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小说的诞生
——小说的政治功能与翻译文学

[美]张 错(南加州大学东亚系及比较文学系，美国加利福尼亚，洛杉矶)

新小说的诞生
——小说的政治功能与翻译文学

[美]张 错
(南加州大学东亚系及比较文学系，美国加利福尼亚，洛杉矶)

清代一大串连锁反应的外忧内患历史事件，均显示一种外力进逼影响与内在自省的互动。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可被视为这政治律动的副产品。然究其所谓政治律动，亦不外是接受西化或抗拒传统的争论窠臼。清代自鸦片战争后每一项重大兴革，均与急起直追的图强心理有关。新小说的诞生与小说的政治功能的强调以及翻译文学的冲击影响紧密相关。

甜蜜与光；共通语言；对谈口语；书写体；误读

一、政治的功能

清代一大串连锁反应的外忧内患事件，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到维新运动，均显示一种外力进逼影响(西洋与东洋)与内在自省的互动。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可被视为这政治律动的副产品。

然究其所谓政治律动，亦不外是接受西化或抗拒传统的争论窠臼。清代自鸦片战争后每一项重大兴革，均与痛定思痛、急起直追的图强心理有关。

譬如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所引发的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而有“洋务”及“西学”等名词出现[1]。当然后者一词创始，可追溯至明末利玛窦与耶稣会士入华，而由南怀仁、汤若望等人带入清代。但所谓“西学”，梁启超曾指出，“除测算天文测绘地图外，最重要者便是制造大炮”[2]。这是一针见血之论，尽露时人所谓自强心态，想在健强体魄的器物技艺改进，而非心智的开拓教育。

梁氏继续指出，咸丰同治年间的西学动机与路线，主要是：

质而言之，自从失香港烧圆明园后，感觉有发愤图强之必要，而推求西国之所以强，最佩服的是他的“船坚炮利”。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局，福建的马尾船政局，就因这种目的设立，又最足以代表当时所谓西学家之心理。同时又因国际交涉种种麻烦，觉得须有些懂外国语的人才能应付。于是在北京总理衙门附设“同文馆”，在上海制造局附设“广方言馆”，又挑选十岁以下的小孩子送去美国专学说话[2]。

1894年甲午战争前后，中国经历前所未有的外力压迫，1881年中俄交涉改订伊犁条约，1885年中法战争割掉安南，1889年中英交涉强争西藏，1895年中日战役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俄法德交涉后还辽，但又把胶州、旅顺、威海分别租借。前波后浪，忧患重重，扰乱不息，“于是因政治的剧变，酿成思想的剧变；又因思想的剧变，致酿成政治的剧变。”[2]（P32）

思想剧变，就是指在心智上，进一步对政治教育的觉醒。在这方面，严复(1854-1921)与梁启超(1873-1929)为知识分子中最具代表性的先知先觉、身体力行者，严氏于1897年在天津创刊 《国闻报》，梁氏1896年在上海与黄遵宪等人创办一月三期 《时务报》旬刊，一北一南，分执知识导向的牛耳；还有梁氏后于1902年创办的《新民丛报》半月刊，都是大规模推动时事舆论与新文学观念的主动力。

其实，只靠机械技术去富国强兵，或以器物技艺来西化，并非进步的惟一途径。相反，它们还在被引进学习中，成为西方知识权力的二等公民。许多军事器械使用操作，均需倚赖外国顾问专家。长此以往，科技不断演变改进，倚赖无止无穷，最后陷于无法自拔。谭嗣同在回答贝元征时曾说，“足下所谓洋务，第就所见之轮船已耳，于法度政令之美备，曾未梦见。……凡此皆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3]

梁启超也曾提到李鸿章见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时，曾询及治国之道，俾氏回答说：“我德所以强，练兵而已；今中国之大，患在兵少而不练，船械窳而乏也。”梁氏随即反驳此种论调，断然指出以美国及土耳其为例，“不知使有国于此，内治修，工商盛，学校昌，才智繁，虽无兵焉，犹之强也；彼美国是也……使有国于此，内治隳，工商窳，学校塞，才智稀，虽举其国而兵焉，犹之亡也；彼土耳其是也。”①

变法维新与洋务运动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对政治制度的改革重视与后者对西方器物功用的追求。当然在政治制度方面，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与后来梁启超的民主民权背道而驰，但在启发民智方面，却立场一致。康有为的兴学校，废八股②；梁启超的合科举于学校，聚天下之才，教而后用之。所谓“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探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再分教、政、艺三总纲，下再分十八目，其中即包括有女学、藏书、纂书、译书、文学、报馆、游历……等条目③。

因此当我们解读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尤其是脍炙人口的一段：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④。

我们便知道，一切皆以求新救国为目的。小说启发民智(“欲新一国之民”)的政治功能，昭然若揭。按照上面此段文字符号所显示的因果关系，如要去新(作动词用)国民、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人心以至人格等等，必需要去用新小说的手段来完成。以小说为“工具”的观念来“教化”民心，正是亚诺德(Matthew Arnold)所谓的 “甜蜜与光”(sweetness and light)⑤；也是严复所谓小说“开化”社会的文化功能⑥。

由于政治作用，梁启超特别强调具有政治内容的外国小说译介，在《译印政治小说序》文中，他提及由于小说的普及与平民化（“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所以：

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⑦。

但是问题仍是，虽然“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为什么是小说文类？为什么是政治小说？

在这方面，严复和梁启超虽非至交，尤其两人对翻译文字的取舍，亦有分岐⑧，但对利用小说作为教化工具看法大致是一样的。严复在天津《国闻报》附刊小说，为此与夏曾佑合着洋洋洒洒万余言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正是尝试从人类进化论的逻辑，极力提倡刊载新小说以开蒙昧的民智⑨。

梁启超独取小说文类以作感化，主要除了小说浅而易解，乐而多趣，民众普遍皆都爱读的广泛普及作用外，小说尚具有”熏、浸、刺、提”四力，分别以熏陶、浸淫、刺激、及认同反应，感染读者。因此，“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但是小说亦如剑之两刃，护己亦可伤人。它一方面可以轻易摇荡性情，陶冶人心；但另一方面，含蕴封建帝王将相、才人佳人的小说内容，亦可毒害人性。梁启超继续指出，由此以推，小说之蛊惑人心，国民种种的迷信，筮祈禳，追逐功名利禄；轻薄无行，沉溺声色，伤风败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梁山结拜，遍地绿林好汉……，皆“唯小说之故”：

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盖百数十种小说之力直接间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④。

最后梁氏强调：“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因此新小说的茁起，不止是晚清文学介入社会的一个巨大革命，更是“前五四文学”阶段的一个切入转接关键。随它的政治功能，新小说不止带来晚清一片文学新气象，还准备了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语言全面改革与现实主题的进一步更新。

二、语言的转化

晚清小说是中国小说史的一个奇葩，其数量之多、声势之盛，足以睥睨历代小说现象。根据阿英在《晚清小说史》内总计，这时代所生产的小说究竟有多少种，实在无法计算。就以《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为例，文学类加译作类有五百多种，“实则当时成册的小说，就著者所知，至少在一千种上，约三倍于‘涵芬楼’所藏。 ”[4]

如此丰沛的产量，姑不论素质如何，已经成为一种现象，让人另眼相看。怪不得学者如阿英，要另立章回，分门别类来处理这些小说。除了所谓晚清小说代表作，包括李伯元《文明小史》、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东亚病夫(曾朴)《孽海花》、刘鹗《老残游记》及其他一些总写晚清社会现状的第一类小说外，阿英还举列出其他下面的小说内容11种归类：庚子事变的反映；反华工禁约运动；工商业战争与反买办阶级；立宪运动两面观；种族革命运动；妇女解放问题；反迷信运动；官僚生活的暴露；讲史与公案；言情小说；翻译小说。

除了最后一项翻译小说不算创作而却又举足轻重影响创作外，所有其他小说均归诸阿英所谓晚清小说的四种特征。那就是:1.充分反映当时社会状况，细微刻划社会每一角度；2.作家以小说为武器，谴责政治、社会的恶现象；3.清室不可图治，利用小说启蒙，散播新思想及灌输新学识，4.以两性私生活为描写言情小说[4]（P4～5）。

上面这些种类条目，加上四种特征，蛛丝马迹，自可稍窥晚清小说堂奥。但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不在于它们之为晚清小说，而是这些种类如何影响、伸展、及重迭入五四发展中的小说传统？

首先，新小说明显特征是新语言书写的探索与变化，自日常民众生活的普通语言及外来语汲收养份，并与传统语言，尤其是当时流行于士子书写间的桐城派古文，互抵互补的微妙关系。

前面说到的报业大盛，除关注政治社会的《国闻报》及《时务报》外，其他报刊有如雨后春笋，纷纷设立。许多以自然科学知识介绍为主的报纸如1897年创刊的 《通学报》、《农学报》、《新学报》，1898年的《算学报》外，上海一地还出现大批小型文艺报刊，包括1896年的 《指南报》、1897年的 《游戏报》、《笑报》、《采风报》。另外还有妇女办报，康同薇1897年创办《演义白话报》、《蒙学报》，裘毓芳在无锡1898年创办《无锡白话报》。后面几份白话报纸用意非常明显，那就是利用人民的通俗语言来作沟通工具，开启民智⑩。

即书写者为了要伸展普及，面临两种语言探索分岐，第一种是企图自传统文言渊薮升越，找出一种与阅读者易读易懂的共通语言，亦即是白话。晚清报刊与小说杂志的蓬勃，提供了这类语言的操练场地。另一种是停留在士大夫阶级的文言语言，而企图借“古文体”来带动知识分子的“新思想”。这种现象以严复及林纾的译作最为显著。

第一种语言探索由梁启超为始作俑者，在报章撰写他所谓的”新文体”。梁氏与夏曾佑虽为好友，然与严复，却始终见外，主要在于语言的分岐⑧。梁曾自诩：“对于《今文学派》为猛烈的宣传运动者，则新会梁启超也。”他又说：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自是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5]。

所谓今文学派，所谓新文体，全是梁启超极力鼓吹的语言改革措施。如上段所云，新文体就是“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天马行空文字，更由于时势所趋，“学者竞效之”，似非虚语。

梁氏早年羁旅日本，潜修勤学日文，博览群书，而当时日文汉字尚多，日文汉读，并非难事。明治维新后，外来语翻译成汉文词语更多。梁氏揣译之余，另体会到一种新语体文法，并大量引用西洋被翻译成汉文的外来语(当然很多自日本而来)，譬如“变法维新”的“维新”一词，乃取自日本明治“维新”(Reform)的东洋翻译。梁氏本人亦不讳言这方面的影响，他曾这样追述：

哀时客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11。

因此所谓新文体，应是一种日常对谈口语的“书写体”，并揉杂许多翻译自东、西洋的专门术语。在学习东洋方面，更有研究指出，梁氏努力吸收当时日本文化界如福泽谕吉、矢野龙溪、德富苏峰等人自由达意的文体，这些人除了袭用通俗语文写作，“杂用汉文、和文、欧文直译、俗语俚言四体”[6]。

这种文体梁氏谓学着竞效，有例为证。鲁迅、胡适之文风树建，处处有梁任公风，尤其鲁迅《摩罗诗力说》一文，虽以文言为体，然旁征博引，捭阖古今中外，矫若游龙的笔锋，更常带诘屈聱牙的外来人名地名语汇，正是不折不扣的新文体作风。

三、翻译的冲击与体会

在寻找一种与阅读者易读易懂共通语言之余，翻译小说带来了另一层面的内容与文体冲击。如前面阿英所估计，假若晚清小说数以千计，则占总数量2/3的翻译小说起码也有六七百多种。当然其间良莠不齐，优秀选译作品并不多，但因阅读者众，仿效亦众，带来新小说一面模仿学习的镜子。

翻译小说采用了两种语言——文言与白话。前者以林纾为主，因严复的翻译主要为专门学术译介，其本人除了推广小说阅读外，并末曾译过小说。严拥护文言之余，更反对翻译袭用普通白话。在《天演论序》里除了提出“信、达、雅”三大信条外，更认为文言较易表达。他说，“用汉以前家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胡适替他辩护说：“这些话都是当日的实情。当时自然不便用白话；若用白话，便没有人读了……严复用古文译书，正如前清官僚戴着红顶子演说，很能抬高译书的声价，故能使当日古文大家认为‘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4](P181-182)。

但是阿英随即反驳说：

这里的“实情”和“自然不能”，说得未免武断。用白话译书，对于知识分子，当时或许是少“有人读”，但在知识分子而外，其情形是并不会如此的。所以当时也有用白话演述原书的一派，如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都是。他们就原书的内容，用章回小说的形式演述，颇能深入小市民层。遗憾的是，由于史家正宗偏狭的观念，抹煞不论，现在大家只知道有严复，有林纾了；其在小说，当然是只有林纾一人[4]（P182）。

此段话说得中肯，小说全面的普及影响功能而言，当然不止林纾一人之翻译。催动新小说诞生的西洋翻译小说，译者逾数十人，包括较有名的吴梼、陈冷血、包天笑、苏曼殊、周桂笙、伍光建、徐念慈及鲁迅兄弟等人，千丝万缕，各有长短。尤其在白话语言的实践和实验，自非林纾一人的福州官话所能抵挡。

但是反讽的是，林纾的语言造诣极好，古文根底深厚，因而翻译流畅，词能达意。比起那些刚在白话领域探索的其他翻译小说，林译可谓鹤立鸡群。在这方面本应受到拥护古文体的严复的尊敬，然而另一反讽却是精通外文的严复，十分苛刻不能容忍只字洋文不懂的林纾，以及倚赖别人口述笔译的方法。

但林纾在文学方面中书西译启发之大，无与伦比。他犹如译林一员骁将，披荆斩棘，攻城略地，斩获丰硕。据统计，林于1898年，开始与王寿昌合作翻译第一本输入中国的欧洲文学名著小说——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迄1924年去世为止，共翻译作品达184种之多12。虽然他不懂外文，亦不懂挑选书籍，全部皆由别人口译而笔述，先后有魏易，曾宗巩、陈家麟、李世中等十余人与其合作，错误自多，亦为人所诟病。但如今看来，林纾的误译可被看作是误读(misreading)13，虽对原著有欠公允，但对当时急切启发民智而言，正译也好，误译也好，都是大开眼界之举，读者均照单全收，吸收不误。

讽刺的是，“新文体”猛烈冲刺寻找新白话语言时，往往无可适从而陷于文白交杂的泥沼，诘屈聱牙，文义丛杂，并不畅顺，也令许多知识分子畏而却步。这种现象，一直要发展到五四运动的全面白话创作，才有了改善。不止小说如此，诗亦如此，早期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以及后来的白话诗创作，均因语言松散而不耐久读，无法咀嚼。直至何其芳、冯至、卞之琳、辛笛等人在抒情语言建构成功，才成新诗主脉。

钱钟书就曾这样提及他的外语启蒙经验：

我自己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14。

可见，林氏的文言翻译，确有可取之处。即使不忠于原文，也不见得输于忠于原文的翻译。至于觉得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新庵)译的侦探小说，沉闷乏味，弦外之音，当是指语言的失败。其实，真相并非如此，周桂笙、严独鹤等人所译的福尔摩斯探案，皆用文言，文采皆输林纾。另一方面，侦探小说贵于推理悬疑，抽丝剥茧之间，遂会让人有“沉闷乏味”之感。林纾文采斐然，就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为例，悱恻缠绵，丝丝入扣，对话简洁干净利落，时有令人惊喜佳句，有若唐人传奇。就连严复也要恭维两句：“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但在其他译作方面，伍光建的白话翻译就非常成功。他以“君朔”笔名译了两部大仲马小说，《侠隐记》正续篇及《法宫秘史》，两书共60余万字，译笔信达通畅，未见迟滞。可见当时白话书写水平，已有一定功力基础。惟创作语言与翻译语言不尽相同，更需较长一段时间的锻炼和试验，才能成熟。

钱钟书尚有下面一段话，引证了本文前面所谓“误读”的看法：

最近，偶而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有些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份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触处皆是。我试找同一作品的后出的——无疑也是比较 “忠实”的——译本来读，譬如孟德斯鸠和迭更司的小说，就觉得宁可读原文。这是一个颇耐玩味的事实14。

钱氏为一代文学大师，语言造诣深厚，精通多国外语之余，对其母语自然极有见地。他除了贬损那些所谓忠于原文的翻译者的功力外，还推祟林纾一些别出生面的翻译处理15。

在这方面，阿英和钱氏的看法是相同的，阿英认为原文是一回事，文笔又是另一回事。同是文言翻译，林纾的译作文采，却远胜于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4]（P187）。

不止如此，林纾虽经常自谦(或自责)不懂洋文，但早年在译文前后多有前序及跋语，一舒胸中块垒，譬如拥护小说开发民智,他曾这样说：

综而言之，欧人志在维新，非新不学，即区区小说之微，亦必从新世界中着想，斥去陈旧不言。若吾辈酸腐，嗜古如命，终身又安知有新理耶？16

又说：

予颇自恨不知西文，恃朋友口述，而于西人文章妙处，犹不能曲绘其状。故于讲舍中敦喻诸生，极力策勉其恣肆于西学，以彼新理，助我行文，则异日学界中定更有光明之一日。或谓西学一昌，则古文之光焰熸矣，余殊不谓然。学堂中果能将洋汉两门，分道扬镳而指授，旧者既精，新者复熟，合中西二文熔为一片，彼严几道先生不如是耶？译此书竟，以葡萄酒自劳，拾得故纸，拉杂书之。畏庐居士识16。

上举二文不但见识宏广，对严复尊敬有加。最后数句，译事告毕，辛劳之务稍减，欣喜之心顿生，遂以葡萄酒自娱，一个翻译者的心情，表露无遗。至于林晚年对新文学的反感与反动，更写出遗老心态的《妖梦》一文，痛诋“白话学堂”为洪水猛兽，魅魍妖孽,甚至含沙射影，讥讽蔡元培、胡适及陈独秀等人，有失大师风范，自是与他本人无法在语言及观念上，弃古就今有关17。

除此以外，林对小说艺术亦有见地，《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内曾列举此小说中之八种妙处，其中一妙是：“描写太姆不拉壮士，英姿飒爽，所向无敌，顾见色即靡，遇财而涎，攻剽椎理，靡所不有，其雅有文采者，又谲容诡笑，以媚妇人，穷其丑态，至于无可托足，此又一妙也。”寥寥数语，便呈现一个西方英雄形象，惟肖惟妙，正所谓书中“述英雄语，肖英雄也；述盗贼者，肖盗贼也。”亦是另一妙处[4]（P219）。

施蛰存称从1890到1919年约30年的一段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继翻译佛经以后的第二次翻译高潮。”但他继续指出，五四运动以后，除林纾、伍光建等人的译作因出版商如商务、中华书局仍存在印行，得以保留外，其他几百部的译作都因出版社停顿而名存实亡。“加以五四运动以后的翻译家及读者，对前代的翻译工作，不免有些鄙夷不屑”，这片领域曾经一度冷漠荒芜，直到20世纪30年代，赵景深、郑振铎、阿英等人才注意这现象，尤其阿英，他花了八年时间，专注于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的搜集，编目显示，外国译作亦有七八百种之多[4]（P17）。

五四作家，直接受益于其从事之翻译亦不乏人。鲁迅就是其一。他与周作人合作翻译自日本译本的《域外小说集》内有一篇法国嚣俄(Victor Hugo)的短篇小说《哀尘》。鲁迅在“解题”内有这么一段话：

译者曰：此嚣俄《随见录》之一，记一贱女子芳梯事者也。氏之《水夫传》叙曰：宗教、社会、天物者，人之三敌也。而三要亦存是，人必求依归，故有寺院。必求存立，故有都邑。必求生活，故耕地航海。三要如此，而为害犹酷。……于是宗教教义，有足以杀人者。社会法律，有足以压抑人者。天物有不能以人力奈何者。……芳梯者，《哀史》中之一人，生而为无心薄命之贱女子，复不幸举一女，阅尽为母之哀，而辗转苦痛于社会之陷阱者其人也[4]（P718）。

凡读过鲁迅作品，都会发觉上面这段文字，多么能伸展应用在礼教杀人的《狂人日记》，或要捐一条门坎以求新生的祥林嫂的《祝福》内。而《哀尘》内的芳梯，亦只不过是一个弱女子被恶少于寒天欺侮掷雪球的悲哀小故事而已。

注：

① 孙氏指出《饮冰室文集一》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内载：“梁氏谈到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曾拟谒英法等学部大臣，请教振兴西学之道。及至某国，见某学部大臣，”“叩问学校新规，请给一文凭，俾得遍游全国大书院”。该大臣问他考察西学的用意，他说要带回中国实行，该大臣便非常生气，说：“汝教华人尽明西学，其如我国何？其如我各国何？”因为中国从事于政治教育的西化，结果必会强盛，足以与他们相抗，对他们反而有害。他们只鼓励中国从事于军事器械的西化，完全是为他们自已打算，而不是为中国着想，岂可相信他们的话？”，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p102-103。

②鉴于传统科举制度造成士大夫种种无知偏执，康有为请皇帝废止八股的理由为：“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皆)割于八股。”康有为《自编年谱》，第19页。此处引自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第 332页。原书为英文著作，Kung-chuan Hsiao,A 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K’ang Yu-wei,Reformer and Utopian, 1858-1927,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第1975页。

③ 见《饮冰室文集一》《学校总论》，第19页。

④ 此处取自郭绍虞、罗根泽主编《中国近代文论选》，台北木铎，1982年，第157页。

⑤ “Culture is the passion for sweetness and light and[what is more]the passion for making them prevail”,Matthew Arnold, Literature and Dogma,1873。详请参阅拙文，《西涛拍岸——“前五四文学现象”的文化索源反思》，《中外文学》，32卷，no.10，2004年3月，台北，第141页。

⑥ 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台北木铎，1982年，第187-20页。

⑦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台北木铎，1982年，第155页。

⑧ 两人主要的分歧在于翻译文字艰易的选择。梁氏在《新民丛报》推祟严译首二篇《原富》之出版时，曾对译文的古拙深奥，深表不满，“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着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上段文字，取自郭正昭，《严复》，《中国历代思想家（十九）》（更新版），台湾商务，1999年，第46页。严氏亦曾在信札中响应辩说，普及与提升之间，“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严氏留学英伦，况年长梁十九岁，文字风格取舍，自是不同，所以他继续辩白，“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古书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夫着译之业，何一非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第其为之也，功侯有深浅，境地有等差，不可混而一之也。”最后三句，可圈可点，见《与梁启超书》，1902年 3月《新民丛报》，此处取自《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卢云昆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第524页。

⑨ “本馆同志……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台北木铎，1982年，第200页。《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虽为严复、夏曾佑两人合写，但当初发表时未有署名，发表后亦未见附刊小说。梁启超后在《新小说》的“小说丛话”专栏内曾提到，“天津《国闻报》初出时，有一雄文，曰《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殆万余言，实成于几道与别士二人之手，余当时狂爱之……《国闻报》论说栏登此文，凡十余日，读者方日日引领以待其所附印者，而始终竟末附一回，亦可称文坛一逸话”。最后一句，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几道与别士，为严、夏之别名。

⑩ 学者指出，“改良派所以要创办白话报纸，是为了运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开启民智，传播新知，唤醒人们的忧患意识。改良派创办的白话报纸，在社会上引起重视，影响不少。”马宝珠，《中国新文化运动史》，台北文津，1996年，第173页。

11梁启超《饮冰室文集4》，此处转引自蒋英豪《近代文学的世界化——从龚自珍到王国维》，台湾书店，1998，第193页。梁启超还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台北华正书局，第34页内提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当时流徙在东京的亡命客及留学生中，有一个叫范静生的人，为了新思想普及起见，提倡所谓“速成师范”及“速成法政”，不必学外国语也能得到相当学识，在日本“特开师范法政两种速成班。最长者二年、最短者六个月毕业。当时趋者若骛，前后数以万计。”试想要满足上万人对外国知识的需求，教材必须倚赖大量翻译与重新撰写，和汉两语之间的密切互动，自不待言。此上万之人回国后，贡献不止于辛亥革命的成功，更在中国教育界政治界效命，其语言活动自会遵承日本所学之教材而传承，形成一种新语言文体，惜现代中日语言学者罕有在此领域的研究。

12我在此引用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3页内的引马泰来在《林纾翻译作品全目》(商务，1981年)一书内的说法。

13美国学者布鲁姆 (Harold Bloom)有《误读图示》(A Map of Misreadi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一书，指作家为避免承袭模仿前辈作家作品影响，常故意误读原文，以求书写时产生更大岐义，第19页。

14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氏着《七缀集》（修订本）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二版四刷），第82页。钱氏更在附注14中说：”周桂笙的译笔并不出色”，第107页。

15譬如林译迭更司《滑稽外史》原书第十八章内时装店女店员领班那格女士大发脾气那一段，连翻译高手钱钟书也自叹弗如。可见文言亦可灵活运用，并非如提倡白话文者所谓的死文字。

16林纾，《译斐洲烟水愁城录序》，转录自阿英 《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见《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二》，上海书局，1995年，第218页。

17林纾《妖梦》，《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册《文学论争集》，香港文学研究社，重印，第435-36页。

[1]黎仁凯.近代中国社会思潮[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59.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台北:华正书局，1988.30.

[3]孙广德.晚清传统与西化的争论[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02.

[4]阿英.晚清小说史[M].香港:香港中华书局，1973.1.

[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88.

[6]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44

【责任编辑：向博】

Birth of New Novels:Political Functions of Novels and Translate Literature

Dominic Cheung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California,the United States)

A series of historical events took place in the Qing Dynasty,showing the interactions of foreign pressures and internal introspections.The prosperity of modern Chinese novels was one of byproducts of the political movements,which can all be attributed to the debates on to accept or reject traditions.Every important Qing reformative policy after Opium War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is kind of will for progress.The birth of new novels and their emphasis on political functions of novels,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translate literature were all closely related.

sweetness and light；common language；spoken language of conversation；written form；misread

I 207

A

1000－260X（2014）02-0112-07

2013-10-11

张错（Dominic Cheung），原名张振翱，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文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