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习性：延续或混乱？
——L市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学解读

蒋 培，李明华

(1.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南京 210098；2.浙江农林大学 法政学院,浙江 临安 311300)

一、 问题的提出

生态环境的破坏是自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以来一直困扰人类自身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历史上曾发生过像日本水俣病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污染事件等令人类永远难以忘却的环境公害事件，但悲惨的历史剧目并没有因此而退出世界的舞台，在发达国家逐渐认识到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对自身社会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与不可挽回的损失时，各发展中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却依然走上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从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来看，则正处于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事件的高频发时期。以中国为例，雾霾事件、“癌症村”曝光、巢湖蓝藻事件、食品安全事件等生态环境问题都无时无刻地刺激着社会公众脆弱的神经。但幸运的是，社会公众的压力，新闻媒体的曝光，国际形势的倒逼等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开始促使发展中国家寻求相应的政策措施、法律制度、市场手段、环境教育等方式来缓解国内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问题。

发达国家已经出现过及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工业化道路中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问题，在大多数时候都被认为是处于对立面，两者之间难以进行很好的协调，其实不然——世界上仍有很多成功的案例说明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必然矛盾或冲突，这两者关系只是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多维视角中的一维而已，并不构成社会的整体甚至大多数。事实证明，人类需要从历史变迁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吸取经验，来塑造属于人类自身的现代社会，延续自古以来人与自然协调相处的优良生态习性，立足于自然但又不超越自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能够保护好生态环境，实现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但这种生态习性是什么呢？在这样一个以利益至上的现代社会中，生态习性又何以延续？其内在价值能否真正被人类社会所接受？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解答。本文正是以生态习性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实证案例来说明，一种优良的生态习性的延续是生态环境得以保护的必备社会历史条件;反之，生态习性的混乱或消失,必将导致严重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事件。其外在的表现则是，人类自身的行为是生态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

二、 理论视野：习性(惯习)、生态习性与环境行为

习性一词在《汉典》词典中所查含义包括两项：一是指长期在某种环境中逐渐养成的特性；二是指修养性情。根据布迪厄的理解，“习性是一种促使行为产生的‘具有结构的结构能力’。习性是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是一些有结构的结构，倾向于作为促结构化的结构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作为实践活动和表象的生成和组织原则起作用，而由其生成和组织的实践活动和表象活动能够客观地适应自身的意图，而不用设定有意思的目的和特定掌握达到这些目的所必需的程序，故这些实践和表象活动是客观地得到‘调节’并‘合乎规则’，而不是服从某些规则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是集体地协调一致，却又不是乐队指挥的组织，是作用的产物”[1]37。 正是通过习性—场域之间相互耦合关系，行为人才能做出各种“合情合理”的行为与实践活动，而在众多影响因素中，经济逻辑也只是其中的一条原则而已，“除了这些(经济逻辑)，实践活动还可以有其他的准则。这就是说，是实践形塑着一种经济，它遵循着某种固着的理性，但这种理性却不能局限于经济理性，因为实践经济(the economy of practices)的全貌涉及到广泛多样的职能和目的。要是把丰富多彩的行为形式归结为机械的反应或是仅出于目的明确的行动，又怎么能够说清楚所有那些虽不是出于有根有据的意图，甚至也没有特意盘算过，但却也是合情合理的实践呢？”[2]162-163

在布迪厄习性概念与内涵的引导下，笔者认为，同样，在生态环境这样一种场域之下，也必然存在着与之契合的习性，或者称之为生态习性。根据百度百科中有关生态习性的解释，“生态习性是生物与环境长期相互作用下所形成的固有适应属性。如水生植物它们长期生活在水中，就形成了有气孔、干轻中空、叶片中有气囊等固有的生态习性”[3]。这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阐释生态习性所具有的特性，本文所理解的生态习性，更关注从社会文化传承的视角来解读习性的延续与作用。生态习性是人类自身的一种固有适应属性，能够与周边的生产、生活环境相辅相成的行为倾向系统，或者说这种习性是“深刻地存在在性情倾向系统中的、作为一种技艺存在的生成性(即使不说是创造性的)能力，是完完全全从实践操持的意义上来讲的，尤其是把它看作某种创造性艺术”[2]65。生态习性的形成具有历史性和地域性，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经过了长时期的适应与调适，实现人类自身行为与周边环境的相互统一与契合，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这种稳定性也处于不断变化与动态改变的过程之中，生态习性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与此同时，生态环境也会随着人类的性情系统的改变而发生各种变化，环境与习性的关系也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维持着相辅相成的契合状态。生态习性的延续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复杂的综合性过程，并不仅仅从经济利益角度来思考问题，而需要从当时、当地的现实状况与场域特点出发，人的性情系统通过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不断调适、消化、吸收、推广与转变，逐渐趋于稳定与平衡状态。所以说，这一延续模式，不但是时间上的积累，也是社会与生态环境状况发生改变的过程。同样，生态习性也会存在断裂或混乱状态，而这也会带来各类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问题，需要场域(生态环境)的外部条件发生改变或者人的性情系统予以调适，来重新建立新的或回归原有的生态习性，以此来保持一种生态环境与生态习性相辅相成的契合状态。

从生态习性概念出发，可以认为是从习性概念所引申出来的下位概念，具有习性所具有的相关特征。第一，生态习性应与周边环境状况相一致。根据“习性—场域”的相联系性，生态习性同样具有类似的适应性要求，只有形成与周边环境状况相一致的生态习性时，才能保持住良好的生态环境状况，否则，必将会造成各种环境问题；第二，生态习性具有一种持久性。生态习性是一种较为稳定的性情倾向系统，在环境中保持一种长期的稳定性与可靠性，实现人的行为与生态环境状况相一致；第三，生态习性具有动态的转换性。从长远的角度来分析，生态习性同时也具有转换性质，能够随着周边环境、社会状况、经济发展、文化习俗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试，在此过程中实现生态习性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适应；第四，生态习性具有主动性。生态习性虽然需要与周边的生态环境相一致，但是生态习性本身可以做出事先调整，以此来实现更为合理的契合状态，提升周边的生态环境质量。

布迪厄也曾指出“惯习由原则构成，由此产生实践……某种意义上，惯习代表权力运用和统治结构的结晶化上的点。作为场的结构和场中实践之间的中介概念，它把统治关系转变为权力，转变为有权使用的资源”[4]。正是生态习性的桥梁作用，生态环境与环境行为之间形成了直接的互动联系，环境行为是人类生态习性的外显标志。通过环境行为的实践活动，生态环境状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并反馈给人类自身的性情系统，造成性情系统的调适，形成对生态环境的新的平衡状态，与此同时，人类具有主观的能动性，通过改变自身的性情系统来形成新的环境行为而作用于外部生态环境，导致周边生态环境出现新的情状。同样，环境行为也可以称作是生态习性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连接纽带，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够改变生态环境，也只有生态习性的变化才能促发新的环境行为产生。但正如布迪厄所说，场域、惯习与实践活动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循环论，生态环境—生态习性—环境行为三者之间也不是简单的循环反复过程，而是因时、因地地与周边的生态环境与整体的社会情景联系起来，相互影响，相辅相成，达到一种稳定的契合状态。

三、 生态有序：习性的延续

生态环境状况的好坏与生态习性的延续有着直接关联。在整体经济社会文化等状况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人类自身的性情系统必然会发生改变，生态习性也会随之变化，或者能够成功地延续原有生态习性的特点，通过环境行为来逐步改变外部生态环境，最终实现生态环境与生态习性之间新的契合状态。实证调查发现，生态习性的延续模式主要有三种：直线型延续模式、曲线型延续模式与断裂—缝合型延续模式。其中，直线型模式是最为平缓与稳定的模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最小；断裂—缝合型模式则经历了一段变化巨大混乱期与迷失期，重新回到了一个新的契合状态，相对更为复杂；曲线模式则介于两者之间。

(一) 生态习性的直线型延续

本次调查，笔者对L市W村的规模化畜禽养殖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研究。全村主要是以小规模养殖为主，一般每家每户猪的养殖数量在100头左右。由于这种家庭作坊式养殖模式设备比较简陋，养殖条件与技术也不成熟，经营户的环境意识与责任意识比较缺乏，在养殖过程中，养殖场所中的大量猪粪、猪尿不经处理就直接排放到外环境中，严重危害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但是，规模化畜禽养殖的粪便并不是没有办法进行有效处理。在W村附近的Z村调查中，笔者了解到，通过农民自身的创新与实践摸索，已经形成了“猪粪—蚯蚓—鸡”、“猪粪—沼气—果竹菜”、“鸡粪—鱼—果竹菜”等多个循环模式。在整个循环过程中，首先利用猪粪来养殖蚯蚓，经蚯蚓消化吸收后的残留物与剩余的猪粪则通过现代化工业的加工处理制成有机肥，作为农业生产与林业种植的肥料，同时，猪粪、生活污水等也能够进入沼气池发酵产生沼气来做饭、取暖等，沼液则可作为果竹菜的肥料；其次，通过猪粪喂养的蚯蚓可以作为家鸡喂养饲料，而家鸡所产的鸡蛋则作为农民主要的农业产品，当地人把其称作“蚯蚓蛋”。由于不使用工业饲料而是用蚯蚓喂养家鸡，所产的鸡蛋品质上层，市场上供不应求；再次，饲养家鸡过程中养殖粪便同样可以用于喂养蚯蚓；最后，部分鸡粪、猪粪经过杀菌处理之后可以饲养鱼类，并利用池塘中的淤泥来种植果竹菜等。整个循环过程，不仅减少了猪粪、鸡粪等污染物的环境危害问题，也帮助农民创造了一条经济收入可观的现代化致富之路。

在原有传统农业知识的基础上汇集现代技术与科技知识，形成符合当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的新模式，不仅没有造成生态环境上的任何负面影响，而且还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Z村的发展模式就属于比较典型的生态习性直线型延续模式，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之际，生态习性也发生了改变，并作出新的预测，然后再生产出新的结构。在这个过程中，生态习性与外部生态环境之间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契合状态，没有出现大的断裂或混乱，但这些都需要建立在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正如布迪厄所言：“习性的预测是一种建立在既往经验上的实践假设，对最初的经验特别倚重……习性是历史的产物，按照历史产生的图式，产生个人的和集体的、因而是历史的实践活动；它确保既往经验的有效存在，这些既往经验以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的形式储存于每个人身上，与各种形式规则和明确的规范相比，能更加可靠地保证实践活动的一致性和它们历时而不变的特性。”[5]据笔者的调查发现，这种原有经验的较好掌握与生态习性的成功延续主要是体现在地方精英身上，这具有一种创新性与引领性的现实意义。

(二) 生态习性的曲线型延续

生活习性的延续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很多时候需要经过不断地调适与适应，才能形成新的契合状态。笔者以农村生活污水与生活垃圾的环境影响为例来说明生态习性延续的曲线模式。随着农村日常生活垃圾数量的不断增多，生活垃圾处理已成为农民当前需要面对的重要难题。由于农村生态环境与城市生态环境存在不同之处，农村生活中的很多生活垃圾(如厨余垃圾)可以直接作为肥料还田还地。但从当前的农村垃圾回收模式来看，很多地区都照搬城市垃圾处理方式，不仅减少了农用有机肥料的数量，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农村垃圾的产生量，为垃圾的后期处理增加了相应的负担。与此同时，农村地区的生活污水(厨房废水和卫生间废水)、畜禽粪便等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影响到农村地区整体生态环境的质量，阻碍了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本次调查的H村位于L市的西南部，主要以农业与林业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H村可以说是大山中的“世外桃源”，生态环境优美，村庄内古建筑保存完好，村落的文化气息浓厚，形成人与生态的和谐统一。但是，在新农村建设的最初阶段，H村也遇到了不少问题，生活垃圾乱堆乱放，生活污水乱排放，牲畜粪便臭气熏天等都是当时村庄实际生活中存在着的现象。随后，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当地村委也开始按照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开始设立垃圾回收箱回收生活垃圾与铺设污水管道来进行统一处理生活污水，但实施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H村位于山谷地带，与周边的村镇距离较远，进行垃圾回收处理的交通运输成本过高，村委难以承担；二是生活污水进行统一纳管处理后，农民没有了足够的农家肥与有机肥来种植蔬菜与培育苗木，而且生活污水的生化处理成本也很高，此外还要附加一定的设备日常维护费用。正是上述原因，促使当地农民思考如何从本村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形成一套合理有效的处理生活垃圾与生活污水的方法与手段。经过不断尝试与比较，H村最后确立通过建设高标准的人工沼气池来有效处理部分生活垃圾、生活污水以及牲畜的粪便。沼气池的循环利用模式，不仅能够为农民提供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燃料，减少对树木的砍伐，也有效地处理了各类可腐烂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与牲畜粪便，同时也保障了农民日常生产所需要的农家肥。与此同时，村委在村周边建立了垃圾焚烧炉，通过对生活垃圾进行简单的分类，对可回收部分进行回收利用，对不能回收部分进行焚烧处理，既减少了垃圾的数量，也降低垃圾填埋所需要的成本。沼气池循环利用项目的建立，不仅减少了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更为清洁的燃料与便利的农业生产条件，大大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H村的生活污染处理情况可以通过对该村潘书记的访谈来进一步说明：

当初我们也是按照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在村庄中铺设了污水管道，每天通过垃圾车把垃圾运送到外边的填埋场进行填埋，但是，这样实施了之后，老百姓没有了农家肥来种菜、栽培苗木了，与此同时，由于我们村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通过车辆运送到外边填埋场的运费很高。所以，我们就开始想办法，找了浙江农林大学环境科学的专家来我们村进行考察，在村里安装了高效的沼气处理池，听说这技术还是从德国那边传过来的，垃圾也采取了就地焚烧的办法。老百姓可以把日常生活的各种厨房垃圾等可腐烂性的垃圾都放进沼气池进行处理，同时，还可以利用沼液来作为蔬菜和苗木的肥料，沼气还可以当作燃料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不仅减少了环境污染，也提高了农家肥的利用效率。(对潘书记的访谈笔录，2013年7月23日)

生态习性的暂时性混乱或者滞后，环境行为可能表现出破坏生态与污染环境的现象，这也是经常性存在的情状，需要通过性情系统不断地调适和适应来获取生态环境与生态习性之间的新的契合状态。布迪厄也指出，“也存在一些情况，惯习和场域之间并不吻合。在这些情况里，除非你考虑到惯习和它特有的惯性，特有的滞后现象(hysteresis)，否则其中的行为就不可理解”[2]175-176。所以，当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例如在现代性的侵袭下，很多原有的社会条件与环境基础发生了改变，人的性情系统也出现了新的状况，环境行为也会随之出现变化，倘若不遵守生态环境的规律或突破条件限制，那么生态环境就会遭到破坏。而这些变化势必又会影响人的性情系统，从而产生新的环境行为并作用于生态环境。在不断调适与适应的过程中，保持生态习性中原有价值的部分来实现与生态环境相契合的生态习性的回归，但很可能并不是原有的契合状态。这也同样说明延续生态习性的本质意义就是需要能始终结合当地的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做出与生态环境相适合的环境行为，来实现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相处。

(三) 生态习性的断裂—缝合型延续

上述两种延续模式是生态习性延续过程中比较成功或者说顺利的模式，都是在原有的生态习性的基础上寻求适当的环境行为来保持生态环境与生态习性之间的契合。但是，一旦原有生态习性因外部条件和社会基础的变化而发生断裂或混乱，就会陷入到迷失之中，一时也难以树立合适的性情系统，环境行为势必会出现大的改变，进而会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效应。此时，就需要根据外部环境与社会结构状况来树立新的性情系统，并通过不断的调适来缝合原有生态习性与新的生态习性之间的断裂，逐步形成生态环境与生态习性之间的统一。

本次调查在L市G村就遇到了一个缝合型延续的案例。G村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型村庄，种植水稻与收获雷笋是当地人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由于工业很少，人口数量也不多，农民的经济条件也还可以，周边生态环境状况保持得十分优良。随着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不断发展，G村开始从事污染较为严重的照明产业的发展，并不断地扩大规模，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享有知名度。但与此同时，G村的水环境与大气环境都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污染，尤其是其中的节能灯管的汞污染，有的时候甚至严重到影响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很多有钱有势的人都居住到了周边的县城或者乡镇，而污染企业却留在G村。剩下的村民不得不面对这令人生畏的环境污染问题，但是，原有的那套传统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也难以有效应对这工业化所导致的化学性污染的，这不得不逼迫村民去寻求新的方法与手段来应对这些环境污染问题。通过政府颁布相应的治理措施与法规，建立现代工业污水处理设备，更新企业的生产设备与提升生产技术等等，来逐步建立一种新的平衡状态。就G村当前的生态环境状况来看，处于一种向着和谐、稳定的方向运转，逐渐形成人与生态环境之间协调有序的关系。就如G村的会计所说，G村的环境经历了很大的变化。

以前集体化的时候，我们这边都是农田，山上都种满了树，溪里的水也很清澈，可以说是山清水秀，但是等到节能灯厂一开始办，就开始有污染了，严重的时候，溪里的水都不能洗东西，那时候还有全镇大范围得流感的情况，主要是水质情况不太好。我们之前是喝溪里的水的，到后来村里开始挖井，喝井里的水，再到后来建成了水库，就开始喝水厂里的自来水。节能灯厂经过这几年的整治，整体的环境状况有所好转，我们这边的环境要比以前要好一些，水里可以洗东西了，但我还是用自来水洗，到了夏天的时候，也有大人、小孩在溪里游泳的，水质情况逐渐好转……”(对曹会计的访谈笔录，2013年12月28日)

先断裂后缝合的延续模式使得生态习性经历了一段剧烈的混乱与动荡期，在外部条件变化的过程中，原有的生态习性被抛弃，难以用来适应当前的生态环境状况，需要建立新的生态习性，迫使人的性情系统发生大的转变，很多时候也表现为一种弱者的无力感。“相同的潜在行为倾向通过使在经济和文化上最无实力者适应生成行为倾向的特殊条件，从而使他们不大可能或不可能适应经济大世界的总体要求(比如计算或预测)，最后促使他们接受由这种不适应即他们的不利条件造成的消极结果”。[1]97-98

四、 生态失序：习性的混乱与消失

当生态环境出现恶化时，也意味着生态习性出现了混乱甚或消失，混乱并不可怕，很多时候只有经过暂时性的混乱才能更好地寻求到适合的协调状况，出现混乱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达至更为长久的生态延续模式与稳定的契合状态。但当混乱占据了主导地位，难以树立恰当的性情系统与做出正确的环境行为时，生态将会一直处于失序状态，环境污染状况也会越来越难以控制，生态习性也难以与生态环境相契合。而一旦出现了生态习性的消失，那生态环境所遭遇的破坏与损害将会更大，甚至很多时候是不可恢复性的。

(一) 生态习性的断裂与混乱

生态习性的断裂与混乱是造成生态环境问题凸显的重要原因，上文中已有相关案例，此处再以正处于混乱阶段的调查案例来进一步说明，生态习性的断裂与混乱可能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及对当地居民生产、生活造成影响。

农家乐产业的发展是山区农民利用当地优良的自然资源与地理环境来进行创收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进行工业化生产所带来的污染，同时也为当地农村地区健康、有序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在农家乐产业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行业规范不统一、相关设施标准不配套、管理制度欠缺等问题，导致农家乐产业发展中的生活垃圾与生活污水污染问题逐渐突出，使得农家乐产业发展形成了从“卖生态”到“坏生态”的恶性循环。本次调查以L市N村为调查对象，N村位于L市的北部，自然条件优良，是一个典型的靠农业和林业发展为主的山区小村。目前，N村的农家乐产业发展正处于发展初期，经营规模比较小，全村农家乐经营户的数量只有三十余家，占到全村居民户数的10%左右。但目前N村农家乐产业发展已经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主要有：行业规范不健全，组织结构不合理，配套设施不齐全，经营服务水平参差不齐，生活垃圾、污水污染问题开始显现，等等。上述问题的出现已经开始影响到当地的农家乐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以环境问题为例，在N村村中的一个池塘，因生活污水的污染已经开始发黑变臭，破坏了整体景观的和谐统一，并对农家乐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由于生活污水处理不当，直接排放到外环境，污水流入饮用水源保护区，影响到下游饮用水安全；土地资源管理不善，各类违规占地建房的情况不断增多，甚至出现了农村“小产权房”①，影响到当地整体环境景观。由于当前N村在农家乐产业发展方面仍处于早期阶段，当地村民并没有对相应问题的出现予以关注与重视，仍把经济利益作为主要的出发点，也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与手段来防止上述问题发生。通过实地的访谈，可以进一步对N村的农家乐产业发展有所了解：

现在我们这边的农家乐数量逐渐开始增多，这边的新楼房的数量也大量增加，楼房的层数也增多了。村里面的垃圾数量也随着农家乐的开展逐渐增多，生活污水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像我们村里的水塘都受到了影响，水质越来越差，主要是农家乐的生活污水排放到水塘中造成的影响。环境没有之前好了。(对路边阿姨的访谈笔录，2013年8月24日)

生态习性的断裂或混乱，实质就意味着与原有生态环境系统相契合的性情系统发生了改变或难以与现有的生态环境之间形成协调一致的契合状态，从而必将会导致不符合常理的环境行为或者难以做出“合情合理”的实践活动，进而形成生态环境与生态习性之间的失衡，两者难以进行契合。因此，如果惯习运用时的社会条件和生成时不同，行动者身处不同的场域(或者即使在共时条件下，由于场域的分化表现为价值观各有千秋、规则各不相同的多个小世界)，在惯习的滞后作用下，行动者脱域、失域、错域的问题就浮现了出来，本来带有几分理想化和功能论色彩的各种“合理的”、“符合常识”的行为不再，我们可能观察到的行为由于失去了固定的图式而呈现出一种多样性。[6]暂时性的断裂或混乱并不是最严重的情势，通过内外部条件与性情系统的改变，只要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进行不断调适与适应，最终可以达到一个稳定与契合状态，但如果生态习性在生态环境变化中消失了，那么势必将会从根本上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不可逆转性。

(二) 生态习性的消失

当居住在某一地域中的人群的生态习性消失之后，也就意味着此处的生态环境也难以经过人类环境行为的作用与改善，与生态习性实现平衡的契合状态。在此种情况下，生态环境往往是被人类所遗弃，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直接关联也逐渐消失，最终导致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与永久性的损害。当然，在现实中此类情况属于极少数。

在L市进行调查过程中，笔者并没有发现存在生态习性消失的现象，此处引用一则新闻报道来予以说明与阐释。据《新京报》报道，永泰古城，位于甘肃景泰县寺滩乡，建成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旧时，古城护城河环绕，河宽水深，人畜不能自由跨越。城外方圆几十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平川沃野，城背后山林茂密，可潜藏千军万马。但如今这里全没有了古时候的模样。近几十年来，由于生态恶化严重，水资源严重匮乏、土地沙化和盐渍化、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迫使城中的居民不得不向外界转移，古城的人口从1300多人锐减到一百多人。在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像永泰古城这样因为生态日益恶化而遭到废弃的村庄还有很多，大量的人口因此离开祖祖辈辈生活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村，去另寻环境适宜的陌生地谋生。[7]从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中并不存在惯习消失或者不存在的场景，有场域必将会有惯习，两者本身就是相互耦合，是一对天然并存的概念。所以，此处笔者所言的生态习性的消失并不仅仅是从场域—惯习的理论角度来看待问题，当外部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生态环境也不适于人类自身从事生产、生活的时候，人类就会离开这片区域，此处的生态习性也会随着人类的迁移而逐渐消失，原有的生态习性在陌生的生态环境中肯定难以适应，无法做出“合情合理”的行为，所以，原有的生态习性必将逐渐被替代。与此同时，随着人的性情系统的改变，生态习性将会在另一处场域中找到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契合，形成新的平衡状态。而就当地的生态环境而言，随着人类的迁移也就没有逐步改造环境的行为出现，任生态环境处在恶性循环之中，最终导致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这也可以从上述报道的案例中呈现出来。

五、 结 语

可以看出，习性这一概念反映的是社会结构与主体内化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本文利用习性概念来说明不同生态环境的变迁情况，就是认同布迪厄所说的习性并不是机械地受到外部社会条件的影响与作用，其本身就能结合各种实际情况与自身的内在条件做出主动的回应与形成自我认知图示。本文借助布迪厄的习性概念引伸出了生态习性的说法，进一步认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维持是与生态习性的延续有着直接关联：第一，环境行为作为生态环境与生态习性之间的桥梁，可以很好地呈现出生态环境与生态习性之间契合状态的重要性；第二，在外部条件与社会结构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保护好生态环境，需要生态习性能得以成功地延续，做出正确的环境行为，其延续方式有直线型、曲线型与断裂——缝合型模式；第三，当生态习性出现混乱或断裂时，生态环境势必会受到影响，进而需要予以调适，否则，生态环境将会不断恶化，甚至会严重影响到人类基本的生存条件，有可能出现生态习性的消失；第四，总的来分析，生态习性的延续或混乱都是建立在原有的生态习性与生态环境契合状态的基础上，这种契合不仅是历史的积累，更是自然地理、社会条件、文化因素等共同作用所形成的，生态习性如能在外部条件变化的情况下进行调适、适应，就可以继续保持这种契合状态，成功实现延续，否则，将会出现混乱甚至消失。

进一步而言，从本文的分析与研究中，可以看出生态环境保护与人类自身的生态习性或者是相应环境行为的性情系统是直接相关的。而这种生态习性是长时间与周边生态环境不断适应中“积淀”而成的，实现了生态环境与生态习性之间比较“默契”的状态，人类在此种生态环境之下能够“自然”地做出各种“合情合理”的环境行为。因此，如果外部条件或社会结构在短时间发生重大变化与调整，会造成生态习性的混乱与难以适应，进而会导致对周边的生态环境的诸多负面影响。

注释：

① 所谓“小产权房”是指在农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等费用，其产权证不是由国家房管部门颁发，而是由乡政府或村委会颁发，所以叫做“乡产权房”，又叫“小产权房”。在N村，“小产权房”用于长时间段的出租，例如30—50年的出租权。

参考文献：

[1] 布迪厄.实践感[M].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

[2]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3] 生态习性[EB/OL].[2013-03-22].http://baike.baidu.com/link?url=b-b3M1HCtWK6 UEkNCkjqYEzM5P8u Dhc-VWymlw0 wJ_lcToCidgpz HhDHgyB9XFJXTjA7yn PZ1bu_mkGjCCO4ga.

[4] 米歇尔·佩尔伦. 布迪厄的场和福利社会学[J].方卫华,译.国外社会学,2001(5):32-41.

[5] 刘欣.阶级惯习与品味: 布迪厄的阶级理论[J].社会学研究,2003(6):82-83.

[6] 杨可.适应与不适——论布迪厄实践理论中的“惯习”概念与社会条件的关系[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78-83.

[7] 郭铁流.枯城[N].新京报，2013-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