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教规范与性别重塑
——读《汉代女性礼教研究》

姚圣良

【书评】

礼教规范与性别重塑
——读《汉代女性礼教研究》

姚圣良

对于古代女性，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女性史、婚姻史著作甚多，亦不乏煌煌巨著。对于古代礼制、礼学等，学者们亦进行了不少研究，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者有之，而专门研究女性礼教者则少有。多年来，吴从祥博士勤耕于这片“学术荒原”，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多篇，其博士论文《汉代女性礼教研究》经过多年冷处理，再经认真修改后2013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实乃其人生幸事，或许也是学术界一件幸事。细读此书之后，感触颇多，现略陈一二，以与大才高贤相疑析。

一、选题新颖，界定规范

众所周知，就科学研究而言，好的选题便成功的一半。对于汉代文化，学者们已有大量的研究，欲觅一新选题谈何容易。吴从祥博士选取了学者们较少关注的女性礼教作为研究对象，选题新颖独特且很有学术价值和意义。女人是如何形成的呢？女权主义者将性别分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并认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1］虽然生理差异对男女的社会发展有不少影响，但这些并不是根本的、决定的因素，在一些原始部落中，女性的强悍、野蛮不亚于男性便是明例。那么男权社会是如何将女性塑造成女人的呢？学者认为：“父权意识形态借由区别男女之间天生的差异，把生物的男性与女性等同于社会建构的阳性特质与阴性特质，再经由尊崇阳性特质、贬抑阴性特质而建构化了男尊女卑的社会运作模式。”［2］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体现权力意志的礼教支配着社会的运作，以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等规范着人们的言行举止。礼教源于先秦周、孔，成熟于汉代。在汉代，儒学成为官方政治哲学，礼教成为规范世人言行的纲常。虽然当时礼教对世人的影响力还较为有限，但随着时光流过魏晋，流过隋唐，最终在宋明理学中得到了很好的回应，并进一步壮大、强化。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封建礼教当始于汉代。就女性礼教而言，汉代是女性礼教发展的一个小高潮，不仅内容丰富、体系完整，而且影响至深至远。从思想方面来看，后世女性礼教思想（特别是宋明理学）大多源自于汉代女性礼教，不过将汉代人思想进一步推向了极端罢了；从著述形式来看，汉代刘向《列女传》和班昭《女诫》奠定了女教著作的基本模式，后世女教著作在内容、写作模式等方面无不深受其影响。因此，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女人是如何“被塑造成的”，当从汉代女性礼教入手。吴从祥博士的《汉代女性礼教研究》一书以汉代女性礼教为研究对象，力求对亘延两千余年（至今其影响依然未尽）的女性礼教进行重现与剖析，辨其是非，扬优弃劣，以期有益于解决现世中的“女性问题”。因此，不管是从治学还是治世的角度而言，此书的研究都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

对于有争议、异议的术语的界定，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与前提。欲言“女性礼教”，当先言“礼教”。何为“礼教”，学者们意见不一。①参见李彤《礼教形成中的汉代妇女生活》，浙江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作者采纳广为接受的说法，所谓礼教，以礼教化也。礼教源于先秦周、孔，成于汉代董仲舒等人之手。汉代礼教体系庞大、内容驳杂，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不少是专门针对女性而言的，如“三从之义”、“四德之行”、“七出之说”等。对于这部分礼教，学者已经作了一些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看法。

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女性文学还是妇女文学？女性、女人还是妇女？对于这些称谓，学者们或等而视之，或别而用之。在早期，人们多以女权主义来称呼各种倡导女性权利、提升女性地位的社会思潮，而当下人们更倾向于用“女性主义”这一颇为中性化的称谓。早期人们多将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称为妇女文学，如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等，而当下人们颇多以“女性文学”来代之。对于规范女性的礼教又该如何称呼呢？杜芳琴的《女性观念的衍变》一书多次使用“妇女礼教”一词，认为“作为妇女礼教，本应该包括妇女的道德教化与培养，以及日常行为准则条规两方面的内容”，［3］并且着重从礼规方面对妇女礼教从“别”到“禁”，再由“禁”而“惩”的演变过程作了简单概说。后有学者提出“女教”一说，“以‘三纲’总绳，制定出一整套伦理、道德、礼仪的标准和具体内容，用以规范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则可称之为礼教。其中专门针对妇女的部分，则可称之为女教”。［4］不久，有学者修正此说，认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正统女教”只是狭义女教，广义女教则应包括“国家、社会、家庭、社会舆论等对女性规范的方方面面”。［5］这些学者称法不一，但内涵大体相同。在日常言语中，“妇女”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等于女性，而狭义则专指已婚女性。正是为了避免此类误解，当下学者倾向于以“女性文学”来取代“妇女文学”。基于此，本书作者并没有沿用“妇女礼教”这一说法。至于“女教”，多用作“女子教育”或“女性教育”之省称。为了避免误读，本书作者亦弃此名不用。基于便于区分和免于歧义等原因，作者率先提出“女性礼教”这一称呼。相较于“女人”、“妇女”等称呼，“女性”一词更具中性色彩，作者以此来命名，显然是比较合乎情理的，是值得肯定的。笔者相信这一称呼将会逐渐为学术界所认同和接受。作者还对“女性礼教”作了较为清晰的界定，女性礼教指“礼教中专门规范女性思想行为的教条和规则等”。［6］8不仅如此，作者在《绪论》中还对礼教和儒家教化等概念作了辨析。对于颇有争议的或少见的术语的界定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本书作者在《绪论》中对于“女性礼教”、“礼教”等术语的认真界定，不仅方便读者阅读，也显示了良好的学术规范，颇值得肯定与借鉴。

二、体系完整，主体突出

好的选题，需辅以科学的研究，方可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本书以汉代女性礼教为中心作了多层面、多方位的深入研究，这在全书的谋篇布局、章节设置和具体论述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为了更好地理解汉代女性礼教，作者在第一章首先对汉代女性礼教的源头——先秦女性礼教作了简要梳理。在远古时代，礼“实际即是一种未成文的习惯法”。［7］周公制作礼乐，将“原始礼”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学散子兴。礼，在孔孟儒家典籍中保存得最多，亦有少许散见于墨、法等学派的学说之中。正因如此，先秦女性礼教思想往往比较复杂、零散，多不成体系。在第一章《先秦女性礼教概说》中，作者从社会地位、职业分工、行为规范和性别信仰等四个方面，对先秦女性礼教主导思想的发展衍变作了纲要式的梳理。基于性别之异的男女之别逐渐演变成尊卑之别，进而演化为三从之义。基于性别之异的男女分工逐渐发展成为男外女内，进而演化为“女无外事”。从礼正夫妇，发展为对女性的单方禁锢，强调妇顺，严于妇教。人们一方面以礼教规范女性，另一方面又极其仇视“非礼”的女性，因而美女破国逐渐扩展为美色祸水。这些不仅对先秦女性礼教主体思想流变作了准确精炼的概说，也为展开汉代女性礼教论说树立了便利的参照坐标。

在溯源之后，作者用了5章16节近20万字的篇幅对汉代女性礼教作了全面、系统而深入的论说。第二章《汉代女性礼教发展历程》将汉代女性礼教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西汉前期渐兴时期、西汉后期积极倡导时期、东汉前期法规化时期和东汉中后期自觉化时期，并对各个时期的女性礼教思想作了概说（详论则置于第三章）。作者对汉代女性礼教发展四个阶段的概括非基于历史时代，而基于女性礼教发展之实情，《春秋繁露》、《列女传》、《白虎通》、《女诫》等便是明显的标志。第三章《汉代女性礼教思想》对《毛诗序》、《春秋繁露》、《列女传》、《白虎通》和《女诫》等著作中的女性礼教思想作了详细而深入的论述。正如本书《绪论》所言，礼教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礼教研究不仅包括理论层面，还应包括实践层面。女性礼教研究亦当如此。为此，接下来两章，作者从社会传播与社会影响两个方面对女性礼教的实践性作了论述。第四章《汉代女性礼教的传播》作者对汉代女性礼教传播途径，如法规制度与奖罚举措，儒经教化，女教著述，图画、画像与碑等作了论述。在最后一节，作者对汉代女性礼教传播的特征作了论说。第五章《汉代女性礼教的影响及其局限》对汉代女性礼教的社会影响及其局限性作了详细的考察，并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第六章《汉末女性礼教衰微与女性题材文学新变》则从文学题材、手法创作和文学形象等三个方面就汉代女性礼教盛衰对汉魏文学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对汉代女性礼教的文学影响的研究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人们对汉代女性礼教的认知与理解。

在《结语》中，作者从思想内容和著作形式两个方面简要概括了汉代女性礼教对后世女性礼教的影响。附录三中《两汉孝女／孝妇一览表》、《两汉节妇／烈女一览表》和《两汉女性礼教大事记》以丰富的文献材料印证前文论述，生动地展示了汉代女性礼教原貌。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者在谋篇布局和体系构建方面颇为用心。从宏观上看，本书将汉代女性礼教渊源、主体与后世影响三者研究合为一体，在论述时却详于主体而略于渊源及后世影响，从而使得全书脉络清晰而又主体突出。从知识层面来看，作者将理论知识与实践影响相结合，使得表（实践）里（理论）共呈，相辅相彰，很好地展示了汉代女性礼教的“原貌”。从微观上看，本书各章内容亦自成体系，谨严完整。如第二章对汉代女性礼教四个阶段的论述，第三章对《毛诗序》、《春秋繁露》、《列女传》、《白虎通》、《女诫》等著作中女性礼教思想的论述，以及第四章对汉代女性礼教传播途径以及传播特征的论述等，皆体系完整，层次分明。

三、资料丰富，内容充实

《汉代女性礼教研究》一书部头不大，仅300余页，但细读之后，颇给人厚重之感。本书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资料丰富、内容充实。书后附录的参考文献百余条，其中不仅包括大量的港台学者如刘增贵、许东海、郑毓瑜、林素娟、刘咏聪等人的著作，还网罗了不少欧美学者如孙康宜、冈村繁、萧虹等人的著作。从正文和注释来看，作者不仅参考了大量的传统纸质文献，还运用了大量的考古文献。如在论述秦汉时“子从母”现象产生的原因时便引用了《睡虎地秦墓竹简》和《张家山汉墓竹简》中3条严惩不孝的法律条文。［6］179在论述悍妻及对悍妻惩治时，亦引用了不少《睡虎地秦墓竹简》和《张家山汉墓竹简》中的资料。［6］181在论述汉代女性生产劳作时，引用了《山东汉画像石选集》、《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以及《考古》、《考古学报》和《中原考古》等中的考古资料。［6］185－186在论述《列女传》传播时运用了尹湾汉简、敦煌汉简以及武梁祠画像石、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汉代碑刻等资料。［6］143－150

不仅如此，作者还将丰富的资料凝聚为可信的量化数据和形象化的表格。对于汉代孝女、节妇、烈女，《古今图书集成》中有不少记载，董家遵先生以此为基础进行了统计。①参见董家遵先生《历代节妇烈女的统计》一文，《现代史学》1937年第2期。《汉代女性礼教研究》一书第169－170页转述了其统计结果。因《古今图书集成》记载遗漏颇多，所以其统计数据偏差颇大。后台湾学者刘增贵在《汉代婚姻制度》一书中进行了重新统计，共得两汉节妇、烈女54人。［8］本书作者吴从祥不仅重新加以统计，共得57人，而且将这些女性的姓名、节烈具体表现以及材料出处制成《两汉孝妇／孝妇一览表》和《两汉节妇／烈女一览表》，给人以清晰明了之感。作者还将两汉三国时期女性题材辞赋以及两汉时期作家女性代言作品制成表格，［6］194－195，209以可信的数据生动地展现了汉魏文学发展变化趋势。这些材料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正文的论说，也为学者作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

此外，此书虽初撰于多年之前，但在修改之时却认真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如近出的《中国妇女通史》（秦汉卷）、《儒家女性观研究》、《礼治之道——汉代名教研究》等著作以及研究张家山汉墓竹简、尹湾汉简的论文等。这些丰富的资料无疑增加了本书的学术含量与厚重感。

四、务实求真，新见迭见

细品此书便可发现，作者往往以材料说话，以事实论证，对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如在分析东汉前期女性礼教发展时，作者注意到了君主选妃时对德行的强调，“东汉初年以来，帝王择选后妃颇重‘德行’，那些遴选入宫的女子只有具有良好的德行，方可能被立为后、妃、夫人等”，“无德很可能成为后妃被废的理由，如光武帝废除郭后诏书谴责郭后‘既无《关雎》之德’”。［6］52在分析《毛诗序》女性礼教体系时，作者认为“在‘二南’之中，《诗序》作者塑造了具有良好妇德的女性形象——后妃与夫人。然后作者以‘二南’中的典型为标准，来评判其他《国风》中的作品，对这些作品中的女性行为进行褒贬，从而突显和强化了这些女性规范。这样，‘二南’与十三国《国风》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女性礼教体系。”［6］67在分析《列女传》女性礼教体系时，作者认为刘向通过各种手段来突出女性礼教，宣扬女性礼教思想：以卷、序、颂等形式凸显女性礼教；借他人之口鼓吹女性礼教；巧借材料剪辑，塑造“理想化”的人物形象来宣扬女性礼教；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中，放大女性形象，以凸显礼教思想等。［6］93－103在分析汉代女性礼教传播时，作者认为，就传播而言，法规制度、奖罚举措等是汉代女性礼教传播的强有力的外在动力，而儒经教化是汉代女性礼教传播的重要载体，女教著作是汉代女性礼教最有效的传播途径，而画像、碑刻等则是更直接、更具社会影响力的传播途径。［6］134－151在分析《列女传》的负面影响时，作者认为在《列女传》中，情爱让位于礼义，导致女性情感的缺失；德与色的分离，导致女性形象完美的缺失；对于礼义的过于执著，导致狂女大量涌现。在分析汉代女性礼教传播特征时，作者认为汉代女性礼教的传播与儒学发展密切相关，遵循从精英层向大众层，从中心文化区向边远落后文化区逐渐扩张的传播趋势。［6］152－157这些观点皆建立在扎实的文献资料之上，发前人未发，充满创见，中肯可信。

不仅如此，在论述之时，作者往往以事实说话，不拔高也不打压。如在评价女性礼教的社会影响时，作者作了较为客观的评说：“人们对妇德的呼声日高，刘向编《列女传》，班昭作《女诫》等，这些都不能说明，在汉代便是孝女遍地，节妇成群，严姑随处可见。从文献记载来看，汉代的节妇、烈女并不是很多，远远不像理学盛行的明清时期，节妇、烈女动辄上万，盈于史传、方志。君主的奖励、官吏的表彰以及书文的编著等，说明以礼教来规范女性是当时的一种发展趋势，一种时代潮流。现存的文献表明，两汉时期的妇女地位与处境，实呈多元化的貌态，未可一概而言，更非‘礼教化’三个字所能概括的。”［6］192这样的评价显然比较公正客观，颇合于汉代社会生活现实。

总之，吴从祥博士的《汉代女性礼教研究》一书，主题明确、界定清晰，结构谨严、体系完备，资料丰富、内容充实，求真求实、创见迭见，是一部具有较高水准的学术著作。它开启了礼教和女性研究的新领域，对汉代经学、礼教以及女性等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与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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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杜芳琴.女性观念的衍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175.

［4］何静之.儒学礼教的发展与中国妇女相夫教子的作用［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3）：88－96.

［5］胡正娟.汉代儒家女教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6：4.

［6］吴从祥.汉代女性礼教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13.

［7］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35.

［8］刘增贵.汉代婚姻制度［M］.台北：华世出版社，1980：27.

姚圣良，男，1969年生，河南西平人，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研究。）

2013－09－20

教育部2010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0YJA75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