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研究新风景：读范凤书新作《中国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

侯印国 王维嘉

（1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2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藏书研究新风景：读范凤书新作《中国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

侯印国1王维嘉2

（1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2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范凤书先生是中国私家藏书研究的名家。近十年来，范先生又不顾高龄，走访各地私家藏书楼，结合半生积累资料，撰成《中国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一书。此书虽似普及读物而内容大有可观。丰富的文献线索、对藏书楼名号的全面解读、通俗性与学术性的结合可谓三大特色，可谓私家藏书研究方面的一道新风景。当然作为千余藏书楼资料的汇集整理，它还有白璧微瑕之处，本文也举例了部分疑问聊以商榷。

范凤书 中国私家藏书研究 《中国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

范凤书先生是中国私家藏书研究的名家，我年少先生一甲子，至今并无机会当面请谒，也从无鸿雁来往，因而对范先生的印象全部来自其著述和师长评论。我最初的印象里，范先生是书籍研究领域中的奇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最早注意到范先生与其他很多学者的不同，是并非在高校或大图书馆、研究所从事研究，而长期在河南省焦作市第二中学图书馆工作。可以想见，范先生朝夕面对的图书资料可能并不富裕，尤其是其倾心研究的中国藏书史资料，工作单位可能更少收藏了。而如今学人为之奔波终日的项目经费，在这样的工作单位，可能也很难提出申请。所以我一直“很不恭敬”地觉得，范先生在研究工作中是“身处逆境”的。但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范先生却成为藏书史研究中以资料翔实、考辨精密闻名的著名学者，诚可谓一奇。范先生既在中学图书馆工作，自然也少有项目申请、论文发表的任务，完全可以悠然度日，但范先生先后倾尽数十年精力，完成了颇有影响的《中国私家藏书史》以及《藏书私家风景》《目游记》等著作，另又发表中国私家藏书系列论文近百篇，这必然来自于范先生对私家藏书研究一生不竭的浓厚兴趣，这让他如私家藏书研究中一道别致的风景，亦可谓一奇。徐雁教授在为《中国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撰写的序中称“方渐知其为有奇志之奇人”，真可谓确评。

因为学习和研究的领域相近，范先生的著作我都曾细致通读，《中国私家藏书史》更是常读之书。最令我肃然起敬的，是范先生踏实、严谨的学风。时下“踏实、严谨”已成发言、撰文中惯用的陈词滥调，言治学者常挂口边。但确能耐得住寂寞，潜心“踏实、严谨”者则已颇为罕见，而能踏实、严谨如范先生者，更可谓凤毛麟角。虽然范先生说：“我自1948年中学毕业，即留母校图书馆工作……直到1991年离休。几十年来，身处书窟，头埋书堆，手触是书，眼观是书，摩挲爬梳，惟书是耽，对藏书家自然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1］3但中学图书馆藏书毕竟有限，范先生为撰写《私家藏书史》这一本书，“耗费了我大半生的精力，投入了我全部的公休和业余时间。离休后的七八年来更是全力以赴，才得以完稿。”［1］3为撰写此书，他走访各级图书馆查找资料，足迹遍及全国。将《四库全书》等的规模庞大的材料，一册册翻阅完毕，搜集整理了《中国私家藏书资料丛编》一稿，达数百万言。这样庞大的投入，在现在很多学者看来或许是不可思议的“笨功夫”，但正是这“笨功夫”，体现出对藏书研究的深厚感情和不懈毅力，真正体现出“踏实、严谨”的学风。

近十年来，范先生又不顾高龄，寻访藏书乡里，凭栏华夏四大楼阁，足登神州五座伟岳，走访各地私家藏书楼，结合半生积累资料，自唐李泌“端居室”至当代田家英“小莽苍苍斋”，考藏书家之藏书楼千余座，撰成《中国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一书。因为对范先生学风的一贯了解，初见此书，便觉的此书书名虽似普及读物，但内容必定大有可观。急忙取来翻阅一过，时见惊喜。最直接的感受有以下数端：

1 丰富的文献线索

笔者从事私家书目的学习和研究，因而读书之时下意识会关注相关材料，每见到一未闻未见之书目，便觉眼前一亮。其中滋味，所有因研究搜集资料而忽有所得的同仁，想来都深有同感。读此书便觉“眼前频亮”，正因屡得新知之故也。明人私家书目多佚，今天能见到者非常稀少。据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李丹《明代私家书目研究》中的统计，见存者不过等十余种。范先生此书中“刘元亮玉轩”条提及“刘元亮，字怀远……家富藏书，流传有《玉轩新纂古今书目》二卷，山东省图书馆、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均有抄本。”［2］39－40此目王绍曾先生《山东藏书家史略》曾有介绍，仅从王献唐《双行精舍书跋集存》转录了彭辑五题记，看起来似乎并未见到此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新近出版的《中国古籍总目》，对这部明代书目都没有著录。通过范凤书先生提供的线索，不仅在国图见到此目，再查王绍曾《山东文献书目》发现其提到有稿本、民国二十二年文斋书店抄本、民国邢蓝田抄本分藏（山东）省博、省图、山大和北师大，从而对其流传和版本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虽然有学者偶尔称引此彭辑五题记，但目前研究明代藏书和书目的学者，大都没有充分关注到这个明代书目。再如《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目录门》著录有《书隐楼藏书目录》，定为清光绪十一年（1885）佚名编。范著据文献资料及实地走访察考，证实此目实为沈初藏书目录。沈初字景初，号云椒，浙江平湖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官至兵部、礼部尚书，曾充四库全书馆、三通馆副总裁。在范先生此书的近千条目中，类似这样对读者深有启发的线索，尚甚多见。

2 对藏书楼名号的全面解读

正如范先生所言：“藏书楼名号作为文人藏书家心灵的独白，成为一种表达楼主思想感情、性格逸兴、人生感悟的方式。”古代文人对室名、斋名、藏书楼名的重视自成传统。对古人室名、斋号整理搜集的著作已有多种，对藏书楼名号专门搜集排列的工作，也有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3］一书中的《藏书楼号一览表》。但要逐一厘清每一座藏书楼名号的典故，则绝非易事，也少见学者系统整理研究。范著中对一千余座藏书楼的命名逐一条辨。如宋楼钥攻媿斋，范书引宋袁燮《楼公行状》“人患不知其过，知而不能改是无勇也，自号攻媿主人。小又过差，不敢自恕，斯于无媿可攻”，又如明邵宝藏书处名“容春精舍”，范先生解释“邵宝七世祖容春府君旧轩名也，邵宝袭用。”文字虽简洁，确是据邵氏《容春堂全集》及《藏书纪事诗》卷二“邵宝”条引邵氏《勿药集·复司马精舍状》等材料勾稽而成。从藏书家本人撰写的藏书记、书目序跋或他人撰写的传略、行状、藏书记等文献中寻觅出藏书楼命名缘由，最可信据。对于史料没有明确记载的藏书楼名号，范先生也一一引经据典，大都能恰如其分。如洪亮吉藏书处名“卷葹阁”，范书引《尔雅·释草》“卷葹草，拔心不死”之典，洪氏以直言获罪，遣戍伊犁，后赦还回籍，这一经历和这一典故非常契合。对多人藏书楼名号相同的情况，范书也一一胪列，颇广见闻。如在方子容万卷楼下，又列举宋人朱钦则、罗敬夫、杨秉、尤袤、王德臣，金人张用道、吴伯英，元人贾辅、陈杰、陈孚、汪世显、詹景仁、易贵、陈瑛、杨维桢，明人郁文博、边贡、吴昂、葛涧、杨仪、木公、秦汴、丰坊、李开光、何东序、吴自新、陈于陛、唐尧臣、马玉麟、刘必绍、朱家民、毕自严、孙承泽，清人范比英、黄叔琳、李调元、李化楠、陈荫田、刘秉慎、王端国、钱树立、许振袆、周懋奇、宣定、程均等四十余家藏书处也名万卷楼。这还不包括万卷阁、万卷堂、万卷轩等相近藏书楼名。从中也可窥见古人藏书楼命名的风尚。

3 通俗性与学术性的结合

范书定名《中国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大众通俗读物的特征，在正文中，范先生也显然对文字做了一些通俗化的处理，这固然是作者期望传播藏书文化的良苦用心，以便更广泛的读者能对中国藏书文化和藏书史能有兴趣和了解。但这部著作并没有因此放弃专业性和学术性。入选的千余藏书家与藏书楼，依照时间顺序展开，中国私家藏书的脉络清晰可见，史的思想贯穿全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无疑是另一部别致的《中国私家藏书史》。丰富的材料给学者的启示在上文中已经略为提及，但对藏书聚散的分析和关注，对藏书印的归纳，对新见材料的展示，也使得本书在通俗之外，别有学术价值，可以作为一部工具书使用。该书之后附有《藏书楼号索引》和《藏书家姓名索引》，也颇便利用。

作为千余藏书楼资料的汇集整理，它还有白璧微瑕之处，也无需讳言。就笔者随手翻检所见，略举一些。因学力有限，或有以是为误，贻笑大方者，仅供范先生及各位读者参考。“叶盛菉竹堂”条，未提及现存各本《菉竹堂书目》均为据《文渊阁书目》抄袭而成的伪本，略有遗憾。又“钮纬世学楼”条云“钮氏编有《会稽钮氏世学楼珍藏图书目》”，也没有指出该书目其实是伪本。类似的还有“阮元琅嬛仙馆、文选楼、研经室”条云“阮元家藏书极富……编成《文选楼藏书记》六卷”，事实上《文选楼藏书记》并非阮元藏书目录，而是乾隆时期浙江进呈四库馆的部分书目清单。又“明珠子纳兰性德、揆叙穴研斋通志堂谦牧堂”条认为穴研斋是明珠父子藏书之处，并引清王大椿《上陈见复先生书》中“先生闭户穴坟典”为出处。事实上穴研斋与纳兰父子无关。最早将穴研斋误为纳兰性德藏书的可能是《藏书纪事诗》。曾收藏穴研斋斋抄本二十余种的邓邦述在穴研斋抄本陆游《家世旧闻》二卷上跋云：“穴砚乃明时藏家，各家著录末由知其姓氏，好古之士湮没不彰者多矣，犹幸钞本之流丐学林为可喜耳。”提出穴研斋是明代藏书家。沈增植《海日楼题跋》卷三有“穴砚斋藏王雅宜小楷千文真迹册后”一条，云：“《无锡县志》秦柱字汝立，秦金之孙，工书，师欧阳率更，章师孙虔礼，以荐授中书舍人。《士礼居藏书记》屡称穴砚斋钞本，而不知其时代先后，观此乃汝立印也”。冀淑英先生在《关于穴研斋抄本》一文中又考得“无锡秦氏富收藏，秦柱祖父名金、字国声，弘治进士，官刑部尚书。父汴字思宋，汴长子柄，字汝操，次子即柱……秦柄，万历五年贡生，其弟秦柱时代亦可大略知之。汝立擅书法，观穴研抄本之精整雅洁，自不同凡响，宜属名家抄藏。”［4］对穴研斋主人及生平有了更深入的探讨。总的来说，穴研斋定非纳兰藏书处，而是明人藏书楼。又“翁同龢宝瓠斋、瓶斋”条云“在京时收得怡府乐善堂藏书甚多”。“乐善堂”其实并非怡府藏书之处，是怡府藏书楼“明善堂”和“安乐堂”之误。弘晓《明善堂文集》卷二《恩赐御书明善堂匾额恭纪》云“乾隆五年正月上旬，蒙御书明善堂额赐臣。”［5］138又卷四有“岁庚申春王月，臣弘晓侍从内廷，荷蒙皇上亲洒宸翰，恩赐臣忠孝为藩、明善堂二额”［5］151一文。其诗集卷二中也有《蒙御赐忠孝为藩匾额恭纪》、《蒙御赐明善堂匾额恭纪》诗各一首。而乐善堂则为乾隆年轻时的书房。选用“乐善”二字的缘由，乾隆在《乐善堂记》和《乐善堂铭》二文中均有论及：“乐善堂者，盖取大舜乐取于人以为善之意也。”［6］不仅如此，乾隆还以“乐善堂”名其文集，并曾在乾隆三年（1378年）八月赐弘晓一部。谨慎的怡亲王弘晓自然不会使用乾隆帝的斋名来命名自己的藏书之所。怡府藏书楼有“安乐堂”、又有“明善堂”，乾隆也确有读书之处名“乐善堂”，文字相近，容易致误。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所有怡府藏书，都有“安乐堂藏书记”“明善堂览书画印记”等，而没有任何一部有乐善堂印记，也可为旁证。将乐善堂误归怡府，这一讹误从陆心源流传至今，仍有很多学者误用，范书就是一例。又“唐翰题唯自勉斋、安雅楼”条解释“唯自勉斋”云：“《庄子·德充符》：‘弟子勉之’。勉，勉励，努力。唯自勉，自己勉励自己。”这里略有望文生义的色彩。事实上冯桂芬《唐鹪安司马惟自勉斋图跋》对唐翰题斋名有明确记述：“侯为宋质肃公讳介二十有九世孙，用质肃公语颜所居曰‘惟自勉斋’。”［7］与唐翰题相熟的俞樾也有类似记录。

另外在编辑时也有一些标点、文字的讹误，其中有一些影响阅读和使用。如正文第1页第1条：明彭大翼《山堂肆考》角集二十八记：“李承休藏书二万卷，戒子孙力读，不许出门。其子泌.承父藏书……每类书籍均有特殊标记：经书用红牙签，史书用绿牙签，子书用青牙签，文集用白牙签。”后一句话文风明显不类，检《山堂肆考》，果然并无这一段。可见书名号并不应该标在此处。此外，这段材料最早出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若引王书更佳。再如第9页“司马光读书堂、赐书阁”条：“司马光自著《独乐园》记曰……”，“记”字当在书名号中，此文收在《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又第32页“庄肃万卷轩”条：“肃殁后，子孙不知爱护，或为鼠虫蚀啮，成为邻识盗窃……”，“成”字当作“或”。第34也“汪泰初遗经堂”条：“后楼不成于火，藏书几焚毁殆尽。”“成”字又当是“戒”字之误。再如第174页“吴骞拜经楼、千元十驾”条：“吴骞……字免床”，当为“兔床”。219页“王筠青贻堂”条，“汉阳叶志洗”当为“叶志诜”之误。246页“袁芳瑛卧雪庐”条，“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当作“黄濬”更妥。此外全书多将国家图书馆称之为北京图书馆，亦宜全面更新。

范先生曾有《私家藏书风景》之作，其中对中国藏书史专著七十四种做了提要，全面点评，因而本文之撰难免班门弄斧之讥。但据说因为身体原因，这部书将是范先生搁笔之作，以后便不再撰写大的著作。范先生退休之后孜孜学术，汲汲著述，我想，范先生的这部最后力作，也是私家藏书研究方面的一道新风景，撰写此文，也是为了纪念和感谢范先生的研究和著作对后辈的帮助。

〔1〕 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自序［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2〕 范凤书.中国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

〔3〕 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4〕 沈兼士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G］.紫禁城出版社，1990：155－156

〔5〕 弘晓.明善堂文集卷二［M］//续修四库全书：第144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6〕 弘历.乐善堂全集卷八［M］.乾隆二年初刻本

〔7〕 冯桂芬.显志堂稿［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3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728

G258.83

A

侯印国（1989～），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清代私家书目；王维嘉（1989～），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出版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