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国家主义派与马克思主义者论战及历史启示

2014-04-11 04:49曾仁俊
史志学刊 2014年5期
关键词:国家主义阶级革命

曾仁俊

20世纪初国家主义派与马克思主义者论战及历史启示

曾仁俊

国家主义是上个世纪曾在中国思想界有着很大影响的一种理论与社会思潮。国家主义派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所提出的主张与解决办法,体现了他们对现代国家道路探索的一种新的积极思考与追求。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中一个有重要影响的流派,它曾在很长时期内,一直都被视为一种反动思潮的代表。而在与马克主义的论战中,它又再一次遭受严重的批判和打击。在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中,它到底是什么性质、具有着怎样重要的历史作用与历史启示,需要我们重新的审视与评析。

国家主义派 论战 历史启示

在20世纪的中国,国家主义及国家主义派在中国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与社会根源。国家主义作为近代中国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源起于清末民初,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中叶,国家主义派便是这种思想流派的代表。国家主义派,是在20世纪20年代由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派别。后又因为创办《醒狮》周报,故又称之为“醒狮派”(其义有二:一为唤醒睡狮,一为作狮子吼也)。代表人物主要有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国家主义派的理论主张主要是积极宣传“国家主义”,“国家至上”,倡导“内求统一、外求独立”,期望通过“全民革命”和国家主义教育的手段,用国家主义的旗帜,唤起民心、整合社会,从而实现国家的构建与国家的独立。

一、国家主义派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

在内外交困、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历史背景下,醒狮派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救国强国方案,并以中国青年党为组织核心,发动民众进行了一场持续十余年之久的国家主义运动。在此过程中,醒狮派以国家主义为理论武器,与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一)在少年中国学会时期——关于主义问题的争论

在少年中国学会时期,1919年7月,以左舜生为首的上海会员给北京会员写信,公开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出“发表文章,宜取绝对慎重态度”,“为叙述他人之主义而见残,殊不值也”。

1919年李璜赴法留学前,看到毛泽东等人在不了解俄国及俄共革命的情形下就开始大肆宣传,甚觉危险,因此写了一封《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书》,寄与北京王光祈。该信后来发表在当年3月“学会会务报告”第一期上。在信中,李璜批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以及其所提倡的“工人无祖国”的世界革命行之无效,称社会主义是一种“假道德”,认为俄共十月革命“彼此相杀”,甚为残酷,是故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盼“少中”同仁善为择别,不宜盲从。

1920年8月李大钊提出学会有标明主义之必要。1921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第一次年会上,围绕着学会应否“规定主义”和参加革命的政治活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邓中夏等主张学会明确“规定主义”,而且必须规定社会主义,并极力主张参加革命的政治活动。学会中后来的国家主义派左舜生、陈启天等,既反对“规定主义”,又反对参加革命的政治活动。马克思主义派认为:“主义是时代的产物,今日为中国的改革,实觉有须一种主义的必要。”而左舜生、李璜等则坚决反对,左舜生说:“学会系学行兼顾的团体。即欲实现一种主义,总少不了一般为学的人。故学者即不谈主义,不必定须分裂出会。”李璜更是公开攻击共产主义者:“未免太马克思派一点,太偏于经济生活一方面了。”

国家主义者美其名曰“不谈主义”,可是在同年十二月二日南京梅庵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第三次集会上,却公然揭起了国家主义的旗帜。会议上说:“南京同人须标揭新国家主义作为教育上努力之目标,以期觉醒现在一般教育者之迷梦,而造成中华民国之教育,不要徒事贩卖洋货。”接着,陈启天发表了《新国家主义与中国前途》一文,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鼓吹国家主义。

而针对国家主义派曾发表的《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恽代英在“少年中国”上写了《读“国家主义的教育”》一文,恽代英指出:中国的贫穷落后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造成的,打倒外资压迫,才是救国“最要的一着,亦是国家主义的教育最应注目的一点。”不打倒帝国主义,中国经济就不能独立,而以教育救国,“必为不易成功的事。”“我必须知如何能求经济独立,然后能知在此等独立运动中须要有何等品性、知识、才能的人。然后能知要施何等的教育以为国家养这等人。”奢谈教育救国,“究于救国全无益处”。

(二)在法时期——思想与理论的激烈碰撞

当时在法国,曾琦、李磺等人,针对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旅欧支部发行《赤光》半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以《先声周刊》为阵地,宣传国家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先声》的主笔为曾琦、李磺等,《赤光》主笔则是周恩来、徐特立、李富春、李立三等人。

当时他们宣扬国家主义的著述,主要有曾琦的《国民政治与全民革命》和余家菊与李瑛合写的《国家主义的教育》。这两本著述一出笼,就受到中共旅欧支部《赤光》的严厉批驳。一方面国家主义派发文说:“我们所主张的革命是政治革命,是全民革命,是先行对内,而不是即时主张什么反帝国主义。现在有许多人主张反帝国主义,谓一切军阀均是帝国主义的爪牙……但我要问一句,我们现在即行反对帝国主义……我们有得胜的希望没有……故我以为反帝国主义的第一步办法,是在于先剪帝国主义的爪牙;而且内政不清,未有能够对外的。”另一方面,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旅欧共产党人,以《赤光》为阵地,严厉驳斥了他们的“反动行径”,并指出:“只有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才是救国的唯一道路。”

此后,《赤光》与《先声》争论更趋激烈。曾琦在《先声》发表的《神圣联合与统一前敌》(第32期),“主张团结以对付旧军阀旧政客”。对此,林蔚在《赤光》上发表《批评曾琦的“神圣联合与统一前敌”》一文,批判曾琦“一面劝共产党人起来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一面责备中国共产党旧以鼓吹劳工革命,推翻资本阶级为事”。又说“曾琦一面劝共产党与他党联合一致,一面又非难共产党各分子加入国民党的联合”。

针对国家主义派以“国家主义”标榜的“爱国主义运动”。周恩来批判国家主义:“狭义的爱国主义运动的流弊,至少对内会造成法西斯的局势,对外会养成帝国主义的野心。”胡国伟在《先声》中把任卓宣致周恩来一书描述为“满纸都是轻薄之辞,谑而且虐,全不向理论方面着眼,只是断章取义地胡言乱说”。周恩来针锋相对,批评曾琦平日的言论才是“胡言乱说”。

《先声》第57期登出张子柱的《旅法各救国团体国庆纪念筹备处》,而《赤光》斥之为“欺骗旅法华人底一个大锭!”讥讽青年党人与二百多法国娼妓和房东跳舞,就叫“联络法国人民之感情”云云。共产党人又批评青年党人是“军阀的走狗,帝国主义的爪牙”。

曾琦在《先声》发表《全民政治与全民革命》一文:“主张救国,莫要于养成国人共同之信仰,定为国家主义,以全民革命的手段,达到全民政治的共同理想。”《赤光》半月刊便有文反驳“全民”二字为不通,“全民革命与全民政治乃不切实际”。

此外,国家主义派还在《先声》周刊,特别刊发了“反对中国国民党收容共产党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专号,并向国内国民党右派提供反对国共合作的资料,大肆反对中国共产党。

(三)以《醒狮》为主的中国青年党时期——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激烈论战

从1923年创办《醒狮》周报,直到1926年,国家主义派在国内与共产党展开非常激烈的理论斗争。

中国青年党成立后,国家主义派大力宣传“醒狮运动”,创办了一系列刊物,除了《醒狮》周报外,还有在南京创办的《国光》旬刊,广州创办的《狮声》,北京创办的《新国家》和《国魂》,天津的《先导》周报,重庆的《救国青年》等刊物。这一时期,国家主义派以这些报刊为阵地,发表大量的文章和著作,进一步的宣传国家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派积极宣扬国家主义精神,主张“国家至上”,主张“全民革命”、实行“全民政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与阶级革命,反对“国民革命”。并在《醒狮》上发表《内除国贼外抗强权释疑》,把攻击的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公开明确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乃是内奸,是国贼。

1924年秋,针对国家主义派以《醒狮》为阵地,通过大量文章肆意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激烈状况,中国共产党人肖楚女、恽代英、瞿秋白、毛泽东等通过《向导》《中国青年》《新青年》《政治周报》等刊物对他们进行了回击,对他们的主张与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批判和斗争。

国家主义派在《醒狮》上发表文章,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的衰败,是因为“国民缺乏国家之自觉心”,“缺乏国性”,“应进行国家主义教育,挽救民众缺失的国性”。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反驳道,当今中国社会的衰败,绝不是因为“国民缺乏国家之自觉心”,而是因为中国人民“身受两重之压迫,即内有顽冥不灵之军阀,外有资本主义列强”。

早在《醒狮》第四期时,陈启天曾在“醒狮运动发端”一文中说:“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无论何种职业的国民均可一致趋赴,协力图强;否则阶级划分,争斗益烈,国内混乱时局无由廓清,而国际干涉的惨祸终难幸免。”而瞿秋白则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应当努力实行国民革命,引导一切平民参加民族解放斗争,中国资产阶级如果压迫剥削民众,阶级斗争便是国民革命中不可免的。这种革命的进行和胜利,必须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民族。”这一番言论一出,便引起了醒狮派的激烈指责。醒狮派认为:“中国今后革命之所争,在国内,是治者与被治者间的权利义务问题,而不是资本阶级与劳力阶级的生活竞争问题;他对国外,是被压迫的全民族与压迫者的列强争生存的事实问题,而不是世界革命的理想战争。”说共产党人“日以阶级斗争之说,破坏国民之统一。不自团结本国之民众,而惟痴望他人之援助。”

1924年11月恽代英在《中国青年》发表了《国家主义的误解》一文,开始直接批判醒狮派所宣传民族文化与历史的认同。这篇文章是在余家菊与李磺合写的《国家主义教育》出版后为了反驳醒狮派而写的。恽代英说:“一国的文明、一国的历史不能成为主张国家主义的理由,也不能像国家主义者那样只强调国家,应当顺应国际主义的潮流,联合世界革命势力,以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对此,左舜生反驳说:“这与恽代英在1923年少年中国学会的苏州大会上起草的议决纲领的宗旨自相矛盾,该纲领第3条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是国家主义的主张。”恽代英则在《中国青年》上答复说:“他不反对国家政府的存在,但是他们要建设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所要的政府,是‘保障无产阶级平民的利益而存在’的政府。”恽代英进一步的强调他主张的“中国”不同于国家主义所谓的“中国”。“我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为抵御国际资本主义压迫而存在的;我们心目中的政府,是为保障无产阶级平民的利益而存在的;我们要全民族自爱自保,是为要使全民族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压迫之下解放出来;要求全民族解放,我们自然更要注意力求那些最受压迫而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工阶级的解放。”

肖楚女的长文《显微镜下之醒狮派》,对国家主义派展开了全面的讨伐,是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国家主义派的代表作。肖楚女在《显微镜下之醒狮派》中,系统地批驳醒狮派的主张:“若私有财产不废除,资本生产制不改变,阶级是自然要生起来,阶级一日存在,阶级斗争便一日不会消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使生产社会化,废除私有财产,阶级就消灭。”

醒狮派对共产党指导劳工运动与群众运动发起非常激烈的反对和批判。1925年,曾琦在《醒狮》上发表文章说:“今后之工会,宜由工人自行组织,不必让共产党人参加其间,暗施操纵之术。”又说:“所有工会之一切言论机关,只以拥护工人本身利益及提倡工人爱国为限,不宜让共产党人主持笔政,藉以宣传赤化。”而恽代英则揭露:“他们名为讲国家主义,其实对于帝国主义的罪恶,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实况似乎没有多少精力顾到,他们最大的努力,处处看出只是一个反对共产主义。”“中国的国家主义也是乘中国工人在国民革命中渐取得领导地位而兴起的……如果说孙中山先生说他的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那么我们可以说国家主义是仇视无产阶级,企图征服无产阶级的主义。”

1925年,《中国青年》还发表了《告国家主义青年》书,对受醒狮派欺骗、影响的青年,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号召他们“起来打倒那些反动的领袖,改变以前的态度”,与共产党和工农群众一起“共策革命之进行”。

二、论战的主要焦点

(一)关于国家观的争论

国家主义派给国家做出了他们自己的定义。认为所谓的国家,“就是一定的人民,占有一定的土地,保有一定的主权”。国家的起源“乃生于人心之自然作用”,是“人性的要求”。他们强调国家的产生是自然的,认为国家政权是自然存在的,没有任何阶级性。在国家主义派看来,“国家”也好,民族的“国性”也好,国家的“实质”也好,“灵魂”也罢,都是不能分阶级的,而是“全民性的”。从这一点出发,他们集中宣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观点。客观地说,这是一种超阶级的国家观。

而马克思主义派的国家观则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是阶级和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马克主义派认为国家主义派在对国家的解释上,掩饰了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和国家的阶级本质。

(二)关于阶级协调与阶级斗争的争论

在否定阶级、阶级斗争,宣扬阶级合作的基础上,国家主义派高喊“全民革命”的口号。说什么“凡是中国人民……只要一有觉悟了,都是有革命要求的,绝对没有阶级的区分,尤其是没有什么最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分别”,“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无论何种职业的国民均可一致趋赴,协力图强”。国家主义派认为当时的中国还未进入资本主义时代,阶级的分化还不显著,对抗的形势更不能成立。即使已经有了初步的阶级分化,各阶级间,实际上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因此,中国政局的混乱并非阶级之间的争斗造成的,在中国搞阶级斗争,不但不是对症下药,反而对国事有损无益,阶级之间的争斗是共产党故意挑拨的。

而马克主义派认为:国家主义派在对待阶级和阶级矛盾的问题上,否认了在中国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也否认了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从根本上抹杀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它没有从根本上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方向,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能够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它不适应现实的需要,是在故意挑拨全国国民的感情,不是在维护、拥护国家利益,而是要打破国家利益。

(三)关于中国社会衰败原因与救国之路的争论

国家主义派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的衰败,是因为“国民缺乏国家之自觉心”。近代中国的一系列遭遇使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心,以致自认为是劣等民族而应该被淘汰。有鉴于此,必须搞“醒狮运动”。他们公开主张中国应该向意大利学习,通过实行国家主义,对国民进行国家主义教育,来唤起民众,恢复国民的自信心,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而马克思主义派则强调:当今中国社会的衰败,绝不是因为“国民缺乏国家之自觉心”,而是因为中国人民“身受两重之压迫,即内有顽冥不灵之军阀,外有资本主义列强”。“国家主义者,有一共同忽略之点,即未注意中国人所受侵略之势力,与中国以后应从该侵略势力中,脱离外人的束缚”。因此,正确的救国道路,不是实行什么“国家主义的教育”,而是“推翻国内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四)关于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争论

国家主义派认为:国家的正义性毋庸置疑,应以国家利益为神圣的本位,它主张国家具有绝对的价值和权力,可以支配社会的一切,个人必须为国家作出牺牲。认为先有“国家”然后有“个人”,以国家为本位,可以牺牲个体的权利和自由。

而马克思主义派则认为:国家的目的和职责就在于维护人民的权利,提高人民的生活与道德水准,增进个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换句话说,在理论设想上,个人、社会是目的,国家是工具。否定先有“国家”后有“个人”的说法。而国家主义却强调个人与社会必须服从国家,也就是说出现了目的服从工具的趋向,而这正是国家主义派自身理论的悖论所在。

三、国家主义派与马克思主义者论战的历史启示

(一)国家主义派的理论主张是对近代中国道路一种积极的探索与思考

对于国家主义派的性质,我们曾经一度在政治上对它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它究竟是“大地主和大买办阶级的代表”,“是反动的思潮”,还是又一次“以改造中国为目的的伟大的改良运动”?值得我们重新以理性的目光看待。

到了“五四”以后,中国的思想界、知识界面对黑暗、腐败的政治局面,发出了强烈的社会改造呼声。曾琦、李瑛等人在学会内部曾围绕着要不要确定共同信仰的主义,要不要从事政治活动等问题上,表现出了强烈的改良主义思想倾向。但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改良主义与革命的矛盾越来越深。而这时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急需一些既反对马克思主义,又具有一定积极性与煽动性的思想为自己作掩护。曾琦、李磺等人在这个时候倡导国家主义,正好满足这种需要。

在中国,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特别是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更加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从民众的心理情感来说,五四以后的中国也容易接受带“国家、民族”等字眼的思想主张。而曾琦等人的国家主义恰好具有这种特性——把国家置于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要人们牺牲个人,尽忠于国家。当然,曾琦等人的国家主义,并不是真正地愿意要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革命形势的发展,就使得国家主义派也穿起了革命的外衣,使得它们不得不借助一些政治力量来实行自己的政治愿望和主张,而它选择了北洋政府,于是很多人便认为它是反动的。但其实,我们只要分析一下国家主义派的政治主张和口号以及实际活动,包括“国家至上”“全民政治”“国家主义教育”等的思想,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对于改造中国社会的那种迫切的政治愿望和美好憧憬。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国家乃是帝王一人一姓之天下,百姓作为臣民只有尽忠的义务而没有做主的权利。而在戊戌变法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前后,由于西方民主思想的传播,国家的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全民族的国家的意识逐渐深入人心。而国家主义所提倡的“国家至上”,则有利于深化民众对于“国”的观念,“去奴隶而为国民”,增强人民的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所提倡的“全民革命”,虽然否认了中国有阶级的对立,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推动各阶层的团结与合作,增强各阶层的凝聚力。而倡导“国家主义教育”,则有利于唤起民众的国性与智慧,培养国人的共同感情及思想意识,使民众认识到自身的责任是什么,促进民众觉醒与社会进步。

因此,从其动机及思想主张的实质性来看,它是一场以改造中国为目的的改良运动。只不过由于知识分子的某些缺陷性,使得它被一个别有用心的政府所利用了。

(二)国家主义派存在的理论缺失是国家主义派退出近代历史的必然

从国家主义派的理论与实际活动来看,国家主义派没有从根本上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方向,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能够认清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国家主义派在对国家的解释上,掩饰了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和国家的阶级本质。提倡“国家主义”,却没有国家政权为后盾,没有军队和武装,政治上无所凭借,只一味地提倡“国家至上”。提倡“全民革命”,却又没有全民革命的手段,没有群众运动的基础,缺乏一种积极有效的社会动员模式。提倡“阶级协调”,却又变相的否认了在中国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也否认了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从根本上抹杀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提倡“醒狮运动”,期望以唤醒国人失去的自信心来挽救中国社会之衰败,却又没有正确认识中国人民“身受两重之压迫,即内有顽冥不灵之军阀,外有资本主义列强”的事实,而绝非一味依靠民族自信来救国。理论上的缺失,使得国家主义派没有切实有效的策略和政治作为,国家主义派作为政治上的失败者退出历史舞台,也是历史的必然。

(三)国家主义派与马克思主义论战有着重要的进步意义

1.经过激烈的论战,有利于国家主义思想的宣传,增强国家主义派的影响力。

经过不同时期一次次激烈的论战,国家主义派在客观上宣传了自己关于国家主义思想的理论与学说。在论战中,通过报刊、大量文章的宣传和论述,阐述了“国家至上”“全民革命”“全民政治”和“国家主义教育”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家主义思想的宣传和传播。而随着理论宣传的扩大,则进一步增强了国家主义派的影响力,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

2.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

一方面,在国家主义派与马克思主义派的论战中,两种力量相互批判、相互反驳。国家主义派的某些理论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变相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道路探索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通过这场论战,马克思主义者有力地批驳了国家主义的错误理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大力宣扬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有力的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

3.提出的一些国家主义思想有着重要的积极启示与进步意义。

经过很长时期与马克思主义派的论战,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和斗争下,国家主义派的理论和思想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和动摇。但是,在那种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国家主义派大力宣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主张,对于激发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是有一定积极作用。国家主义提倡的“国家至上”,有利于深化民众对于“国”的观念,增强人民的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提倡的“全民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推动各阶层的团结与合作,增强各阶层的凝聚力;倡导“国家主义教育”,则有利于唤起民众的国性与智慧,培养国人的共同感情及思想意识,使民众认识到自身的责任是什么,促进民众觉醒和社会进步。总之,国家主义派的“国家主义思想”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启示与进步意义。

结语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活跃过诸如洋务思潮、维新思潮、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等众多社会思潮与思想潮流。其实,“国家主义”是当时这类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的一部分。国家主义派的国家观体现了他们对近代国家道路的一种积极的思考和追求。国家主义派的理论与实践对中华民族的自觉与发展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们主张“国家至上”“全民革命”和“全民政治”的思想,试图用国家主义的口号,用提倡国家意识来唤起民心,整合社会,以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富强。但由于其理论本身存在重大缺欠,抽掉了“国家”的具体阶级内容,把国家看成一种极为简单的构建,这对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存在着消极影响,使得它在历史的进程中最后被淘汰。但我们今天看来,至少要肯定一点:在那军阀混战,外患猖獗,社会混乱,民不聊生,举国都在焦急地寻找一条出路的时候,他们也在为探索国家出路奉献了自己积极的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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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仁俊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硕士研究生

(责编 高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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