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涵生成与价值演替
——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启蒙研究

张锐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内涵生成与价值演替
——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启蒙研究

张锐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围绕中国启蒙思想的递嬗轨迹，从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启蒙孕育期，到维新派学习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启蒙正式奠基时期，然后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思想文化观念上学习西方达到启蒙高潮，将启蒙思想提升为价值的层面。启蒙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经历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并最终转向革命的启蒙。深入分析启蒙在中国的特殊内涵，以此重新审视启蒙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现实意义，凸显中国启蒙对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

启蒙；现代化；文化转型

近代以来，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人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采西学，制洋器”的技术、到维新运动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再到将启蒙思想上升到价值层面，从思想文化上学习西方。这是近代中国人为应对民族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启蒙在近代经历了不同历史阶段，并从中表现了不同的内涵。从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国情深入分析启蒙在中国的历史演变过程，准确把握中国启蒙思想的嬗变轨迹和特殊内涵，充分展示中国启蒙历史演进背后的深层原因，完整的呈现中国启蒙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全貌。为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启蒙的历史过程及规律打下坚实基础，丰富对思想史的认识，给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启蒙的孕育期

由鸦片战争后至洋务运动的失败，称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技术、器物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启蒙思想的孕育期。当西方完成工业革命进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时，中国正处在封建社会后期，中国人仍像东方雄狮，以自己为“天下”自居，形成了唯我独尊、骄傲自大的心态。鸦片战争后，中国人遭遇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打破了“中国即世界”的现实观念。“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使国人开始思考应对西方列强的措施，逐步看到了西方武器和技术的先进，并意识到自身的短处。于是，国家的富强便成了中国人追求的目标。林则徐、魏源等开明派知识分子认识到进行内部改革的必要，于是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以“师夷长技”为手段，“制夷”为目的的思路。还编译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等帮助中国人认识西方、认识世界。在中国近代史上开启了启蒙的先河。

到了19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冯桂芬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等变革思想，他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以中国之名教伦常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1]不仅购买西方的大炮，洋务派还开始了发展军事工业。在实践上展开军工和民用企业的自造技术，设置制造总局，还翻译西书、外派留学生等，开始认识到学习西方器物的重要，也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这种富国强兵的实践目标，初步具有了发展现代化的工业意识，这是中国人在自强道路上学习西方技术的深化。后来，洋务派的王韬提出学习西方不仅要学习技术，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人们学会使用这种技术，并认为人的素质是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最重要的因素。还提出“故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而总其纲领，则在储材。”[2]表达了王韬“治民”的思想，就是政府要选拔有德性和才能的人。“储材”就是指精通中学西学知识的人才。王韬论及到国民性问题，在近代中国具有开创性的作用，同时促进了人的自主意识的发展。后来，张之洞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中西为体，西学为用”框架，是结合中西文化而形成现代性价值，具有近代中国救国救民特色，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为戊戌维新变法奠定了基础。

西方科学技术对中国近代科技的刺激促进了中国人的科学技术观念产生和发展。但由于中国沉重的封建传统和滞后的文化理念，洋务运动所开启的学习西方的热潮只是停留在初级阶段。虽然第二次压迫鸦片战争的危机迫使中国人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开始在实践层面的自强运动进行探索。但是由于洋务派自身的局限性，对西方的学习只是横向的移植，其价值观仍是中国传统社会“经世致用”思想，注定只能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下进行。正如何干之总结道：“新政的鼓吹，变法的提倡，不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政治要求，而是外夷威迫中发奋自强的呼喊。不是内在的而是外在的，不是自发的，而是被动的。”[3]总的来说，这段时期富国强兵成为全民族各阶层的共识，开始从现代民族国家本身要富强的现代性理念进行思考，并在这一思考中孕育了启蒙的雏形。

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启蒙的奠基时期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这段时期，是向西方学习政治制度时期，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启蒙的正式奠基时期。甲午战败后，所谓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败涂地，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促使国人民族意识全面觉醒，开始探索救国思路，于是先有变革政治制度的戊戌变法要求，继而有革命而推翻清王朝专制的要求。此时，严复发表文章论述中西制度的区别在于“自由与不自由异耳”。被称为“一种新的世界观”的社会进化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严复立足人类进化的规律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学说，建构中国的“自由”人格，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深受影响，开始探讨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问题，发起“公车上书”，提出政治改革的变法运动的主张，希望建立“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以变法达到救国的目的。维新派改革的重点是反思中国传统封建制度的体制不足与落后，思考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甲午战争开启了中国政治思想的现代转型。”[4]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人也已经认识到民主制度是西方国家富强的本原，中国也应该用之富强，实现长治久安。从此，中国人开始转而学习西方政治，这是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但由于其维新变法所聚的力量太弱小，维护专制的顽固势力太强大，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改革运动失败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思想发生转折，开始反省失败原因。认识到国民素质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现代民族国家决定于国民，要救亡图存，必须用西方的民主、民权、自由等现代理念武装国民。如果现代文化意义上的国民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就不可能建构现代主权的民族国家。梁启超的自由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建成国家的观念体现在《新民说》之中，其影响最大。“新民说”就是改造国民性，改变传统国民的奴性，树立现代独立自主的人格，正式开启了近代中国启蒙历程。

梁启超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要培养有独立自主的个体人格的国民，然后现代国家才能建构起来。建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必须有改造现代国民的启蒙理论，这在中国社会思想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许纪霖曾这样评价：“中国的启蒙，非自五四起，实乃从《新民说》而始。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们，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新民说》的思想洗礼。”[5]的确，真正学习西方的自由、平等以及政治制度的思想，并产生较大影响的就是戊戌维新变法。

然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得以康有为、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思想家很失望，意识到清朝政府已积重难返，和平手段已不能达到，救国的紧迫甚于“新民”，必须通过革命的方式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当务之急。虽然孙中山于1894年建立兴中会开始发动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但收效不大。孙中山、邹容、陈天华等革命派吸收了明末清初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革命思想的基础上，把社会进化论与革命的思想结合起来，提出“革命是天演之公例”。邹容在《革命军》中突出的表达了这种革命思想。革命派还创办了许多报纸宣传革命的思想，企图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民族危机促使资产阶级用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最后形成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这时期的先进思想家深受梁启超思想影响，倡导自由，提倡个性。邹容在《革命军》中表达“个人自治”、鲁迅极力张扬个性，发挥个人主动精神，达到兴国目的。这种“个性”的提倡初步表明“人”的发现，“个人”的觉醒。

这段时期是中西文化在社会各方面全面结合，为中国的现代性价值理念奠定基础。但是这段时期的变法和革命没有社会基础，支持的力量不足，也没有建立政治民主制度的基础，加上统治阶级的压制。因此，先进思想家追求现代性价值的道路比较曲折，有改革和革命的交织。总的来说，在思想启蒙上，革命、科学自由、民主、人的发现等开始具有现代意义理念的新思想、新知识构成了“反封建的启蒙强音”。戊戌维新变法和革命派都是在解决政治制度问题，开始冲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以使国家富强，是进步人士的共识。而革命派与维新变法在启蒙的目标上有其一致性，都主张向西方学习，取法于西方。

三、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启蒙的深化时期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认同的全面崩溃时期，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启蒙思想的深化时期。这时期，由于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窃取，国家处于军阀混战时期，政治失序，思想混乱，促使启蒙思想家进一步反思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1915年陈独秀等代表创办《新青年》杂志开始从思想文化道德观念层面上寻求救国救人更有效的途径，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并将民主和科学提升为价值启蒙，成为主体性口号。李大钊、鲁迅等人希望从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改变国民形象，倡导新道德，重在个性解放，造就独立的人格，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动摇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形成了近代史上国民性改造和民主启蒙思想的高潮。这是近代以来的一种全新方式来进行启蒙救国思路，是用西方的启蒙价值理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构成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的转折点。可以说“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个性解放运动，其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的两口号是明清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酝酿的突出个体性自我的思想运动之总结和概括——堪称中国式的文艺复兴。”[6]

五四前，对西方现代启蒙理念的认识主要停留在器物和制度的层面，到了五四时期开始把西方现代启蒙理念理解为一种文化价值理念，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让人从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现代的中国人。五四启蒙是以摧毁旧传统、改造民族性，把追求民主、科学等现代目标放在个人的思想改造上，更多的启蒙个人，发现自己、解放自己，实现了自己的强大才能推动实现国家的强大。这说明启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民族国家的建构目标，体现了知识分子在关注个人的背后更为关切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他们对西方现代性的体认和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与其说源于‘人的发现’的形而上哲思，毋宁说出自民族救亡的现实需要。”[7]这个评价道出了启蒙思想家的本质目的。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中启蒙思想家面对压迫侵略而做的一系列应对，即器物—制度—思想文化观念。五四的现代启蒙理念承续了梁启超国民性改造的思路，认为中国要成为现代国家首先必须要从现代文化上进行改造，培育独立、自由的人格，这是对近代中国寻求学习西方和应对西方这一过程的总结。经过五四启蒙，中国越来越觉醒，对社会、对人生、对科学等都有了新的认识，这是对近代知识分子运用民主和科学两种武器，对封建的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旧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的清算，对国民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启蒙。在救亡图存危机的背景下的启蒙价值理念促进了中国人的自觉意识的觉醒、个体独立人格的确立和现代性的国民性改造。为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新文化开辟了道路，打下了基础。这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而不断孕育出来的各因素集聚在一起而发生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新文化启蒙运动。文化的更新或转型只要在一定内在的机制或社会基础下，新的东西积累到一定程度，并在外力的刺激下才有可能实现。因此，“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代价值观的变革史上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8]

五四后期，由于对救国思路产生分歧，还出现了多次文化论争，启蒙困难重重，最终启蒙群体分化。之后，使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建构新文化价值系统方面呈现出困难和矛盾的境地。这些民主与科学等从西方引进的启蒙理念，启蒙者仅是在文化观念的层面学习西方，并没有使现代性的启蒙价值理念进入系统的建构阶段，中国社会也没有一个完善的制度来保障实际进行操作或落实。总之，是不具备启蒙实现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最终五四时期提出的各种现代启蒙价值理念没能完成现代中国所需的文化嬗变。启蒙所倡导的制度改革或价值观念表达了对近代以来中国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解决思路，这都是在解决民族国家的建构框架下进行的。启蒙思想虽为国家的独立富强设想了各种理想方案，但却因种种原因而不能真正提供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操作性方案，最终被替代了。启蒙的命运发生改变，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出现转折，这也是由中国近代思想史演化的逻辑。

四、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启蒙的转折时期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阶段，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启蒙思想的转向时期。五四以后，证明了西方的现代启蒙思想在与中国实际结合时，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尤其是不符合中国文化发展的逻辑。五四后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面对选择，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结合中国国情，选择了与国情有契合点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的思想，并使之成为能够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的理论武器。就像张灏所说：“中国近代，苦难重重，变乱频仍，使人很容易在情绪上对未来寄以殷切的希望，幻想着未来有一个理想的社会出现。不但现在的重重困难可以消解，而且人类种种的问题也都告解决，人间变成一片乐土。这种乌托邦式的心态，自清末以来，即在中国知识分子间散步。”[9]确实，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备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加上中国自古就有对大同社会美好设想和向往，以及启蒙的最终分化等等，都对启蒙思想家救国救民的思路产生影响。而马克思主义以其广大的实践力量受到欢迎，而且自其产生就与工人大众联系在一起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不再提倡思想启蒙的路线，而要以革命的方式达到救国。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作为一种先进的西方文化理念而接受，开始投入到广大工人和群众当中宣扬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革命思想。从此他们开始以革命的方式启蒙，迅速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坚力量，使得五四思想文化的启蒙最终演变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启蒙。为了理想的社会，应该培养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建立马克思主义理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自然就实现了。正如有人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国知识分子内部发生了激烈分化，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部分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筹建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以革命方式根本改造中国社会道路，放弃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旗帜，转而对全国民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启发民众的革命觉悟，实际上进行着无产阶级的‘革命启蒙’运动。”[10]这样，五四时期启蒙的主题就转化为革命的主题。这是五四启蒙本身的发展与深化，也是中国国情决定的启蒙命运。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把民主与科学赋予社会主义的内容，开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与五四时期相比，启蒙的主题被赋予了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新内涵。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及其毛泽东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实的思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一条有效途径，最终都走向了社会主义。启蒙的主题启蒙不再是个人人格的独立和解放，而是社会主义社会。正像邓晓芒评价五四时期启蒙的转向时所说：“五四知识分子没有把启蒙当作自己个人精神生活的内在目标和最终归宿，而只是当作一种救亡保种的手段，启蒙只不过是救亡的工具而已。正因为如此，所以当知识分子发现随着时局的变化，启蒙已不再能充当合适的工具，另一些东西（阶级斗争学说，暴力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更能达到救亡的目的，于是立刻就抛弃了启蒙理想。”[11]“因此，启蒙运动的主题是因其特定的历史承载所决定的，当共和政治让位给社会主义的时候，有关民主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改变。”[12]

中国共产党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科学理论作指导，其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通过建党、抗日、建国等自下而上调动革命的主要力量，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使中国社会面目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最终实现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

五、总结与余论

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近代中国从“天下主义”民族观转向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国家观。而启蒙总体上代表的则是一种思想文化，通过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来塑造现代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的一个表现。启蒙的逻辑理路是随着时代和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而发展，且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后是刚刚开始萌发国家主权的危机意识而调整从器物、技术上学习西方的启蒙思想。甲午一战失败后在政治制度上效仿西方政制，并掀起国民性改造的启蒙思潮，重建政治秩序，开始超越传统“天下主义”民族观的框架，构成了启蒙的正式奠基时期。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族文化反省达到高潮时期，吸取了外来思想之精华，振兴民族国家。知识分子走上了一条“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启蒙”的“思想文化改造先行”的路线。五四后期转入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开始了革命启蒙的转折时期。整个启蒙的历史过程都贯穿了近代中国的一条救国救民的主线。如李泽厚所说：“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它仍然既没有脱离这个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13]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启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也就在这种危机重重的历史背景下建构起来。由于近代中国遭遇的民族危机和特殊的社会环境，不具备启蒙实现的条件，各个时期的启蒙也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致使启蒙没能完成的文化嬗变。但启蒙代表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文化价值理念，代表了各个时期启蒙思想家对民族国家建构的方式和理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在接受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进行了民主革命的启蒙，统一了思想，调动了全体国民的力量，成功的实现了民族国家的初步建构。郑永年说中国传统是文化至高论，没有民族主义的概念是因为没有外来的压力。就近代中国的历史背景和国情来说，外部的刺激因素起了重要作用，而整个启蒙的过程体现了挑战和应战的交互过程。在中国近代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启蒙是中国救亡运动的一部分，因为既要救亡，又要启蒙，甚至救亡比启蒙更为紧迫。这决定了启蒙在中国有自己的特点和历史表现形式，并因此具有了特殊的时代特征和全新的内涵。

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及其变迁过程中形成的启蒙特有的内涵表明启蒙作为一种理论和原则，又是一场实践和运动，使得启蒙被赋予了很多新的涵义。它不仅导致思想文化上的变化，还有很强的建构能力，建构一套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相关的制度。中国启蒙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呈现了曲折性和内涵的复杂性。尤其是建国后不久“左”倾错误思想的滋生，影响了启蒙的继续发展。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纠正了错误和僵化的观念，恢复和发展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出现了“文化热”以及之后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启蒙思想文化上的建构与表达日趋成熟。今天正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中国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启蒙的语境已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要求不断展开启蒙的理论和实践，转换启蒙的现代内容与形式，不断的为建构现代国家、建构现代公民、启蒙国民性等提供启蒙的新的思想理念和实践基础，融入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无论是在价值观念上，还是在内在机制上都应深入展开启蒙，以此不断推进启蒙的深化。由于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需要启蒙人的自主、自立和自我改造的启蒙精神，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提供动力。为此，提升启蒙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重大意义就要对近代历史有全面的了解与解读，反思启蒙在近代中国的变迁历史，把人真正从传统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有思想的人，启蒙能使人担当起核心价值观的历史使命，努力完成现代文化价值方案。启蒙不仅是近代中国的主题，而且也是今天我们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主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启蒙的继续，思想文化上的启蒙一直是中国迈向现代民族国家进程中的重要课题，启蒙与现代国家联系在一起，与人联系在一起，成为支撑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主题，并为改革提供思想力量。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越来越注重对国民进行完善的文化价值的更新以及价值观的引导教育，因为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不仅是技术、制度，还有文化价值的现代理念。使马克思主义吸收经过创造性转换的优秀启蒙思想以丰富和发展自己，建构现代文明秩序，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阶段。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对近代启蒙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历史演变作系统梳理和理解，对启蒙进行反思，不仅仅是对近代的历史动荡的国情的深切怀念，更是对现实问题和民生认识的关切和把握。启蒙是人类对思想文化和人的认识不断进步的一种表现，把握中国启蒙的实质，理解启蒙的成就与理想，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理念的启蒙。当代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启和推进了启蒙的现代转型，启蒙已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历史的全面深刻的理解启蒙，不断完善促进启蒙成长和发育的环境和土壤，重铸民族精神、国民性改造，让启蒙成为贯穿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的主题。

[1][2]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71，84．

[3]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32．

[4]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385．

[5]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序言）[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2．

[6]张世英．中西文化与自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78．

[7]高力克．五四启蒙的困境：在历史与价值之间 [J]．浙江学刊，1999，（2）：6．

[8]宋惠昌．人的发展和人的解放——近代中国价值观的嬗变[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308．

[9]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183．

[10]左玉河．五四以后中国启蒙运动的历史走向[J]．理论视野，2009，（4）：54．

[11]邓晓芒．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新批判主义宣言 [J]．科学经济社会，1999（4）：17-18．

[12]闫润鱼．五四新文化运动主题浅议 [J]．中共党史研究，2009，（6）：6．

[13]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12．

Content Generation and Value Change:
Enlightenment on Nation Building of Modern China

ZHANG Ru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Different doctrinesoffersome solutionsto modern nation building As oneofthe solutions enlightenment has experienced a complex process which includes advocating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such as"learn from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in the West in order to resist the invasion of the West,"learn from Western political system and May fourth new cultural movement.Finally,the enlightenment was replaced by the revolution.Against this background,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special content of enlightenment in China and highlights its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enlightenment;modernization;cultural transformation

B261

A

1674-7356（2014）-04-0044-06

10.14081/j.cnki.cn13-1396/g4.2014.04.008

2014-04-03

张 锐（1977-），女，河北大名人。博士，讲师。

时间：2014-12-11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396.G4.20141211.1226.0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