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结盟与新中国外交

李 莉 宋晓芹

中苏结盟与新中国外交

李 莉 宋晓芹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同盟的建立，不仅为结束近代以来中国外交的屈辱历史和打破旧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创造了条件，而且为避免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和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中苏结盟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在原则方面的坚定性和策略方面的灵活性，既坚持了新中国外交独立平等的基本原则，又保证了中国对苏政策目标的最终实现。作为建国初期比较成功的一次外交实践，中苏结盟是新中国外交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的一次重要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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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际，正是国际上美苏冷战正酣之时。为了实现“一边倒”的外交战略目标，与苏联结盟是建国前后党和政府对外工作的重心。中苏结盟的实现，不仅为结束近代以来中国外交的屈辱历史和打破旧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创造了条件，而且为避免在国际上的孤立和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中苏结盟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在原则方面的坚定性和策略方面的灵活性，既坚持了新中国外交独立平等的基本原则，又保证了中国对苏政策目标的最终实现。从新中国外交的角度对中苏结盟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中苏结盟与新中国外交的关系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中苏结盟为新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奠定了基础

近代中国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疯狂对外扩张的过程中被迫加入国际关系体系的，“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1]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造成了近代中国被动挨打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以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为己任，始终站在反帝斗争的最前沿。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凡是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2]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告，“凡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3]

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前提下，考虑到当时美苏冷战愈演愈烈的国际形势，结合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新中国外交作出了“一边倒”的战略抉择。倒向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一边，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对于维护新中国的独立与安全，避免在国际上的孤立，争取可能的国际援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1945年8月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新中国与苏联结盟的最大障碍。根据中共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只有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另订新约，方可体现中苏之间新型的国家关系。1945年中苏条约的存废问题，对于新中国的外交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废除它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中苏关系，不仅符合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而且有助于新中国废除与其它国家的不平等条约，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影响。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中苏结盟的具体谈判正式开始。由于苏联采取了把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与其它诸如旅大、长春铁路、贷款、民航、贸易等具体问题的谈判区分开来的做法，双方在防止日本及其盟国的侵略、加强双边协调与合作方面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分歧，中苏新约的谈判进展十分顺利。为了区别于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建议在原名称“同盟”之后加上“互助”两字，并把条约内容中关于缔约一方受到日本及其盟国侵略时，另一方应该“给予”军事或其他援助改为“尽全力给予”军事或其它援助。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协定在莫斯科正式签订。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是近代以来中国外交的一次重要转折，为废除旧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不平等条约，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某些协定的条款还有不尽人意之处，如未能使苏联在外蒙问题上改变立场，在关于大连、旅顺、中长铁路的协定和中苏关于两个势力范围的秘密协定中，暂时承认了苏联的一些特权与利益，但苏联能在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前提下，本着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精神与中国结盟，“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4]。中苏结盟不仅使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而且打破了西方大国试图继续维持旧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幻想，此间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与新中国外交关系的建立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都与中苏结盟的成果密切相关。

二、中苏结盟决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

在国际政治力量被明显地划分为互相对立的两大阵营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就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5]。作为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国际格局中如何给自己定位，是关系到新政权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在革命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6]“中国革命的终极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7]。“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在国际上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立的情况下，革命胜利后的中国，站在哪个阵营一边，这是由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决定的。从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性质来看，幻想帝国主义援助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是十分危险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中国革命要“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8]。“一边倒”不仅有利于新中国的生存与发展，而且有利于增强国际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有利于制止战争维护和平。这种选择，无论从中国外交的短期利益还是长远利益来看，都是现实可行的。

为了保证“一边倒”战略目标的实现，从1949年初开始，“在外交政策问题上，中共领导人就把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置于中心地位。”[9]从现实和战略的角度来看，中苏结盟是一种相互需要。对于中国来说，中国革命胜利后，国际上帝国主义的威胁，国内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残余势力的存在，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缺乏管理和建设经验的干部队伍，极度落后的文化教育事业以及缺乏海空军、装备落后的国防实力，都使新政权的生存与发展面临严峻的考验。为了避免国际上的孤立，维护新中国的安全，并在激烈对峙的国际格局中站稳脚跟，中共以与苏联结盟作为新中国外交的突破口，是一种非常现实的选择。苏联作为当时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和社会主义阵营中拥有最高威望的国家，能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中国结成广泛的同盟，对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中苏结盟，不仅拉动了中国与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关系的全面发展，而且粉碎了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试图通过组织所谓“国际共同阵线”孤立中国的梦想，从而使新中国在激烈对峙的国际格局中站稳了脚跟，为新中国由革命时期向建设时期的平稳过渡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对于苏联来说，与中国结成同盟，不仅可以进一步保障苏联远东边界的安全，而且可以进一步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增强苏联与美国在亚洲甚至世界范围内冷战对峙的优势，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由于西方国家的蛊惑宣传，许多国家对中国抗美援朝的行动产生了误解，从而中断了1950年初以来外部世界对新中国的承认进程。然而，正是由于中苏同盟的存在，才使美国没有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并最终以和平谈判的方式实现了朝鲜停战。随着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朝鲜停战的实现，中苏同盟进一步巩固，中国的国际影响和政治地位空前提高。中国政府参加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的事实表明，中国作为世界上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已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中国代表团对这两次会议的巨大贡献，则进一步表明中国已经有能力承担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中国外交开始向着更广阔的空间拓展。

三、中苏结盟体现了新中国外交的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

“一边倒”的战略决策并不是说没有斗争，对苏联无条件的服从。任何重大的决策都有它特定的历史条件。中苏同盟的建立，虽然是双方相互需要的结果，但它确实是一种弱强联合。由于整体实力与苏联有较大差距，中国在同盟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中苏同盟对于苏联来说是进一步巩固安全的问题，而对于中国来讲则是关系到新政权生死存亡的问题。在这一同盟中，中国对苏联的需求远远大于苏联对中国的需求，如果追求在同盟中的绝对平等，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是不可能的。尽管中国在中苏同盟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中国领导人在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原则问题上并没有让步，中苏在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问题上较量的结果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外交的本质就是利益，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中也有自己追求的利益。苏联对华政策中的那些消极因素，作为一种历史遗留和客观存在，废除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急于求成将会危及中苏结盟的大局，必要的妥协与让步对于中苏结盟的实现是非常重要的。根据近年来解密的前苏联档案来看，中苏结盟的谈判确实是一次极为曲折和艰难的谈判，中国代表团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据理力争的，而最后所作的妥协与让步也都是有原则的，这正是新中国外交与旧中国外交最根本的区别。一方面，这些让步没有从根本上危及中国的独立与主权；另一方面，这些让步促成了中国对外政策目标的实现。

中苏同盟的建立，充分体现了新中国外交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中国政府所作的每一个让步，都是艰苦谈判后的最佳结果。比如，关于两个势力范围的协定，毛泽东当时也提出了许多疑问，只是在斯大林的一再坚持下，“为了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只好让步”[10]。又如，当苏联提出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时，中国也提出了自己的军队和军用物资自由地沿苏联境内的铁路调运的要求，以显示双方权利之平等。苏联认为这是中国针对苏联要求提出的“反提案”，“是隐讳地反对苏联建议的一种特殊方式。”最后，当米高扬用把已经缩短的中长铁路协定的有效期再延长10年作为苏联放弃调运军队建议的条件相要挟时，中方经过商量才作了让步。但要求苏联口头承诺，在必要的情况下，中国也可以沿西伯利亚大铁路调运军队，此事才算了结[11]。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比苏联更需要中苏同盟，特别是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方面，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会像苏联那样援助中国。因此，在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为了中苏团结的大局，中国作出一定的让步也是非常必要的。中苏结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如果说由于某些分歧损害了正在形成中的中苏同盟关系，那才是因小失大。至于双方关系中的那些消极因素，可以等待时机逐一解决。“一个国家既要保证自己的民族独立，努力维护自己的主权，又要有适当的外援，必要时也得以小的妥协换取长远的利益。但是完全依赖国外以至损害民族利益，也是不允许的。当时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总的方面是平等互利的，同时也是既讲友好，又有矛盾；既讲团结，又有斗争的。”[12]中苏结盟集中体现了新中国外交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

从当今国际关系发展的趋势来看，结盟已经不是发展国家间关系的理性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推行不与任何大国或集团结盟的外交决策，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结盟外交已经成为历史。即便如此，中苏结盟在中国外交史上的历史地位仍应予以肯定。正是中苏结盟，开启了新中国独立自主、与世界平等交往的新时代。以中苏结盟为标志，近代以来的百年屈辱外交得以终结，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受到世界的高度关注。中苏结盟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扼杀新中国的政治企图，为巩固和发展中国革命的胜利成果开创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外交局面。中苏结盟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坚持原则、有理有节的外交斗争，为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作为建国初期一次比较成功的外交实践，中苏结盟也是新中国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一次重要尝试。

[1]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4—5.

[2]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388—389.

[3][8]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116,96.

[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2.

[5](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 455.

[6][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667, 650.

[9](俄)列多夫斯基编著.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5):21.

[10]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405.

[11]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5):23.

[12]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20.

李 莉 中共太原市委党校科研处 副处长讲师 历史学硕士

宋晓芹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历史学博士

（责编 高生记）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与战后初期东亚国际体系的构建研究（1945—1955）”（项目编号：13BZS04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