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 先生“势”论探析

曹月芳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詹锳先生是我国当代《文心雕龙》研究的著名专家。其从事《文心雕龙》研究前后历时近40载，先后出版有专著三部：《刘勰与〈文心雕龙〉》《〈文心雕龙〉的风格学》及《文心雕龙义证》。尤其后两部力作奠定了其在当代龙学研究史上的大家地位。詹锳先生的龙学研究之所以能自成一家，主要原因在于其独特的学术道路和治学方法而形成的治学特色。詹先生打通《文心雕龙·定势》篇之“势”论与《孙子兵法》之“势”论的联系，阐释两者共同的辩证法思想。这是其学术上的创见。

《文心雕龙》定势篇在《文心雕龙》整个理论体系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其中关于刘勰“定势”之“势”的具体所指以及“势”论的思想溯源是一个学术界争议颇大的问题。有人把“势”追溯到刘勰当时及前代的艺术，从各种艺术门类中去挖掘思想材料①寇效信在《〈文心雕龙〉之“势”的辨析与探源》一文中说：“刘勰在熔铸他的文学术语‘势’的时候，从他以前的书法、绘画、音乐和文学之‘势’的概念中吸取了思想材料。其中，书法、音乐之‘势’与《文心雕龙》之‘势’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刘勰博览群籍，儒释兼通，与文学相通相近的其他艺术之营养，他涉猎吸收并融入《文心雕龙》的写作之中是自然之理。因此联系书画等艺术中的“势”论来探讨《文心雕龙》的“势”论，这种观点易为人接受。而詹锳先生把刘勰的“势”论溯源于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孙武所著的兵书《孙子兵法》，这初看起来似乎有些突兀。《文心雕龙》，我们姑且把它当做一部讲文章写作和文学原理的书，而《孙子兵法》作为一部军事著作，主要研究如何用兵作战。乍一看，两者似乎难以相及。而詹锳先生打通两者的联系，对刘勰的“势”论作了重新的探讨和研究。

据统计《定势》篇共运用“势”字21次，且多数情况下刘勰是作为一个术语来使用的。那么，解决“势”这个关键词的理解问题就尤为重要，可以说这是打开《定势》篇理论思想之门的一把金钥匙。关于《定势》篇的“势”指什么？研究者的理解分歧颇大，统而观之，略分为五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势”指法度、标准。黄侃先生首先从字源学上对“势”做了考证，认为“势”为“槷”，又通“臬”，而“臬”为测日影的标杆，引申为“凡法度之称”。因此“势”有法度的意思［1］133－134。范文澜先生承其师说，把“势”解释为标准［2］534。第二种观点认为“势”为姿态、体态。刘永济先生持此观点［3］113。郭晋稀先生在继承此说法的基础上，把“势”引申为文章的语调辞气［4］114。“语调辞气”固然是属于“势”的范围，但“势”又不仅仅如此而已。第三种观点认为“势”指文体风格。寇效信先生在《释体势》一文认为“势”就是由作家的慕习所决定的形成文体风格的必然趋势［5］。王元化先生认为体“势”指的是风格的客观因素，他说：“刘勰提出体势这一概念，正是与体性相对。体性指的是风格的主观因素，体势则指的是风格的客观因素。”［6］164直至目前，学术界持这一观点的人最多。第四种观点认为“势”指文章的表现方式。涂光社先生认为“势”类似于现代文论中的表现方式，包括表现方法和艺术手段［7］。第五种观点认为“势”指文章的气势、格局。陆侃如、牟世金认为“势”指作品的气势、局势，“定势”就是如何适当确定文章的气势、局势［8］52。

从以上所引诸家观点看，研究者把文章作品中的“势”分别理解为法度、标准、姿态、语调辞气、文体风格、表现方式、格局、气势等等，不能不说都有一定的道理，可以启发我们对“势”作进一步的思考。可是，当我们把每一种对“势”的诠释放在《文心雕龙·定势》篇，去作整体的考察时，往往有的地方就解释不通了。

詹锳先生给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另一种思路。他指出刘勰《文心雕龙·定势》篇对“势”的阐释，乃至其文学思想都是有渊源的。这种渊源就来自《孙子兵法》。可以说刘勰受了《孙子兵法》的启发，才写作了《文心雕龙·定势》篇。

按《程器》篇说：“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刘勰不仅欣赏《孙子兵法》的文章，而且学习《孙子兵法》中朴素的辩证观点，并把它运用于文学理论。《孙子》十三篇中有《势篇》，曹操注：“用兵任势也。”《孙子兵法》对“形”、“势”的分析是《文心雕龙·定势》篇的主要来源。［9］1112－1113

詹锳先生认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不仅提到孙武这个人，对其《孙子兵法》大加称赏，赞叹为“辞如珠玉”，而且从刘勰主张文武兼修的立场来看，他对《孙子兵法》非常精通。受孙武“势”论的影响，移以论文岂非自然之理？紧接着詹锳先生分别从三个方面考察了这种渊源关系。

首先，他认为刘勰对“势”的定义源于《孙子兵法》。《孙子》13篇，第一篇是《计》篇，其中说：“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什么是因利而制权？梅尧臣注：“因利行权以制之。”王皙注：“势者，乘其变者也。”张预注：“所谓势者，须因事之利，制为权谋，以胜敌耳，故不能先言也。自此而后，略言权变。”［10］17－18郑友贤《十家注孙子遗说》：“计利之外，所佐者何势？曰：兵法之传有常，而其用之也有变。常者，法也；变者，势也。”［10］510郭化若在译文中说：“所谓‘势’就是利用有利的情况，而进行机动。”［10］362这是《孙子》对“势”所作的军事上的一种说明。

通过注解家对“势”的解释，我们可以了解到“势”具有灵活的、机动的特点。刘勰《文心雕龙·定势》篇说：“势者，乘利而为制也。”詹锳先生认为刘勰在《定势》篇所说的“势”也就是孙武所说的“势”。他说：“势就是趁着有利的条件而进行机动。”“《定势》篇紧接在《通变》篇的后面，可见刘勰所谓‘乘利而为制’就是《孙子》所说的‘因利而制权’。”［11］64

其次，詹锳先生指出：刘勰用于说明“势”的那些精妙的比喻来自《孙子兵法》。在《定势》篇中刘勰说明“势”的时候用了很多比喻。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像弩机射出的箭，走的是直线，曲涧的湍流定会有回旋，疾驰奔流的水就没有细小的波纹，枯槁了的树木就不会有荫凉。这些都是不得不然同时又自然而然的趋势。《孙子兵法》也有相似的说法。詹锳先生说：“这些比喻也是从《孙子兵法》来的。《孙子·势》篇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弩，节如发机。’又《虚实》篇：‘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故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讲的都是一个道理。”［9］1116

《定势》篇又说“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詹锳先生解释说：“此处谓圆以规成体，方以矩成形。例如球体是圆的，它的重心不稳定，因此它的趋势就是转动。一个立方体或长方体，它的各面多呈矩形，因此它就趋于安定。这几句话也是有来源的。《孙子·势》篇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尹文子·大道上》：‘圆者之转，非能转而转，不得不转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所谓‘自然’者，就是不得不然。可见《定势》篇的‘势’，就是灵活机动而自然的趋势。”［9］1116

再次，詹锳先生重点论述了刘勰对《孙子兵法》辩证思想的承袭和发展。刘勰吸收《孙子兵法》朴素的辩证观点，应用于他的文学理论，在《定势》篇中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在《文心雕龙·程器》篇中刘勰提到了《孙子兵法》，说“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刘勰欣赏孙武的文章，学习《孙子兵法》，向《孙子》中借用语言和观点来说明文学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孙子》中随处不在的朴素辩证的观点、发展变化的哲学思想更是深深地影响者刘勰。在《文心雕龙·定势》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印痕。詹锳先生在《〈文心雕龙〉的“定势”论》一文（发表于《文学评论丛刊》第5辑，1980年3月。后收入《〈文心雕龙〉的风格学》）中对此有集中的探讨，笔者同时结合他在其他篇以及《文心雕龙义证》中的论述，进行综合研究，发现他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定势》篇之“势”的，兹分述如下。

一、关于“因情立体，即体成势”

《定势》篇开头说：“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如何理解刘勰此处所说的“体”乃是理解“势”的前提。绝大多数学者把“体”理解成体类、体裁，由此就把“势”理解为某种体裁所要求的文体风格。这样“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就是根据不同的思想情感来确立运用什么样的体裁，随着体裁的确立进而也就规定了其所要求的文体风格。初看起来，这似乎顺理成章。然而把“势”解释为“风格”，尤其是作为客观的文体风格，“势”由“体”决定，有什么样的“体”，就有什么样的“势”与之相配合。这种只看到“体”对“势”的决定性的一面的观点，与刘勰对“势”所作的正面定义：“势者，乘利而为制也”的灵活性、变动不居、自然而然的趋势之义似乎难以衔接，而且呈尖锐对立。

詹锳先生对“体”的理解持不同看法。他认为此处之“体”并非指一般的体裁、体类之“体”，而是“体统”之“体”。何谓“体统”呢？《文心雕龙·通变》篇说：“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知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变通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变通无方，数必酌于新声。”“因情立体”之“体”就是“有常之体”，因为是“名理相因”的，所以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文心雕龙》上编文体论部分，从《明诗》到《书记》基本上是按照“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序志》篇）这样的顺序写作的。其中“敷理以举统”的部分就是举出每一体裁的作品的共同纲领，即每种体裁的规格要求和风格要求，这个就是“体统”。詹锳先生说：

“因情立体”或“设情以位体”（《熔裁》篇），就是根据情理来安排文章的体统。所谓‘立体’，就是确立某一体裁作品的规格要求和风格要求。这种“体统”有它相对的稳定性，所以说“设文之体有常”。它之成为共同规律，是因为“名理有常”，可以根据前人的创作归纳出共同的要领来，所以说“体必资于故实”。但无论如何总是以“情理”或者说思想感情为根本，然后根据思想感情来规定每一体的风格特点。［11］67

詹锳先生所理解的“体”的含义，要比一般学者的理解宽广，“体”不仅仅要指体裁、体类等这样的名目，还要包括“理”即其规格要求和风格要求在内。是“名理相因”而不是仅仅是“名相因”。他认为“名理”是属于“体”的应有之义，所以不能从“体”之中割裂出来，仅要“名”而不要“理”。“情”为根本，它决定“体”同时也决定“势”。可以这样总结：“势”由于受到“体”的规定和制约，而具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又因为“情致异区，文变殊术”，同时由于思想情感会因时因地，随时变化，“情交而雅俗异势”（《定势》篇），“势”还有受情感变化影响的一面，所以，同时具有不确定性。“在《定势》篇里，‘势’和‘体’联系起来，指的是作品的风格倾向，这种趋势本来是顺乎自然的，既变动不居又有一定的规律性，势虽无定而有定，所以叫作‘定势’。”［9］1113可以说，詹锳先生对“势”作出了一种辩证的理解。“势”有定而无定，这与仅仅把“势”作为随“体”而定的文体风格的观点相比，更为符合刘勰的《定势》篇的文学理论思想。

二、关于“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

“循体而成势”就是上面所说的“即体成势”。《定势》篇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章、表、奏、议，随着它们各自的体制、规格要求，其风格自然倾向于典雅；赋、颂、歌、诗，随着它们各自的体制、规格要求，其风格自然倾向于清丽。其他以此类推。一种文体，它的体统即规格要求和风格要求是有相当稳定性的，这就是为什么“体必资于故实”（《通变》篇）的原因。“体”有对“势”决定和制约的一面，这属于“势”的“有定”的一方面。有什么样的“体”（体制、体统）就会有什么样的“势”（风格的趋势或倾向）；然而风格倾向又是可以随时变化的，是无定准的，这就是“随变而立功”，这属于“势”的“无定”的方面。

那么，什么是“势”的无定呢？或者说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作品的风格倾向呢？我们上面说到了作品内在的思想感情，它是从根本上决定着文章的风格倾向的。另外，文章的风格倾向会受到作者艺术修养的高低、创作个性的好尚、文体风格的模仿和习染等等因素的影响。《定势》篇说：“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意思是以经典作为自己模仿对象，写作向经典靠拢的作者，其文章风格自然会倾向于典雅；如果是取法《离骚》一路，其风格自然倾向于艳逸。这是讲风格的慕习问题。这些因素都对文体的风格倾向（即“势”）产生一定的影响，造成“势”的不确定性。因此，即使写同一体裁的作品（这种体裁作品内部有共同的规格要求），不同的作者也会使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詹锳先生说：

文学作品的风格倾向是随着每一体的规格要求而变化的……这种规格要求是有相对稳定性的，而风格倾向是随时在变化的。这种趋势随着每一体裁的作品的规格要求而变化，例如章表奏议，随着它的规格要求，它的风格自然趋向于典雅；赋颂歌诗，随着它的规格要求，它的风格自然趋向于清丽，这就是“循体而成势”，“势”有时是由“体”来定的。郭（指郭晋稀）注：“然而有时亦可以兼解俱通，并非执一不变，故云：“随变而立功”也。［9］1128

詹锳先生指出风格倾向是随时在变化的，而且他抓住了作家思想情感对“势”的决定性的影响这一主因。至于可能会影响到“势”的其化因素此处没有兼及。

“势无定而有定“的特点是詹锳先生对刘勰《定势》论文学理论思想的总结，这也基本符合刘勰关于“势”的论述。试想：如果大家写作同一种体裁的文章，都按照同一体裁内部的规格要求的去创作，且不说这种体裁本身能不能发展存在下去，千篇一律的风格事实上也并不存在。即使创作同一体裁的文章，在不同的作家笔下也是“其异如面”，就像每个人的面貌各不相同一样，其风格倾向是多种多样的。理论家只是从这些不同的风格倾向中大致归纳出写作某一体裁的作品的规格要求和风格倾向的共性，以资写作者借鉴而已。共性不能够独立存在，共性永远是寓于个性之中，存在与个性之中的。所以，这种共性不应该成为一种束缚作家手脚的东西，所以要“随变立功”。

三、关于“并总群势”与“总一之势”

这两个问题都涉及风格“多样化的统一”。“并总群势”指作家风格多样化而言。刘勰说：“然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定势》篇）有深厚文学修养的人，其创作风格往往是多样化的，新奇与雅正、阳刚与阴柔，这些虽然是相反的风格倾向，作家都能够广泛地学习、对不同风格做到融会贯通，创作时选择适合的风格。“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似夏人争弓矢，执一不可以独射也。”（《定势》篇）如若作家有所偏爱，而不兼及其他风格的训练，只有一种单一的风格倾向，这样的作家也是不成熟的作家，是不会有大的成就的。刘勰此处强调作家风格应是多样化的。但是每个作家还是有其主导风格的，其多样化的风格是统一在其主导风格基础上的。詹锳先生举出诗人李白、杜甫的例子，说明伟大的作家莫不是风格多样化的，且这种多样化统一于其主导风格之下。只是他又说：“‘主导风格’的概念在‘定势’篇里表现的不突出。”［11］77

“总一之势”是指具体到一篇作品，它的风格也可以多样化而言。刘勰说：“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定势》篇）不同风格的表现手法相互运用，各种声律和藻采在文章中随着自然之势而配合。但是需要注意两种对立的风格倾向不能在一篇文章之中同时共存，因为这样的文章就会出现“总一之势离”，失去了一篇作品应该有的统一的风貌。刘勰说：“若雅郑而共篇，则总一之势离，是楚人鬻矛誉楯，两难得而俱售也。”（《定势》篇）典雅的风格和轻靡的风格不能存在于一篇之中，因为这两者是矛盾的、相对抗的，这样会导致文章失去统一的风格。所以“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詹锳先生认为“本采”就是指的“体统”，也就是规格要求和风格要求。“任何丰富多彩的风格倾向，都要以它的‘本采’、也就是它的‘体统’作为基础。这样围绕着‘本采’来进行的声调和辞采的配合，都要顺着自然之势，而且以主导风格为中心，才不至于使‘总一之势离’。”［11］71－72

詹锳先生最后总结说：“所谓‘定势’就是选定主导的风格倾向。”［11］72

综上所述，詹锳先生把《文心雕龙·定势》的文学理论思想推原于《孙子兵法》，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如关于“势”的无定而有定，关于“风格多样化的统一”等。他把文学理论上的“势”与兵书上的“势”论相沟通，认为刘勰的“势”论汲取了兵书上的“势”论充分的辩证思想。他的“势”论在众说纷纭的“势”论中是见解独到的看法。这种对“势”的溯源和理解得到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的肯定。

詹锳先生的这种研究方法与他的学术背景与治学特色是紧密相关的。詹锳先生早年上过私塾，大学期间学习了历史和语言文学，青年时期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后来留学美国，攻读了心理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回国以后，在从事了一段时间心理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后，又回到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科研道路上。这种跨学科、跨专业的知识背景决定了其开阔的学术视野。治学不拘于一途，对于一个问题，常常从多角度、多方面去作探讨，打通古今、淹贯中西。詹锳先生关于“势”“定势”的渊源追溯、辩证阐述，正是他的这种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方法的体现。他的这种崭新的探索路径、研究方法在把《文心雕龙》研究引向深入的道路上给后人很大的启发。

［1］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郭晋稀.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63.

［5］寇效信.释体势［J］.陕西师大学报，1983（1）：10－12.

［6］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7］涂光社.《文心雕龙》“定势论”浅说［M］／／文学评论丛刊：第十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8］陆侃如，牟世金.刘勰和文心雕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9］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0］曹操.十一家注孙子［M］.郭化若，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1］詹锳.《文心雕龙》的风格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