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方志转型的视角：梁启超与方志学新论

曾荣

近代方志转型的视角：梁启超与方志学新论

曾荣

梁启超首倡“方志学”，其背景是近代方志发生重大转型。本文首先梳理梁启超方志学理论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旨在探索梁氏运用现代学术方法考察方志学的研究理路，厘清近代方志转型时期方志学理论构建的历史脉络与渊源流变。以近代方志转型的视角，探析近代方志学产生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变化，对于当今方志学理论建设和方志学学科构建也具有重要意义。

梁启超 方志学 近代方志转型 专门学问 独立学科

现代学术研究意义上的方志学研究，是从民国时期开始的。梁启超、李泰棻、傅振伦等人运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方志学，取得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成果。当把梁启超与方志学联系起来，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于1924年在《东方杂志》发表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而在《〈固安文献志〉序》（1928）中，梁启超把方志学纳入近代方志转型的视野之中，强调体例创新在方志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关于梁启超的方志学思想，在《说方志》《〈龙游县志〉序》等文章中，梁氏曾以不同的篇幅讨论方志转型，阐述其对方志学的独到见解。而受梁氏方志学思想的启迪，李泰棻、傅振伦等人在学术著作中，不仅承袭梁氏方志转型的研究思路，而且从“编纂之学”与“分科治学”的角度，对近代方志学理论作了新的诠释。

关于梁启超与方志学，前人已从方志编纂学、方志发展史等角度作了大量研究，这为本文提供了基础。但把握特定人物的思维行为方式，不宜将研究对象与特定历史的时空背景分割开来，而应当本着历时演化的线索予以考察。有意思的是，当把梁启超发表有关方志的著述，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从而以一种历时性的眼光，来考察梁氏方志学理论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则可以深入理解近代方志转型视域下的方志学思想，达到认知上的创获。本文则以历时性的眼光，考察梁启超方志学思想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旨在窥探梁氏运用现代学术方法考察方志学的研究理路，厘清近代方志转型时期方志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历史脉络与渊源流变。

一、梁启超与“方志学”概念的提出

早在1897年，梁启超分别撰写《〈日本国志〉后序》和《读〈日本书目志〉书后》，阐述志书对国人文化知识的开发和普及作用。当时正值戊戌变法前夕，举国上下呼吁变革图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不遗余力地向国人输入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在此背景下，康有为于1896编写《日本书目志》，旨在向国人介绍未译出的各类西学图书。梁启超对此举大为推崇，认为“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矣。”[1]而当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再版时，梁氏亲自撰序，盛赞该书使国人知“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维新变政之由”[2]。

如果说梁氏上述两文尚未就方志展开专门论述，那么当1920年代他由政坛转入文坛，尤其是担任清华国学院导师后，则对包括“方志学”在内的学术文化重新予以审视。

1924年春，在清华讲学的梁启超将其讲义的一部分，以《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为题，委托时任商务印书馆监理的张元济在《东方杂志》发表[3]。在《方志学》篇中，梁氏对清代方志作了全面评价，并且阐述了他对方志与国史的独到见解，认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方志与国史在材料甄别、人才选取等方面，亦有诸多相似之处。需要强调的是，梁氏还从方志编纂的角度，借用章学诚的方志编纂理论，阐释“方志学”学术构建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注意方志之编纂方法，实自乾隆中叶始。”而章学诚将方志的概念由“地理书”改造成“一方之全史”，将方志的功用扩展为“专以供国史取材”，进而提出设立“志科”“保存资料”等富有创造精神的建议，达到了构建“方志学”理论体系的高度[4]。

同年，梁启超撰写《说方志》，以进化史观的眼光，审视历代方志的发展与变革。他认为，“观各书门类及提要所详，则方志内容及作者对于方志的观念之嬗变，皆略可推见。大抵初期作品，囿于古代图经的观念，以记山川城邑宫室名胜等为最主要部分，稍进则注重人物传记，更进则及于古迹遗书遗文金石等，更进则注意现代风俗掌故经制因革等，而年代愈晚，则陈迹之须考证者愈繁，故去取别择，亦成为专门技术。虽缘作者之识见才力好尚，详细互有不同，不能限以时代，要之自宋迄明六七百年间。方志观念日趋扩大，其内容日趋复杂，可断言也”。可见，梁启超将方志编纂视为一项“专门技术”，认为“内容门类之区分，由繁而趋于简，其所叙述范围，则由检而日扩于丰，此方志进化之大凡也”。从而得出方志“编纂方法亦代有进化”的结论[5]。

不过，梁启超虽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中推崇章学诚的方志编纂理论，认为“‘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但实际情况却前后变化甚大。1925年11月18日，梁启超在《〈龙游县志〉序》里，首先开列章学诚修志的三项弊病：忽视志料搜集、嫉视史实考证和受旧史观念束缚；与此同时，他称赞《龙游县志》主纂余绍宋“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纯采科学家最严正之态度，剖析力极敏，组织力极强，故能驾驭其所得之正确资料”。

梁启超治学广博，且善于总结反思，常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自诩，而其关于章学诚方志理论认识上的巨大反差，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近代以来，西方科学技术输入中国，推动了传统方志的近代转型，具体表现在西方社会学思想、分科治学理念对传统修志的指导，以及近代科技手段、科学方法在修志中的应用等。在此背景下，志书的编纂宗旨、体例、篇目、内容、技术手段等鼎故革新，表现出与旧志截然不同的编纂理念[6]。因此，当梁启超将《龙游县志》与章学诚所编志书进行比较时，发现该志不仅具有体例、内容、文辞、史料、图表应用等十大优点，而且还有效地借用西方社会学原理，来探析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的变迁，显示了该志“在方志学中其地位”[7]。

显然，梳理梁启超方志学思想变化的脉络及其成因，比起用方志学的概念来人为编织其方志学思想和主张，更有助于研究事实，说明问题。循着近代方志转型的研究思路，梁启超对“方志学”概念重新予以审视。1926年10月，梁启超为白眉初编纂的《中华民国省区全志》写《新书介绍》时，表达了对文献资料的特殊关照，称其“从事考究中国地理，或用公文征求各省区官府之报告，或用表格随时随地地征求私人之调查，更遍考古籍，以溯渊源，复搜罗时贤著述，名人游记，尤肆力检查中外报章杂志，又参考中西文之各种典籍，以其观察之正确”[8]。由此他认为，将方志文献合理地应用于修志，既提升志书质量，又彰显方志在史料留存上的重要价值。而在1928年秋，梁启超关于方志探讨的最后一篇文章《〈固安文献志〉序》中，梁氏不仅关注志料的取材，盛赞“其书取材丰而核”，而且注重方志体例的创新，认为该志“在方志中独创新体，不朽之业也”[9]。可以说，梁启超晚年对方志学认识的重大转变，正好印证了近代方志转型这个重大时代背景，凸显近代中国知识制度变革背景下社会历史的巨大变迁。

二、渊源流变：“专门学问”与“独立学科”

学界关于方志学的论著为数甚多，可是，究竟什么是方志学，哪些人可以算作近代中国的方志学家，方志学本质若何？渊源何处？产生了哪些发展与流变？各方说法分别甚大。就此而言，近代中国的方志学家及方志学可以大体分为三类：其一，自称；其二，他指；其三，后认。

自称如李泰棻、傅振伦、王葆心，他们高举方志学的大旗，并且旗帜鲜明地以构建方志学为己任。他指如章学诚，章本人从未以方志学相标榜，而近代学人却纷纷推许其为方志学的代表。后认则是后来学人综述历代方志发展变化的渊源脉络或撰写方志史著作时，用自己定义的方志学概念来指认的方志学家及其方志学说，范围相当宽泛。颇值得玩味的是，梁启超首先提出“方志学”概念，并且指认章学诚为方志学创始人，而梁氏本人后来又被他人称许为方志学家。本文则依照时间和逻辑顺序，勾勒自称与他指的历史脉络，旨在审视历史范畴的“方志学”，窥探近代方志转型视域下方志学的渊源流变。

1924年梁启超发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认为地方志在内容门类上由繁趋简，记载范围上则由简而入丰，并且提出编纂地方志，“年代愈晚，则陈迹之须考证者愈繁，故去取别择，亦成为专门技术”，即把编纂地方志视为一项专门性工作[10]。

方志学筚路蓝缕之际，首先提出这一概念的梁启超并非独行者。梁启超创“方志学”概念，源于1920年代他在清华讲学之际，打算编一部对清代学术做系统梳理的讲义。无独有偶，李泰棻也早有编写方志学著作的想法。1935年由他编写的第一部方志学专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1]。在《方志学》一书中，李泰棻“讨论要点凡四：（一）方志之性质，（二）旧志之偏枯，（三）方志主张，（四）方志编法”。需要说明的是，李氏对《武功县志》《朝邑县志》《吴郡志》等在内的七种旧志进行批判，详述章学诚修志的六个“不当”，目标直指章氏修志“志例之驳议”。显然，李泰棻以近代方志转型的理念，批判地继承前人修志思想，对方志本质有了新的认识，无怪乎当时有书评称：“方志之本质安在，迄今罕有论述；有之，自李泰棻之《方志学》始”[12]。瞿宣颖在评论李氏《方志学》时，亦不无赞叹地说，“李君这部书，还是讲方志学的第一部完整著作”[13]。

然而，瞿宣颖说的“方志学”究竟是后人所说具有条理系统的方志学学科，还是指方志编纂之学？显然，这个问题涉及方志学的历史渊源，其探讨将有助于厘清近代方志学的渊源流变。对此，梁园东在评论李氏《方志学》时表示，“专论方志编纂，此书尚为创作。读者可以藉此略知昔日地方志之大略，志书之体裁内容，及应有之编纂方法”。显然在梁氏看来，李泰棻所论“方志学”属“方志编纂”范畴[14]。

事实上，中国过去的学术素来不重分科，即不以学为单位划分学术门类。晚清民国以来，西方“分科”概念输入中国，影响到当时的学界，尤其是青年学子，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包括傅斯年、顾颉刚等人“都以分科治学为科学，并且基于那一时代人们对科学的崇拜，相信分科治学是以学为本，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天下公理”[15]。而在引进西方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概念的同时，国人对自身学术分科的认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受此影响，近代学人致力于方志学理论构建时，十分注重“方志学”学科体系的建设。1935年12月，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以篇章形式系统阐述方志的名称、种类、起源、发展、性质、功用、价值、地位等，为构建方志学科学体系进行了初步尝试[16]。王葆心也于1936年撰成《方志学发微》，该书“导源篇”从地理学、史学、经学、文学各个学科角度考察方志学的历史渊源[17]。1938年，甘鹏云的《方志商》（崇雅堂聚珍版）刊行，该著从修志实践出发，系统论述了修志的相关问题，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修志理论与方法。同年，黎锦熙开始编写《方志今议》，对编纂《城固县志》的经验作了系统总结，并将其提升为具有指导意义的修志理论[18]。

在修志实践中，时人往往强调“科学方法”的应用。1932年8月，时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的邹鲁主持编纂《广东通志》。他在《广东通志馆期成计划书》指出：“此次纂修，则全为改造，对于旧志，不独改正其错误，增补其缺漏，要在合乎近代精神，运科学之方法以求古今变迁演进之文化”[19]。1946年，浙江通志馆馆长余绍宋在《浙江省通志馆馆刊》的引言中开宗明义地表示：“本刊旨在阐扬本省文献，补助新志纂修，与报导馆务工作，亦欲使人所不甚重视之方志学，得以配合科学之整理方法而发扬光大之。”[20]次年，庄为玑在《方志学的研究与改造》中，亦从“新编”“分编”和“合编”的编纂视角出发，提出用科学方法改造“方志学”的主张[21]。吴宗慈在《论今日之方志学》中，不仅强调要用科学的方法搜集、考证和排比史料，以提高志书的科学性，并且首次对“方志学”概念作了界定，认为“研究此汇记之史迹，应采用如何方法，乃适用于今之世，曰方志学”[22]。

随着近代学术研究“专业化”的盛行，在“分科治学”理念的关照下，方志学亦趋向于成为一门“独立学科”。1924年，梁启超所作《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原为清华授课的讲稿。而瞿宣颖于1930年为南开大学学生讲述方志概要时，亦着手编撰《方志考稿》，相关内容还曾在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讲授。傅振伦也曾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讲授中国地方志科目，编有讲义。1945年，顾颉刚在复旦大学专门开设“方志实习课”，教授学生研习地方志[23]。这些努力和实践，既是受“分科治学”影响的结果，又是使方志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初步尝试。

三、小结

综而论之，以近代方志转型的视角，考察“方志学”提出的历史渊源，探索这一概念因时因境产生流变的历史脉络，可以发现几个值得注意的历史面相：

其一，梁启超“方志学”概念是在近代方志转型的背景下提出的。近代中国知识制度发生重大转型，影响到志书编修，其体例、结构和内容等均发生重大变革，由此推动了近代方志的转型。而以历时性的眼光，考察梁启超方志学思想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探索梁氏运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方志学的治学理路，有助于厘清近代方志转型时期方志学理论构建的历史脉络，把握方志学学科体系形成的渊源流变。

其二，近代方志学概念依时因境产生流变。循着时空演化的线索，考察近代方志学概念的本义可以发现，渊源于“编纂之学”的方志学理论，在近代方志转型背景下，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均有了新的变化。而受西学影响，“分科治学”大行其道，这无疑推动了方志学学科体系的形成。随着大学教育的专业化发展，“分科教学”与“分科治学”理念不断深化，由此构建方志学“独立学科”的呼声日益高涨。与此同时，方志学概念的内涵外延不断丰富完善的历史进程也仍在继续。

其三，近代方志学大致经历从形成“专门学问”到构建“独立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1990年傅振伦为黄苇《方志学》一书撰序称：“清乾隆、嘉庆年间，章学诚、洪亮吉、孙星衍辈，于治史之外，又及方志之学，对方志源流及其利弊得失和纂修诸事进行深入探索，在理论上多有阐发，使方志学逐步形成一种专门学问。一九二四年，梁启超总结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成绩，乃正式确定方志学是一门独立学科。”[24]由此高度概括方志学概念从形成“专门学问”到构建“独立学科”的历史趋向。

诚然，一切概念往往后出，“方志学”概念亦然，今人不察，惯用自己定义的方志学概念来指认方志学家及其方志学说，其导致的一个结果是，误视前人所述“方志之学”为“方志学”（即将前人所述本意为方志编纂的“编纂之学”错解为具有条理系统的“方志学”学科），以此解读思想学术与历史文化，无异于缘木求鱼。只有厘清方志学理论构建的历史脉络，把握方志学学科体系形成的渊源流变，才是探究“方志学”的正途轨辙。循此研究思路，也就不难理解傅振伦上述关于“专门学问”与“独立学科”概念的真正内涵了。

总之，梁启超“方志学”概念的提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方志的价值和编修方志的意义，而且奠定了方志学理论体系的根基，推动了近代以来方志编纂实践。探索近代方志转型时期方志学理论构建的历史脉络，理清近代方志学概念依时因境产生流变的历史渊源，对于当今方志学理论建设和方志学学科构建也具有重要意义。

[1]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28.

[2]梁启超.《日本国志》后序.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27.

[3]梁启超.致张菊生(1924年4月23日).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049.

[4]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581—4588.

[5][10]梁启超.说方志.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279,4280,4280.

[6]民国通志馆与近代方志转型.北京地方志,2013, (2).

[7]梁启超.《龙游县志》序.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335.

[8]梁启超.新书介绍：中华民国省区全志.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6,第2卷第2期).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04.

[9]贾廷琳等.固安文献志.民国十七年铅印本.

[11]李泰棻.方志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12]高迈.书评：方志学.出版周刊.第128号.1935.

[13]瞿兑之.读李氏方志学.禹贡,1935,(第3卷第6期).

[14]梁园东.读书提要：方志学.人文月刊,1935,(第6卷第9期).

[15]桑兵.分科的学史与分科的历史.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16]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17]王葆心.方志学发微.武汉: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1.

[18]有意思的是，甘氏《方志商》和黎氏《方志今议》还被岳麓书社于1984年以《方志学两种》为书名公开出版。用后来分科的观念看待中国固有学术，由此可见一斑。（参见：《方志学两种》，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版。）

[19]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通志馆期成计划书.档案号,20-001-74-070～074.

[20]余绍宋.本刊第二卷引言.浙江省通志馆馆刊, 1946,(第1卷第5期).

[21]庄为玑.方志学的研究与改造.读书通讯,1947, (146).

[22]吴宗慈.论今日之方志学.江西文物,1942,(第2卷第2期).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江西省地方史志资料选辑(第1辑).1985.未刊.

[23]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5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550.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321.

[24]黄苇等.方志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1.

曾 荣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副研究员 历史学博士

（责编 樊 誉）

※ 本文为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通志馆与近代方志转型”（项目批准号：13CZS042）的阶段成果。文章相关内容曾提交2013年10月召开的“两岸四地方志文献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