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王富仁的鲁迅研究特征

肖 汉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可概括为：用全球性、关联性的眼光，暗含部分西方美学的论证方法，对鲁迅的文本和思想进行回归性的探讨，并将文化因素与文献学的因素带入历时性的研究过程，以期得到鲁迅研究成果与时俱进的本土意义和世界意义。

从具体上看，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拥有如下五个特征。

第一，王富仁将文献学的方法论带入鲁迅研究，力求把与鲁迅相关的资料收集完整。他在《<鲁迅学文献类型研究>评介》一文中，提出了以下几点说法。首先，王富仁认为针对鲁迅的文献学研究的出现和兴起，是一件好事。因为文献学确立是某一个学科或者研究方面成熟的标志，证明了鲁迅研究一直在回暖并且有更多的人关注，同时研究的方法和材料也更加丰富；其次，王富仁从文献学角度对鲁迅学文献的积累和研究的历史过程进行系统梳理并从文献类型产生、发展的角度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建国前,鲁迅作为新文学经典作家的历史地位得到确认。建国后,这一历史阶段思想文化政策上的封闭保守,又使鲁迅研究的阐释空间过于狭窄,只能对鲁迅著作做政治学诠解和史实性注释。新时期，运用政治学以外的新方法对鲁迅作品的研究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专著, 提高了此类文献的质量, 但新方法热轻视史料对现代文学文献研究有着负面的影响；再次，对于鲁迅学和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方法, 王富仁主张既要继承我国传统文献学的基本理论方法, 又要积极努力地学习吸收西方现代文献学、图书馆学的理论和方法。但是他同时又反对将古今中外的文献学方法论不加分别地混为一谈并盲目运用于现当代的鲁迅研究；最后，关于鲁迅文献的分类，王富仁做了以下的划分。他将鲁迅学文献分为鲁迅学原典文献,其中包括鲁迅著译的全部文字资料。还有鲁迅生平史料,包括与鲁迅相关的表谱、传记、回忆录。以及因整理鲁迅学原典文献而派生的文献类型,包括版本、校勘、目录、辑佚、考证、辨伪、注释等方面的成果。

第二，王富仁将1913年～1989年的中国鲁迅研究做了详尽的梳理，不仅仅罗列了与每个阶段相关的研究成果及其影响和优劣，还在纵向与宏观上考量了各研究成果与研究派系的时空联系、兴衰与承接。传统的鲁迅研究分期如下：20世纪20年代注重鲁迅作品研究，并且主要是集中在小说上；20世纪30年代到“文革”，侧重鲁迅思想研究；从“文革”至今，主要注意鲁迅的文化价值和意义。王富仁看到了这种传统划分方式的弊端，认为它淹没了部分鲁迅研究的重要节点和重要文论家。因此，在王富仁的著作《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他便重新将中国的鲁迅研究分成了四个时期。1913年至1928年为鲁迅研究的奠基期，其中包含了陈西滢等人的对立批评、成仿吾为代表的青年浪漫派以及茅盾、周作人、张定璜等为代表的社会-人生派的鲁迅研究，但是王富仁认为这一时期的研究大多还是带有主观色彩的评说，学理性并不强；1929年至1949年为鲁迅研究的形成期，其中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学派、人生-艺术派、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等派别的鲁迅研究，王富仁认为这一时期的鲁迅研究初具规模，并且学理性有所加强，有一定的学术价值；1949年至1976年为毛泽东时代的鲁迅研究，这一时期内包含有精神启蒙派、政治派、业务派等派别鲁迅研究，当然也包含了“文革”特殊时期的鲁迅研究，但总体上来说，王富仁认为这一时期的鲁迅研究屈从于主流话语权威和意识形态，“只有一小部分人在黑夜中摸索”，并没有反映出真正的研究风貌；从1976年开始至1989年为新时期的鲁迅研究，这一时期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鲁迅研究内部也产生了相应的分野。该时期内马克思主义政治派开始分化、重组，业务派重新抬头，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和启蒙派重新回归，并且出现了如先锋派鲁迅研究等新派别。王富仁认为这一时期的鲁迅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取得了很多新成果。

第三，王富仁对鲁迅小说有着独到的见解和分析。

首先，王富仁运用了大量的叙事学原理对鲁迅的小说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在其《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初步注意到鲁迅小说的叙事方式和叙事顺序的多样性以及它们与作品的反封建主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具体分析了鲁迅小说的各种不同的人称形式和叙事顺序, 此时的王富仁仍是把叙事作为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的部分组成成分来分析的, 叙事学不是他的艺术分析的整体性结构框架。之后，王富仁在《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一文中较为成熟地运用叙事学原理对鲁迅的小说进行分析，他提出“我们之所以需要对鲁迅小说进行研究, 不是因为鲁迅小说与其它所有的小说都是小说, 而是因为鲁迅小说是与中外其它小说不相同的一种小说。”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王富仁除了关注鲁迅小说的叙事形态，还关注在当时的意识形态自适性下鲁迅小说的人生社会价值意义。此外，在王富仁的著述《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一文中，他更是从鲁迅的小说说起，纵览了中国现代小说各大家的发展脉络与文风，将叙事学原理运用得淋漓尽致。

其次，王富仁着重分析了鲁迅小说中的悲剧性特质。鲁迅杂文《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有言:“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王富仁继承了鲁迅对悲剧意识的定义，并将之运用在对鲁迅小说的分析之中。在他《中国文学的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一文中，王富仁谈古说今，将鲁迅小说中的悲剧精神上升为忧患意识。他的论述比之前学界一直谈论的“鲁迅小说彰显着国民性的悲哀”要更进一步。此外，王富仁的著作《<呐喊><彷徨>综论》里也有涉及到对鲁迅小说悲剧意识论述的内容。

再次，王富仁洞见了鲁迅小说对中国现代小说的突出贡献。在他与高尔纯合著的《试论鲁迅对中国短篇小说艺术的革新》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说法：“‘五四’时期由鲁迅首创而实现的中国短篇小说的艺术革新, 正象许多同志所指出的,决不能仅仅归结为用现代白话小说代替了文言小说和古代白话小说。那么,它的实质性内容何在呢？我们认为主要集中于下列三点：一、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自觉贯彻和进一步完善；二、现代短篇性格小说的确立；三、情节结构方式的根本革新。”此时王富仁除了将上文所说的叙事学原理与文本意蕴分析用于鲁迅小说研究之外，还从文体学的角度对鲁迅小说进行了思辨，可以说是全面而独到的。

第四，王富仁的鲁迅研究结合了文化的因素，显得新颖而深刻。在他《鲁迅与中国文化》一文中，王富仁首先肯定思想有且不仅有阶级性，但思想能够在不同的阶级中流动，并且发生形态上的转变。他认为鲁迅的思想不是中国古代文化，也不是中国现代文化，只是现代历史上一个独立的文化现象。其有独立作用，但是不代表着现代文化本身，不是全体，也不可能是中国文化的全体。在论述中王富仁先分开梳理了儒道墨佛四家之言，阐述其各自优劣，然后再将中国古代思想与鲁迅当时的时代诉求结合在一起，认为鲁迅从道家开始，然后针对儒墨佛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与扬弃。王富仁得出的结论是：“鲁迅不仅仅看到了文化，还看到了文化后面的人，鲁迅绝不否定中国古代的任何一种文化，但同时又失望于中国古代的所有文化，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为了鲁迅这种脱开了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的社会知识分子而准备的，他了解吸收了文化传统，同时也反叛了文化传统，独立前行，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来一条路。”因为“任何一个革新家都不是高声诅咒着他的革新武器而进行使用的……在肯定中有否定，在使用时有选择，在继承中有扬弃，是其主要的理论行动路线。”

也正是因为受到鲁迅文化思想的熏陶，王富仁更注重对当下的文化进行分析。不可否认，当前文化思想已经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几乎已经完全背离了以鲁迅思想文化为主导的五四精神。王富仁对此深表担忧，他说：“简言之，90年代世俗主义占据了社会意识形态的中心，知识分子坚持启蒙精神是荒唐的，只有认同，只有归顺……这前景是什么？是金钱挂帅，是权力至上……世俗主义的盛行不仅挤占了知识分子原有的位置，而且侵夺了一些人的灵魂。”在对当下文化思想失望的同时，王富仁转而探究从“五四”到20年代末期中国文化的发展状况。他认为在这段时期内中国的文化发生三个大的变化，分别是新文化与旧文化分离、学院派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分离、学院派文化与社会化的分离，而“中国现代的学术文化通过这三次大的分化，就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学术文化系统。”这种分化所造成的结果其利弊对我们当下文化发展的思路也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

第五，王富仁的鲁迅研究视野开阔，侧重对比。王富仁擅长通过比较的方式来验证鲁迅作品与思想的独特性。他的比较是跨时间跨地域的比较，不仅仅局限于国内，还延伸到国外，尤其是俄国。王富仁在为谢曼诺夫的《鲁迅纵横观》写中文序言时曾说道他很“重视鲁迅与俄国作家的比较，也重视俄国的学者对鲁迅的研究，比较其与自己的不同之处，从而找到新的研究方法。”而最具代表性的比较应该是王富仁的《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他分别将鲁迅的前期小说与果戈里、契诃夫、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等作家进行比较，从而双向探讨俄罗斯文学对鲁迅创作的影响以及鲁迅前期小说的民族性和独创性。“我们的目的是在大致彼此相近的艺术特色中，来体会和揣摩俄国文学影响的存在，而不是指出哪些或哪部分作品单纯地反映了俄国作家的影响。”王富仁的这篇文章无论是作为现代文学著作还是比较文学著作都是十分优秀的。

而对于国内现代作家和鲁迅的对比，王富仁也有独到的见解。例如在郁达夫小说和鲁迅小说进行比较的时候，王富仁表示“鲁迅的小说是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整体出发、从整个社会和国民精神的改造出发对当时的社会人生进行艺术表现的，郁达夫的小说则是从个体自我的幸福追求出发、从个体社会成员的幸福追求出发表现社会人生的。”而对于茅盾和鲁迅小说的比较，王富仁则从“价值观方面、社会历史表现方面、结构特征方面、把握现实的基本特征方面”等几个大方向论述鲁迅与茅盾的小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各有着什么样的积极作用。王富仁鲁迅研究中的比较视野非常细致，并且是在大量学术积累上产生的自然对比，因此显得有理有据，让人信服。

若是从宏观角度看，王富仁的鲁迅研究又有以下两个特征。

其一，王富仁在鲁迅研究的两极现象中保持了较为恒定的客观性。他的每一篇论著都进行着客观论证，尽量减少主观价值判断，不过分地贬低或褒扬某一方面的价值，并且排开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权威话语的干扰。王富仁对鲁迅的崇敬一般都在放在自序或者附录里面，而不是锋芒毕露地表现在字里行间。

其二，王富仁的论著达到了学术性与文学性的良好结合。他的语言不是拗口艰涩的，反而是朴素且平易近人的。王富仁是力争用最精炼的文字来表达更多的意义，他达到了一种学术上的易读性与易解性，摆脱了传统论著中前一半铺陈理论，后一半堆砌学理材料的古板模式，带来了一股学术的清风。他还经常在论著中用比喻说话，用建筑的多面性，种植花草的历时性等来说明一些不容易被理解的问题。笔者从不认为这违反了学术的严谨，相反笔者一直支持这样的变奏，因为学术是为了让更多人来了解一个领域，如果过分枯涩，反而偏离了学术研究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