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抗战时期共产党与农民、地主之间的关系
——以三角形架构分析为视角

梁丽辉， 耿幸宏， 李静体

(1. 河北金融学院 社科部， 河北 保定 071051； 2. 天津青年职业学院，天津 300191)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与农民及地主的关系可能比较明朗，即共产党是领导者，农民是主力军，地主是既受打击又被联合的对象，所以这方面详细探讨的文章不多。但进一步考察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农民的心态，地主的行为以及共产党与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毫无价值，这对于当今共产党执政时期如何更好地了解农民需求、调整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无裨益。鉴于此，笔者拟对这些问题试做粗浅分析，恰当与否，还望广大学贤共同讨论。

一、共产党与农民之间的关系

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在积极探索治理乡村的政权建设道路。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在原有村政权之外组织农民建立农会，以行使行政、司法、武装等权力，达到“一切权力归农会”。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内，共产党不再另建一套行政系统来实行统治，而是致力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通过每年一度的村选来改造旧政权，最终使村政权移易到农民手中。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不争的历史事实，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敏锐地意识到了。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曾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中国”[1]61；“除非发动农民群众的人力和物力，否则中国就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2]9。彭德怀也有句名言：“人民是海洋，我们是在海洋中游泳的鱼。”[3]175可见共产党是要依靠农民为根基和主力来打这场战争，进而求得民族独立。

但中国农民对政治的冷漠麻木根深蒂固，即使他们有保“家”的防御本能，也不具备救“国”的崇高意识[4]，夺取政权成为主人翁更是难以企及的精神奢求。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为领导者，就在于其能高瞻远瞩，对农民的行为洞察秋毫。为了唤醒农民沉睡已久的政治参与意识，其在根据地积极抗战的同时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而政治和经济变革无疑又是最基本最主要的，因为“只有迅速地实行政治和经济的变革，才能得到农民的合作。”[2]9政治变革主要是通过村选使农民群众成为权力的主角；经济变革则是通过减租减息、互助合作、实行统一累进税来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农民生活。这两种变革起步较早——如晋察冀边区一成立就开始了村选；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就宣布了减租减息——但却都是在1942年以后才逐步完善、蓬勃开展起来的[2]27-29。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从中国共产党来看，任何一项政策措施的颁布与实施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需要时间，这可以说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除了地主的阻挠破坏，最主要的就是农民心态。

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战争是他们熟悉的一种灾难，社会变革却是一种新鲜事[5]334。他们宁可贫困下去，也不愿冒这个险。“安全第一是农民的生存经济学，它远远优于经济利益。”[6]12，36在变革初期，因为地主往往以进行报复来要挟[7]20-28，使得本来就保守的农民欲进欲退，“一些农民在地主在场的情况下，仍然有些不安。在第一次会议上，一些佃农蹲在人群前的一块大石头上，恭敬地给正被人们议论的地主让座。”[2]182因为“长期的经验告诉他们，各种军队来了又走，标语贴了又被雨水冲掉，但地主却始终存在……封建的恐惧传统不可能一天就消除”[2]183。

为此，中国共产党下了很大力气来改变农民的“奴隶思想”、屈从态度。方法主要是让农民讲述自己遭受的残酷剥削和蒙受的耻辱，帮助他们分析受苦的根源，也就是“挖苦根”、“诉苦水”。通过这一过程，农民认识到自己原来是“类存在体”[8]，其低下的地位通过自身是可以改变的。这就强化了农民反抗地主的思想，提高了其阶级觉悟。但农民毕竟是小生产私有者，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一旦发动起来，便又过于激进，出现过左的现象。农民认为地主不倒，自己就不能彻底翻身，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推翻地主，平分土地”[9]187。但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始终坚持不让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党教育农民“中国的土地属于日本还是属于中国，比它属于地主还是农民更重要。减租使地主能够存在下去，又有助于孤立日本人”[2]187-188。通过深入解释，农民终于与地主达成妥协，建立了统一战线，党作为政治领袖的“精英意识”终于被普通民众所接受[10]。可以说，是共产党领导农民一步步由保守、激进逐渐走向成熟的，共产党是农民的引路人，在当时就是农民的准救世主。

但再详细分析一下政治和经济变革，我们会发现，二者有很大不同。1938年3月开始第一次村选，到1942年，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民主村政权基本上已普遍建立起来，如建立了村民代表会，实行了“三三制”、简政等。而早在1937年就宣布的减租减息，直到1942年2月才制定出详细的条款，其效果也只是到战争的最后两三年才体现出来。统一累进税在1941年才实行，大生产运动从1943年底才开始[2]27-29。很明显，经济变革是滞后于政治变革的，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民众意志是顺从于党的意志的。

就共产党作为领导者而言，民族独立，人民掌权是第一位的，哪怕最基层的村政权也是如此。共产党广泛发动群众，最主要的就是帮助群众夺取村政权。而且，在村选中一再强调“村长的人选，一定要掌握在党员和进步分子手中”[11]525-538，一定要保证党的绝对领导权。

但就农民而言，经济上翻身才是第一位的，“农民之所以投身革命，与阶级斗争、民族主义、政治参与都关系不大，他们是想借此改变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10]他们想要的就是吃饱穿暖，而不是享有什么政治权力。这是赤贫国家长期挨饿受冻的民众一种本能的反应，濒临生存边缘的农民是领悟不到政治权力会带来经济效益的。这对于初期村选有些农民不愿当村干部怕耽误生产似乎不难理解了。

但共产党并没有因为要依靠农民就完全顺应农民，其没有首先满足农民的第一要求，而是让农民先夺取政权，之后再致力于发展生产。事实证明，共产党的选择是正确的。但同时也说明，农民在当时起了重大作用，若没有农民的支持与合作，没有农民这个坚实后盾，抗战很难取胜，共产党也很难最终取得政权。总之，共产党与农民通过合作是互惠双赢，都达到了自己的意愿。

二、共产党与地主之间的关系

共产党天然的同盟军是农民，农民天然的敌人是地主。但地主在抗日战争时期却不是党的天敌，而是“不能没有或不能丧失的抗战同盟者”[2]47。抗战时期的第一要务是取得抗战胜利。因此，共产党必须集一切人力物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抗战。

在中国农村，“人”多者是农民，“财”大者为地主。共产党若想二者兼得，必须在他们中间寻求平衡，这个平衡点就是抗日，因为“敌人的这一灭亡中国的政策，都是普遍地施之于中国人的，不但是对下层民众，而且是对上层人员——当然对后者稍为客气些，但也只有程度之别，并无原则之分。无论是农民、地主或商人，都痛切地感到‘活不下去了’”[2]47！所以，农民和地主这一对矛盾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但共产党与他们的关系却有很大不同。“人”是瞬间所不能得到的，但“财”却可以。党以“人”为先，把农民放在第一位，作为主力军；地主的“人”和“财”都要，“因为边区的建设极需利用他们的财力和知识”，同时，“他们就不会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导致经济状况恶化和增加军事困难”[2]12。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达到依赖地主的程度。

共产党对地主的态度很明确：要在农村建立民主政府，必须摧毁地主的统治，不允许地主维持现状。但由于抗日需要，农民和地主必须在调节各自利益的基础上建立统一战线，形成一个“异质共同体”[12]，其中农民是“主导利益主体”，地主是“非主导利益主体”，换言之，农民是抗日的主力军，地主就不可能成为主力军，那地主的路就只有两条，要么被彻底消灭——这是农民的愿望；要么居于次要地位——这是共产党的意图：“让地主提供钱、粮来帮助抗战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样能把地主放在次要地位，吸收和利用他们。”[2]53

但地主不可能如农民所愿，也不会欣然接受共产党的安排。地主阶级一旦发现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就会本能地用所能采取的种种手段进行反抗。这些反抗也主要是在1940、1941年以前，因为那时对地主的政策还没有完全制定出来[2]56。对于共产党，地主阶级最初也不了解，主要采取收买政策，“他们愿意拿出枪来，拿出人来，要我们派干部去，要我们给他们名义。但是我们的干部一去，他们就千方百计引诱我们的干部腐化，他们的企图是‘枪不离手’，‘人不离土’。这样，他们有了名义，有了武装，就到处反对政权，反对合理负担。”[13]当然，共产党是不允许地主积极反抗其政策的，对“一些死硬的不听劝告的地主，必须采取暴力的斗争”[2]53。

地主笼络不了共产党，转过来就采取各种办法来对付农民。首先向农民宣传“变天”思想：共产党是呆不长久的，国军马上就打过来，要农民考虑以后的光景。这使得农民在对地主将要采取果断行动时变得犹豫起来。在减租的问题上，地主主要是向佃户进行威胁：如果要搞真正的减租，就收回土地。这使得“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广泛存在：平顺县的部分地区，只有13%的佃耕地的地租低于37.5%，有80%的出租土地的地租在40%～80%之间波动，还有6.8%的出租土地的地租甚至超过80%。在相当多的县，“人们可以发现，比率达60%的地租为数不少”[2]177。在企图控制村政权方面，也采用了一系列手段：雇用凶手暗杀积极分子以恐吓群众；搞秘密勾结雇用自己圈子中的人监视村长，揭露村长的受贿，使之丧失名誉，并设法使自己圈子中的人被选上这个职位；甚或主动提供帮助、让他们的女儿与穷人干部结婚等手法来安抚、迷惑群众。作家赵树理[14]和丁玲[15]对此类人物的描写尤为形象具体。但地主所做的一切都无济于事。农民已经被发动起来，要地主偿还的并非一日之债，地主的命运岌岌可危。

党运筹帷幄，适时调整了二者之间的关系。1941年“三三制”在村政权中的贯彻执行，1942年减租减息政策的具体实施，可以说给地主吃了一颗定心丸，减轻了地主对农民革命的惧怕心理。地主别无选择，只好把自己置于政府的安排之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能只把共产党看作是地主的掘墓人，其把地主由“死刑”改判为“死缓”，也可以说是一位比较仁慈的法官。而地主对于共产党而言，则是党成功的不可或缺的一个因子：没有地主，共产党很难燃起农民的激情，为抗日战争提供足够的人力；没有地主，共产党很难为抗日战争筹备足够的物力、财力。所以，共产党与地主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互惠双赢，而是一边倒。

三、三角形架构分析

由上分析可知，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与农民及地主之间的关系如果用图形来表示，那就是三角形，而不会是线形或圆形，更不会是四边形。

因为三者不能构成四边形；也不能构成以党为圆心、党与农民及党与地主的关系为半径的圆，因为党与农民的关系和党与地主的关系不一样；同样如果三者在一条直线上，那党与农民、党与地主的关系所构成的角度相等，反映的关系也就一样，这与事实不符。所以最恰当的图形应该是三角形。

共产党是顶角，表明其是领导者；农民与地主是两个底角，反映了基层社会两大阶级的对立。在战争初期，共产党与农民的关系最贴近，与地主的关系最疏远，所以构成的三角形是钝角三角形，即顶角与农民这个底角之间的距离最短，角度最大；与地主这个底角之间的距离最长，角度最小。随着战事的发展，共产党对地主的态度由消灭逐渐变为吸收利用，因此体现在图形上就是共产党与地主之间的距离缩短，角度变大，钝角三角形逐渐变为锐角三角形，但绝对不会成为等腰三角形，因为共产党与地主的距离再近也不能超过与农民之间的距离。简言之，共产党与农民之间所构成的角度变化范围是小于180度而大于60度；党与地主之间所构成的角度变化范围是大于0度而小于60度。也就是说共产党把农民作为主力军，而使地主居次要地位。

此三角形架构只是笔者的一得之见，期冀众位学仁共同参与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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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1册[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

[15] 丁 玲．丁玲全集：第5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