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先藏书方式考

霍艳芳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李开先藏书方式考

霍艳芳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明代著名文学家李开先，同时是位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因收藏宏富而闻名天下。他的藏书主要通过花钱购求、他人赠与、借抄他人之书、自己著述和自己刻印等五个方式获得。今天私家藏书除了不具备自己刻印的条件外，也大多通过这些方式积聚。李开先的藏书方式，不仅对今天私家藏书具有传承意义，还凸显当时的时代特色和李氏的性格特征。

藏书方式 私人藏书 李开先 明代

李开先（1502～1568），字伯华，号中麓，山东章丘人。他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戏曲作家，也是位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嘉靖八年（1529）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吏部主事、太常寺少卿等职，嘉靖二十年（1541）因九庙灾而罢归。归乡后，治田产，蓄声妓，征歌度曲，而性好蓄书，名闻天下。因他对词曲有着特殊的爱好，藏书中尤以戏曲类的书为多，故又有“词山曲海”之誉。关于其藏书的具体数量已不得而知，时人王世贞称“牙签纵横十万卷”①［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三十五《诗部·春夜饮李伯华少卿》，明万历五年（1577年）世经堂刻本，第380页，李开先在著述中谈起私人藏书，用的最多的字眼是“万卷”“三十乘”，例如：“得儿有数休嗟晚，付托堂中万卷书”②［明］李开先《闲居集·七言绝句·即事次前韵》，见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第342－343页；“书积已过三十乘，诗成约有百千篇”③［明］李开先《中麓山人拙对·散对》，见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第1477页。无论是“十万卷”，还是“万卷”“三十乘”，都足以说明他的藏书数量相当可观。积书如蚂蚁堆山，费时费力，李开先如此之多的藏书是通过何种方式聚集起来的，值得深入研究。

1 花钱购求

李开先的藏书始于何时，没有明确的记载。然据其《闲居集》自述，他出仕前父亲因患“消渴症”壮年而逝，当时“家无厚积，加之迎医治丧，费用久而且多”，“纸笔线丝，男女不可一日少者，无从取办”④［明］李开先《闲居集·墓志·封太宜人先母墓志铭》，见《李开先全集》，第630页，赖母亲典当簪珥和妹妹货鬻女红艰难度日，可以推测当时他虽有藏书之心而无余资。嘉靖八年（1529），他中进士，俸入有余才得以购买图书，正如他自己所说：“既登仕籍，书可广求矣。”⑤［明］李开先《闲居集·序·＜张小山小令＞后序》，见《李开先全集》，第533页最早出现的关于其藏书活动的记载也在此年，他登进士后拜访同乡先达、当时的太常寺卿刘，两人皆好购书、善辞章、喜掌故、精时务，有着许多共同的爱好，当听他说起嗜好购书时，刘说自己“四十年前，亦有此病”⑥［明］李开先《闲居集·墓志·资善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五经博士西桥刘公墓志铭》，见《李开先全集》，第549页。可见，他最初是用薪俸购书的，且已经达到购书如痴的程度。

罢归林下后，李开先四处购置庄宅、田产，营造极大家业，更有条件购置大量图籍，常一次性地购置数车，如他自己所说：“买地常千亩，积书过五车”⑦［明］李开先《闲居集·五言排律·自叹》，见《李开先全集》，第309页。他的著述中有关藏书搜购的句子很多，诸如：嘉靖三十七年（1558），他作《即事次前韵》34首，感时伤世，郁悒之情溢于言表。其中有一首：“怜书情似泣枯鱼，腹内文章从此虚。细访谁家藏善本，银钱不惜倩人书。”⑧［明］李开先《闲居集·七言绝句·即事次前韵》，见《李开先全集》，第343页明确表达自己藏书若渴及不惜代价购求善本的决心；嘉靖三十八年（1559），他所作的一首绝句中有：“临水登山无限乐，学荒徒费买书金”⑨［明］李开先《闲居集·七言绝句·戏为一韵七绝句》，见《李开先全集》，第328页；此外，在他所作的散对中有：“橘树三株新橘可收三百颗，书斋几处古书曾费几千金。”①［明］李开先《中麓山人拙对·散对》，见《李开先全集》，第1452页这些句子皆透露出花钱购求是其藏书的主要来源。花钱购求虽然需要一定的资金作后盾，但它的优点是能够随时、随地凭己之兴趣而积聚图书，灵活性较大。

在明代，藏书家为了使图籍耐藏和便于利用，常常对书籍进行装裱，为书籍配上书衣和函套。其中，书衣相当于今天的书皮，一般用蓝色或棕色的软纸裱两到三层，资金雄厚的藏书家则用绫或绢裱制；函套用来存放整套或价值高的善本，一般用硬纸做衬里，里面糊白纸，外面糊蓝布，讲究者不用蓝布而用锦。绫、绢或锦等丝织品比较昂贵，图书装裱就需要不少费用，正如李开先在散对中所说：“万贯收书装束须千贯，百金买剑饰磨又十金。”②［明］李开先《中麓山人拙对·散对》，见《李开先全集》，第1516页用千贯对万贯买来的书进行裱饰，除了经久耐用外，还让图书变得极为精美、大方，进而形成独特的藏书风格。清朱彝尊曾从徐乾学那里见到李氏的藏书残余，“爱签帙必精，研朱点勘”，不禁赞叹“北方学者能得斯趣，殆无多人也”③［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二《李开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332页。

2 他人赠与

除了花钱买书，他人赠与的情况也比较多。在明代，书帕本作为一种雅尚风行官场，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以及官绅之间的交往，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送人以书不过是一种形式，受书之人也未必看，书帕本往往只注意表面装潢，而忽视文字内容，故不为重视版本和内容质量的读书人和藏书家所重。李开先在朝为官十余年，肯定也接受过这种书帕本，但他同样不会将之纳入收藏之列。

朋友之间经常互赠的著述和图书就不同了，不仅刻印质量上乘，赠与这一行为还蕴含朋友情谊于其中。李廷相、李冕、张时彻等曾赠与李开先图书：李开先在朝中与同乡李廷相交好，两人不断进行思想交流和分享收藏成果，他返乡后，李廷相经常将新刻和新著的书寄赠给他，正如他自己在《寄题李蒲汀尚书藏书楼》中所说：“古经当日曾分借，新刻别来屡寄将”④［明］李开先《七言律诗·寄题李蒲汀尚书藏书楼》，见《李开先全集》，第229页；嘉靖三十五年（1556），同乡挚友李冕以年迈多病致仕，将从云南带回的杨慎校刻的北宋董逌《广川画跋》两册送给他，他拿家藏本与之对校，然后将之和所藏《广川书跋》一起刻印⑤［明］李开先《闲居集·跋语·跋＜广川书跋＞》，见《李开先全集》，第914页；嘉靖三十八年（1559），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寄给他新著《芝园集》，他作诗表示敬意和感谢，诗中有“竹径堂开宾从满，《芝园集》出世人传”⑥［明］李开先《闲居集·七言律诗·张东沙尚书寄惠＜芝园文集＞且以李太白过许久无便力报谢用石城诗韵奉怀》，见《李开先全集》，第252页。

此外，李开先还曾接受他人赠送的地方志和历书。关于地方志，明代中央政府因多次编修一统志，一次次地诏令天下省、府、州、县修志，从而掀起全国编修志书的浪潮。各地编修的方志往往由地方行政长官担任主修、地方人士担任主纂，也有少量为地方人士私自编修，成书之后为提升此书的影响力而拉拢朝中名臣或本地名人作序。身为“嘉靖八子”之一、以四品京官身份被罢归的李开先，也曾多次接受赠与的方志，并为一些方志作序。嘉靖三十九年（1560）冬，新泰人孙述、崔克仁等损益旧志而编成《新泰县志》，孙、崔二人亲自到李开先家，“请序其端”⑦［明］李开先《闲居集·序·＜新泰县志＞序》，见《李开先全集》，第501页，李开先慨然应允。嘉靖四十四年（1565），青州府知府杜思寄给他新修《青州志》，请他校阅⑧［明］李开先《闲居集·七言律诗·谢武川杜太守惠新修＜青州志＞书》，见《李开先全集》，第291页。武川，乃杜思之号；关于历书，他的诗中说：“桃洞秦人忘甲子，又承赐历识春秋。”⑨［明］李开先《闲居集·七言绝句·谢上官惠历》，见《李开先全集》，第228页他的散对中有：“月朔又颁新岁历，冬残未枉故交书。”10历书对人民的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具有指导意义，由中央政府出版发行，一层层地往下颁发。明代历书虽然发行量极大，但在民间并不普及，大多为官场所用，明人沈容《菽园杂记》卷四载：“今每岁颁历后，各布政司送历于内阁若诸司大臣者，旁午于道，每一百本为一块。有一家送五块者，十块者，廿块者，各视其官之崇卑，地之散要以为多寡。诸司大臣又各以其所得馈送内官之在要津者。京师民家多无历可观，岂但山中无历，寒尽知年而已哉！”11京师中以对方“官之崇卑”和“地之散要”判断赠与其历书的多寡，地方官员同样将历书作为年关礼物赠送当地有影响力的人。以四品京官身份被罢归的李开先，仍有一些师友位居高位且和他联系过密，肯定在地方政府结交之列，将历书赠送给他也是一种结交行为。

3 借抄图书

李开先藏书中还有一部分是借抄而来，即借来别人的书，抄写成副本收藏。在印刷术已经盛行、藏书易得的明代，藏书家抄书大概是因为书无刻本或无法购获宋元善本，而又喜欢其风格、内容，遂抄写之以差足意。

李开先的抄书来源，有公藏和民间两途。抄自公藏者，当指文渊阁。他在朝为官时，曾借抄过文渊阁的藏书，他自己曾说“借钞先馆阁，博览及瞿昙”，即指此事。清朱彝尊解释：“文渊阁藏书，例许抄览，先具领状，以时缴纳，世所称读中秘书，盖谓是已”①［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二《李开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332页。罢归之后，李开先仍有借抄活动，此乃民间藏书家之间的互动。他在诗中说：“事闲地僻书宜读，特遣儿童远借经。”②［明］李开先《闲居集·七言律诗·田间四时行乐诗》，见《李开先全集》，第248页意指远离朝堂之后，少去许多政务和应酬，在空闲和幽静的状态下更适合读书，为了读到奇书和未读之书，不惜遣人远借他人之书来抄写。

李开先性情豪放不羁，借书时也有一些无赖的举措，或借书不还，或直接将朋友之书占为己有。山东临朐冯惟健、冯惟敏、冯惟讷三兄弟散曲成就颇高，三人以诗文称名齐鲁间，且都与李开先有交。当人说起李开先爱好藏书时，冯惟讷笑曰：“是尝假吾书八部，今未归也。”③［明］王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明万历刻本，第39页冯惟讷之言交待出李开先借书的数量及借书之久，一个“笑”字凸显冯惟讷对这位好友久借不还的无奈。李开先的另一友人吕高，曾拿书法名作《淳化帖》让他品定，他竟“据而有之”，并狡辩说“江峰（吕高之字）善书而予不善，奇物正可为不能者之助”，吕高无法，“一笑而掷之。”④［明］李开先《闲居集·跋语·＜淳化帖＞跋》，见《李开先全集》，第916页李的“据而有之”和吕的“笑而掷之”，恰恰说明朋友之间无嫌无隙的亲密。需要指出的是李开先并非吝啬之人，朋友聚会唱和、文人慕名来访，他皆热情相待，时常馈赠图书：嘉靖三十四年（1555）春，浙江鄞县诗人吕时臣拜访他，在李氏门下旅居三年，吕返浙时，李为其“饯别于西郊”，“又赠之以古今书册”⑤［明］李开先《闲居集·七言律诗·题＜高秋怅离卷＞》，见《李开先全集》，第218页；李开先自己也说因为他善于藏书，向他借书的人络绎不绝，即“借书日不虚，为我善藏书”⑥［明］李开先《闲居集·五言律诗·初夏江上送李九河携借书还邺》，见《李开先全集》，第133页。

在明代，许多藏书家自己所藏秘不示人，享誉明清两代的宁波天一阁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范钦死后，“封闭甚严，继乃子孙各房相约为例：凡阁厨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厨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⑦藏书不准带出阁楼，也不准外人进入阁楼，掌管钥匙的诸房一起才能打开阁门和书橱，无故入阁及将书卖予他人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其封闭性简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与图书收藏的本意相去何啻千里。李开先能够将藏书不吝赠与、外借，这是相当伟大的。那么，他霸占朋友藏书的近乎无赖之举，恰恰凸显他以非常手段获得善本的迫切心情。

4 自己著述

说其藏书还来自于他自己的著述乃笔者的一种推理，李开先在著述中没有明确阐述。不过，对于读书人来讲，自己所写的著作自己是肯定会收藏的，以便留着纪念及馈赠友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李开先所作《中麓小令·仙吕南曲傍妆台》百首刻印，王九思、杨慎、李廷相、李舜臣、茅坤等89人为此书作跋语誉之，附陈于后。王九思、杨慎、李廷相等人的跋语乃在李开先寄赠图书之后反馈过来的，题跋之人或直接收到李开先的赠书，或从李开先赠与之人处看到此书。商少峰说：“所惠新声，展玩至再……更望多惠数册，寄之相厚，则公之珠玉布满湖湘，阳春白雪不足为调矣！”冯少洲曰：“承惠名作，高才逸群，绝调迈古，词隐义贞，有风人之旨焉。”王渼陂又曰：“中麓山人寄予《傍妆台百首》，盖其归田后作也。”邹太湖曰：“奉常中麓李公，投簪林下，以其余兴漫成《傍妆台百阙》，寄两江子。两江子召予饮鸣玉亭，出词命歌，四座停杯，侧耳倾听。”⑧［明］商少峰，冯少洲等：《散曲·中麓小令·＜中麓小令＞跋语》，见《李开先全集》，第1206，1207，1213，1224页诸如此类，不甚枚举。值得注意的是，李开先寄赠给友人让其题跋的书，还不是此书出版的最终稿本，他们反馈过来跋语后，刻书者予以编排，将它和正文连在一起，出版工作才算完成。图书刻印之后，肯定还会留存一部分，以便应付友人的索要。一直到现在，出了本专著仍会广赠学术水平比较高的人雅正，可见今人和古人的心思是相通的。

李开先不唯收藏已经刻成的著述，他未写成的著述仍在收藏之列。嘉靖十七年（1538），他担任稽勋司郎中之职，因事简心闲，得以详读宋朝张君房《云笈七签》，并博采《道藏》有关玄学的内容，“终以传抄，传闻秘旨，苦究沉思，必与吾心契合，乃始放过。总所得而揭其要，共有七节，性命双修，因名其集曰‘双修揭要’”。罢归林下后，“复取旧著读之，多有支离龃龉者，春和秋肃，笔札可亲，督耕省敛之暇，从而改定之，仍是七节，节节凿凿可行，更名《重订双修揭要》云”①［明］李开先《闲居集·序·＜重订双修揭要集＞序》，见《李开先全集》，第495页。这说明，李开先辑录道教著作而成的《双修揭要》最初未曾出版，一直到罢官之后，事过境迁而有新的感悟，才将收藏的初稿进行更定，形成《重订双修揭要》。嘉靖二十三年（1544），同邑门人高应玘刻印李开先《卧病江皋》110首，并作序：“嘉靖辛卯，中麓先生出饷西夏，归而卧病经秋，因作《一江风》以抒郁抱，非若不病而呻吟者也。予尝展候，见其单张片纸，填委架阁，遂袖而类之，共得一百一时一咏。其为人取去者，不可复追矣！惜其散逸，而幸其仅存，乃谋之梓人，刻而永其传焉。”②［明］高应玘《散曲·卧病江皋·＜卧病江皋＞序》，见《李开先全集》，第1169页同样表明，《卧病江皋》初稿成于嘉靖十年（1531）秋李开先卧病期间，之后就被遗忘在书架的角落里，他的门生高应玘见书稿“单张片纸，填委架阁”且“为人取去”而散逸不少，决定将其出版。己推崇某书而刻印、收藏的举措，蕴意同样丰富。

李开先既是藏书家，也是刻书家。他所刻之书，大多为当时之未有或校勘不甚精善之类，书成之后，首先将其充实自己书库。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月，李开先刻印《张小山小令》二卷并作序。十一月，又在后序中说：“今所编次，虽成上下二本，每样曲终，镂板不剔空。以待博学君子，词山曲海，不惜寄示，必有以增其所未高，而浚其所未深云。”⑤［明］李开先《闲居集·序·＜张小山小令＞后序》，见《李开先全集》，第533页既然想“待博学君子”，并“不惜寄示”，不收藏此书并达到一定的复本量是做不到的。同年，李开先刻印《改定元贤传奇》。他在序文中指出，与汉唐诗文和宋代理学诸书广泛结集、流传相比，元代词曲鲜有人见，且流传的大多是“寻常之作，胭粉之余”，刻印此书的目的是“欲世之人得见元词，并知元词之所以得名也”⑥［明］李开先《闲居集·序·＜改定元贤传奇＞序》，见《李开先全集》，第461页。《改定元贤传奇》凝聚着李开先的编辑劳动，因爱好词曲而刻印词曲，推及他人，以备赠送他人或他人购买，肯定收藏有一定数量的复本。

总之，李开先作为明代一名知识分子的代表，代表着古代知识分子通行的藏书方式。他藏书的五个途径，除自己刻印外，今天的学者的藏书也大多通过这些渠道积聚。只不过在今天出版业发达、藏书易得的情况下，今人图书购买、赠与、外借等活动更为便捷、频繁而已。早在400年前，李开先前瞻性的藏书活动不仅对今天的私人藏书具有启发意义，也体现出当时有关藏书、借书、编撰、刻书等时代特色及他豁达、大方的性格特征。

5 自己刻印

明代私人藏书家不仅热衷于收藏，对于自己感兴趣而社会上又没有佳本的书也会在整理、校勘后刻印。刻书一般不以赢利为目的，主要为古人续命，以便自己收藏及嘉惠后学，即如清代藏书家兼刻书家张海鹏所说：“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③［清］黄廷鉴《第六弦溪文钞》卷四《朝议大夫张君行状》，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83页。傅璇琮和谢灼华在《中国藏书通史》中说：“明代藏书家刻书目的，一是为增加自己藏书，二是所刻书用以赠送、出售或交流，这既丰富自己的收藏，也是藏书的一种手段。”④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第679页其实，遑论私人藏书家藉刻书补充藏书，即便能够以举国之力访求前朝善本的官府藏书，也会对本朝官方刻书进行收藏，以备颁赐臣子及馈赠邻邦，私人藏书家因自

Analysis on Book Collection M eans of Li Kaixian

Huo Yanfang

Li Kaixian was a famous litterateur in the Ming dynasty，butmeantime he was a famous bookcollector，who was known to the world for his rich collection.His collection of bookswasmainly from five ways，such as purchase，donation，borrowing and copying others＇books，personal writings and carving，ect.Nowadays，private book－collectors accumulate booksmostly by thesemeans，except not having the condition of caving books by themselves.The collection was of Li Kaixian not only have the inheritance significance for today＇s private collection，but also highlight the era of his lifetime and his character.

Book collectionmeans；Private book collection；Li Kaixian；The Ming dynasty

G258.83

A

霍艳芳，女，1985年生，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