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的策略和乌托邦式的伦理：韦努蒂的翻译思想探究
——兼评《译者的隐身》

王春燕

(三峡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译者的隐身》是意裔美籍学者韦努蒂的翻译理论代表作，自1995年出版以来，被学界认定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经典作品[1]。

该著作包含7个部分：隐身、经典、民族、异见、边缘、意气相投和行动呼吁。其中第一部分是核心板块；第二至第六部分，结合英美翻译历史中的经典个案，从外围对核心理念进行支撑；最后一部分对全书的思想进行总结性概括。通过对17世纪以来的英美国家的英译作品和出版历史加以考察，韦努蒂指出这些翻译活动中译者身份的“隐匿”现实，剖析以“通顺”和“流畅”为主要特点的归化翻译策略产生的巨大影响，从而揭示“透明”文学传统在背后的支配机制。作为对主流文学传统的挑战，作者主张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反映和展示边缘价值，推崇译作“可见”和译者“在场”的翻译伦理。

《译者的隐身》一书全面展示了韦努蒂的翻译思想和翻译伦理，在中西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其过于激进的翻译思想和乌托邦式的翻译伦理也有值得探究的地方。

一、含混的概念

《译者的隐身》一书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两个概念就是“归化”和“异化”。为了介绍自己的翻译主张，作者借用了德国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提出的相同概念。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对这两个概念的运用，无论是在意义准确性上还是在学理逻辑性上，都有很大的含混性，值得商榷：

首先，从意义的准确性来看，施莱尔马赫对自己提出的概念解释为：“(翻译的)方法有两种：译者要么让作者安居不动，把读者引向作者；要么让读者安居不动，把作者引向读者”(there are only two. Either the translator leaves the autho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moves the reader towards him; or he leaves the reade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moves the author towards him[2]。

而韦努蒂这样解释自己借用的两个概念的含义：归化“旨在尽量减少译文中的异国情调，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一种自然流畅的译文”；反之，异化“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文化差异注入目的语之中，把读者送到国外去”。(笔者译，下同)[3]

对比两种原文，不难发现，韦努蒂有意识地将施莱尔马赫的概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延伸和扩展。然而，从意义上看，这种延伸和扩展超出了合理的限度——“归化”与“自然流畅(的译文)”等同起来；“异化”成了“语言文化差异”的保留。施莱尔马赫通过比喻对这两个概念加以解释，形象合理。但韦努蒂的理解和解释非常具体，将两种操作方法或价值取向狭义化为对文本的两种不同处理技巧。“把读者引向读者”显然不能与“自然流畅(的译文)”划等号；“把作者引向读者”显然也不等同于保留“语言文化差异”。

其次，从逻辑层面来看，韦努蒂对两种概念的运用比较含混。世界上的任何一种语言都是音、义和形三种价值的结合体(有的语言仅有音和义两种)，而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转换的只有音或(和)义两种价值，不可能将一种语言的“形”原封不动地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包括从词素到语篇的所有形式价值。同时，将源语文本翻译到目的语中去，必须在语言形式上符合目的语的基本表达规范，至少要保证文从字顺，否则就不可能被认可为用目的语表达的文本。因此，译文“自然流畅”与否不能成为“归化”的判定标准，源语相对于目的语表现出的巨大“语言差异”是不可能也不该保留到目的语中去的。

事实上，施莱尔马赫提出的“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方法是对翻译中两种文化取向和立场的界定，准确地说，是两种文化把握策略：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表现出的巨大差异面前，译者以译入语文化为立场文化，则采用的是归化的翻译策略；以目的语为立场文化，则采用的是异化的翻译策略。而且，能够被归化(同化)和异化的只有文化负载信息，语言形式不是归化(同化)和异化的对象，也不可能被归化(同化)和异化。

需要强调的是，“归化”和“异化”是一对二元对立的翻译策略，从意义上分析，仅与文化信息把握层面相关，与语言形式操作层面没有关联；而语言形式操作策略应该是“直译”(除了语言耦合之外，直译基本等同于逐字逐句翻译，甚至死译)和“意译”。韦努蒂基本上将语言形式上的“直译”也纳入了“异化”的策略范畴，同时将“意译”与“归化”等同起来予以了抵制。

整体上看，韦努蒂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有意识地对施莱尔马赫提出的原有概念加以延伸(或曲解)，这一点从该书后面的阐述不难看出：如果不将语言形式纳入归化和异化的对象范畴，仅考虑文化内涵差异，作者是很难进一步提出自己的有关“译者现身”和“阻抗翻译”等翻译主张的；仅靠文化差异的表现与否无法与翻译的“透明”问题联系起来。

二、激进的翻译主张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与其他文化交流，甚至兼容或吸纳其他文化内容的必要和可能。虽然语言是其文化体系的重要内容组成部分和载体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语言根本上具有任意可调性。换句话说，任何语言本质上都具有纯洁性——这种特性并非指对来自其他文化体系的外来词和文化元素的排斥与抵制程度，而是指其语言规范层面上的稳固性。

结合翻译而言，源语文本的语言形式元素能够在目的语中保留下来的只能是作为外来词处理的部分语汇，而词法、句法和语篇层面的形式规范是不可能“移植”到目的语中的，否则译文就只能是源语在词汇层面向译入语的转换，源语语言规范取代了目的语规范。这样的译文实现的不是信息的传递，而是对目的语的根本性颠覆。反过来，原文文本一旦得到翻译，目的语语言规范就替代了源语语言规范，译文也就只能符合目的语规范。既然如此，“通顺”、“流畅”和“透明”就应该是译文文本应有的属性——即便其中保留了来自源语的大量“他者”语汇和文化元素，译文文本也不能置目的语语言规范不顾而忽视语言形式上的“流畅”与“通顺”。

《译者的隐身》一书最主要的理论主张之一就是否定和抵制译文的“透明”和“流畅”：“通过制造透明的错觉，通顺的译文打着语义对等的幌子”[3]，“(一种与流畅翻译不同的翻译策略)目的就是要彰显源语文本的异质性”[3]等等。韦努蒂否定和抵制译文的“透明”和“流畅”，目的在于反对归化的翻译策略，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异化翻译是不透明的，其避免流畅，倾向于在译文中融进异质化话语成分。”[3]“要复兴异化翻译，要打破透明话语在当代的优势地位，就必须抛弃这个意识形态体系。”[3]

从解构主义视角来看待翻译的两种文化把握策略，提倡异化，本无可厚非。但要以牺牲语言形式上的“通顺”和“流畅”来实现异化，则显得极其激进。“通顺”和“流畅”，如前所述，本是译文文本应有的语言属性，与文化元素的保留并不矛盾。但是，为了凸显“异化”(韦努蒂所谓的“异化”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文化把握策略的范畴，连词汇特点和语言形式都涵盖其中了。)效果而提倡违背一种自然语言的属性与规律而特意创造“不流畅”的译文，从而达到译文出位的效果，即便是从解构的视角来审视，除了其它表达需要和意图外，这种观念显然是一种纯粹的有破坏而无建构的翻译观。如，韦努蒂认定的两种彰显原文异质性的途径之一是“采用偏离当今盛行的归化话语的话语策略(如大量运用古词语通顺的透明话语对抗)”[3]。一种话语的流行与式微也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尽管其中存在某些偶然因素；但有意采用与之相违背的话语策略以图将其终结和颠覆，不仅违背规律，而且也没有必要——通过译文凸显原文的异质性的目标在内容上就完全可以实现，没有必要追求形式上的出格效果。

另外，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信息交流，而且是文化翻译和文学翻译，从本质上看，是两个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交流。其中，影响交流方式、策略和效果的因素很多；影响翻译策略和方式的因素也很复杂，比如文化地位和态势差异、文化输出或引进目的、译者文化身份和立场等。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会明显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单一地推行某一种翻译的文化把握策略显然是不理性的。而韦努蒂认为“异化”才是翻译的正道，通过实践异化，用以“抵制主流价值观，发展在本土处于边缘地位的语言和文学价值观，包括因抵抗本土价值观而被排斥的异域文化”[3]。从弱势和被粗暴“归化”的文化追求文化平等的立场上来看，“异化”策略是值得肯定的，也是诸多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所推崇的。但是，将韦努蒂的“异化”观念放置在整个文化背景下来考量，就很容易发现其中的缺陷：缺乏立足于文化交流本质规律的理性思考，表现出一种纯粹解构的目的和意图。

简而言之，韦努蒂的异化翻译主张显得过于绝对，表现出一种革命式的激进性，缺乏必要的建构意识和成分。

三、乌托邦式的翻译伦理

首先，韦努蒂认为通过异化的方式可以突出译文和译者的地位，改变译文的“透明”状态和译者的“影子”身份。为了实现译文的“显在”状态，韦努蒂所提出的让译文独立的著作权是可以理解的，是有必要的，同时也是可行的。

从伦理上讲，译文是一种再创作，译文文本蕴涵有源语文本所未有的元素和价值。诚如韦努蒂所认为的，译文形成的整个翻译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中包含了作者许多的干预和策略。即便是罗兰·巴尔特在《作者之死》中大声宣称“作者死亡”，也可以理解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译文和原文之间的伦理关系。但他认为译文应该具有独立于原文之外的自主性和自足性，应该赋予译文独立的身份地位，从而改变人们“把译文当原文”的观念。这种从伦理上看同样显得超越了“翻译”这一社会活动本身的性质，是一种不现实的伦理观——“翻译”一词本身就决定了译文和原文之间的纽带关系和伦理关联性，斩断了这种伦理纽带，“翻译”就不成其为翻译，而是其它性质和形式的创作了；既然脱离了“翻译”的伦理语境，就没有必要以“翻译”的名义界定所谓的“原文”和所谓的“译文”之间的身份关系。的确，翻译过程中存在许多暴力表现和效果，但这些表现和效果都不会断裂译文和原文之间的伦理关系，都不会违背应有的伦理语境。

《译者的隐身》自始至终坚持译文与原文的隔绝与脱离，目的是为了凸显“译文”的地位，甚至为了达到这一效果而标新立异，有意识地创造其与原文的差异。从法律和政治经济地位角度来看，似乎无可厚非，但从伦理上讲，就显得很不合理。试想，涉及译文中传达的思想、观念等价值成分的来源和归宿问题时，源头应该指向谁？译者乎？作者乎？需要承担伦理和道德责任时，应该归咎于谁？译者乎？作者乎？可见，译文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原文而存在，译者的权利也不应该是绝对的和无限的。因而，追求译文的绝对独立性和译者的完全“在场”是不现实的。

其次，在异化翻译策略的具体操作上，韦努蒂认为，异化翻译不仅要采用异常的翻译策略，而且要采用“偏离目的语文化主流文学经典的外语文本”[3]。只有这样，才能重构目的语文化结构和重塑主流文学传统：“在翻译中寻求异域文化的差异性，追求文化多样性，彰显源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并转变目的语文化的价值体系……只要这种阻抗抵制和排斥目的语价值观，就能发挥文化体系重构的作用，其目的在于质疑或再造本土文学经典，或者也达到将本土文学经典加以解体。”[3]此外，韦努蒂异化翻译还可以抵制主流价值观，可以发展在本土处于边缘地位的语言和文学价值观(其中包括因抵制本土价值观而受到排斥的异域文化)[3]。韦努蒂本来是基于对英美国家的翻译现实的批判而提出异化翻译的，但这种希望通过采用特定翻译策略来翻译特定类型的文本而摧垮英语国家主流文学传统和文化价值观念的想法缺乏基本的现实基础。因为任何文化体系本身都是一个生态系统，其发展和演进有其自身的规律，其某一阶段的主流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不可能被某一种类型的翻译活动根本性地颠覆和重构，尤其是由边缘语言和文化向中心语言和文化的翻译活动就更不可能达到这一效果。这种设想虽然有立足追求其他文化体系和英语文化体系之间彼此平等的可能，但在现实上是不具可行性的。

再者，对于异化翻译的接受对象而言，韦努蒂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分子可以通过异化翻译来调控其民族的文化构成”[3]。在他看来，异化翻译针对的读者是特定的精英群体，而不是大众，而且精英群体可以通过异化翻译的文本影响和控制整个文化体系和主流价值体系的走向和发展。

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精英主义”翻译观。暂且不论精英群体能否左右整个文化体系和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走向和发展，单就翻译的功能而言，韦努蒂的读者对象观是有违基本社会伦理的——他主张所有的翻译都采用异化策略，然而异化策略的针对性读者却是精英群体，而且异化翻译的作用在于通过精英人群实现对目的语文化体系和主流价值观的颠覆和重构(姑且不论这种颠覆和重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种做法显然是将普通读者与翻译隔离，换句话说，就是将他们与异域文化隔离开来。

一言以蔽之，韦努蒂的异化翻译主张体现出的伦理观缺乏现实基础，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念。

四、结语

尽管瑜中有瑕，作者有些翻译主张显得过于激进，而且某些翻译伦理观念缺乏现实基础，不太符合实际，《译者的隐身》一书在当代背景下的特定学术价值和意义仍是非常巨大的：该书借助对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的探讨，将翻译置于整个宏大的政治、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从解构的视角加以审视。从英语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归化翻译中探寻出暴力倾向；从译文和原文的传统关系背后寻求前者应有的语言、法律、政治经济和伦理地位；从译者的“隐身”现实之外寻找其凸显身份的支撑点等等，为后来研究提供了独特、反传统的理论解构视角，同时拓展了翻译理论研究的视野。另外，该书对欧美文化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努力寻求受排斥和被边缘化的其他文化体系在英语文化体系中获得应有地位的途径。

参考文献：

[1] 郭建中．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J]．中国翻译，2000(1)．

[2] Lefevere, Andre． Translating Literature: The German Tradition from Luther to Rosenzweig[M]． Assen: Van Gorcum, 1977．

[3]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