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季所著中国首部长篇《马克思传》的研究

刘 霞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一、研究缘起

梁赞诺夫指出：“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传记是现代历史编纂学的最重要、最富魅力的任务。”[1]马克思生平思想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学，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传记的研究[2]。

近代以来，中华道统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逐渐式微。至19世纪末，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一种深刻的“秩序危机”“世界观危机”。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从19 世纪末期至今一百多年间，马克思生平及其思想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已经开展了百年的时间。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研究论著颇多，但是，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研究，就内容来讲，主要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其中重点涉及阶级斗争、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思想传播的研究，而对于马克思传记理论的研究比较少有（按笔者所见，论文仅仅20 余篇），研究专著阙如。不过，笔者也在研究中欣喜地发现，近两年已经有学者关注到马克思传记理论的研究，如北京大学的学者王东、贾向云和南京大学的学者张亮等。就研究人物来讲，学者们对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李大钊、陈独秀，甚至是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崇厚、高从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胡适，无政府主义者张继、吴稚晖等都给予了很大关注，但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作出了独特贡献的李季即中国首部《马克思传》的作者却少有留意，而且学术界的研究目前只是对李季生平、思想、性格等做简单的叙述，散见于一些著作和论文中，国外学者的著作如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著（翁贺凯译）的《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美国学者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等。国内学者的著作如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王学典的《20 世纪中国史学评论》，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山东大学陈桂香的博士论文《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研究》，《郑超麟回忆录》，王凡西著的《双山回忆录》《张申府回忆录》等。论文方面有贺渊先生写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先声》（《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3 期）、李洪岩先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北京日报》2004年3月8日）等几篇。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11月，《上海党史与党建》刊登了学者吴海勇的《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李季翻译经历考述》一文，以李季《我的生平》为经，以晚近公开的史料为纬，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李季在建党前后的翻译经历。笔者认为，综上可见，目前对于李季的研究多集中于李季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观点、托派经历的简单介绍、“五四”时期翻译社会主义著作的考述，而专门深入下去的李季研究还相对薄弱，就笔者阅读所及，至今还未有一本关于李季的研究专著出版面世。

正是基于以上研究背景，笔者对于李季所著的中国首部长篇《马克思传》进行探究，力求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恩格斯原典文献的理解和认识，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学提供重要思想资源，提高中国马克思生平思想研究的话语权，进一步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有效途径。如果从1899年在中文书刊中最早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万国公报》第121 期算起，马克思的名字在中国已经传播了100 多年，多个版本的《马克思传》在中国传播，李季在20世纪20年代撰写的《马克思传》约70万字，是当时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论述最全面的一部白话文的马克思生平传记，早于弗朗兹·梅林的《马克思传》中译本在中国出版近20年，并多次再版，影响较大。然而，今人对中国人自己写的首部长篇《马克思传》仍缺乏深入系统的了解、辨别和考究，实在是一则憾事。为弥补这一缺失，笔者在本文将主要采用文本研究的方法，对中国首部长篇《马克思传》进行考证和研究，并希望能求教于方家。

二、李季及其所著中国首部《马克思传》考

（一）李季的生平及影响

李季①，20 世纪20年代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民国时期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人物，一生著述600多万字，“李季是其同侪公认的论战时期最为博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20年代曾在德国学习，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而且对于总体的德国史学理论均有令人叹服的掌握”[3]。李季自幼刻苦攻读，好学不倦。1915年秋天，李季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科，1918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由胡适推荐任北京大学补习班英文教员。

当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作为教员的李季，学生群众在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热情情绪和奋斗精神激励了他潜伏已久的活动的本能，使他顿时抛弃向来离群索居的冷静态度，以北京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加入群众大会，参加了学生游行示威，投身于运动洪流中[4]。1920年8月，李季去了山东“中兴煤矿公司”任英文秘书。1920年年底，李季辞职去上海，参与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小组成员。李季经常出席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12月，李季同陈独秀、林伯渠、袁振英一起去广州做教育工作，李季是在1921年春在广州加入共产党组织的②。到中共一大前夕，陈独秀、李季、沈玄庐、袁振英和包惠僧等指导参加广东支部的活动。

1921年8月李季去法国，1922年又转德国，1924年转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

1925年李季归国任上海大学经济系教授，主讲《社会主义史》、《资本论》等课程，并大力支持上海大学的学生活动，担任上海大学学生社团“社会问题研究会”的指导员。1927年李季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社会学教授。1929年李季因加入托派被江苏省委开除党籍。1934年后退出托派。之后一直从事理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季任国家出版总署特约翻译，译有《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现代资本主义》等。1950年12月2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与托派断绝关系。1964年中风，1967年病逝。

李季从事译著40余年，著述甚丰，出版600余万字，陶希圣甚至说李季一摇笔就是几万字。李季著有《马克思传》、《二千年中日关系发展史》、《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辩证法还是实验主义？》、《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我的生平》等，译有《社会主义史》、《通俗资本论》、《价值价格及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4 卷）等，详尽介绍马克思生平与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融为一体，颇具特色，理论造诣较高。高语罕认为：“李季的读书之勤，用力之专，运思之深，均为朋辈中所仅有。”[5]在《我的生平》中，李季不仅一语道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本质“此次世界大战在表面上好像原因复杂，在骨子里不过是德与英法等国产业竞争的大决斗罢了”，而且还预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至1918年的大决斗并没有解决产业竞争的问题，只是这一方压倒了他方，历时不久，将再有一次大决斗”[6]，令人信服。李季早年译的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出版后影响很大，毛泽东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说过，此书是使他“得到关于阶级斗争启蒙的三本书之一”。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到自由之路》（李季译1/2）、《工团主义》成为由陈独秀新成立的“新青年社”主持出版的“新青年丛书”之第1 种、第5 种、第7 种，从“新青年丛书”面世至1922年9月一共出版的8种著作③里，李季的译著就占了三种，足见李季在传播新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李季翻译的作品大部分多次再版，《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5 次出版，《通俗资本论》1926年6月初版，1个月后再版，并在以后至少出版8 次，上海神州国光社、社会科学社、学用社等都有出版。此书为早期中共地下出版物，非常珍贵。李季译《社会经济发展史》被列为当时学校教材补充读物及参考书。在当时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书籍，但是在译著和作品又很贫乏的情况下，李季的诸多著作适应需要，影响颇大，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二）李季著《马克思传》的动机、出版过程及历史定位

留德期间，李季刻苦学习德文，广泛阅读德文作品，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2年5月2日，李季在致胡适的信中谈道：“生自去年十月到德后，即以全力补习德文，初时用英文《资本论》与德文原本对看，收效颇速，阅三个月即能看普通书报。生在此数月中对于德文经济学和哲学的书籍共买了七百多部，内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有一百四十多种，生已看过三十多种。”[7]高语罕搬到德国法兰克福居住，与李季多有往来。李季在国内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正在搜集马克思的著作，堆积了满满一屋子[5]。1923年2月20日，李季在致胡适的信中谈到了自己致力于写作马克思的传记的想法：“生来德的主要目的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到德后陆续购得关于这种主义的书一百余种，预备通读一遍，作个大规模的干法。要研究马克思主义，自然先从马氏的传记入手。”[7]

李季的代表作《马克思传》原名《马克思——其生平其著作及其学说》，作者原意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马克思的传记，兼述其重要著作的大要；下编则专对于他的学说作一种有系统的纪述，并且加以批评。”[8]上编和下编既可以避免疏漏又互相补充，然上编完成后，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和生活所迫及德英俄文参考书全遭日寇焚毁等，故终没有完成下编——系统叙述学说之部，但其学说思想已经散见于上编。从李季的《马克思传》的注释来看，李季把三册都完成，耗时至少六年的时间，直到大革命失败后才完成上编。本书上中下三册先后出版于1926年、1930年和1932年，但中册交由平凡书局付排时，被改称《马克思传》。此书一经出版，影响较大，于1932年、1936年、1949年等多次再版，客观上扩大了马克思及其学说在中国的影响，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要想科学客观定位李季著的《马克思传》，则必须了解李季著《马克思传》前后马克思生平事迹在中国传播的情况，为此，笔者查阅了大量书籍，比较重要的几本分别是：北京图书馆编的《民国时期总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997年陆续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综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福建师范大学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生平、事业、著作与思想研究论文资料索引》（福建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图书馆编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生平论著目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等，笔者经过细致调查与研究发现，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撰写马克思传记的为数不多，主要有渊泉著《马克思之奋斗生涯》（发表于1919年4月1日—4日《晨报》第7版副刊）、刘秉麟著《马克思传略》（发表于《新青年》1919年5月6卷5号）、陈公博著《马克思的一生及其事业》（发表于1920年4月2日《政衡》）、胡南湖著《马克思传》（发表于《今日》1922年51卷4号）、雁汀著《马克思传》（发表于1922年5月5日《晨报副镌》）、陈友琴著《马克思小传》（发表于1923年11月15日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明之著《马克思》（1947～1950年士林书店等出版）、萧三编《伟大的导师——马克思》（发表于1949年2—3 期、6—8 期的《中国青年》）等，其中，李季写的《马克思传》篇幅最长，文字最多，内容丰富，三卷近70 万字，比梅林的《马克思传》还多约30万字，而且梅林的《马克思传》最早的中译本出现在1945年的11月，较李季的《马克思传》晚近20年。此著作由蔡元培题序，为李季的代表作之一，称之为中国首部长篇《马克思传》乃实至名归。

（三）李季著《马克思传》的写作特点

李季在充分搜集、分析、比较了已出版的关于马克思的传记后，尤其是在比较了斯巴哥、墨尔林（即梅林）和耶赞诺夫的大部头著作后，李季的《马克思传》呈现出以下特点：

1.编制清晰，注释比较规范

李季所著《马克思传》按照马克思生平发展的顺序，分为四个时代，即少年时代（求学时期：1818年至1843年）、壮年时代（奔走时期：1843年至1849年）、中年时代（研究时期：1849年至1867年）、晚年时代（集成时期：1867年至1883年），这样使得读者一望而知马克思生平事业的梗概，容易找到线索，避免了前后重复和混乱。而此前除了脱尼斯的《马克思传及其学说》外，均不分年代。李季并在此指出脱尼斯书中的错误，李季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第一次见面不是在1843年，而是在1842年年底。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李季的《马克思传》虽然写于20世纪早期，但其中的注释相对规范，比较到位，所引书名和页码都很齐全，这在当时的作品中并不多见。

2.内容丰富，资料比较翔实

“本书的要旨既在描写战场上的马克思，与研究室中的马克思”[8]，力求兼收并蓄，希望写出“整个马克思”，而非“半个马克思”。因此，该书取材范围非常广泛，比如对于1848年欧洲各国的革命、国际党、巴黎公社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等都特辟专章，详其起止。作为一名伟大的学者，马克思一生好学，孜孜以求，为此，专设《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思想的变迁》、《文字生涯》、《家庭状况》、《研究室中的成绩》和《疾病与死亡》等章。为了让读者详尽地了解真实的马克思，作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家人、朋友和敌人，特别是专章介绍了恩格斯、拉塞尔、巴枯宁等与马克思联系密切的人物。“马克思做学问的目的既专在沟通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既专在替无产阶级服务，故本书将他对于工人运动的学说与批评，以及他所手草的党纲和议案等等，尽量地加以介绍，这也是本书取材独多之点”[8]。李季的《马克思传》是中国当时较早的也是内容最丰富的一部马克思传记。

3.求真求实，力求公正客观

李季在“序言”中就坦言：“作者固为马克思主义者，穷年累月，专治斯学，今既作《马克思——其生平其著作及其学说》一书，则作者希望马氏学说得传播于世的心理，也自然不减于柏柏尔。可是作者固不挟丝毫成见，对于马氏的学说与事业任意加以鼓吹。本书是一本求真求实的精神，记述必以事实为根据，批评必以公正为准则，凡马氏的学说与事业，对的地方，固予以表彰，即不对的地方，也不稍加掩饰。”[8]比如：李季没有刻意避讳讲恩格斯的私生活，“恩格斯虽是一个单身汉，从没有和任何女子结婚，但他不独非独身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个风流种子。柏柏尔说他有三种嗜好，就是工作与酒色，这是丝毫不错的。当他于1847年寄居巴黎时，常到各跳舞场中去找女朋友。他有一次写信给马克思说：‘没有法国女子，简直值不得生活’（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1卷第62页）”[9]。李季并没有美化恩格斯私生活，而是客观地叙述事实。再比如：李季客观评价马克思1854年3月在《法国与英国——希腊暴动——亚细亚》关于中国人与满洲人宗教战争的言论。李季说：“至于他（马克思）所谓中国人与满洲的宗教战争，未免以欧洲人习于宗教战争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事件，其实即使太平王能够成功，以当时的情势而论，也不会有什么宗教战争跟着出现。”[9]还有，李季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见面是在1842年年底，而非1843年或者1944年；证实马克思是因缺少路费而未参加1847年正义者同盟会，而非斯巴哥在其《马克思的生平及其言行》中错误地认为马克思要有正式的请求才肯参加大会。也许有些言论需要进一步求证，但是起码李季这种不鼓吹、不隐瞒、不迷信权威的治学精神值得今人学习。

4.善用对比，见解比较独到

李季能够比较自如地对各种资料进行对比，得出比较令人信服的观点。仅举几例：

首先，李季给了恩格斯应有的评价，“其实所谓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只含有马克思的学说，兼含有恩格斯的学说”，“没有恩格斯，也不会有现今所谓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与恩格斯同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始祖，而昂氏（指恩格斯）且首先为这种主义安下一个经济的基础”[8]。他并没有像当时大部分的中国青年、西洋人士甚至德国人士那样把恩格斯看作马克思的附属品，李季提出恩格斯1845年刊发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是“千古杰作之一，凡《共产党宣言》的种子，都已含在其中”[8]，并且从经济领域、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物质援助等多个角度多次加以论证。

其次，李季根据发现的书信材料等，纠正了梅林的《马克思传》对于拉萨尔和巴枯宁的认识偏差④。虽然说梅林的《马克思传》在中国影响了几代人，但是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拉萨尔和拉萨尔派的斗争和意义存在错误理解，在某些问题上为巴枯宁辩护，李季的这一有力论证具有较大意义。

再次，李季对于《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一切社会的历史是一部阶级争斗史”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认为“这是指上古土地公有制消灭以后的历史事实讲的”[8]。李季在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时就有如此清醒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另之，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人没有祖国”做了比较正确的解释，澄清了人们的错误认识，指出“在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是没有拥护自身利益的祖国的……其实马克思所谓工人没有祖国只是陈述一种事实，绝不含有工人不要祖国的意思……”[8]。

还有，在论述《共产党宣言》第四章时，阐发了共产党在国民革命没有成功的国家中要实施的策略。“在贵族与资产阶级并存的地方，他们（共产党）便联合革命的资产阶级去和贵族争斗，迨贵族被推翻，资产阶级掌握统治权，他们然后转而同资产阶级争斗，以图最后的胜利……共产主义者帮助有产阶级革贵族的命，其用意是在替无产阶级减少一种仇敌，缩短他的解放时期，他们这样帮助每种革命的阶级和党派去反抗一切反动的或保守的阶级和党派的策略，是一种最贤明的策略，是一种最有利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策略”[8]。这一思想对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是有指导价值的。

5.学养深厚，取材相当广泛

李季精通德语、英语、俄语等多国语言，且善刻苦钻研。李季的《马克思传》是在他做了比较充分的理论储备与历史研究的基础上笔耕完成的。在当时中国缺乏文献资料的情况下，李季广泛搜集和阅读德、英、俄文等文献资料，“西洋关于此类的著作，除短篇——如恩格斯1878年在不拉克人民历书中所发表的，伊利安乐1883年在伦敦进步月刊5月号所发表的，拉法格1890年在新时代杂志所发表的，雷士列1893年在新时代杂志所发表的，以及一切百科全书，经济学史，社会主义史等书所载的——不计外，就德英及俄文中所见的专书讲，有如列各种。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纪念册》，泽特金的《马克思及其终身事业》，墨尔林（梅林）的《马克思传》，丹列柏克的《马克思——其人及其事业》，柏尔的《马克思传及其学说》，威尔不兰特的《马克思》，脱尼斯的《马克思传及其学说》，斯巴哥的《马克思的生平及其言行》，洛利亚的《马克思》（原文为意大利文），卡罕确慈的《马克思传及其学说》，耶赞诺夫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斯节克诺夫的《马克思传及其活动》”[8]。李季广博的知识面与严谨的治学精神令人佩服。

6.深入浅出，语言比较生动

如果说语言是人类进行交际与传播的工具，那么生动的语言就是有效沟通人类思想的桥梁。李季所写的《马克思传》就是语言生动、感染力比较强的一件作品。仅举一例：李季在赞颂马克思为了无产阶级无私牺牲自己时，采取中外对比的手法，写道：“我们中国的圣贤豪杰于穷愁困苦之余，发愤著书立说的，所在多有……然以上诸人大概是于得志之后，忽陷危境，受此挫折，总有所纠结，不得通其道，遂尔慷慨激昂，著书立说，以响当世，遗后人，这大都出于一时的感情作用。至于马克思自大学毕业起至寄居伦敦止，始终没有像以上诸人一样置身于显达之地（这自然不是不能，只是不愿），他始终只是度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活，在此时期中，他无所谓得志，也无所谓失意，他著书的动机最早，这完全是出于意志作用，非出于一时的感情作用，因为他的著书立说不是起于穷愁困苦，反之，他的穷愁困苦乃是由于著书立说，由于要替全世界无产阶级早成一种健全的理论，像他这样的著书立说，真是‘千古罕有其匹’了！”[9]此言词恳切，很打动人心。

当然，李季的《马克思传》亦存在一些缺憾，比如有些章节引用过多，论述较少，还有对资本论的内容介绍稍显单薄，有些观点结论尚需推敲，但无论如何，他所著的《马克思传》洋洋洒洒70 万字，内容丰富，既反映了李季的理论水平，也表明他主观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与热爱。多次再版的李季的《马克思传》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

笔者认为，了解马克思的生平事迹，学会与“活”的马克思对话，从中体会到李季“用打仗的精神求学，用批评的眼光读书”和“细心想道理，大胆下批评”的治学理念，是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环节，有助于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原典的研究，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学提供重要思想资源，提高中国马克思生平思想研究的话语权，从而进一步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有效途径。但愿此文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同仁对马克思传记理论的研究兴趣，进一步延伸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注释：

①李季(1892—1967)，男，中共早期党员，湖南岳阳平江县伍市镇秀水村人。又名原博、卓之，号季子（署见1926年《新青年》不定期4，题《马克思的家庭成员》），季之、协梦，自称移山郎。别名李华、李懋猷、王季子，曾用笔名王冰若（署见《新青年》第8 卷及不定期3，译有《社会主义与中国》《马克思通俗资本论序言》等）。

②关于李季的入党时间，说法主要有二：一说李季是于1920年10月入党的，一说他是1921年春在广州入党的。笔者比较倾向于第二种说法，因为据吴海勇的《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李季翻译经历考述》中讲到李季是1920年8月27日离开北京,前往山东峄县枣庄的，在李季所著的《我的生平》中写到李季在山东工作三个月后，于1920年年底才辞去山东的工作去上海，适逢陈独秀将往广东办教育，李季遂与陈独秀一起前往广州，李季在广州住了半年，到1921年5月初，回乡准备留学事宜，后于1921年7月返沪。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他在1920年7月中旬，由于“直皖战争”将爆发，风传段祺瑞政府将要逮捕进步学生，他逃到上海，住在陈独秀家中，7月底陈独秀向他讲述了创建共产党的计划，谈道：“出版一种理论性的刊物，定名为《共产党月刊》，由一位德国留学生以研究马克思主义著称的李季为主编。学者型的李季或不会参加中共组织，但会竭力替这一重要刊物工作。”由此可推测，李季此时并未有入党的强烈要求（按：张国焘所谈李季留德的情况，是李季以后的经历）。另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2011年版）记载，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中并未提到李季，而称李季是1921年春成立的“广州共产党”的成员。所以李季不大可能是1920年10月入党的，而更可能是在1921年春在广州入党的。（参见李季：《我的生平》（第1 册），亚东图书馆，1932年版，第236～254 页；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一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 版，第57—63页。）

③这八种书分别是：《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讨论集》、《哲学问题》、《俄罗斯研究》、《到自由之路》、《欧洲和议后之经济》、《工团主义》、《阶级争斗》（参见新青年社编辑部编辑：《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社, 1922年9月初版，目录第3页）

④参见李季：《马克思传》（上），神州国光社，1949年版，重版序言第1、2页；李季：《马克思传》（中），神州国光社，1949年版，第221—222页；李季：《马克思传》（下），神州国光社，1949年版，第220页。

[1]赵玉兰.梁赞诺夫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渊源[J].中国社会科学，2010，（6）：23—28.

[2]王东，贾向云.从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谈马克思传记理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4）：14—19.

[3][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4]李季.我的生平（第1 册）[M].上海：亚东图书馆，1932.

[5]王军.高语罕传[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6]李季.我的生平（第2 册）[M].上海：亚东图书馆，1932.

[7]杜春和，韩荣芳，等.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8]李季.马克思传[M].上海：神州国光社，1949.

[9]李季.马克思传（中）[M].上海：神州国光社，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