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

郭晓春++曹顺庆

摘 要：早在唐宋时期，楚辞文学便开始在东南亚等国家传播，对朝韩文学和日本文学都有影响。19世纪以来，楚辞文学开始受到英语世界日益广泛的关注。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意识形态、学术环境及个人的学术背景等是影响楚辞在英语世界传播和接受的重要因素，也是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产生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楚辞；屈原；英语世界；海外汉学

作者简介：郭晓春，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赣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从事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曹顺庆，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比较文学和文艺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项目编号：12JZD016

中图分类号：I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2-0128-07

楚辞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国内的楚辞学研究早已成为学术界的显学，留下了洋洋大观的各类研究专著。实际上，早在唐宋时期甚而更早，楚辞部分作品便流传到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对这些国家的文学发展起了一定影响。从19世纪起，楚辞开始了在西方传播的历程。此后，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日益加强，影响不断扩大。根据传播力度和影响力，可以把英语世界的楚辞学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1879—1920年的发轫期，1920—1980年的发展期，1980年至今的成熟期。

一、楚辞传播和接受的发轫期

1879年，英国汉学家庄延龄（E.H.Parker）全文翻译了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发表在香港的英文杂志《中国评论》（China Review）。当时《离骚》被翻译为The Sadness of Separation or Li Sao，从译名可以看出，庄延龄对“离骚”的内涵有较好的理解，似乎受了汉代班固“离骚即离忧”观点的影响。但是他的翻译为英语世界对楚辞的初步认识，不少译法还比较粗糙。以第一诗节为例，其原文为“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1]（P3），这段文字可以说较好地体现了楚辞的特点，即屈原喜欢用典故来说明道理，喜欢用天文联系人事，一般译者很难把握并作出合适的翻译。庄延龄译为“Born of the stock of our ancient princes， My father Peh Yung by name， The spring-star twinkled with cheery omen， on the lucky day I came”。[2]（P309）从庄译来看，文化内容缺失较多，如“高阳”、“摄提”、“孟陬”和“庚寅”都没有体现出来，当然也就无法真正传达原诗的含义。庄延龄忽视这些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词语的翻译，可能是由于这些词语过于深奥，他不具有这方面的背景知识，由此而造成在翻译时意义的缺失和变异，这其实是文化过滤机制造成的。

庄延龄之后，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于1884年出版《古文珍选》（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翻译了自春秋以来直到明清时期中国古代一些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包括屈原的《卜居》、《渔父》和《山鬼》。同样，他的译本未能摆脱早期译本误读较多的特点，“山鬼” （The Genius of the Mountain）的标题翻译尤其令人迷惑。又如在翻译《渔父》中的“举世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世人皆醉，何不 其糟而歠其醨”[1]（P180）时，误读更为明显，翟理斯把这句翻译为 “If， as you say， the world is foul， why not leapt into it and make it clean？ If all men are drunk， why not drink with them， and teach them to avoid excess”。[3]（P34）这种译法是明显的误读，原文是表达要“与世同浊”、“与世同醉”，而译文的意思则相反。译文中还有其他一些误读，这是早期译作的常见问题，说明早期汉学家对中华文化的接受还处于比较浅层的阶段，思想受本土文化支配较大。与庄译相比，翟理斯的译本增加了对楚辞及屈原的介绍，把屈原比作古罗马的著名抒情诗人品达（Pindar），这说明楚辞在英语世界的影响有所增强，不仅关注一些作品的翻译，对它们的主要作者也开始表现出兴趣，英语汉学家的视野逐渐扩大。

翟理斯之后，1895年，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发表文章《〈离骚〉及其作者》（Li Sao Poem and its Author），由于篇幅较长，该文由《皇家亚洲学会期刊》（The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在第1、7和10分三期出版。第一部分The Author专门对屈原生平进行介绍，于其所处的时代概况也叙述翔实；第二部分The Poem主要介绍和评价《离骚》整首诗；第三部分The Chinese Text and its Tranlations则是对《离骚》的英译。这篇论文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视野比较广阔，不过这也导致他在论述过程中有跑题过远的缺点，如对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的论述。当然，他对屈原的介绍是详尽的，对《史记》中关于屈原的记述全文进行了翻译。在第二部分，理雅各把《离骚》分成十四部分进行介绍，对每一部分的主要内容都有所论述，如他把前六个诗节二十四行划为第一部分，并评论这部分是作者对自己身世的介绍。第三部分译文，与庄译和翟译相比，相对比较忠实，如他把《离骚》前四句译为：“A Descendant am I of Ti Kao-yang， My excellent deceased father was called Po-yung. When Sheh-ti（=the Planet Jupiter） culminated in the first month of spring， on Kang-yin （=the 27th cycle day） I was born.”[4]（P847）从译文来看，理雅各把“高阳”、“伯庸”、“庚寅”以汉语拼音的方式加注释翻译，体现他较高的翻译技巧和对中华文化的恰当理解，但是对“摄提”的翻译有误，显示他对中国文化还是有误读之处。另外，理雅各在第二部分对《离骚》及中国文人持轻视态度，认为中国文人不能创作出类似西方史诗的宏篇大作，这体现他身为强国学者对弱国文化俯视的文化沙文主义思想。不过，与庄、翟相比，理雅各对楚辞理解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增强，说明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楚辞在英语世界接受已大大加强。

1901年，翟理斯编辑出版英语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该书专门评述了屈原的《离骚》，并以翻译的形式介绍了《渔父》和《山鬼》。不仅如此，该书还介绍了宋玉，并节译了其作品《对楚王问》，此外，还提到贾谊和东方朔。[5]（P50-55）可见，翟理斯对楚辞的认识比之前更为全面，并认识到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之后，英语世界的楚辞研究沉寂了将近二十年，直到1918年亚瑟·韦利（Arthur Waley）的《中国诗一百七十首》（One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出版，译本中选译了《九歌》中的《国殇》（Battle）并发表了对楚辞的看法，认为《离骚》以爱情为譬喻来表达作者与国君之间的关系。[6]（P26）认为后世骚体模仿者都无法超越屈原，因为屈原表达的是内心的真情实感（propre nevrosite），这种情感是无法模仿的。[6]（P27）韦利对楚辞的认识是有一定见地的，这方面他超越了之前的汉学家。但是他的译文比较粗糙，标题《国殇》的翻译就与原意相差甚远。

1919年，亚瑟·韦利又出版《英译中国诗续》（More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其中有屈原的《大招》（The Great Summons）译文，并附有对这篇文章背景的简单介绍，背景介绍依据《楚辞章句》对《大招》的介绍，不过没有提及景差。从有关译文可以看出，译者不仅极力想要传达原文的含义，同时力图用英语传神地表达，以期使英语世界的读者能取得与汉语读者相同的阅读效果。当然，对一些难度较大的句子，翻译仍然比较随意，如“冥淩浹行，魂无逃只”[1]（P216）译为 “In those dark caves where Winter lurketh /Hide not， my soul！”。[7]（P11）这说明韦利的翻译仍然缺乏对楚辞原文的深入研究和理解。

从1920年以前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情况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传播还比较零散，基本上是限于对《离骚》和少数短篇作品的译介，对屈原的认识也只是基于《史记》中的记述，鲜有自己的观点。从译文来看，还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误读，对原文缺乏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致使翻译过程中有较大的随意性。另外，中国当时积贫积弱的现状也使英语汉学家大多对中国文化持轻视和鄙夷的态度，这也是他们对楚辞的译介不够严谨的因素之一。总之，这一时期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还极不成熟，对楚辞的认识还处于较浅显的层次，没有关于楚辞的研究性作品问世。但是，这一时期楚辞逐渐走入了英语汉学界的视野，为后面英语世界的楚辞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楚辞传播和接受的发展期

由于早期的英语汉学家或多或少对中国文学都存在一种偏见，如理雅各和韦利等人都认为中国人是一个缺乏创造力的种族，不能出现像维吉尔（Vigil）和米尔顿（Milton）那样能创作伟大史诗的作家，中国文学作品也无法与西方那些作品相比。另外，早期译本中存在较多的误读，这些问题都有待更有见地的学者加以改进，以期拨乱反正，为中国文学正名。新加坡籍的华裔学者林文庆（Lim Boon Keng）便是在英语世界极力颂扬和推介楚辞文学的第一人。

1929年，林文庆出版英文专著《离骚：一首罹忧的挽歌》（The Li Sao： An Elegy of Encountering Sorrows），是他进行反击的一个标志。这部专著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有司马迁《史记》对屈原生平的记述、楚辞产生的历史背景、历代对楚辞的评价、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楚辞与赋的关系，还有作者本人对楚辞中花草植物的认识等。这本书的语调充满了对屈原和楚辞的赞美之情，这种坚定不移的态度与之前一些汉学家的言论形成鲜明对比。他在书中阐明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区别，批评了西方汉学家圣·丹尼斯（H St.Denis）和理雅各贬低中国文学的观点，坚定地认为这两类文学都有其伟大之处，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也许是为了进一步赢得西方汉学界的认可，林文庆煞有介事地邀请了三个有影响的外国人作序，他们分别是当时驻新加坡的英国总督休·克里佛德（Sir Hugh Clifford）、著名汉学家翟理斯和印度著名作家泰戈尔（Tagore）。有这三个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名人作序，对树立楚辞在英语学界的正面形象，对楚辞的国外传播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外，林文庆的译文打破了之前译者的翻译模式，从单纯的翻译转向“深度翻译”，即注重对翻译文本背景介绍以及对文化色彩强的单词和句子进行注释，这种方法能使异域读者更好更快地领会翻译文本。林文庆的楚辞译著比之前的汉学家在见识和深度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林文庆之后，很长时间内没有新的楚辞译著出版，其间只有几次翟理斯《中国文学史》的再版，直到1949年英国汉学家罗伯特·佩恩（Robert Payne）在伦敦出版《白驹集》（The White Pony：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该书的编著受到中国众多著名学者包括浦江清和闻一多的提点，对中国文学的背景介绍比较客观，在“屈原”部分，该书对屈原生平有简单介绍，将其生辰定为332—296 B.C，并引述了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中的句子，对他和他的作品作出评价，最后还说明了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影响。[8]（P87-112）该著对中国诗歌的认识和评价比较公允，较好地反映了当时国内学者的普遍观点。该译著翻译了《离骚》、《涉江》及《九歌》中的前八篇，其中《九歌》是采用当时一位中国学者的译文。译文采取散文体译法，韵律优美。《白驹集》的出版标志英语世界汉学界已逐渐摆脱文化沙文主义影响，开始融入中国文化，接纳中国学界的主流思想。

1949年后，英语世界的楚辞译介开始活跃。1953年，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了《〈离骚〉及屈原的其它诗歌》（Li Sao and Other Poems of Chu Yuan），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根据国内最新的研究成果对屈原的生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同时，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也被翻译为英文，向国内外公开出版发行。同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纪念大会上，茅盾宣读了《纪念中国伟大诗人屈原》（Commemoration of Chinas Great Poet Chu Yuan）一文，详细地向国际友人介绍了屈原的生平，对屈原和楚辞在世界的传播有重要意义。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政府积极向外推介中国文化，特别是对屈原的宣传，英语界汉学家对楚辞的兴趣逐渐浓厚起来。之前的一些译者，开始由译介转向研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955年出版论著《九歌：中国古代的巫术研究》（The Nine Songs： A Study of Shamanism in Ancient China），通过研究中国古代的巫术故事，论述《九歌》与巫术的联系。这部论著可以看作英语世界对楚辞进行研究的肇始，它标志着英语世界对楚辞的接受已由粗浅的认识逐渐走向深入研究。同年，大卫·霍克斯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其毕业论文为《楚辞作品的创作时间和作者问题》（On the Problem of Date and Authorship of Chu ci），是英语世界第一篇与楚辞相关的博士论文。其部分内容于1959年出版，名为《楚辞：南方之歌》（Chu ci： The Songs of the South），在英语世界楚辞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对楚辞的成书时代进行较详细的介绍，对楚辞体文学作品的特点也论述颇翔。最为独特的是它翻译了《楚辞章句》的全部篇章，并附有详细的注释，这种“深度翻译”的方法为英语世界的读者排除了一些文化障碍，有利于英语世界的读者在阅读译文的同时了解中华文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霍克斯的楚辞研究代表了英语世界楚辞研究的一个高峰，他的翻译和研究都比较全面，而且在一些问题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说明楚辞已经被英语世界的少数学者很好地接受。

这一时期除了以上提到的几部比较有深度的作品，楚辞的介绍和研究也广泛出现于一些文学史著作中。这些著作包括1962年伯顿·沃兹（Burton Watson）编著的《早期中国文学》（Early Chinese Literature），1966年华裔美籍学者柳无忌（Liu Wuji）编著的《中国文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1974年西里尔·伯奇（Cyril Birch）编著的《中国文学体裁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1975年柳无忌（WU-CHUI LIU）、罗郁正（IRVING LO）合编的《葵晔集：历代诗词曲选集》（Sunflower Splendor：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这些作品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柳无忌的《葵晔集：历代诗词曲选集》，书中选译了屈原的《橘颂》、《湘君》、《大司命》、《离骚》（节录）和《哀郢》。该书在美国很受欢迎，多次重版，而且销路很好，客观上促进了英语世界对楚辞的认识。

第二个时期是英语世界楚辞传播和研究都取得显著成效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传播，不再是零散的和肤浅的，而是完整而有深度的，逐渐由单纯的译介转向学术研究，从翻译文本来看，对楚辞作品的翻译不再是单篇零散的，而是系统的，出现了不少专门翻译楚辞作品的译著。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霍克斯和韦利，他们不仅翻译了楚辞作品，更重要的是对这些作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而且不乏新颖的观点，为楚辞在英语世界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不过，这一时期的研究总体来说还比较传统，基本没有脱离传统楚辞学的研究模式，研究的手段相对还比较单一，研究的主题比较陈旧，因而，英语世界这一时期的楚辞学只能属于发展期。另外，从这一时期楚辞的传播也可以看出政治因素对文化传播的影响，解放后中国的独立统一及政府对屈原的推介一定程度上激起了英语汉学家对楚辞的兴趣，楚辞研究专家霍克斯正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致力于楚辞研究的，这说明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对文化的传播有一定的影响。

三、楚辞传播和接受的成熟期

1980年后，随着世界政局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国内政策的变化，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对西方文化持包容开放的态度，国外的各种理论开始潮水般涌入，中国文化也积极向国外推介，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一时期有几位重要的楚辞研究专家，他们分别是劳伦斯·斯奈德（Laurence Schneider）、盖来尔·沃克（Galal Walker）、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杰佛雷·沃特斯（Geoffrey Waters）。

1980年，劳伦斯·斯奈德出版楚辞研究专著《楚地狂人》（A Madman of Chu）。该书正文由六个部分组成：绪论（Introduction）；离骚：神话的古典基础（Encountering Sorrow：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the Myth）；特立独行者：忠与谏的传统（A Minority of One： Traditions of Loyalty and Dissent）；中华民国的人和超人（ Man and Superman in Republican China）；夏天的仪式：民间传统中的屈原（Rites of Summer： Chu Yuan in the Folk Tradition）；知识分子阶层的风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屈原（A Touch of Class： Chu Yua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该书考察了自汉代以来中国历代文人对屈原的认识和利用，以及屈原对中国文学、中国历代文人和中国民间风俗的影响，是一部全面考察屈原对中国社会影响的书籍。从内容来看，作者不仅对楚辞作品非常熟悉，而且对很多重要的楚辞研究论著都有所了解，更为可贵的是得出了一些比较精深的观点，这说明英语汉学家对楚辞的认识已经趋向成熟。

1982年，盖拉尔·沃克（Galal Walker）在康乃尔大学（Cornel University）完成博士论文《楚辞研究》（Toward a Formal History of Chu ci）。该论文分为五章，依次是：古代中国诗学行为的艺术品（Artifacts of Poetic Behavior in Ancient China）；屈原和中国早期诗歌作品的作者问题（Qu Yuan and the Problem of Authorship in Early China）；楚辞的重复模式（Patterns of Repetition in the Chu ci）；楚辞的押韵（The Rimes of Chu ci）；楚辞史（A Formal History of Chu ci）。这篇博士论文对楚辞体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重要楚辞作品的作者问题都有所探讨；论文的重点内容是对楚辞中的重复模式（patterns of repetition）进行了深入研究，包括主题、题材、意象、语言等，指出它们与传统及后世文学之间的关联；另一重要内容是对楚辞韵律的研究。从研究的主题来看，作者对楚辞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已经摆脱了中国楚辞学研究的范畴，开辟了楚辞研究的新路径，这正是英语世界楚辞学走向成熟的标志。

1985年，大卫·霍克斯对他在1959年出版的专著进行了增补，并以书名《南方之歌》（The Songs of the South）出版。与1959年版专著相比，这部书内容更为丰富，在页码上由229页扩展到352页，在内容方面，除了译文与1959年版相同，在背景介绍和注释方面都有较大的修改，这标志着霍克斯对楚辞又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和突破，对楚辞的了解更为全面深入。如在前言部分，他花了很多文字论述中国文学的南方传统和北方传统以及楚辞作品的成书问题，这些在他之前的英语汉学家没人提到。总之，与1959年的《南方之歌》相比，1985年版的更为详尽和有深度，不仅标志着霍克斯对楚辞的认识趋于成熟，也标志着英语世界汉学家对楚辞的认识趋于成熟。

1985年，杰佛雷·沃特斯（Geoffrey Waters）出版专著《楚国挽歌三首：〈楚辞〉传统诠释导论》（Three Elegies of Chu：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u ci）。该书对楚辞的创作背景有详细的介绍，但其最大的特点是分别用直译（metaphrastic traslation）和意译（paraphrastic translation）翻译了《东皇太一》、《云中君》和《湘君》三篇作品，并翻译了中国古代四大楚辞注家王逸、五臣、洪兴祖和朱熹对这三篇作品的注释，最后给出作者自己的注释。作者沃特斯对楚辞中一些字词的考据用力颇深，常常能赋予一些字词以新颖的含义，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英语世界的汉学家已经逐渐摆脱比较宏观的楚辞研究视角，而细化到对字词的考证斟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标志着英语世界的楚辞研究有了一次飞跃。

1992年，华盛顿大学程晨晨（Tseng， Chen-chen）以《历史神话诗学：屈原的诗歌和遗产》（Mythopoesis historicized： Qu Yuans Poetry and its legacy）为题完成博士论文。这篇博士论文由七部分组成，作者选择了屈原作品中非常突出的两个题材，即空中游历（celestial journey）和对女神的追求（the goddess quest），并运用了一些后现代的理论，诸如互文性、影响诗学、女性主义批评和文学的神话研究方法，重点探讨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古代神话传统，以及陶潜和李白对这些神话的继承和发展。

此外，还有很多论著和论文都涉及楚辞，表明楚辞在英语汉学界已深入人心。重要的有，1984年，伯顿·沃兹（Burton Watson）出版专著《十三世纪前的中国文学》（From Early Times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该书在纽约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其第二章专门介绍楚辞，作者综合了英语世界对楚辞的认识，认为楚辞作为中国南方文化的产物与作为北方文化产物的《诗经》有很大区别，楚辞由于深受南方巫术文化的影响，言辞更为热烈，意象更为丰富，而《诗经》则更为清醒和实在。作者以《九歌》和《离骚》为例，论述了楚辞体文学的特点。最后，作者翻译了《云中君》（The Lord Among the Clouds）、《河伯》（Lord of the River）、《山鬼》（The Mountain Spirit）、《国殇》（Those Who Died for Their Country）以及《离骚》（Encountering Sorrow），译文简洁、通俗而富有韵律，既顾及到英语国家读者的阅读习惯，又顾及到对中国文化的正确传达，达到很高的翻译水平。1986年，史蒂芬·菲尔德（Stephen Field）在美国出版专著《天问：关于起源的中国作品》（Tian Wen： A Chinese Book of Origins），把《天问》分为“天文”、“地理”和“人文”三个方面进行翻译，译文比较浅显易懂，便于英语世界接受这部最为晦涩的楚辞作品，但由于过于平淡，完全丧失了原文的风格和韵味。1988年，台湾学者王靖献（C.H.Wang）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出版英文专著《从礼仪到寓言：七篇论述早期中国诗歌的文章》（From Ritual to Allegory： Seven Essays in Early Chinese Poetry），该书的后两篇文章《象征》（Symbol）和《寓言》（Allegory），重点探讨了楚辞作品中引类譬喻的问题。1996年，保尔·克罗尔（Paul Kroll）的楚辞研究论文《远游》（Far Roaming），发表于《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116卷，讨论《远游》作者问题，并分析它的“游仙”主题及与道家思想的联系，最后还给出了译文和详细的注释，是英语世界研究《远游》最为全面和深刻的论文。2010年，英语世界划时代的中国文学史《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出版，该著作由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等顶级汉学家编著出版，共有两卷，在第一卷，宇文所安专门介绍了楚辞（The Verses of Chu）。他对楚辞的介绍全面而有深度，对楚辞产生的文化土壤、编撰者、主要篇目、主题、节奏、韵律都有所论及，并将一些学界有争议的问题提出来探讨。他对楚辞的介绍体现了西方学者在绝大多数论题上已经接受了中国学界的观点，这是东西方文化在经过碰撞交融后愈来愈走向平等对话所带来的结果，这也说明楚辞在西方的传播取得了显著成效，受到了良好接受。

总之，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不管是文学史的编撰，还是楚辞研究的专著或论文，英语世界的楚辞研究都充分吸收了中国国内的一些权威研究成果，并结合了现代一些比较前沿的理论，这些作品对楚辞的研究已不再拘泥于前人的陈说，而是不断地有所突破，这说明英语世界的楚辞研究已经走向成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之前无法比拟的，这一时期的英语汉学家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获得前所未有的丰富的楚辞研究材料，在一些最新理论的指导下，开拓了楚辞研究的新视角、新领域，极大地丰富了楚辞学。

综上所述，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已经有了一百余年的历史，从最初的翻译和介绍，到现在的全面深入研究，楚辞在英语世界已经愈来愈显示出其魅力。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与国内国际政治气候密切相关，欧美世界强行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也打开了中国文学走向欧美世界之门，早期政治上的不平等，特别是清政府的腐败与落后，使文化的传播不能以对话的方式公允地进行，国外汉学家也多少戴着有色眼镜审视中国文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也提高了中国文化在欧美世界的地位，不少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开始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探求的愿望，能比较客观地看待各种文化现象。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也与意识形态和学术环境息息相关，1980年后，中国社会与欧美关系日益密切，意识形态的壁垒开始逐渐消解，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再加上西方文学理论的日益涌入，楚辞的阐释和研究呈现新的局面。最后，楚辞的传播和接受还与个人的学术背景相关，林文庆和程晨晨等汉学家都有中国文化背景，因而他们的思想和观点更为亲近中国文化。可见，文化的传播和接受既与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关系密切，也与意识形态和学术环境和背景息息相关。今后，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英语汉学界能以一种更客观的态度对待中华文化，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会更好地进行下去，它的影响将继续扩大。

参 考 文 献

[1]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E. H. Parker. “The Sadness of Separation or Li Sao”， in China Review， 1879.

[3] H. A. Giles， ed.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Kelly and Walse， 1884.

[4] James Legge. “The Li Sao Poem and its Author： Ⅲ. The Chinese Text and Translation”， in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95.

[5] H. A. 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London：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01.

[6] Arthur Waley. One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London： Constable， 1918.

[7] Arthur Waley. More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19.

[8] Robert Payne， ed. The White Pony：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Newly Translated.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45.

[责任编辑 杜桂萍 马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