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宋代民间信仰兴盛的原因

王 婷 武俊杰

浅析宋代民间信仰兴盛的原因

王 婷 武俊杰

两宋是中国历史上经济繁荣、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民间信仰多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本文就宋代民间不同宗教兴盛的原因进行了分类浅析。

宋朝 民间信仰

两宋时期（960—1279），是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时期，是民族又一次大融合时期，也是中外文化大交流时期。这一时期，繁荣的经济，复杂的政治形势，汉族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多元并存，及其由纷争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使中国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其中，“宋代的民间崇拜多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也提出了很多猜测。

两宋时期，民间信仰不仅延续了前朝的佛教和道教，还有许多秘密宗教，巫觋与巫术也很盛行。不同的民间信仰兴盛的原因也不同。

一、佛教

1.统治者重视。

宗教可以麻痹人们的思想，有效地控制人们的行为。宗教这一特有的属性，使统治者千方百计扶植、利用宗教，以便从思想上加强对人民的控制。除了宋徽宗极力崇尚道教，排斥佛教和宋高宗抑佛外，宋代的统治者大多数都对佛教采取礼遇的态度。北宋立国之初，宋太祖就对佛教采取扶植利用政策，从太宗开始，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佛教发展越加兴盛。统治者的优礼佛教，加之上行下效，许多农民弃农为僧。南宋时期，宋高宗以后诸帝及许多官员都沉溺于佛教之中。帝王们参拜名刹古寺，派遣大批僧侣出国西进求佛，创建译经院，派大员任译经使，耗费巨资大兴寺院庙宇。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官刻大藏经《开宝藏》即是从开宝四年（971）起刻印的。统治者优礼佛教的政策是佛教兴盛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

2.佛教对儒学的融入。

宋人崇佛，不仅表现在封建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和放任自流上，也表现在士庶各阶层对佛教的热衷和笃信上。佛教对宋人的日常生活影响至深，同时佛教的滥觞也对传统的儒学构成了威胁，儒学正统的地位受到了动摇，所以从宋初开始，儒学大师们都不遗余力地排斥佛教，捍卫儒学独尊的地位。但是传统儒学发展到宋代，由于自身的固步自封越来越脱离现实，所以儒学也需要反省，吸收新的血液，弥补自身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佛教的某些内容也正好迎合了它的需要，所以宋中叶后形成的理学就明显地吸收了佛教的内容，儒佛融合，佛教的儒学化也就成为必然之势[2]。

宋儒积极“援佛入儒”，大量汲取佛教内容来改造和充实儒学，不仅促进了理学的形成，也使知识分子关注佛教，宋儒喜欢研读佛教经典，当时士人习佛成风。

3.印刷术的发展。

五代以后，雕版印刷术有了很大发展，宋代开始用于佛经印刷，成为佛教史上一件开拓性的大事件。宋代三百余年间，官私刻藏达五次之多。在中国文化史上，宋代的刻经比译经更有影响。唐代以后，佛教理论虽然缺少发展，但佛教的社会影响仍然很大，这与当时佛经借助印刷术不断向民间渗透有关[3]。

4.佛教自身的发展。

宋代佛教成为广大的士人和一般百姓从心理上、文化上所认同，仅凭官方的强权是不够的，必须着力于自身的改造，使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宋儒从斥佛到吸佛，援佛入儒，完成儒学的革新，产生了理学，为佛教影响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而佛教也开始变更，使原始的佛教教义不断中国化，援儒入佛，寻找儒佛互通融合的契机[4]。宋代佛教诸宗都有了新的发展，当时有影响力的主要有禅宗、天台宗、净土宗、华严宗、唯识宗、律宗等，尤其是禅宗形成了自己新的风格和特点，禅宗著作大量涌现，士大夫热衷于参禅，“士大夫多修佛学”[5]故以禅入诗、以诗写禅之风更甚于唐代，以歌颂佛教寺院为题材的诗很多。

唐宋时期佛教的变文、宝卷推动了士大夫文学向市民文学的转化，佛教徒利用这种可说可唱的文学体裁来讲述佛教故事，宣传教理。

二、道教

1.统治者的重视。

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历来被统治者重视，尤其是以李耳后代自居的唐朝李氏家族，更是推崇备至。北宋建立后，鉴于儒学衰微，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利用道教为其政治统治寻找合法的依据。宋初太祖、太宗为恢复道教采取许多措施，真宗朝以后道教得到迅猛发展，到徽宗时发展到顶峰。徽宗是狂热的道教徒，号称“道君皇帝”。徽宗崇任道士，提高道士的社会地位，夸大祥瑞，兴建宫观，创设道学制度，提倡习道教。这些措施促使了道教在北宋的大发展。

宋代的崇道活动不仅没有因北宋灭亡即停止，反而发展势头有增无减。高宗之后，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诸朝，崇道活动都很热闹，一是国策使然，二是借助神道以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企求一种心理上的安慰。

2.本土宗教的魅力。

两宋时期，道教发展了许多派别，出现了许多新教派，在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如茅山宗、正一道、太一道、净明道和全真道，他们或为社会各阶层祈福禳灾，招神劾鬼，以“济世度人”为己任，或隐性埋名，专事个人修炼，不求闻名于世，为道教的发展做了有益的工作。涌现出的一批杰出道士，他们对道教经典的整理以及道教思想，促进了两宋道教发展，在道教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些杰出道士的努力使宋代的道教，无论在思想上或规模上都是最发达的时代[6]。

3.儒道融合。

儒、佛、道三教合流是宋代三教关系的大趋势，尤其是道教在宋朝被官方尊为官方宗教后。宋代道教内丹学的成熟，从一个重要侧面深化了传统的天人之学，揭示了人体小宇宙和生态大宇宙之间若干内在的联系，不仅从理论思维上启发了宋代的理学，而且直接影响了北宋理学的形成[7]。

三、民间秘密宗教

两宋时期，民间信仰除了有官方认可的佛、道正统宗教外，在城市乡村或偏远的山区还活跃着许多被官方所禁止的秘密宗教，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活动之广，参加人数之多，前所未有。官方称其为“魔教”“邪教”“妖教”。当时影响力较大的有摩尼教（或明教）、白云宗、白莲宗、白衣道等。这些秘密宗教为加强联系，举行集会、宗教仪式，有自己固定的活动场所。统治者认为这些祭祀都不符合礼制，蔑称为“淫祀”。

宋朝统治者为了惩治这些秘密宗教和“淫祀”，制定了诸多的法令，惩罚力度也很大，但却出现“法禁愈严，而愈不可禁”的局面。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

1.民间宗教自身的优势。

民间宗教的教徒之间团结、互助、友爱，使宗教内部形成一种较强的凝聚力。一方面，有经济上的互助，南宋起居舍人王居正奏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凡事魔者不肉食,而一家有事，同党之人皆出力相贩恤，盖不肉食则费省，故易足；同党则相亲，相亲故相恤,而事易济。臣以谓此先王道其民，使相亲相友相助之意；而甘淡薄，务节俭，有古淳朴之风，今民之师帅，既不能以是为政，乃是魔头者窃取，以警惑其党，使皆归德于魔，于是从而附益之，以邪僻害教之说，民愚无知，谓吾从魔之言，事魔之道，而食易足，事易济也，故以魔头之说为皆可信，而争趋归之，此所以法禁愈严而愈不可胜禁。”[8]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如果教友被捕，教中同仁不惜出力出钱行贿地方官，以求获释；如果教友同他人发生争讼斗殴，教友也会“合谋并力，共出金钱，厚赂胥吏，必胜乃已”[9]。这种互助友爱的精神，对于脆弱的小农来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2.当时的社会环境。

两宋时期，整个国家呈现出“积贫积弱”局面，内忧外患，战事频繁，每年对辽、西夏、金缴纳“岁币”等等，这些负担都转嫁到了平民百姓身上。农民日趋贫困，除了被迫发动起义进行反抗，寻求一种精神依托也是必不可少的。宋代的社会经济状态也促成了此种信仰的传播，宋代一改以往各个朝代以农为本单一的自然经济体制，工商业呈现一种繁荣的状态，工商业者们各地辗转经营，再加上土地不抑兼并政策，土地的急速流转，农民们的生活也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中，人向来的一种趋众心理，促使他们找一个固定的团体互相取暖，漂泊的心理有所阪依，民间这种迎合他们心态的宗教信仰，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10]。

通常，在富裕、稳定与繁荣时代，皇帝似乎并不急于把这种行为当成淫祀、淫祠，他可以容忍一些异常的祭祀和神灵的存在，作为有趣的异样风景。但是，到了国家权威与社会秩序已经岌岌可危的时代，人们就把这种容易造成思想与生活世界混乱的祭祀活动，看成是对秩序的破坏，把这种本来是虚构的神祗和随意的祠祀，看成是一种实在的对中央的权力分割与挑战[11]。而越是在社会动荡的时代，民间秘密的祭祀越昌盛。人们崇拜神灵，就是感觉到自身的渺小与脆弱，便寄希望于神灵的保护和赐福。

[1]徐萍芳.僧伽造像的发现和僧伽的崇拜.文物, 1996,(5).

[2][4][6]吴怀祺.中国文化通史·两宋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60,168,177.

[3][7]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607,639.

[5]王之.渑水燕谈录(卷三).

[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六).

[9]庄季裕.鸡肋篇(卷上).

[10]崔晓花.宋代宗教管理的法律视角.山东大学, 2007.

[1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256.

王 婷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武俊杰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编 樊 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