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维吾尔语亲属称谓类型学分析

张玲 赵洪磊

（乌鲁木齐民族干部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 3 0 0 0 2）

一、引 言

美国语言学家格林伯格在研究语言中的亲属称谓时发现，各种语言亲属称谓系统中存在一些普遍的规律：一是直系亲属称谓比旁系亲属称谓标记性弱；二是由血缘关系形成的亲属称谓比姻亲关系形成的亲属称谓标记性弱；三是靠近自我几代亲属称谓比远离自我几代亲属称谓标记性弱；四是上几代人的称谓比相应下几代人称谓的标记性弱。这些规律性都是建立在标记原则基础上的。这里的标记指的是亲属称谓词在外在形态标志、逻辑独立性、出现频率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一个无标记形式被认为是没有形态标志的、更普遍的、在逻辑上独立的或是出现频率更高的，而有标记形式则具有相反的特点。①

汉语-维吾尔语亲属称谓词一方面因为人类生存繁衍的形式相同，两个民族的亲属称谓系统都遵循了共同的亲属关系概念；另一方面又因为受不同的社会生产发展历程、家庭结构、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和伦理价值观念的制约和影响，造就了两种语言里的亲属称谓词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表现各自民族特色的一面。汉语-维吾尔语亲属称谓系统反映了语言类型学中“个性（某种语言特点）是通性（语言的普遍特征）的具体反映、通性寓于个性之中”②的特征。

已有的汉语-维吾尔语亲属称谓研究成果很多，但更多倾向于对两种语言差异性的研究，文章从语言类型学角度着眼，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观察这两种语言亲属称谓系统中标记现象的个性和共性特征，力求更深入、更全面地认识其中的规律。

二、汉语-维吾尔语亲属称谓词标记现象对比分析

语言中不同方言地区亲属称谓词的使用和表达习惯差异很大，本文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维吾尔语亲属称谓词以中心方言区称谓法为主，汉语亲属称谓词以普通话中称谓法为主。

维吾尔语亲属称谓词的主要特点有：（1）分血亲和姻亲，不分父系与母系，无论是在血亲还是姻亲中父系与母系称谓法相同；（2）分直系和旁系，直系简单、清晰，旁系名称在直系名称基础上加词构成；（3）分年龄，不严格分辈分；（4）不分堂、表亲。汉语亲属称谓词的特点有：（1）各亲属称谓根据血亲与姻亲、直系和旁系、母系和父系各有专称；（2）严格遵守“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原则。因此汉语亲属称谓呈现尊卑长幼，不可逾越，内外亲疏，严格区分的特点，具体体现在重男轻女、重长轻幼、重内轻外上。③

语言中有些标记现象是有形的、明显的，而有些标记现象则是无形的、隐含的。我们借鉴英国语言学家约翰·莱昂斯（John Lyons）1977年在其著作《Semɑntics》中对标记的分类，从形式标记、分布标记和语义标记这三个角度，对汉语-维吾尔语亲属称谓词中血亲—姻亲、宗亲—外亲、直系—旁系、父系—母系、男性—女性、长幼辈分几组关系中存在的不对称标记现象进行对比分析。

（一）汉语-维吾尔语亲属称谓词形式标记现象对比

形式标记（Formɑl Mɑrking）是指在一对对立语言成分中，具有某种特定外部特征或标记的为有标记项，不具有这种形式特征或标记的为无标记项。例如英语中mɑrk和mɑrked，theory和theories，前者为无标记项，后者为有标记项。

维吾尔语亲属称谓词形式标记体现在血亲—姻亲这对关系中。姻亲亲属称谓词基本上是在血亲称谓的基础上加上qejin，构成qejinɑtɑ、qejinɑnɑ、qejinɑkɑ、qejinini、qejinɑʧɑ、qejinisiŋil来指称丈夫（或妻子）的父母、兄弟姐妹等亲属。姻亲称谓词在形式上要复杂于血亲称谓词，因此姻亲称谓词为有标记项，血亲称谓词为无标记项；另外，维吾尔语亲属称谓词的形式标记还体现在直系和旁系亲属称谓上。直系亲属称谓词简单、清晰，旁系亲属称谓词在直系称谓基础上加词缀构成，例如旁系亲属称谓ʧoŋ dɑdɑ、kiʧik dɑdɑ、ʧoŋ ɑpɑ、kiʧik ɑpɑ，是在直系亲属称谓词 dɑdɑ、ɑpɑ 基础上构成，dʒijεn oʁul、dʒijεn qiz 在直系亲属称谓词 oʁul、qiz 基础上构成，直系亲属称谓相对旁系亲属称谓为无标记项。

汉语与维吾尔语亲属称谓中形式标记现象相同的方面表现在血亲和直系称谓的无标记项、姻亲和旁系的有标记项上。姻亲和旁系称谓也都是在血亲和直系称谓基础上加词构成，因此在形式上、数量上都要比血亲和直系称谓复杂。不同之处在于两种语言中形成这种标记现象的原因不同，汉语主要是受“从子称谓”的影响，而维吾尔语则是从夫妻彼此的角度定称谓的。

汉语亲属称谓中形式标记现象不同于维吾尔语中的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汉语称谓中父系与母系称谓存在不对称现象。汉语深受封建宗法制度影响，它是以男性为中心，以父系、夫系亲属为主体，形成“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反映在亲属称谓上表现也很突出。汉语亲属称谓中母系、姻系称谓形式较为复杂，多是在父系称谓词的基础上形成的，例如外祖父、外祖母、外孙、外孙女、大伯子、小叔子、大姑子等；父系父辈男性亲属有长幼之分，如“伯伯、叔叔”，母系父辈男性亲属无长幼之分，只有“舅舅”一个称谓，父系父辈女性亲属和母系父辈女性亲属都无长幼之别，前者只有一个“姑姑”，后者只有一个“姨母”；同样是晚辈也是男女有别，兄弟的儿子叫“侄子”，姐妹的儿子叫“外甥”，他们都有专称，而兄弟姐妹的女儿称谓“侄女和外甥女”是在同辈份男性称谓词后加“女”构成。这些都表明汉语称谓中母系、女性相对于父系、男性为形式上的有标记项。而维吾尔语亲属称谓中没有体现太多的父系与母系、男与女的不对称现象。因为在维吾尔族的思想认识中不论是父系还是母系，其相关的亲属关系都是一视同仁对待的，这可能是与维吾尔族历史文化中封建宗法制度存在的时间和受到的影响不像汉族那么长、那么深有关。

二是称谓构成中直系和旁系、宗亲和外亲的不对称现象。这类形式标记体现在汉语称谓中旁系宗亲、外亲、姻亲的亲属称谓词构成都是以直系宗亲称谓词为基础构词语素，以偏正方式构成。例如祖父—外祖父、祖母—外祖母、父—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母—姑母—姨母—伯母—舅母—婶母、哥—堂哥—表哥、弟—堂弟—表弟、姐—堂姐—表姐、妹—堂妹—表妹等。从形式标记来看，旁系、外亲和姻亲称谓相对于直系、宗亲和血亲为有标记项。

三是汉语称谓中严格的尊卑、长幼的不对称现象。汉语亲属称谓中，长辈可以直呼晚辈的名字，而晚辈必须按照亲属称谓称呼长辈，亲属称谓很重视辈分和长幼。因此，称呼长辈的词远远多于称呼晚辈的词。例如兄长的配偶有专词相称，称为“嫂、嫂子”等，而弟弟配偶的称谓，只是“弟媳、弟妹”等描述性的称谓。维吾尔语亲属称谓中也有年龄大小的区别，但是基本上都是处于对称状态，有ʧoŋ构成的亲属称谓词，就有kiʧik构成的与之对应的亲属称谓词，而且维吾尔语亲属称谓的年龄大小可以逾越辈分差异，汉语中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称谓现象，都是在辈分之别的基础上再分出年龄长幼，这一点与维吾尔语亲属称谓差异很大，体现了汉语-维吾尔语亲属称谓的个性。

（二）汉语-维吾尔语亲属称谓词语义标记现象对比

语义标记（Semɑntic Mɑrking）是指语言单位语义上的概括性和具体性的对立。无标记项的语义范围比有标记项的语义范围更宽泛、分布更广，语义上往往包含有标记项，有时语义有标记项相对于无标记项具有额外的、特殊的意义。如英语中 mɑn 和 womɑn，dog和 bitch，前者语义范围更大，包括后者，为无标记项；又如汉语中“大”与“小”的对立不对称，“小报告、小动作、小市民、小聪明、小三、小蜜”这些词语中不仅没有相应的“大”的叫法，而且此时的“小”有额外的、特殊的贬损意义在里面。

维吾尔语亲属称谓系统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简单、模糊而笼统。核心家庭称谓 dɑdɑ、ɑpɑ、ɑkɑ、ɑʧɑ、ini、siŋil、oʁul、qiz作为构成其他称谓的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加上ʧoŋ、kiʧik等前缀，在一定的语境中表达出特定的亲属关系。例如ʧoŋ dɑdɑ、kiʧik dɑdɑ 分别指父亲或母亲的哥哥、弟弟，ʧoŋ ɑʧɑ、kiʧik ɑʧɑ 分别指父亲或母亲的姐姐、妹妹，侄子、侄女、外甥和外甥女用oʁul（qiz）+ʤijεn 表示，表哥、表弟、表姐、表妹、堂哥、堂弟、堂姐和堂妹全都前加bir nεwrε表示。由此可见，维吾尔语称谓中的称谓词外延很大，与汉语中相应亲属称谓词相比，维吾尔语中有的亲属称谓词的外延往往涵盖一组汉语的亲属称谓词，体现了其语义的概括性特点。

维吾尔语亲属称谓中最有代表性的语义标记现象体现在 ɑkɑ、ɑʧɑ 两个称谓上。ɑkɑ 本来指同胞关系中的男性年长者，但在口语中其外延和使用范围都被扩大了，在不发生语义混淆的前提下，可以用来指称伯父、叔父、舅父、大伯子、小叔子、大舅子、姐夫等多种亲属；同样ɑʧɑ除了指称同胞关系中的女性年长者外，还可以用于指称姑母、姨母、大姑子等。与汉语比较，这两个基本称谓词的语义扩大了、宽泛了，体现了维吾尔语亲属称谓中有时不严格区分父系与母系以及辈分差异，更多注重长幼的特点。

汉语中不同于维吾尔语的语义标记现象体现在：

一是相同条件下，汉语中是同一个性别、同一个辈分，在父系或者母系、夫系或妻系中都会有不同的称谓，这是亲属称谓词中性别对立关系的另一种体现方式。同等条件下，男性称谓词区分得更细，区分长幼；女性称谓词则相对粗疏，不分长幼。由此可见，不仅表示女性的亲属称谓词在表义上不够明确，而且对于女性一方的亲属关系的划分也比较粗疏。

二是重宗亲、轻外亲。宗亲是指父系亲属，外亲指母系、姻系亲属。宗亲拥有同样的姓氏，而外亲都是外姓，是外亲。外亲的称谓词形式和语义都要复杂于宗亲称谓词。例如母亲的祖辈、孙辈，皆以“外”作为相应称谓的修饰语，例如“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父系的兄弟姐妹的子女称为“堂兄、堂弟、堂姐、堂妹”，母亲的兄弟姐妹之子女称为“表兄、表弟、表姐、表妹”。汉语中父系与母系亲属称谓中“堂、表、外”三个前缀，从语义上，把男性和女性的对立不对称现象展现得淋漓尽致。古代汉民族认为儿子是同一个“堂屋”下的自己人，“堂”即同处一堂之谓也。“堂”一般处于一个居住单元的中心位置，不用做寝居，而是举行典礼、接待宾客、决议家事等举行重要家庭活动的场所，“堂”是家庭地位的象征，称谓前缀加“堂”，亲属关系和地位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与“堂”相对的是“表”和“外”，古代居住是以父系亲族聚居，女儿迟早是要离开出生家庭而外嫁到别家，属于“外人”，“表”本是室外之意，“外”即“不是家中的、不是自己的、疏远的”意思，亲属关系也就疏远一些。汉语中这些标记现象的深层原因都与汉民族深受封建宗法制度文化影响有关。

在维吾尔语亲属称谓系统中，以核心家庭称谓作为构成其他称谓的基本要素、称谓语义外延大，以及不严格区分父系母系称谓等特点主要与维吾尔族的家庭结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宗教信仰有关。一方面因为维吾尔族长期过着游牧生活，随着季节的变化迁徙。家庭中成员主要是祖孙三代的直系血亲，多子女的家庭在儿女长大结婚后，就会分家另立门户。在维吾尔族日常生产生活中，经常面对的亲戚不像汉族那么复杂，这也就使得维吾尔语亲属称谓系统相对简单、笼统、称谓语义外延大；另一方面因为在维吾尔族发展历程中，封建制度持续时间短，受封建宗法等级观念影响没有那么深，在维吾尔语标准语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放弃了古代维吾尔语中区别父系和母系的称谓方式。

（三）汉语-维吾尔语亲属称谓词分布标记现象对比

分布标记（Distributionɑl Mɑrking）是指对立中两个单位的分布范围和出现频率的大小，还包括词序的先后分布。分布标记与语义标记密切相关，语义范围大的无标记项一般出现频率要高于语义具体的有标记项。两者同时出现时，无标记项也具有次序优先级。

1.亲属称谓词构成中的语素线性排列顺序。

汉语-维吾尔语亲属称谓中分布标记均体现在亲属称谓构成中的语素线性排列顺序上。例如维吾尔语亲属称谓词中的对偶词bowɑmomɑ、tɑʁɑ-hɑmmɑ、ɑkɑ-ukɑ、ɑʧɑ-siŋil、ɑkɑ-siŋil等；汉语中“父母、公婆、夫妻、夫妇、叔嫂、兄妹、弟妹、子女、儿女、儿媳、父女”等，均为表示男性的语素在前、表示女性的语素在后，亲属称谓的语素组合顺序也体现出“重男轻女”，反映出在汉维语合称谓中男性和女性的对立不对称现象，它是两种语言中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社会认知在称谓词中的反映。另外，在语素的组合顺序上也明显体现了“重长轻幼”，如“祖孙、父子、父女、母子、母女、叔侄、儿孙、子孙、妻儿、妻子、兄弟、姐妹、兄妹、姐弟、婆媳”等都是长辈在前，晚辈在后，年龄大的在前，年龄小的在后。例如维吾尔语中一旦出现有男有女、有长有幼的称谓词时，也遵循这个规律。例如bowɑnεwrε、ɑtɑ-bɑlɑ、ɑnɑ-bɑlɑ、oʁul-qiz、ɑkɑ-ukɑ、ɑʧɑ-siŋil等。

2.亲属称谓的泛化。

汉语-维吾尔语亲属称谓词分布标记的另一重要现象是亲属称谓词的泛化，即将亲属称谓用于非亲属成员的称谓习惯。

汉维两个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都强调人们彼此之间和谐的人际关系，因此在日常交际中都广泛使用亲属称谓来称呼朋友、同事、邻里乡亲、甚至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等，以此来缩小交际参与者之间的心灵距离，从而达到预期的交际效果。例如汉语中视具体情况有时把虽无亲属关系、但年长于说话人的交际对象叫“老爷爷、老奶奶、大爷、大娘、大妈、大哥、大姐、大叔、嫂子”等，把比自己小的人叫“小弟弟、小妹妹、小兄弟”等。维吾尔语中一般把比自己年龄长的男性、女性分别称为某ɑkɑ、某ɑʧɑ，称呼比自己小的男性、女性为 ukɑ、siŋil。这些亲属称谓词的泛化都表示了一种亲和的情感，缩小了会话双方的心理距离。

汉语-维吾尔语亲属称谓泛化的相同之处都 是 在 核心 亲属 称 谓词 ：dɑdɑ、ɑnɑ、oʁul、qiz、ɑkɑ、ukɑ、ɑʧɑ、hεdε、siŋil、爷、奶、妈、哥、姐、弟、妹、叔、姨等基础上加上前缀来称呼。汉语中一般加上姓或“老、小”，例如老大爷、老大娘、王伯伯、李阿姨、张大哥、吴大姐、小妹妹等。维吾尔语中一般前加人名构成，例如miʤit ɑkɑ“米吉提大叔”、rukjε ɑʧɑ“茹克燕大姐”、gyl hεdε“古丽姐”等。

汉语-维吾尔语亲属称谓的泛化中表现出来的共同的标记现象是能够泛化的称谓多为核心家庭成员称谓，在核心家庭成员称谓基础上加上各自语言相应的前缀，这使得核心家庭成员称谓使用频率远远高于其他亲属称谓语，表现为分布标记的无标记项。

不同之处一方面体现在汉语-维吾尔语两种语言亲属称谓泛化的原因上。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其《亲属制度研究》中提出：每个社会因不同原因，采取了不同的结构原则，如同胞原则、辈分原则等。实现这些原则时，亲属扩展成了一个重要工具。④汉语日常交际中广泛存在的亲属称谓泛化现象是汉民族家族意识扩大和延伸的结果。汉民族传统社会关系意识是“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关系”，每个人都生活在“以自己为核心”的“同心圆”中，“个人”是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的。因此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有意无意地给自己编织一个模拟家族关系网，把自己关系较为密切的人都编织到这个网络中，以便成为自己生存的支柱和靠山。

维吾尔语亲属称谓泛化时主要依据长幼之序定称谓。例如维吾尔语中把比自己年龄大的均都以 ɑkɑ、ɑʧɑ 相称；比自己年龄小的，甚至是小40岁左右的人称作ukɑm或者bɑlɑm。⑤汉语中对于比自己年龄大的人要依据大致年龄差别分出辈分，如果年龄差别大，则尊为长辈，以伯伯、伯母、大伯、大妈、大叔、大婶相称；如果年龄差别不太大，则视作同辈，以大哥、大姐相称。也就是说汉语中亲属称谓泛化不仅要依据年龄，还要区分辈分。

三、汉语-维吾尔语亲属称谓词标记现象对比分析结论

汉语-维吾尔语亲属称谓词中血亲—姻亲、宗亲—外亲、直系—旁系、父系—母系、男性—女性、长幼辈分等几组对立关系，在形式、语义和分布标记上存在着不对称标记现象。总的来说，汉语亲属称谓词中不对称标记现象要比维吾尔语复杂得多，标记性更强。

从形式标记角度分析，汉语-维吾尔语亲属称谓词相同的方面表现在血亲和直系称谓的无标记性、姻亲和旁系的有标记性上。不同之处在于汉语中有宗亲—外亲、父系—母系、男性—女性称谓的不对称标记现象，外亲、母系、女性称谓为相对的形式有标记项，而在维吾尔语中父系/母系、男性/女性亲属称谓基本对称。

从语义标记角度分析，维吾尔语亲属称谓词中血亲—姻亲、直系—旁系、父系—母系、男性—女性基本处于对称状态。汉语中宗亲—外亲、父系—母系、男性—女性等亲属称谓存在语义对立不对称现象，其中外亲、母系、女性称谓为相对的语义有标记项。

从分布标记角度分析，汉语和维吾尔语亲属称谓词中男性称谓在亲属称谓语素线性排列顺序中都占有优先次序；另外，在亲属称谓泛化中，两种语言的核心家庭成员称谓更容易泛化，语义范围更大，使用频率更高，无标记性也就更强。

虽然汉、维两个民族在社会家庭结构、生产发展历程、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和伦理价值观念方面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是两种语言的亲属称谓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言类型学中亲属称谓词标记现象的共性和个性特征。从语言类型学角度着眼，把汉语-维吾尔语两种语言放到世界语言大的背景中，从跨语言研究视角反观汉维两种语言的共性、个性特征，这样会让我们对这两种语言有更客观、更全面的认识。

注释：

①张凤：《标记理论的再评价》，《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第45页。

②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③马德元：《汉维对比词汇学》，新疆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 144～145页。

④孙岿：《血缘与地缘重合的社会—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社会结构分析》，《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2页。

⑤艾尼瓦尔·艾合买提江：《谈维吾尔语喀什话的亲属称谓特点》，《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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