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吸纳·政治参与·政治稳定
——对中国政治稳定的一种解释

肖存良

政治吸纳·政治参与·政治稳定
——对中国政治稳定的一种解释

肖存良

政治吸纳是政治体系基于功能实现而对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政治吸纳不同于政治参与，也不同于行政吸纳。我国政治体系的政治吸纳机制主要包括政党吸纳、人大政协吸纳和社会组织吸纳三个方面。政治吸纳能够从创造政治认同、促进有序政治参与和政治调控等方面保障政治稳定。政治吸纳也是促进中国政治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

政治吸纳 政治参与 政治稳定

一、问题的提出

亨廷顿在分析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时，有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即认为在政治制度化落后的情况下，政治参与的扩大必然会导致政治不稳定，因为“一个国家在政治制度化方面的落后状态，会使对政府的要求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通过合法渠道得到表达，并在该国政治体系内部得到缓解和集中。因此，政治参与的剧增就产生政治动乱。”[1]〔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1页。用公式表达就是：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即政治参与与政治动乱成正比，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动乱成反比。因此，亨廷顿认为，在第三世界新兴国家民主化的进程中，稳固的政治秩序比扩大政治参与更重要。

亨廷顿公式中包含三个关键变量：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与政治稳定。我们不妨用这三个变量来分析中国政治。首先我们来看政治参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参与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阻碍政治参与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的社会蜂窝状结构都已式微，公民政治参与愿望强烈，而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方式和渠道有限[1]参见王绍光：《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北京〕《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却蓬勃兴起[2]近年来数量急剧增长的群体事件数量是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扩大的重要标志。“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我国发生群体性事件8709起，1995年发生群体性事件1万起。1995和1996年增长速度在10%左右，1997至2004年期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5.5%。1999年发生群体性事件3.2万起，2003年发生群体性事件5.85万起，参与人数300多万人次，比2002年分别上升14.4%和6.6%，2004年发生群体性事件7.4万起，2005年发生群体性事件8.7万起，2006年约9万起，2007年超过8万起，2008年9万起，2009年突破10万起。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说2010年是2006年的两倍,国务院参事牛文元说2011年每天500起。”（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f32b4001019gvi.html），因而“参与危机已成为中国目前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3]王绍光：《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北京〕《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其次，我们来看政治制度化。张东荪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的重要的特点就是政治制度化程度不足[4]参见张东荪：《理性与民主》，〔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白鲁恂认为，中国虽然组织化的程度较高，但制度的连贯性不够，因此仍然是一种文明形态，而不是制度形态。郑永年指出，“中国国家的制度化是非常低的。中国无疑是个国家(country),但国家还没有高度的制度化。国家看似强大,但制度很脆弱。数千年来,中国的分分合合就说明了这一点。”[5]〔新〕郑永年：《政治改革与中国国家建设》，〔北京〕《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中国制度具有脆弱性，制度化程度低的特点，那么，套用亨廷顿公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愿望强烈，制度提供的合法参与渠道和国家制度化程度都存在明显不足，因而改革开放必然会导致中国的政治不稳定。这是亨氏政治逻辑所得出的结论。

不只是亨廷顿持有这样的政治逻辑，大量海外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都认为改革开放必然会使中国政治体制走向崩溃，中国共产党也将丧失执政地位。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脆弱的，“（在讨论中）我所分析的问题很可能会导致共产主义制度在几年内而不是几十年内崩溃……中国共产党像个能力超群的消防队，它抓捕社会活动者，满足它的追随者。通过控制新闻界，它通常能够妥善处理地方抗议活动……我认为，在某些方面，这些‘火星’会燎起全国之火……能够真正造成大规模崩溃的因素就在这里……问题是扳机将会出现在哪里。”[6]“Debate#1:Communist Party Rule Sustainable in China?Remarks by Roderick MacFarquhar,Harvard University,”in Reframing China Policy:The Carnegie Debates,Library of Congress,October 5,2006,http//www.carnegieeddowment.org/ events/index.cfm?fa=eventDetail&id=916&&prog=zch.谢淑丽（Susan L.Shirk）认为，“中国可能是一个正在出现的超级大国，但它又是一个脆弱的超级大国。导致极大危险的恰恰是其内部的脆弱性，而不是经济或军事实力……中国领导人被恐惧所缠绕，他们的日子屈指可数。”[7]Shirk,China,pp.6-7.鲍瑞嘉（Richard Baum）认为中国象是一位没有穿衣服的皇帝，“共产党再也不能为中国的未来提供鼓舞人心的前景。”[8]Richard Baum，“China’s Road to‘Soft Authoritarian’Reform,”U.S..-China Relations and China’s Integration with the World（Aspen Institute）,Vol.19,No.1,2004,pp.15-20.

但是亨廷顿公式和大量西方学者的观点显然并不适用于今天的中国。事实证明，中国保持了政治稳定[9]亨廷顿认为政治稳定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即秩序性和继承性。秩序性即没有政治暴力、压抑或政治体系的解体。继承性则指未发生政治体系关键要素的改变、政治演进的中断、主要社会力量的消失，以及企图导致政治体系根本改变的政治运动。显然，根据亨廷顿的观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系保持了自身的秩序性和继承性，因而是稳定的。，中国共产党也没有丧失执政地位。那么，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我国制度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政治参与的扩大并没有引发政治动乱呢？在政治参与扩大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政治机制保障了我国的政治稳定呢？面对中国没有发生危及政权的政治危机、中国共产党没有失去执政地位的客观现实，也有部分西方学者从我国政治稳定的现实情况出发进行了解释，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黎安友（Andrew Nathan）提出了“威权主义韧性”概念来解释中国的政治稳定，认为中国政治体系和中国共产党都具有较强的弹性。沈大伟（David Schambaugh）提出了“收缩与调适”概念，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收缩与调适适应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鲍瑞嘉（Richard Baum）提出了“协商型列宁主义”概念，认为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通过协商来化解矛盾和挑战，维持领导地位。

上述概念部分解释了中国政治稳定的原因，即中国政治体系具有韧性，而且有一个强大的、高质量的执政党，党通过政治协商和提高执政能力来引领整个社会稳定有序发展。除此之外，本文认为，中国政治稳定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政治体系具有强大的政治吸纳能力，政治吸纳塑造了政治认同，推动了有序的政治参与，建构了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和政治调控能力，并以此弥补了政治制度化程度的不足，最终保障了社会稳定。这是亨廷顿和其它西方学者都没有观察到的中国政治的内在逻辑。国内有的学者注意到了中国政治体系中的政治吸纳现象，提出了“立法吸纳”、“行政吸纳”和“组织吸纳”概念，但是并没有对政治吸纳进行深入研究[1]黄卫平、陈文：《民间政治参与和体制吸纳的互动——对深圳市公民自发政治参与三个案例的解读》，〔北京〕《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3期。。有的学者把政治吸纳等同于行政吸纳[2]郎友兴：《政治吸纳与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基于浙江省的调查与思考》，〔杭州〕《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大多数学者把政治吸纳等同于政治参与，把二者混淆起来[3]参见王明生等：《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本文从政治吸纳的角度探讨我国政治参与的扩大为什么没有导致政治动乱。以期唤起对政治吸纳的研究。

二、政治吸纳、政治参与和行政吸纳

要理解政治吸纳，首先需要廓清其与政治参与和行政吸纳之间的关系。关于政治参与，目前学界尚未有统一的定义，笔者选取了两个有代表性的定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政治参与是“参与制定、通过或贯彻公共政策的行动。这一宽泛的定义适用于从事这类行动的任何人，无论它是当选的政治家、政府官员或是普通公民，只要他是在政治制度内以任何方式参加政策的形成过程。这一定义并不包含这样的含义，即政治参与者必须成功地或有效地影响公共政策。”[4]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夫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8-609页。亨廷顿和纳尔逊给予了一个更为直截了当的定义，政治参与就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行动。”[5]〔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综合上述两个定义，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第一，政治参与是一种政治行为，有参与动机和参与心理而没有实际参与行为，不能称为政治参与。第二，政治参与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行为。且这种箭头自下而上的行为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只要试图影响公共政策，无论成功与否，都属于政治参与。第三，政治参与的主体既包括平民，也包括政治家和官员。政治家和官员参加投票也是一种政治参与。第四，政治参与既包括制度化的参与，也包括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由国家政权所认可并由法律或相关制度所规定的参与方式。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则是指法律及相关规定以外的参与方式，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非法的，或者是法律没有做出规定的参与方式[6]参见王明生等：《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而政治吸纳则是政治体系基于功能实现而对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体现为政治体系的社会吸纳功能。任何政治体系建立起来之后，都要保持整个政治体系的稳定，都要考虑“在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垂于久远”[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6页。的问题。因而要遵循政治体系生存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实现政治体系稳定的目标出发，确定哪些人享有公民权，哪些人不享有公民权，哪些人享有选举权，哪些人不享有选举权，哪些人可以进入政权机关，哪些人不能进入政权机关，哪些人可以加入政党，哪些人不可以加入政党，等等。把这种政治区隔建立起来之后就确立了政治吸纳的范围和边界。所以，第一，政治吸纳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体现国家意志的行为，国家在这方面具有很强的自主性，箭头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如确定选举权、公民权等都是国家自上而下的行为。第二，政治吸纳是一种制度安排，是政治体系进行的政治资源配置，而与具体的政治行为无关。如确定某人享有选举权之后，无论他是否参与选举，都已经被政治体系吸纳进来。第三，政治吸纳的主体是政治体系，对象则与政治排斥的对象有关。如除了政治体系所确定的不享有公民权或选举权之外的所有人，都享有公民权或选举权。第四，政治吸纳都是一种制度化的吸纳，不存在非制度化的政治吸纳。

最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吸纳就是公民权的界定，也就是政治体系规定哪些人具有公民权，哪些人不具有公民权，亚里士多德认为哪些人具有公民权是政治体系的安排，政治体系不同，公民权的范围也就不同，“可以在民主政体中作为公民的人，在寡头政体中常常被摒于公民名籍之外。”[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0页，第113页。其次是确定选举权，政治体系规定哪些人具有选举权，哪些人不具有选举权。在选举权问题上，西方公民扩大投票权、实现普选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英国、法国、美国等都经历几百年的时间才实现这个目标。黑人、妇女和穷人长期没有获得选举权，美国要到1965年通过《投票权法》之后才取消了阻止穷人参与投票的文化水平测试，逐渐实现了全面普选[2]参见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40-148页。。公民权和选举权的确定都属于政治体系政治吸纳的范畴，只有通过政治吸纳明确公民权和选举权之后，才有政治参与的权利，公民才可以进行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是先有政治吸纳，后有制度化政治参与。除了确定公民权和选举权这两种最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吸纳之外，还有一些很具体的政治吸纳机制，下一节将会进行详细介绍。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知道，政治吸纳显然不同于政治参与。除此之外，政治吸纳与政治参与的关系，还有两个方面：一是吸纳而不参与。公民已经被政治体系吸纳，但是并没有具体的政治参与行为，这种现象在现代政治中十分普遍。如选举中的消极选民，政党中的消极党员，社会组织中的消极成员，以及我国政治体系中不作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等。古典政治是集吸纳与参与于一体的政治，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0页，第113页。；而一旦成为那一城邦的公民，就有参加议事和审判的活动的义务，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现代政治在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基础上，出现了吸纳与参与的二元化，从而形成了政治吸纳面不断扩大、而政治参与比率则不断下降的情况。在西方，主要表现为普选权实现之后，投票率反而持续下降，以及政党吸纳面扩大之后，政党人数反而减少等情况。二是参与而不被吸纳。政治参与处于政治吸纳的范围之外的情况，主要是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如通过一些非法的罢工、罢课、游行、请愿、示威、行贿受贿甚至个人暴力等行为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行为都属于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4]参见房宁主编：《中国政治参与报告》（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46页。。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国家各种社会政治运动兴起，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勃兴，而由政治吸纳所推动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日益衰落。但这种政治参与处于政治吸纳的范畴之外，不利于政治体系的稳定，更不属于政治资源配置的范畴。

政治吸纳也不同于行政吸纳。行政吸纳源于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提出的“行政吸纳政治”概念。“行政吸纳政治”是金耀基先生对港英时期香港政治体制的描述，主要是“指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把社会中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结构，因而获致某一层次的精英整合，此一过程，赋予了统治权力以合法性，从而，一个松弛的、但整合的政治社会得以建立起来。”“在这个行政吸纳政治模式运作中，英国的统治精英把政府外的，非英国的，特别是中国的社会经济的精英，及时地吸纳进不断扩大的行政的决策机构中去。”[1]金耀基：《中国政治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44页。“由此，‘行政吸纳政治’的准确表述应当是‘港督（英国人）通过行政吸纳（中国人的）政治参与’。”[2]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5页。显然，这是港英政府殖民统治时期以“行政”取代“政治”（代议制选举）而形成的一种非民主的政治体制。所以行政吸纳是政府吸纳，而政治吸纳则是包括政党、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内全方位的政治体系吸纳，政治吸纳比行政吸纳范围要广泛得多。

国内学界的一个较普遍的认识，就是把政治吸纳与政治参与混淆起来。如把当选人大代表和担任政协委员视为政治参与，实际上，当选人大代表和担任政协委员只是政治吸纳，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有了参政议政行为之后才能称为政治参与，如果只是作为消极代表或消极委员，不履行参政议政职责，就只有政治吸纳而没有政治参与。又如把执政党吸纳两新组织成员入党称为政治参与，其实这也是典型的政治吸纳，只有在入党之后有了政治参与行为我们才能称之为政治参与[3]参见王明生等：《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朗友兴：《政治追求与政治吸纳：浙江省先富群体参政议政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1页。。也有学者把政治吸纳与行政吸纳混淆起来，其实行政吸纳只是港英政府时期特殊政治体制的描述，与整个政治体系的全面吸纳完全是两回事。

三、我国政治体系中的政治吸纳机制

任何政治体系建立之后，都要从保持政治体系稳定的目标出发，确立其政治吸纳范围，从而形成政治吸纳机制。具体而言，我国政治吸纳机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党吸纳。政党吸纳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吸纳，另一个层面是民主党派的政党吸纳，而以第一个层面的政党吸纳为主。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吸纳主要是为了夺取革命胜利，掌握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的时候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党，然后在参与和领导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不断扩大吸纳范围。成为执政党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吸纳主要是为了巩固执政地位，保持政治体系稳定。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吸纳范围主要是工农兵。改革开放之初，随着知识分子被确认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进入中国共产党的吸纳范围。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以私营企业主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新阶层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结构变化，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4]《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页。，把新阶层人士吸纳到中国共产党内来。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透露，全国私营企业主中有1/3是中共党员[5]《社科院：40%党外私营企业主愿意加入共产党》，〔广州〕《南方都市报》2012年12月20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结构变化而进行政策调整，不断扩大吸纳范围，党员人数也从建国时的400多万人增长到8000多万人[6]截至2012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8512.7万名。〔北京〕《人民日报》2013年7月1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党吸纳能力。

我们接着来看民主党派的政党吸纳。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就从政体稳定和政党关系的角度出发，与民主党派协商确定了吸纳范围：“民革的对象是原国民党员及与国民党有一定历史联系的人士。民盟是文教界的知识分子。民建是工商业资本家和与工商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民进是中小学教师和文化出版界人士。农工民主党是公职人员和医务工作者。九三学社是科技界的高级知识分子。致公党是归国华侨及与华侨有联系的人士。台盟是祖国大陆上的台湾省籍同胞。”[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540页。同时协商确定民主党派“不在人民解放军系统、外交部门、公安部门、情报部门、革命大学及少数民族区域中发展组织或作组织活动[2]《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第五卷1950-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22页。。改革开放后，民主党派的政治吸纳范围逐渐发展成为三个为主：以协商确定的范围和对象为主、以大中城市为主、以有代表性的人士为主。同时，民主党派的吸纳范围随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也不断微调，如把社会和法制领域的代表性人士纳入民革的吸纳范围，把环境保护和人口资源领域的代表性人士纳入到农工党的发展范围。又如确定民主党派可以发展部分新阶层成员[3]参见中央统战部文件《关于协助民主党派进一步做好组织发展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2009）。。确定民主党派可以在哪些范围内发展成员是典型的政治吸纳。建国以来，民主党派人数也从建国初的不到2万人增长到80多万人[4]《民主党派履职：总人数80多万九成市县配党外副职》，〔北京〕《人民日报》2012年11月30日。。这个数字表明民主党派也有强大的吸纳能力。

总之，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强大的吸纳能力有利于维护整个政治体系的稳定。显然，大多数党员在吸纳进来之后并不存在政治参与行为，因而政党吸纳与党员的政治参与是两回事。

第二，人大、政协吸纳。人大吸纳主要是指政治体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制度性安排而进行的一种地域性吸纳。我国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看，只要属于我国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就可以通过参加选举的形式当选人大代表，这是我国人大制度安排的政治吸纳。同时，我国选举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代表构成中关于工人、农民和妇女代表的规定体现了政治体系对这些成员的政治吸纳。与此同时，选举法还规定了“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原则。”这一原则确立了城乡之间的平等政治吸纳。目前，我国有全国、省、地级市、县（县级市）和乡镇五级人大，大约有各级人大代表280万人[5]由于没有相关统计数据，这个数据是笔者根据随机抽取某一个乡镇、县、市和省的人大代表数量再乘以我国各级行政区划的数量而计算出来的。。显示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强大的政治吸纳功能。

人民政协吸纳主要是指政治体系通过人民政协制度的制度性安排而形成的一种功能界别性吸纳。也就是确定哪些人能参加人民政协，哪些人不能参加人民政协。人民政协成立之初，周恩来即通过对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条件设定来设定政治吸纳范围，他指出，“参加会议成员的条件应该是‘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及同意动员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是大家一致通过的意见。我们邀请代表就根据这个政治标准。”[6]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这就规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吸纳的基础，也把国民党与依附国民党的党团排除在人民政协的政治吸纳范围之外。根据这个基础，形成了后来的46个参加单位和662位代表。这些参加单位后来演变成为了人民政协的界别，在随后的各界人民政协中，都通过界别来设定人民政协的政治吸纳范围。目前全国政协共有34个界别，对应于社会上的主要社会群体，把各社会群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吸纳到人民政协来。目前，我国有全国、省、地级市、县（县级市）四级人民政协机构，共有各级政协委员约100万人[7]由于没有相关统计数据，这个数据是笔者根据随机抽取某一个乡镇、县、市和省的人大代表数量再乘以我国各级行政区划的数量而计算出来的。。吸纳了社会各界精英人士。需要说明的是，人大吸纳和政协吸纳都不等同于政治参与，只有在吸纳之后有了参政议政行为、影响公共决策之后才是政治参与，否则就不会出现消极代表和消极委员。

第三，社会组织吸纳。社会组织吸纳主要是指政治体系通过体制内的社会组织而进行的政治吸纳。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建立了一批社会组织，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此基础上建立了一批接受党和政府领导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被称为人民团体，属于党和政府的外围组织。这些人民团体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参加人民政协并成为人民政协的界别之一，这些社会组织包括：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侨联、台联、青联、工商联等8个单位，这些社会组织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即成立的最早的人民团体。另一类是建国初期成立但没有参加人民政协的社会组织，包括中国贸易促进会、外交学会、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国作家协会等。这些社会组织都是体制内社会组织，经过建国以来的持续发展，吸纳了社会各个方面的人才。如截止2011年底，中国工会会员总数已达2.58亿人[1]新华网《中国工会会员总数已达2.58亿》http://www.chinanews.com/sh/2012/07-18/4041621.shtml。。截止2012年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8990.6万名[2]中国青年网《截止2012年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8990.6万名》http://cpc.people.com.cn/gqt/n/2013/0503/c363174-21360506.html。。截止2010年底，全国工商联共有会员271万多个[3]http://baike.baidu.com/link?url=hjjfeHXjPt5zHM4Tk6pGoXQhmh9Pk3cedjM5F_bDuS9A8er1x0REZhwjZlOW5-KE。。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在原有社会组织之外又自发产生了大量体制外社会组织。据民政部2012年第1季度社会服务业统计数据，我国共有全国性社会团体25.8万个，地方性社会团体数量更为惊人。这些社会组织中大量属于体制外社会组织。政治体系要保持稳定，就需要有选择性地扩大对体制外社会组织的吸纳面。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决定指出，“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扩大了这四类社会组织进行吸纳的力度。当然，这里所说的社会组织吸纳，是以体制内社会组织的政治吸纳为主。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穿到上述四种政治吸纳机制之中，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以社会各阶层和各界力量为外围的同心圆结构。这种政治结构是我国政治体系的重要特征。

四、政治吸纳与政治稳定

我国政治体系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强大的政治吸纳机制，把大量的社会成员吸纳到政治体系中来。而且我国的政治体系还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不断调整吸纳范围，扩大政治体系吸纳面，使政治吸纳适应社会结构变迁，保持政治体系的吸纳弹性。总之，我国政治体系编织了一张庞大政治吸纳之“网”。这张“网”可以从三个方面保障政治稳定。

第一，政治吸纳、有序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目前我国政治参与的问题主要是公民有很高的参与热情和参与需求，但是缺乏通畅的合法参与途径，从而导致非制度化参与大量出现。因而需要把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纳入到制度化的轨道，实现参与的有序化。而要把非制度化参与纳入到制度化轨道，需要“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也必须随之提高。”[4]〔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3页。而在政治制度化程度不可能短期内提高的情况下，政治吸纳恰恰可以弥补政治制度化不足，以政治吸纳来推动有序政治参与。以私营企业主为例，在其自身企业还没有发展壮大的时候，他可能会遭遇政治参与障碍。但是当企业发展壮大的时候，他会忽然发现自己“闯进”了政治，因为他被政治生活吸纳了，担任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工商联委员、青联委员等职务。如浙江省富通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建沂的身份包括浙江省政协委员，杭州市人大代表，富阳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经济工作委员会主任、浙江省委常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全国青年联合会会员，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杭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富阳市工商业联合会会长等[1]参见朗友兴：《政治追求与政治吸纳：浙江省先富群体参政议政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王建沂集政党吸纳、人大政协吸纳和社会组织吸纳于一身，有了这些政治身份之后，他就可以通过政治体系配置给他的政治资源而进行政治参与，原来被封闭的政治参与之门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而且有了多重参与渠道（可以通过人大、政协、政党或社会组织等任一渠道参政），进入了有序政治参与轨道。政治制度化吸纳政治参与就是为了实现参与有序化，现在政治吸纳帮助政治制度化实现了这个目标。有序政治参与又促进了政治稳定，形成了政治吸纳——有序政治参与——政治稳定的政治逻辑。

第二，政治吸纳、政治认同与政治稳定。政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如人们把自己看作是某一政党的党员、某一阶级的成员、某一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或某一政治信念的追求者等等，并自觉地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在我国的政治体系中，公民被政治体系吸纳之后容易形成一种政治激励，呈现出“被选中”的感觉，这种感觉能够培育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反过来，正因为政治认同，才会被政治吸纳。政党吸纳与政治认同相辅相成。除此之外，中国政治体系还有非常强大的学习培训机制，公民被吸纳之后还要参加各种学习培训活动（各级党校主要负责党内培训，各级社会主义学院主要负责进行党外培训），政治培训的主要目标就是培养对党和政治体系的政治认同。所以政治吸纳能够创造政治认同，并由政治认同而规范政治行为，促进政治稳定。形成了政治吸纳——政治认同——政治稳定的政治逻辑。

第三，政治吸纳、政治调控与政治稳定。政治调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政治动员，另一个方面是政治控制。“所谓政治动员，简单讲就是执政党或政府利用拥有的政治资源，动员社会力量进行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目标的政治运动。”[2]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1页。公民被吸纳进某一政治组织之后，就成为了党和政府政治动员的对象，党和政府可以通过组织渠道把政治意志贯彻到每个成员，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这也是我国政治体系能够集中大量办大事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政治动员之外，政治体系还可以通过政治吸纳所形成的组织渠道对被吸纳进来的公民的政治行为进行控制，能够通过组织层层打“招呼”，使被吸纳者能够与整个政治体系中保持一致。一旦出现政治危机，政治体系能够对政治吸纳对象的行为进行政治控制，从而保持政治体系的稳定。形成了政治吸纳——政治调控——政治稳定的政治逻辑。

五、结论

根据亨廷顿公式和大量西方学者的观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参与的扩大与政治制度化程度的不足必然会造成中国政治不稳定。但事实上中国并没有发生危及政权的政治动乱，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倒台，西方学者主要从政党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解释，本文尝试从政治体系的角度对此进行解释，阐述了中国政治体系的政治吸纳功能。政治吸纳是政治体系基于功能实现而对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政治吸纳不同于政治参与，也不同于行政吸纳。我国政治体系的政治吸纳机制主要包括政党吸纳、人大政协吸纳和社会组织吸纳三个方面。政治吸纳能够从创造政治认同、促进有序政治参与和政治调控等方面保障政治稳定。因而，本文的结论非常简单，即中国政治体系具有强大的政治吸纳能力，政治吸纳是保障政治稳定的一项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钱继秋〕

肖存良，复旦大学统战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 200433

本文系作者承担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年课题“人民政协在地方立法协商中的作用”（11CZZ01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