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翰与公安派诗人交游考

孙秋克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王元翰、雷思霈成进士，选庶吉士，曾可前则高中一甲第3名，授翰林院编修。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九月，考选十四名翰林院检讨，雷思霈与焉；又量授科道八员，王元翰与焉。对量授科道人员，大学士沈一贯等屡次请赐允发，但或不报，或留中，或俞旨不下，直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二月， 王元翰才得以到任吏科给事中，开始其言官生涯，次年二月，升工科右给事中。在王元翰踏上言官之路时，公安“三袁”中的长兄袁宗道，已逝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故王元翰与他无缘相逢。“三袁”中的仲兄袁宏道，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为京官至离世前的四年间，与王元翰有过重要的交集。“三袁”中的幼弟袁中道，则在袁宏道逝后继续了与王元翰的友谊。曾退如是湖北石首人，雷何思是湖北夷陵(今宜昌)人，他们二人本为袁宏道的同乡至友、同派诗友，所以袁宏道兄弟与王元翰的相识相知，并不完全出于偶然。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秋，宏道携其弟袁中道同行，入都补仪曹主事。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袁宏道任吏部主事，这一年，他们之间通过曾退如，有间接的诗歌唱和。清明时节，万历三十二年(1605年)乞归的曾退如遵父命回京奉职，宏道与其奉命陪祀，王元翰亦为陪祀者之一，并作《九陵陪祀》。这年秋天，曾退如作苦雨诗，元翰有《和曾退如馆兄苦雨》唱和，袁宏道亦有《苦雨吟和曾退如》四首、《秋日苦雨和曾退如太史》四首和之。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春，发生了王元翰被云南道御史郑继芳弹劾案，致其为时不到四年的言官生涯就上结束。史载云南道御史郑继芳劾奏王元翰贪婪不法，盗库金，尅商人奸赃累数十万。[注]参见《明实录·神宗实录》第455卷，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8585页；《明史》第236卷《王元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152页。王元翰究竟贪赃枉法与否？分析诸多历史记载，我们只能得出否定的答案。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元翰上疏追忆此事说：“彼时臣犹不敢苟且去国，将行李数目，招呼把总刘渠并五城坊官同眼点视，暴白于正阳门棋盘街，携家眷罄身出都，拜阙辞行，至张家湾。越数日，把总将行李送至船上，此京城万耳万目，共见共闻。”[注]《明实录附录·崇祯长编》第19卷，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103页。如果王元翰的自述尚不足为据，那么还有许多旁证。如刘宗周《聚洲王公墓志铭》、倪元璐《王谏议传》，都记载了王元翰自暴行李，以正视听之事。刘宗周《聚洲王公墓志铭》并云：“众白之而公则向阙叩头，恸哭曰：‘臣无能簪笔事陛下矣！’遂挂冠出都门。于是南北台省交章讼公冤。”[注]王元翰：《凝翠集》，《云南丛书》第2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432页。南北诸臣论救疏，元翰后来编为《德邻篇》，已轶。沈德符《王聚洲给事》说元翰“素负才名，慷慨论事，物情甚向之”，诸臣“救疏皆保其清操”，并赞元翰为官远胜于东汉刚正不阿，为政清廉的谏官杨震，他断言元翰绝不可能“囊金如山”。[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第19卷，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2～503页。据《明史》本传记载，王元翰案实际上是朝中党人借故而兴，并清楚地表明这是郑继芳蓄意构陷：“方继芳之发疏也，即潜遣人围守元翰家。及元翰去，所劾赃无有，则谓寄之记事家。”[注]《明史》第236卷，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152页。由于神宗皇帝对此案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王元翰非常失望，三月即“拜疏去”，[注]《明实录·神宗实录》第456卷，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8600页。暂居于河南辉县苏门山百泉之上。在王元翰弃职辞朝后，袁宏道、雷何思仍在朝为官，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并不因处境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反而比以前更为亲密了。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春，当王元翰处于政治旋涡中心时，袁宏道升任吏部考功司员外郎。[注]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第47卷《初授司功副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98页。他在此前已看到了万历朝中吏治的弊端，曾在这年一月连上《请点右侍郎疏》、《摘发巨奸疏》。在三月升任考功司员外郎后，又上《查参擅去诸臣疏》，以期整肃吏治。从《查参擅去诸臣疏》，可见宏道对包括元翰在内的所谓“擅去诸臣”的态度。其疏道：“先是工科都给事中孙善继擅离职守，臣等具疏参劾。已而科臣刘道隆继之，词臣顾天峻、李腾芳又继之。今科臣王元翰又陛辞出城矣。该臣看得诸臣被论，情罪自有浅深。匿瑕与藏污不同，一眚与败检殊科。臣等未奉谕旨，不敢深求。窃唯朝廷有必信之命令，而后臣子有必可守之法。二百年来，未闻人臣径自去国者，亦未闻待命踰岁月而不得报者。惟其情通，故法行矣。今被弹诸臣，消阻一室，七尺俨然，谁无面孔……。方今自言路而铨政，自卿贰而抚按，无一事非权宜，无一事非变局，可惊可骇，何止一端。”[注]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第53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07页。如果我们对这道奏疏顾名思义，那就错了。宏道看似参劾擅离诸人，实则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对神宗怠政和吏治混乱的不满，流露了对王元翰等人的同情。就元翰个人而言，自中进士以来不过八年时光，“待命踰岁月而不得报”和“径自去国”两种情况都遇上了。对宏道此疏和疏中的真意，刚离朝的元翰自然不难得知并体会，否则就不会有他们后来比在朝时更多的交往，元翰也不可能在之后引宏道为知己(详见下文)。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袁宏道的声援，奠定了他们之间友谊发展的基础。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九月，在物质、仕途的双重困境中，元翰开始了他离朝后的第一次漫游，与元翰漫游差不多同时，袁宏道奉命主持陕西乡试。九月，考功事峻，他遍游华、嵩，并有《华嵩游草》纪其行。去程宏道作诗《望苏门山是日大风沙》：“我望苏门山，正值大块噫。万窍尽传声，浊响非天籁。此地旱三月，禾黍如蕉艾。夭乔各偃蹇，青山了无态。我欲见先生，长啸孤云外。庶几治病龙，千里听澎湃。”[注]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第50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43页。宏道此诗中的“先生”，当为此时隐居于百泉之上的元翰，故遇大风沙则忧其耕耘之苦。此时宏道因要赶赴陕西主试，来不及探访元翰，故只能“望”之，回程方有百泉之游。正如宏道此行之于华山，也是来程望而归程登。

袁宏道不知道，此际王元翰也正行于陕西道中，他听说宏道主试秦中，回程将登华山，故迎而与其相遇，有诗《陕州途中闻袁六休主秦试，回由华山观砥柱，喜其久别相遭》。诗曰：“途穷知己至，秋尽敝裘寒。”“闻君留太华，我亦上靑柯。”[注]王元翰：《凝翠集》，《云南丛书》第2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454页。穷途与宏道相逢，元翰的欣慰之情不禁溢于言表。“知己”二字，在元翰现存的所有著作中，这是惟一一次许之于他人。宏道此行，九月“遍游秦中诸胜，历中岳嵩山，登华山绝顶而还”；[注]袁中道：《珂雪斋集》第18卷《中郎先生行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61页。十月过辉县游，元翰暂居的百泉，有诗《登苏门山泛舟百泉》、《再泛百泉》，散文《游苏门山百泉记》。这是袁宏道第一次游百泉，遗憾的是他在百泉探访元翰而不遇，因元翰此次出游历时四个月，岁末才归百泉，故错过了和宏道又一次相见的机会。宏道此行的日记，正可与元翰的行踪相印证。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袁宏道留京暂受部衔，以候选取，考功事峻，给假南归。二月二十四日，他和袁中道一同出京，迂道再游百泉。这是袁宏道第二次到辉县，原拟偕元翰同游，所以和中道再访元翰。遗憾的是，这一次他们仍然未能在此相会。此后，宏道和元翰再无相会的机缘。这年闰三月十五日，宏道兄弟始还家，[注]袁中道：《珂雪斋集》之《珂雪斋游居柿录》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95页。因水患，宏道由公安移家沙市，九月初六日即病卒于此。[注]袁中道：《珂雪斋集》第18卷《中郎先生行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63页。元翰对宏道的怀念是长久的，天启五年(1625年)他被起复为工部尚书，于二月离滇，四月入蜀，六月由嘉定放舟穿三峡，下荆楚，至武昌，沿江景物，勾起了他对故友的深长忆念，其长篇歌行《长江行》云：“中郞长眠唤不醒，榷关使者狠于虎。”[注]王元翰：《凝翠集》，《云南丛书》第2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476页。可见，即令时间已经过去了十五年，元翰对宏道的思念之情依然没有衰减。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在元翰弃官离朝后次年，雷何思也来百泉探望他。其实在人生的低谷中，元翰也时常思念雷何思，并作五言绝《忆何思兄》，表达了对友人的感情：“风雪度卢沟，萧萧别后愁。相思宜远望，频上仲宣楼。”[注]王元翰：《凝翠集》，《云南丛书》第2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448页。其门生、竟陵派领袖钟惺的《告雷何思先生文》说：“记去岁六月，与先生卢沟别去。”[注]钟 惺：《隐秀轩集》第34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48页。这里的“去岁”即指万历三十八年，年初雷何思在卢沟，初夏告归乡里，趁道来百泉访元翰，并向元翰传递了京中消息。元翰《寄汪霁寰省丈》云：“何思兄来泉上相访，具道大可异事。言凡与弟契厚者，皆蒙寄顿之诮。真可笑也。”[注]王元翰：《凝翠集》，《云南丛书》第2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420页。唯同道者可言朝中政治事件，此可为元翰与公安派诗人志趣相投的又一见证。元翰与何思同乐共游，作诗《初夏日雨霁与何思馆兄走西郊》、《送何思馆兄》。二人相约卜筑于鹿门(在今湖北襄阳市东南)。秋末，元翰作诗《寄讯何思兄》，诗云“秋杪传君侍板舆，近来消息益生疏”，可见这时雷何思已卧病在床；又云“鹤泽耽吟龙自老，鹿门卜筑竟何如”，[注]王元翰：《凝翠集》，《云南丛书》第2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449页。表达了对达成心愿的期待和对友人健康状况的担忧。

对于王元翰来说，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是个令人悲伤的年头：八月初七日，袁中道由沙市移宏道的灵柩入公安(《寄王章甫》)。九月初一日，雷何思逝于夷陵。元翰有诗《诣陆州哭雷何思馆兄》二首，第一首对当年自已身处逆境时雷何思的探视深为感激，并对二人相约卜筑鹿门的心愿最终落空深表遗憾，诗云：“我昔遭谗去国年，君来洒泪百门泉。”“鹿门卜筑成虚约，目断襄江啼杜鹃。”[注]王元翰：《凝翠集》，《云南丛书》第2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458页。冬，曾退如逝于石首，元翰有诗《走石首哭曾长石馆兄》。至此，王元翰的四位公安派友人，唯有袁中道尚在世。

王元翰与袁中道的友谊比较特殊，实际上直到袁宏道逝后，二人才有过一次见面的机会。他们的友情，更多地基于乐山好水的共同情趣。王元翰和袁宏道同朝任职时，与袁中道没有见面的机会，万历三十八年袁宏道获假南归，偕中道游百泉时访元翰，亦无相见的机缘。直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夏，宏道已去世三年，元翰和中道才第一次相会。他们的见面，有据可查者仅此一次。这年夏天，王元翰泛舟洞庭湖，游南岳衡山十日，其后在途中编成了诗集《南岳草》，而后与中道晤于仲宣楼下(位于湖北襄阳城东南)，请中道为其《南岳草》作序。中道在序中引元翰为同道，并自叹其“好游”之性、“清胜之韵”皆不及元翰。他又评论元翰之人与诗道：“模写烟云，几与七十二峰争奇较丽，则伯举之于山水，予直当北面而师之，又不当以雁行请也。伯举直肠傲骨，诚心质行，而其趣韵复如此。”[注]王元翰：《凝翠集》，《云南丛书》第2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360页。原来，这年三月初八日，袁中道游太和等地，而后拟作“玄岳(武当)之游”。查中道此行纪游：三月三十日过襄阳观音阁，登水边亭；四月九日登武当山，十五日下山，旧路返回，再至襄阳(樊城)，住北城关庙，登昭明文选楼(位于襄阳城中)，友人为其饯行于观音阁；五月初四日，抵沙市金粟園。[注]袁中道：《珂雪斋集》之《珂雪斋游居柿录》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88～1294页。中道未记与元翰晤面事，《南岳草序》亦未见载于《珂雪斋集》。推测二人相会于仲宣楼下，当在中道登武当山后。《南岳草》已佚，《凝翠集》中仅留下中道的《南岳草序》、元翰的自序以及部分游衡岳诗作。是年秋，王元翰归滇云故里宁州(今华宁)。这次相会，既是他与袁中道的第一次会面，也是他与公安派诗人有据可查的最后一次交集。

考察王元翰与公安派诗人的交游，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当时朝臣和文士所处的政治、人文环境，并深入了解王元翰的生平事迹和创作背景，同时也促使我们深思：王元翰的诗歌数量虽不多，但其歌行风格疏放，词气超迈，其近体意趣深远，简劲清朗，无模拟之习，有清新之态，随心而发，应手而出，既不失骚人深致，又兼谏臣风骨，以其性灵之光，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采——这样的诗风，与公安派诗人的影响有无关系？我们或不妨把这看作由此文引申出来的另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