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古地理研究的三个特征

唐晓峰

(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北京100871)

地理对于历史来说是舞台，但又不只是舞台，地理也是历史的角色、要素和特征。一件事情是发生在百尺之内还是千里之外，其内容、性质完全不同，空间尺度不可忽略。更何况，大地本不是均匀的一块，山川形势往往影响甚至决定事件的来龙去脉。讲历史，如果不讲地理，那只是说了一件抽象的故事，只是在历史的上空搭出一个楼阁。

饶宗颐先生观察历史，向来重视地理这一因素。他青年时期读史，便已特别留意书中的地理问题，因此才能汇集一批见解，聚成《楚辞地理考》(1940年写出，1946年出版)一书。饶公回忆道:“记起我在弱冠的时候，尤其在中山大学的广州通志馆工作时候，馆藏方志千余种，占全国的第二位，那时候我深受顾先生的影响，发奋潜心研究古史上的地理问题，曾经把古书所有与地名有关的记载抄录若干册，《楚辞地理考》即其中得以刊布的一种。”①沈建华编:《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第70，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童书业为此书作序云:“考据之学，愈近愈精，读宗颐饶君之书，而益信也。君治史地学，深入堂奥，精思所及，往往能发前人所未发!”

青年饶宗颐于古地理研究方面的成绩，必为顾颉刚所赏识，才有委托饶宗颐负责编辑《古史辨》第八册(又名“古地辨”)之事。虽然因为一些原因，《古史辨》第八册的出版未能竟成，但饶宗颐作为皇皇《古史辨》书卷中最年轻之编者一事，已足令人赞羡。饶公当年选编的《古史辨》第八册的篇目已然确定，曾刊布在《责善》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十期(1941年9月1日)上。近闻香港陈伟民先生用两年时间尽行搜罗饶公当年所选全部篇目，即交北京中华书局印行出版，此为学术史上一件重要的事情。

近几十年来，饶公于古地理方面的研究未曾停止，且不断精进。更由于出土资料越来越多，饶公之兴奋溢于言表:“今天丰富的三重资料提供的宝贵记录，使我们如走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好像面对着满汉筵席让我们好好品尝，时代要求我们去辨味，去咀嚼。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东西——古史文物，已超过束皙时代汲冢所出的若干倍。古史的重建运动，正在等候我们参加，新的成果正待我们去共同努力。揭谛(go)!揭谛(go)!莎婆诃!”②沈建华 编:《饶宗颐 新出土文献论 证》，第68，69，73页。饶公最后用了《心经》里的词“揭谛”，意为去、去、去经历。结合出土文献的研究，饶公关于古地理之思考日益系统，集中表达在《古史重建与地域扩张问题》一文中。

首先，饶公治史，重上古与中古，而地理研究尤重上古。上古即所谓传说时代，许多为先周事情，过去很难作信史对待。研究那个时代的历史，材料大多飘渺难寻，十分不易。研究人员主要是古史学者，在历史地理界内做的人不多。因此，饶公的上古地理研究格外珍贵。

研究中国历史地理，一般以各朝代的行政区划(即郡县制、府州制等)作为基本地理格局基础，在这个政区底图上再来复原各类地理要素。在王朝郡县制出现之前的时代，则以分封的诸侯列国为地理格局基础。而要研究分封列国之前的历史地理，就没有什么清楚的政治区域线索了。所说分封列国之前的时代，是指夏商以及更早的时期。关于这个时期，历史文献中表述出来的地理区位名称，大多是山水名称与较为笼统的部族活动区域名称。所谓上古地理研究，主要是要弄清和落实这些名称。

要从各类有关上古的记叙中找出真实的史迹，十分不易。传说、诗歌材料是上古史料的特点，对待这些材料需要特别的理解和把握。在地理研究上，则要抓住上古名词术语的特点，要熟知人名、地名、族名、祭名(畤)的关联性，而这些正是饶公的学术之长。

近二三十年来，关于上古史研究的进展多得益于出土古文字材料的发现与运用。饶公对于古文字格外重视，因强调古文字材料的重要性而提出“三重证据”之说。“三重证据”法是饶公古地理研究的第二个特点。

饶公曾说:“余所以提倡三重史料，较王静安增加一种者，因文物之器物本身，与文物之文字记录，宜分别处理;而出土物品的文字记录，其为直接史料，价值更高，尤应强调它的重要性。”①沈建华编:《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第68，69，73页。当年王国维曾提出“二重证据”法，即在古史研究中要注意传世文献证据与出土文物证据。饶公将出土器物与出土文字再做区别，把地下材料又分为器物与文字两类，强调了出土文字材料的重要性，给其一个独立的地位，故提出三重证据之说。出土文字材料，其时代、地点及内容都是明确的。以之作为证据材料，格外有力。

饶公研究之法，乃尽量运用出土文物上的文字记录，充分利用各地区新出土的文物，详细考察其历史背景;在可能范围下，使用同时代的其他古国的事物进行比较研究，经过互相比勘之后，取得同样事物在不同空间的一种新的认识与理解。②所谓同样事物在不同空间的问题，可以牙璋研究为例。199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是关于南中国与邻近地区古文化交流的。学者讨论特别以彩陶和牙璋为焦点。“由牙璋发现地点观察，东濒黄海，南至交州及闽、粤海隅，都有牙璋传播的足迹。”③沈 建 华编:《 饶 宗颐 新出 土 文献 论证 》 ，第68，69，73页。这暗示了一种文化交流的可能。在各重证据中，考古文物出土地点与古地理研究最为直接，尤为重要。

此外，在利用古文字材料进行研究时，饶公强调的主要方法是重视内证，即先立定点，然后围绕此定点对有关地名做进一步考察。“工方”是饶公很重视的地方，他以此为定点，曾考证二十来个关联地名。

以甲骨材料为例，所谓“内证”包括以下几法。第一，以同见一片或同一贞人名下之地名视为一组，同组内之地名具有连带关系，各地应相距不远。第二，多片同辞者必有纽带关系。如《东》367、《甲骨文合集》4622、《甲骨文合集》8548中均有的“于洋不……工方其……”，“洋”“工”两地应在相同方位。第三，用作地名的字，其构成有一定规律，往往增加形符，如加口、加水、加山、加阜等。卜辞习惯以地名称呼人名，而其名每以复合方式出之作为复合地名，如马羌、鱼羌、奚羌等，都是羌族在不同地方的名称。第四，族名与山、水相联系，可以族地互证，如瞿方与瞿山、瞿水、瞿塘。

饶公古地理研究的第三个特点是视野开阔。饶公早年便有一种看法，以为在“古史辨”时有人走得太远，对早期古史空间判断得太小。饶公认为，无论具体地点的考证如何，古史空间范围不能低估。在关于商史的研究上他指出，对商帝室人名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成就，而“有关空间的地理问题，由于向来狭隘的地域观念之困惑，未能拨去云雾，使甲骨文的资料，无法得到正确的认识”④饶宗颐:《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金沙文化》，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俞伟超先生曾说过，饶公善于根据古代部族活动区域的地望来钩沉古史。饶公“以三星堆的发现为契机，重新审核了甲骨文中有关商代西南地区各部族的地望，相当全面地使商时期西南地区各部族与商文明的本来关系，能够重显于世”①饶宗颐:《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金沙文化》，第2页。。结合四川三星堆遗物的出土，饶公对于许多西南部族和地名进行了重新评估，如傁、若(水)、邛、氐等。

西南地区是饶公特别重视的上古地理区位，着力最多。《西南文化创世纪》一书汇集了饶公关于中国西南地区古地理的重要成果。西南地区古代神话流传中原地区者多有，“如果从寻根说起，我们远古祖宗来源有关的神话，却集中在西南一带”。这个地区在上古时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问题极为重要。

关于上古时代人们(部族)活动的地理范围、地理知识的范围、交往关系的续接延伸范围等如何进行估计，是一个需要研究和确定的基本地理问题。从一些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商人的四方观念、商朝在长江流域设立的城堡(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赢姓的东西大范围迁徙、周武王对“天下之中”的认定等，都显示出古人宏远的地理视野。另外，也可以从经验知识上推断，人们对于未到之地未必不知;在没有文化遗物的地方，未必没有政治行为。以商朝为例，在中原的商人与诸“夷”“方”有频繁政治交往(包括军事征伐)，商人的政治视野必然随之扩大。换言之，其政治视野必然超越自身的文化区域。

“过去治古史地理，每每把商人的地域活动局限于大河南北，又以玄鸟信仰侧重于东方鸟夷的范围，近年考古资料证明这一种自我限制，即相信地域扩张是秦汉统一后来的事，原是一种误解。”②饶宗颐:《殷代地理疑义举例——古史地域的一些问题和初步诠释》，见沈建华编:《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第78页。饶公强调关于上古时代的地理视野不宜太狭小，这一观点具有重要意义。它关系到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问题，即中华民族融合的地理范围，这个范围可能是十分广大的。1985年，苏秉琦先生在山西晋文化讨论会上写过一首有名的诗，概括当地早期文明的蕴育特点，前二句是“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此二句点到了陕西的华山、东北的燕山、内蒙古的大青山，显示出一个巨大的空间范围。

华夏文明的发展，乃是一个大范围的文化特质的融合。张光直曾提出，在龙山文化时期，各区原始文化间的接触带已经形成，即融合已经起步。考古发现显示，在龙山时代就开始出现大范围的文化相似性。张光直是这样说的:“假如我们将大约公元前7000—6000年期间、公元前5000年和公元前4000—3000/2000年期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和它们的地理分布比较一下，我们便会发现一件有意义的事实:起初，有好几处互相分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我们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把这几处文化放在一起来讨论——我们所以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讨论是有鉴于后来的发展。但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有新的文化出现，而旧有的文化继续扩张。到了约公元前4000年，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会持续一千多年的有力的程序的开始，那就是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它们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网内的文化相似性在质量上说比网外的为大。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便了解了为什么这些文化要在一起来叙述:不但它们的位置是在今天的中国的境界之内，而且因为它们便是最初的中国。”③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见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第15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关注中国历史的发展，在很早的阶段就要放开地理视野，上古时代所留下的涉及远大地理跨度的传说，并非全无根据。如饶公所言:“百川汇合，万民交融以形成今日中华民族文化之共同体。”④沈建华编:《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