙田的硝洞、酉阳大溪镇笔山坝月亮湾距今六千五百年至六千八百年的古代人遗址就是这种情况。古代文献记载彭水县也有悬棺葬：“万年仓，《旧通志》：彭水县麻油滩上悬崖壁立，人攀援不能到，其岩窦之处嵌空，各有木柜藏置其中，莫省从来，今改名万年仓。”[4]“柜子岩，《陶志》县东十里，两崖危削，上有三庋，庋置木柜各一，人不能到，莫知所自，明季千总某以炮损其一角，内有白翎毛飞出，乃止。案：柳春浦《聊斋续编》云：郁山镇，四川彭水县所属，一河由东南入县，险恶异常，离县三十里，有地名柜子岩，石壁瘦削，高耸数百丈，横亘里许，河径石壁下，水势凶恶，乱石森立，稍不戒，舟即破，乾隆六十年，予舟经此，舟子指示曰：此仙人柜也。仰视石壁上有木柜五，每二柜为一队，每队相去数丈，下临河约二三十丈，低者一二十丈，木柜长约三尺许，高二尺，置于石壁稍凹处，柜脚下用小石砌垫，风霜雨露，一无所蔽，木色灿然若新，榫缝皆历历可睹，舟子云：昔属六柜，有参将某用大炮轰碎其一，谛视置柜处，砌石犹存，同队之柜，横旁榫头折损痕宛然，闻轰碎时，惟见鹅毛，纷落满河，别无所有，其某参将之船去此不远，即遇石碎裂舟，人俱没。董孝廉国绅诗中自注云：炮损其柜，鹅毛纷飞河中，武弁惧，将舣舟就陆，岸上有衣红袍巨人，沿岸指点，因复泛舟，遂致覆溺。土人相传此柜为鲁班所置，又云武侯所置，皆不经之谈。第河水飞急，石壁如削，下万万无可上理，若由上而下，又壁立千仞，猿鸟路绝，实非人力所施，且日晒雨淋，胡以终不能朽，果有神灵呵护耶？然则柜内所置何物？其置于绝壁又何意也？《通志》亦云：彭水县麻油滩悬崖壁立，人攀援不能到，其岩窦之处嵌空，各有木柜藏其中，莫考从来，今改名万年仓。”[5]上个世纪修建公路，在乌江沿岸屡次发现悬棺，棺材里边有绣花鞋，可见悬棺葬或崖壁岩洞葬的对象不分性别，男女皆可，也不分阶层，是当时濮僚遗裔当中普遍存在的丧葬习俗。

二、土司洞葬习俗及其同类岩洞墓葬在渝东南的遗存

酉阳自宋至清乾隆初年一直是土司制度统治的地区，白姓在明朝洪武三年(1370)从湖广省辰州府沅陵县杉木桅杆堡迁移到湖广西增境外的酉水流域，经过斗争，冉土司统治酉西，白总管统治酉东，早期冉白二土司以麻旺银岭为界，后期以江溪和水田之间的分水岭为界，各自为政，互不干涉，白姓始祖白象被大小两江之民拥戴为独立长官，实则是酉东土司。明朝崇祯二年后，白总管是土司制度下的土官，白姓第一任土司白象拥戴明朝皇帝朱元璋，这从他把独子白永庇所取的号“佐明”以及土司旧衙门向日葵状的鹅卵石图腾即可看出，白姓第一任土司白象与夫人杨氏去世后，葬于上寨天井坝杨鬼塘山洞里，这就是著名的铁锁坟，在清代文献中有记载：“铁锁墓，在州东一百六十里后溪场东南半里羊鬼坛山麓，白姓之祖茔也，墓制高大，甃以石墓门丰，碑无文字，中有小穿，穿中出大铁链，链之端扣以巨铁锁，其旁居人皆白姓，自云宣慰冉海门公白夫人之族，此墓葬后，日三次有笙箫干戈声，夫人谓其子孙必有作乱者，以术制之，并其棺亦加锁链，从此墓中始无声，而其子孙亦无过人才智者。此事未知信否？然坟上铁锁犹在，要亦非无因也。”[6]这是典型的岩洞葬，是唐宋以来因山为陵的仿照与后续。土司白象建立的上寨总管花园有怪石嶙峋的假山，白象的迁移来源地江西省吉安府吉水县自生桥白家村高阶沿，他在总管花园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修建自生桥，象征故乡自生桥，这是对家乡的怀念、对故园的感恩在新居地的再现。这些以岩石为对象和材料的土司文化遗迹至今还保存在古镇后溪酉水河边，与古代仡佬族人置父老遗骸于悬崖绝壁或山洞不让毁弃，有惊人的相似，是古代仡佬族岩石文化崇拜、岩洞文化崇拜的遗存和演化。另外，至今在酉阳铜西桃坡、酉阳苍岭大石等地还保存着很多古代苗洞(仙人洞)遗址，是仡佬族文化的遗存。

三、梭棺、石棺和生基墓葬遗迹

梭棺坟墓葬也是古代濮僚民族葬俗的遗存，曾经广布渝东南，至今还有不少遗存，如酉阳后溪镇水田坝、后溪镇白果村柑子园挨山、祖坟偏坎、大小茶林堡等地在历史上曾经有很多梭棺坟，这种墓葬的形制独特，墓穴在坎、埂、坡地等处，上下前后左右都用石板圈围而成，置棺于墓穴底部石板上，棺与底部石板之间置黄豆或鹅卵石，易于滚动，人在外用力向墓穴内推动，棺材在鹅卵石或黄豆之间滚动入墓穴内，然后在墓穴门坎用石板堵住，形成封闭式墓穴，有的墓门有碑，有的无碑。

石棺和生基坟遍布渝东南、湘西北、鄂西南、黔东北，泸溪县沅江两岸至今还有很多悬棺、生基坟遗存，有些被认为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征剿五溪蛮时用来避暑的，后来演变成墓葬形制。解放前乃至近年来很多经济条件殷实的家庭多建生基坟，墓穴前后左右和下部都用巨型石板砌墙形成完整无缺的亡人棺椁区，墓穴顶部用泥土杂石堆砌而成，棺材质地是上好的楠木或杉木等贵重木材，防腐防潮。生基坟多为方形或梯形，也有圆形的生基坟。挨山白邦英、原配冉氏，并葬挨山生基园圃，白国华与夫人合厝后山，他们的坟墓都是方形或圆形的生基坟，方形生基坟是石板圈围而成，圆形生基坟是巨大青石条圈围而成。

石棺葬也是渝东南有代表性的墓葬形式，如明朝后期援辽抗后金的酉阳后溪白氏土著将领白再彩，去世后葬于酉阳后溪酉水河畔拔提岩，2009年秀山修建石堤水电站，白再彩的后裔搬迁白再彩的坟墓，挖出石板墓穴，上下前后左右都是用完整的石板砌成，由此上溯到明朝初年的白象与夫人杨氏并葬后溪上寨天井坝杨桂塘山洞内，以洞穴为墓穴，是典型的岩洞墓葬，山洞岩石代替了人工石板或条石，也与唐宋以来因山为陵的葬式相通。诸如此类的条石墓或石板坟墓很多，在渝东南到处都有遗存分布，是古代濮僚民族葬俗的遗存。

重庆市彭水县最近发现地下石墓，经重庆市考古所专家现场查勘，鉴定为汉代六朝石墓，初步认定是迄今为止重庆市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汉代石墓，具有极高的文物研究价值。根据石墓型制特点，专家推断，此处极有可能存在一个石墓群，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7]

四、螺蛳揭顶墓葬与相关习俗

“螺蛳揭顶”这类墓葬与习俗是古代濮僚仡佬民族文化的遗存与演变，所谓“螺蛳揭顶”墓葬，即：整个坟茔恰似螺蛳壳状，一圈圈的墓石是用条石包围而成，上小下大，由上而下逐渐递增，由下至上逐渐递减，上有顶，似螺蛳的顶锥，旁有出口，似螺蛳的顶部，尾部有洞，似螺蛳的出口与嘴巴。这是古代越族海洋文化、湖泊文化、贝丘文化的遗存，也是古代濮人石棺葬习俗的遗存，是大石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古代僚人悬棺葬的现代演化。古代濮人、僚人和越人不断地向四面八方进行迁移，居无定所，食无定食，恰似螺蛳一样到处奔波爬行，形成一部四处奔波与迁移的悲欢离合民族史。仡佬族主要就是由古代濮人、僚人、越人逐渐融合而形成的，所以螺蛳揭顶这种墓葬样式与习俗是古代濮人、僚人和越人丧葬样式的现代遗留与演化。螺蛳揭顶这种墓葬样式与习俗主要盛行于富裕人家，实行对象就要是那些德才兼备、德高望重、经济富裕、品德高尚、影响力强、势力范围宽广、聪明能干、心胸与视野开阔、社会关系优越的人，六朝谢端与白水素女的传说表明：只有勤劳善良的人才能享受螺蛳的恩惠与佑护。另外，在风水的寻找和选择上特别讲究，往往有特异现象出现，如渝东南酉水与乌江流域都有这样的民间传说：去世的人静静地躺在棺材里，棺材厚重，八人壮汉使劲抬棺材入葬，死者亲属前呼后拥伤心哭泣，突然之间抬丧粗绳断裂，死者和棺材出人意料落在地上，迷信观点认为棺材掉落之处即是死者最好的安葬地，于是就在棺材掉落处挖掘泥土成深坑，八抬大棺就地落坑安葬，这种灵异之地须是有福之人才能享受，无福之人不能随意埋葬在此地，必须通过特殊的巫术与仪式才能落地生根，这样才能安息死者，佑启后人。于是螺蛳这样富于灵性的动物便成为坟墓形制的依据，揭顶，意味着上可通天之灵性，死者坟墓有螺蛳状的出口，意味着下可通地之灵性。

五、竹王(竹兵竹马)崇拜、神树(流血神树或流血紫荆藤)崇拜

渝东南大小土司之间一直存在着竞争与斗争，历代文献屡有记载，此不赘述。而民间传说却是活灵活现，渝东南乌江和酉水流域有竹王崇拜、神树崇拜的遗迹，如酉阳后溪民间传说之一：后溪镇上寨天井坝杨桂塘中三梧山对面慈竹林内有老祠堂白氏江西入川始祖白象与夫人杨氏的坟墓，俗称白总管坟，白总管与夫人下葬入山洞墓穴后，竹林内的竹子都藏有雄兵勇将，每个竹子节内里都有兵将在孕育之中，但每个竹节中的兵娃娃都尚未成型就被砍下，以致兵将尚未最终炼成，风水龙脉被冉土司破坏，白家势力从此衰退，白家的势力范围从此削减，不然的话，一旦竹子节里的雄兵强将炼成，将把劲弩射向阴险狡诈的皇帝，破坏皇帝宝座，摧毁皇帝权势。与仡佬族自称“仡佬”，含义是竹子，是崇拜竹子的种族或家族，天生有高贵的血统，竹子就是他们的祖先，是生命和血脉的来源。另外，我们可以从《中华竹枝词》中的合川竹枝词看到其中就包含有竹王崇拜、铜鼓文化与风俗习惯，这就是仡佬族文化保留在重庆周边的一个证据。巴渝“竹枝词”在长江三峡地区产生后，并非巴人所独有、独创，而是古代仡佬族文化的遗留，古代巴人继承了古代仡佬族的文化习俗，可以称为“仡佬族竹枝词”，这符合民族文化产生的实际，真正找到了民族文化的渊源了。民间传说之二：白总管的紫荆藤枝繁叶茂，粗大宽广，遮天蔽日，遮挡着一切来自域外的不良风尘，但冉土司某一日用刀砍断紫荆藤，使其血水流了一个多月，染红了滔滔的酉水河，此后，白姓再无栋梁之材，冉土司占据绝对优势，这是冉土司以巫术手段惩罚酉东白总管的计策，但这至少告诉我们这样的信息：紫荆藤与树木、竹子都是家族或民族精神的象征，不可随意损毁，必须严格控制外来巫术力量的破坏，而以正面的巫术手段，维护整个家族或民族的生机与活力。

六、“歌乐山”、“歌罗山”与“仡佬山”

重庆市沙坪坝区有“歌乐山”，乌江流域有“歌罗山”，后者在清代文献中有记载：“歌罗山，《通志》：在县西北四十九里。案，黔邑有大小歌罗山，古歌罗蛮聚处地也，此山当亦蛮人所居，故名。”[8]地名是民族文化的体现，四川盆地是濮僚聚居地，后来濮僚人虽然在形式上不存在了，但濮僚文化随着濮僚人的迁移而部分迁移出去，随着一部分濮僚人与外来移民的融合同化，古代濮僚文化也融合和同化了。总之，歌乐山、歌罗山应当是中国古代仡佬文化的遗存。“哥乐、歌乐、歌罗”并非真正的唱歌、跳舞，并非汉语，而是“仡佬”读音保存至今的例证，是少数民族地名文化在后续区域民族文化中的保存。这并非空话，而有文化考古成果的支撑：重庆璧山县绿岛新区一建筑工地上挖出了两座石墓，分属宋代和明代。宋代石墓为合葬墓，有两个墓室，或为夫妻墓。可以初步推测出的是，墓主不会是大富大贵之人。陈东说，宋代的石墓内壁有一些花花草草的图案，宋代的平民阶层或者稍微有点钱的人会在墓室内画上这样的图案。这两座石墓对研究璧山和重庆地区古代墓葬形制演变和葬俗提供了实物资料。[9]重庆市北碚区也发掘出古代石墓：北碚区澄江镇运河旁山水香庭小区后方某建筑工地施工时发现两座合葬古墓。考古人员初步判断古墓是距今七八百年前宋元时期墓葬。两座相邻的墓都装饰有石门，石门的高度与如今家庭普通门高相当但更宽一些。目前已从墓室中发掘出一些陶片和瓷片，还有两件残破的陶器，但没有墓主的棺椁。两座连体墓可能为夫妻合葬墓，墓主的身份还有待考证。从墓室的雕刻来看，墓主家境优越。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在北碚区还发现了宋元时期精美雕刻墓葬莲花堡墓群，经抢救性发掘4座墓葬，出土碗、瓶、盏、灯等陶瓷随葬品40多件(套)。墓葬均为石室墓，形制一致。尤其1号墓保存完好，墓门以两立石封门。考古专家指出，从墓葬结构特征和出土随葬品看，该墓群时代为宋元时期。墓室内雕刻内容丰富、雕工精致，有很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10]这类大石文化与西蜀古代岷山蚕丛氏石室惊人相似，当是古代濮僚文化在不同地方的保存与演化。

笔者2014年1月至2月在重庆市北碚区水土镇河溪村、屋基村等地作田野调查发现：重庆市北碚区水土镇与渝北区龙兴镇等地都有生基坟、梭棺坟、岩墓、石棺等葬俗，与渝东南少数民族古苗洞(仙人洞)惊人地相似，这些地方是古代濮僚人聚居地，这些葬俗应该是古代濮僚民族风俗习惯的遗存，至少可以这么说：古代濮僚民族与后来移民彼此之间互相吸收对方的文化习俗，彼此渗透，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七、语言文化习俗

渝东南汉语方言因为受到包括仡佬族语言在内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而有自己的特点，与务川和道真汉语方言近似。tai55“呔”(糟糕)、xa55xa5522“哈哈儿”(一会儿)、e53si35“耳咝”(耳光)、kai53“郂”(个)、thui35iuo24“退脚”(下面)、xo24xai24“鸿嗨”(总是，表示固执己见、顽固不化)、tiao53“调”(理睬)、man55“邙”(吃饭)、ka53ka24“嘎嘎”(肉)、hai53“嗨”(能吃，饭量大)、hi24“嘁”(吃)、kuai53“拐”(完蛋，糟糕)、mia53“乜”(轻蔑地看)、lia35“俩”(掉落)、khun24“昆”(整个，完整的一个，多指食物)、iao55“焦”(遍及，尽，完)、in53“紧”(总是，老是，还是，慢慢腾腾)、kao24“告”(尝试，试验)、sao53pao53“扫宝”(很多，太多)、lu53si24“搂十”(使劲，用力)[11]……iao55si24“焦湿”(湿透)、sao24pao55“苕包”(愚蠢，呆滞，呆板，笨拙)、lia24“俩”(舔)、ia35si24“驾四”(开始，着手，着眼)、ka55ka33“嘎嘎”(外公)、……与务川仡佬族自治县汉语方言一样，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汉语方言吸收外来语的新词汇，另一方面又将这些新词汇读音“本民族化”，鼻音重、自成音节都是仡佬语的特点。这些独特的发音方式使务川、道真和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汉语方言带上独特的读音。仡佬族地区以及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顽固地保存着古代汉语和古代仡佬语的发音方式与特质，这样的词汇发音方式与特点在农村特别是在边远地区农村广泛而大量地存在着，有极强的生命力，将会长期存在，与历史上“汉僚杂居”、“蛮夷之地”、“土语”等相对应，体现了少数民族地区语言的历史、现状、特点与趋势。

此外，渝东南与贵州、广西、云南等省区仡佬族的婚嫁习俗(哭嫁歌)、服饰习俗(狗儿帽子)、饮食习俗(不吃狗肉、喜食酸菜等腌制食品、逢年过节喜食糯米粑)、祭祀(牛王节或牛王菩萨)……都大同小异，表明渝东南、贵州、云南、广西等地仡佬族的文化自上而下、从古到今都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武断地割裂与分开。

长江三峡、大宁河所谓的巴人悬棺并非古代巴人悬棺，这从唐代文学家张鷟著《朝野佥载》的记载即可明白：“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阁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踏歌，亲属饮宴舞戏月余。尽产为棺，于临江高山半肋，凿龛以葬之。自山悬索下柩，弥高者以为至孝，即终身不复祭祀。”古代巴人——现代土家族和一部分其它民族(如汉族、侗族、水族等)有崇虎习俗，以人祭鬼神，而张鷟著《朝野佥载》没有记载以人祀鬼神的习俗，故而可知行悬棺葬习俗的族类并非古代巴人，而是古代仡佬族。至今长江、乌江、酉水、阿蓬江等流域的悬棺葬习俗是古代濮僚民族——现代仡佬等民族的先民保留下来的珍贵遗迹，四川省宜宾市珙县悬棺古代仡佬族悬棺葬习俗遗存，是学术研究需要加以重视的古代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文化现象。简单而粗糙的木材标记、工具等表明：悬棺葬这类丧葬习俗源远流长，承前启后，是人类文化史上独特的现象。

因此，上述这些从古代保存至今的仡佬族文化现象显示，目前对于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调查与研究尚未达到应有的范围与水平，对相关民族文化与民俗的调查研究与开发保护，仍需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进行研究，以便从各个方面将仡佬族文化因素添置到渝东南民族文化的开发与保护上。

注释：

①重庆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的《酉阳县志》第97页载，根据清咸丰八年(1858)资料记载，全县人口327716人，1981年4月15日至今12月31日全县民族成分人口普查，1982年在民族成分普查结束的基础上开展了人口普查，普查结果全县总人口611487人，其中汉族人口245456人，占40.14%，土家族人口289990人，占47.42%，苗族75932人，占12.42%，回族人口39人，藏族人口4人，维吾尔族人口1人，彝族人口28人，壮族人口6人，布依族人口4人，满族人口8人，侗族人口4人，傣族人口3人，黎族人口1人，傈僳族人口1人，高山族人口1人，羌族人口1人，门巴族人口6人，外国人加入中国籍人口2人，全县人口由17个民族组成。可见，没有一人是仡佬族。

②据2013年5月26日《重庆晨报数字报》第9版《龙河悬棺之谜》一文：“石柱山黄岩崖棺群有崖棺2000余穴，墓主、族群、如何放置、高悬目的皆成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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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酉阳直隶州总志(卷三)[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59.60.

[3]黄宗福.揭秘黔江千古崖棺[EB/OL].腾讯大渝网，2011-07-18.

[4][6]酉阳直隶州总志(卷末)[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603.602.

[5][8]酉阳直隶州总志(卷二)[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43-44.43.

[7]张琴.重庆发现最大规模的汉代石墓[EB/OL].新华网，2012-09-27.

[9]黄军.重庆璧山发现宋明时期石墓 墓室内壁有花草图案[EB/OL].华龙网，2013-07-17.

[10]王杨，雍春惠.北碚澄江发现古墓 初步判断是宋元时期墓葬[N].重庆商报，2013-04-16.

[11]仡佬族百年实录(上册)[M].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737-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