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文化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

吕汝泉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日语系，辽宁 大连 116052）

日本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因素较多，日本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不断对其进行吸纳和融合，造就了今天丰富而独具特色的日本文化。据相关数据和资料表明，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发展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并且涉及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不仅包括对中国汉字、儒学学习，还包括对中国律令制度以及技术的吸收和融合。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化便是日本传统文化得以生长和繁荣的母体。由于中国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日本逐渐建立了属于自身的传统文化，获得了进步，进入了文明阶段。[1]

一、汉字和汉籍

日本的传统文化，大体经过了“绳文文化”、“弥生文化”、“古坟文化”这三个阶段。许多日本专家和学者将曾经发现绳文文化许多遗迹的大和地区视为古坛文化的中心地和发祥地。《宋书》记载，倭国曾经在5世纪就已经开始向东晋入贡，在这一时期，汉字以及汉籍逐渐传入到了日本，成为日本传统文化形成的关键之一。在《古事记》中有相关记载，“百济国主照古王以牡马一匹，……王又贡横刀及大镜。又命百济国道：‘如有贤人，亦上贡。’于是，名为和迩吉师受命进贡的人即以《论语》十卷和《干字文》一卷，付是人上贡，此和迩吉师为文首等祖先。”与此同时，《日本书记》也对汉字传入日本的历史事件进行了记载，“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雅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顾所谓王仁者，是书首者之始祖也。”汉字传入日本之后，引起了日本天皇的高度重视，并曾经邀请著名的王仁来对其教育，并以身作则学习儒家经典，鼓励和要求皇室子女继续学习，并并让外来的大陆学者向子女进行一对一传授大陆的学问，使得日本的儒学思想也逐渐在日本生根发芽。[2]据有关文献的记载，在日本进行大化之前，主要进行儒学和文字教育，并且在所出土的日本遗址中发现，最古老的木简上确实有“子日学而时习之”部分隶书字样，这些文字均出自于《论语》，可见汉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时多么的源远流长。平安年代的大江匡房对此层发表过这样的评论：“我朝始书文字，代结绳之政，即创于此朝，应神朝。”《论语》、《千字文》被公认为是汉字和儒学在日本普及的重要书籍，具有启蒙的作用。汉字对日本传统文化产生了重大的作用，也为后来日本文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3]

二、儒佛思想

在圣德太子执政期间，指导思想为儒学佛教，通过入学思想来进行统治，可以极大的帮助他巩固自身的地位，实现中央集权制，圣德太子著名的“冠位十二阶”的阶名就是主要以儒家的德目：“德、仁、义、礼、智、信”。圣德太子在鼓励百姓学习儒学佛法的同时，自身也对儒佛思想十分推崇，对佛学和儒家经典也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在他执政期间，中国正义儒学思想进行统治，他也开始进行效仿，将《论语》中的思想“以政为德”作为中央集权统治的行为准则。在其出台的《十七条宪法》中，将儒家思想进行了灵活的应用，成为应用儒家思想成功治国的典范。在这部宪法中，“和”始终是儒教的基本基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德治、法治、礼治，将儒学思想贯穿于整部宪法当中。并且在表记方面，也开始将汉字作为本宪法的书写文字，成为日本最古老的全部用汉字书写成的宪法。圣德太子为了进一步加快改革的步伐，在对中国先进儒学思想和制度进行学习和吸纳的同时，也向中国派遣使者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和往来，据统计，总共派出遣隋使者多达五次。儒学思想在指导大化改革以及促进改革取得良好成效方面发挥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4]然而，在这一阶段，提高皇室的内涵和文化素养，将大化改革的相关理念得以宣传是儒学的主要作用，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也有所涉及，但是对于广大社会底层的百姓来说，接受儒学思想，仍然还比较遥远。除了对儒学思想的推崇外，圣德太子还十分热衷于对佛教的传播。“世间虚假，惟佛是真”是他所坚信的谛念，并且为此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并提倡“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这种普渡众生的佛法思想为大化革新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加快了大化改革的步伐。大化改革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促进了日本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也带来了新的文化学习热。很多遣唐使被日本政府派出去专门学习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在满足基本的政治外交的需求之外，还广泛的学习了唐朝儒佛的新文化和新思想，不断的汲取中国先进的文明。日本不断向唐朝派遣使者，中国也积极进行回应，实行开放的政策，曾经派僧人鉴真东渡日本，去向日本传播先进的文化和佛学思想，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实现了文化的大繁荣、大团结和大发展。并且在这一时期，儒佛思想开始打破了皇权贵族的限制，逐步走向了民众的视线，被广大民众认可和接受，并为民众佛教的建立奠定了雄厚的基础。[5]

三、律令制度

在公元645年，日本政府出现政变，皇极天皇被迫退位，由孝德天皇所取代，并将内臣的地位赐予中臣镰足，命中大兄为皇太子，建元大化，并将首都迁至今天的大阪。新政府在制定本国的律令时，主要依据和参考了唐朝的律令制度，并在充分考虑自身本土风俗习惯和陈规制度的基础之上，对律法进行了变革和制度，确定国家实行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体系。[6]将私有土地以及部民均予以废除，实行土地公有制，无论是皇亲贵族、还是地方绅士的部民以及农庄全部收归国家，由国家来统一进行分配和管理，仅仅将政府手工业的部民进行了保留，对于大夫以上级别的高官，政府对他们赐以食封。对行政区划和组织进行了详细的分配和规划，中央分为京师和畿内两个部分，而地方的行政区划则可以分为国、郡、里三级。对于军事制度和交通制度都进行了明确规定。并且废除了传统的世袭制，国家可以对官吏进行任免。在户籍和记账方面也进行了整顿，使之更加具体化和条理化，土地之策实行班田首授法。在税法上将传统的贡纳制予以废除，并进行改革，确立了新的税法制度——租庸调制度。20年之后，也就是在大宝元年，藤原不比制定了《大宝律令》，这不律令成为日本封建史上最为完备的法典，促进了大化革新的顺利完成和实现。经过大化革新，日本的中央集权制度日益加强，统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国家结束了分裂，实现了统一，同时如日本也开始迈向封建社会。大化改革取得成功之后，日本政府更加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对和中国文化的渴望和热爱越来越强烈，经常想唐朝派遣使者来唐进行访问，日益加深了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典章制度和律令的进一步成熟和完善。[7]

四、古代货币

在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古代货币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日本货币文化的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中学教材的《海内存知己》中，可以看到有两幅货币插图，这两幅货币插图分别是《和同开珎》和《开元通宝》。“开元通宝”的铸造时间始于唐朝，铜和铁是货币制造的主要材料，并且大多数开元通宝都是由民间进行私人未经法律的许可私自铸造的，图案为圆形方孔，使用年限大致有1300多年之久，从唐朝一直延续到清朝。[8]开元通宝可以称作是后世通宝的始祖，之所以将这种货币起名叫做开元通宝，主要是因为内涵和寓意较好，符合当时朝廷想要统一货币的愿望，并且这种方式一直为以后历代朝廷所沿用。开元通宝具有十分严谨而匀称的结构，兼济方与圆，楷意蕴藏在隶书中。而“和同开珎”则是日本银钱，曾经在陕西西安被我国的考古人员所发现，一共有五枚，圆廓方孔，谓之“和同开珎”。“寶”字的简化便是“珎”，和同是日本年号的省略，开始铸造与公元708年，正值和铜元年。并且单单从货币的形状来分析，日本和中国开元通宝的形状和图案大同小异，可见日本货币受到中国货币影响之大，中国天圆地方的传统思想已经深深为日本文化所接受和认可，并不断融合到了日本传统文化中去。[9]

五、科学技术

除了儒佛思想、汉字、货币等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之外，日本传统文化中的技术也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后汉书》中曾经记载，“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赐以印绶”,在光武帝时期，中国先进的瓷器、丝绸以及铜和铁的制作工艺和方法便已经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同时在建筑方面，日本尽管在1世纪便已经独具风格和特色，但是从通透轻盈的木构架等细节之处来可以发现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对其影响所产生的痕迹。甚至日本京都的构建，便是对我国六国古都西安建筑的模仿，但是规模却难以和西安相比。[10]从整体上来说，日本整个建筑风格军离开中国建筑文化和思想的影响。

六、结语

1871年，中日两国代表签订《中日修好条规》，便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交流，许多普通的日本人得以亲履中国来验证从古老文献中获得的中华印象。日本传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涉及到汉字、儒佛、技术以及货币等多个领域，对日本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11]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尽管存在着诸多领域的纠纷，但是中日两国之间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交流和联系日益密切。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文化领域的合作关系，对于发展两国经济，维护世界和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胡炳章,胡晨.文化差异与民族和谐发展[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34-39.

[2]王婧媛.浅议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 [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4）：150-151.

[3]席于霞.浅析中国汉字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J].文教资料,2008,（34）：49-50.

[4]王家骅.儒家思想对日本古代律令的影响[J].日本研究，199，（1）:39-44.

[5]肖开益,高春璐.论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J].时代文学（下），2011，（7）：115-116.

[6]周大鸣,秦红增.中国文化精神论[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4，（4）:79-85.

[7][日]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M].东京:开明出版社，1995.79-88.

[8]阎永胜.中日汉字文化相互融合刍议[J].大连大学学报，2011，（2）:78-82.

[9]汪娟.文化地理学与中国文学研究概观[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01-105.

[10]叶渭渠.日本文化史[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5-49.

[11]阎永胜.以汉字文化为基石的日语语言文化融合性特点探究[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1）：5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