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精神”研究综述

杨晓伟

(中共嘉兴市委党校 红船精神与科学发展研究中心,浙江嘉兴314001)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尽管 “红船精神”在20世纪初就已经存在了,但,以理论形态提出却是2005年之后的事情了。中共嘉兴南湖区委开展的关于 “红船精神”的大讨论,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集思广益,对嘉兴人文精神初步作出的概括—— “开天辟地、坚定信念、劈波斩浪、扬帆引航”,引起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的注意。2005年6月21日,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征程的重要历史阶段,结合当时正在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努力使浙江省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的历史性时刻,习近平同志在 《光明日报》刊文 《弘扬 “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站在时代和理论的高度,正式提出并系统论述了 “红船精神”的科学概念及深刻内涵。

之后,学界围绕这一科学概括,从理论、实践的多个视角和层面,对 “红船精神”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

一、关于 “红船精神”的科学内涵

关于 “红船精神”概念的内涵及外延的厘定,最为明确的当属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所概括的——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1]围绕这一深刻、精炼的论断,有学者对 “红船精神”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解读,大都认同 “红船精神”是对在党创立时期及其随后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实质的历史概括。[2]细微的差别在于,有观点认为 “红船精神”也具体包括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实践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实质;[3]在 “红船精神”与建党精神等概念的厘定和区分上,大多数研究者都认可 “‘红船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的提法。[4]15从修辞学角度来讲,“红船”是 “指代”,“她指称和代表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及所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开展的一系列早期革命斗争及其相关活动所形成的革命精神”,因此,不能顾名思义,把其偏窄理解为 “偶然转移,一条小船,半天短会”。①张志松.“红船精神”及其中国革命精神源与流的相关研究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暨红船精神与嘉兴科学发展研讨会论文集：87-97。有研究者进一步认为,“红船精神”的核心内涵就是首创精神,实质就是创新精神。②王河,于水法.继承南湖 “红船精神” 发扬南湖 “红船精神”.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暨红船精神与嘉兴科学发展研讨会论文集：27-31。也有研究者认为,继承和发扬 “红船精神”的内涵就是要继承、发扬 “立志救国救民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百折不挠、探索真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精神”“不畏艰难、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英雄主义气概”和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③彭世杰.王会悟对中共一大的历史贡献.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暨红船精神与嘉兴科学发展研讨会论文集：125-130。也有研究者把“红船精神”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引向深入：它不仅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精神之源”,也是 “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复兴的新起点”。在基本精神基础上,可进一步构建为 “三个指向”与 “九大要点”。“三个指向”指 “革命与做事的能力状态 (首创)、意志品质 (奋斗)和道德信念 (奉献)”。由于能力状态、意志品质与行为实践联系紧密,道德信念与思想信仰一脉相承,因此,构建红船精神的重点应放在道德信念方面。“九大要点”指立党为公、为政以德,心系民族、思想开放,学习先进、以华为本,来自人民、服务人民,同心同德、民主包容,审时度势、不计前嫌,思想先导、实践第一,勇于探索、经世致用,敢于牺牲、百折不挠。其外延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1927-1949年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二是新中国成立至今,党和人民在各个建设阶段焕发出的时代精神”。④黄化.论 “红船精神”研究的几个问题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暨红船精神与嘉兴科学发展研讨会论文集：104-110。

二、关于 “红船精神”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文化渊源

嘉兴成为党的诞生地的原因,也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事实上,当时中共 “一大”“续会”的候选地址还有除法租界之外的别国租界和杭州等地,之所以最终选择了嘉兴,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偶然性中蕴含必然性的结果.表现在：就重要因素来说,浙江地区受近代革命思潮影响的社会思想基础较深厚;就直接原因来讲,从事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浙江籍先进知识分子较多;就客观条件而言,处在沪杭之间的嘉兴,其独具的 “地域融合”“人缘相亲”和 “交通一体”等地理位置优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6]此外,中共 “一大”非代表成员王会悟的建议对于代表们最终决定在嘉兴南湖 “续会”起到了重要作用。[5]以上因素共同促成了中共 “一大”代表选址嘉兴“续会”的历史结果。

作为诞生于20世纪初的 “红船精神”,对其历史背景的研究不应该被忽视。有研究者认为,当时给出的5个新文化要素 (“科学”“民主”“新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人阶级”),其 “文化结晶”成功的标志就是中共 “一大”在嘉兴南湖的胜利落幕。由此创造了富于中国特色的 “6+1”模式。⑤张希贤.论 “南湖文化”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暨红船精神与嘉兴科学发展研讨会论文集：1-6。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形成的条件包括：“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伟大使命”是历史依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思想理论基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是文化条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建党实践”是实践基础。①陈水林.“红船精神”与党史文化的源流.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暨红船精神与嘉兴科学发展研讨会论文集：61-70。还有研究者从政党文化的角度,就 “红船精神”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政治文化功能做了较为深入的论述,认为这一精神的基本特征呈现出 “政治性”“人民性”和 “实践性”;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角度来看,“红船精神”是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中共 “政党文化的重要内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政治文化的认同功能、激励功能、整合功能、政治社会化功能、政治稳定功能、政治发展功能等。②刘江宏.论 “红船精神”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政治文化功能.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暨红船精神与嘉兴科学发展研讨会论文集：55-60。

对于 “红船精神”的文化渊源,不少研究者从中国传统文化、浙江乃至嘉兴的地域性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各自影响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有研究者认为,“红船精神”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特色。[7]有研究者认为,“红船精神”是 “中华民族精神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是近代中国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整体性理性批判和汲取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的产物 。[8]这两种看法都认同“红船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其细微区别在对中国文化的界定上,前者强调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后者强调的是中华民族精神。有研究者从党史文化的角度,认为“红船精神”是 “浙江地域文化与党史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 “党史文化在精神层面的集中体现”;[2]19另一种观点认为 “红船精神”是党史文化之源。③陈水林.“红船精神”与党史文化的源流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暨红船精神与嘉兴科学发展研讨会论文集：61-70。另外,还有研究者从 “红船文化”形成和发展进程的角度,论述了其所蕴含的人文意义以及与嘉兴地方历史文化传统间的关系,认为嘉兴 “发达的地方教育事业与崇文重学的历史传统”“思想文化的广泛交流传播与自由活跃的思维特征”“开放的文化心态结构与兼容并蓄的人文影响”与 “‘工巧求新’的社会风气与务实创新的文化精神”等本土性历史文化传统,为 “红船精神”的形成作了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思想文化基础的铺垫。[9]在此基础上,有研究者把影响 “红船精神”孕育的地域性文化因素从嘉兴扩展到了浙江省域。④姚炎鑫：论浙江与 “红船精神”形成的历史渊源.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暨红船精神与嘉兴科学发展研讨会论文集：79-86页.

三、关于 “红船精神”的历史地位

就 “红船精神”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关系而言,大多数研究者都是从一种历史连续性和继承性的角度来展开逻辑的,他们大都认为前者是后者的源头。[4]15-16同时,“红船精神”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革命精神一样,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革命精神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的精神”“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精神”“联系群众、为民服务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团结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奋发图强、爱国主义的精神”。[10]就党的革命精神进行的对比研究中,有研究者通过对比南湖会议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再次强化了这一一脉相承的历史特性,并具体指出了两者的异同：其相同点在于,就会议的重要程度来看,承载两个不同历史时期革命精神的会议——南湖会议与遵义会议都是中共党史上里程碑式的会议;就其内涵来看,两者各有其独特品质——前者主旨在于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而后者则是 “凤凰涅槃精神”。[11]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历史阶段党的革命精神特质可谓异彩纷呈：其中 “红船精神”“最核心的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井冈山精神最珍贵的是敢闯新路的实践精神”,“长征精神最突出的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英雄主义”,“延安精神最显著的是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西柏坡精神最本质的是牢记 ‘两个务必’的共产党人本色”。[5]95有研究者还把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上升到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支柱”的政治高度。[12]13从中共党史学术史研究的角度来看,“红船精神”的提出在党的革命精神历史建构上填补了1921年中共创立到1927年国共分裂之间的中共革命精神的空缺,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革命精神形成了 “完整的序列”。[8]104-105

关于 “红船精神”与党的先进性的关系,学界普遍认同前者是后者的集中体现。有研究者还就此进行了进一步的挖掘与梳理,把 “红船精神”置入中国红色文化的结构中,认定其核心内涵就是习近平强调指出的 “首创、奋斗、奉献”这三种精神。[9]14-15而 “始终代表人民”“决策契合民意”不拘一格网罗天下人才、“与人民共生长”“化解矛盾执政为民”等,则是 “红船精神”可以教育新时期共产党人永葆先进性的具体体现。[3]还有研究者认为,“红船精神”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它也是 “党史文化之源”。[2]17

四、关于 “红船精神”的时代价值

大力弘扬 “红船精神”的现实意义,也是学界研究比较多的一个重要领域。有学者以专著的形式,对弘扬 “红船精神”与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以及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实践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前者对于后者有紧密的正相关逻辑关系。[12]15有学者从执政资源的角度把 “红船精神”看作独特而珍贵的政治资源,认为它可以提升地区向心力、增强地域凝聚力、激发不竭创造力。[9]15有的从政治认同的角度来看,它可以教育后人深刻理解党取得革命成功和长期执政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增强坚持党的领导的自觉性;它可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道路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信念;它可以为创新现实党建工作提供历史镜鉴。[3]52-56有的认为对于党史文化建设来讲,“红船精神”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激励后人 “以创新的精神推进党史文化建设的强大思想动力”,是鼓舞后人坚定理想信念 “以奋斗的精神推进党史文化建设的强大精神支柱”,是鞭策后人牢记党的根本宗旨 “以奉献的精神推进党史文化建设的强大道德力量”。[2]20就弘扬 “红船精神”与新时代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信仰、勇于创新、善于实践之间的关系,有研究者认为,它是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精神品质的内生源”,当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素质可以对接 “红船精神”的首创精神,能力素质可以对接 “红船精神”的奋斗精神,道德素质可以对接 “红船精神”的奉献精神。在具体践行中,可以把弘扬 “红船精神”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实践培训模式相结合起来。[13]除了对社会实践的引领作用,“红船精神”与党的理论创新之间也有紧密联系。有研究者针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建所面临的新问题,论述了 “红船精神”与党建理论创新之间的关系,凸显了弘扬 “红船精神”内涵中创新精神在新的伟大工程建设中的重要意义。[14]有研究认为从践行空间来看,大力弘扬 “红船精神”不仅仅囿于国内,也不仅仅囿于经济建设需要,从容应对国内外复杂形势、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等战略任务的落实,也需要继承和弘扬这一伟大精神。①李伟.论 “红船精神”的当代价值.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暨红船精神与嘉兴科学发展研讨会论文集：98-103。

弘扬 “红船精神”与科学发展,是从 “红船精神”到十八大精神,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一脉相承的重要结合点。因此,这一研究主题也引起了学界的浓厚兴趣和广泛关注。有研究者认为,践行科学发展观与弘扬红船精神之间存在紧密逻辑联系,弘扬这一精神可以使 “创新发展”“转型发展”和“和谐发展”均走在时代前列。②蓝蔚青.以 “红船精神”践行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暨红船精神与嘉兴科学发展研讨会论文集：131-136。就 “红船精神”与其诞生地科学发展之间关系而言,作为本地红色文化根基和灵魂的 “红船精神”是嘉兴发展的 “重要软实力”。[15]就 “红船精神”引领嘉兴党建工作的实践创新而言,主要实践有：开展红色义工活动;创建 “红色讲坛”创新学习载体;创新组织设置模式以构建城乡统筹党建工作新格局。创新组织设置模式的具体做法有：在农村新社区党组织中创新“‘1+3’组织架构 (农村新社区党组织+社区管委会、党员议事会、物业公司)”;在城市社区党组织中,形成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和社会事务站职能相对分离、人员相对集中、任职相对交叉、专兼职人员并用、“统分结合”的社区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在新社会组织中,实行 “‘两新’组织党组织 ‘单联并举’组建模式;在组织整合模式方面,“创新产业党组织 ‘块状链式’整合模式,推广 ‘协会 +党组织’‘商会 + 党组织’‘基地 + 党组织’等行业、产业链党组织设置模式”;在创新工作机制方面,实行 “一员双岗制”“党员承诺制”“服务积分制”“党员义工制”等制度,推进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新模式,推广党员特色品牌工作室等平台。[17]此外,鉴于积极实施沿海对中西部的支援从而推进各地区共同富裕是党坚定不移的基本路线,嘉兴在援疆工作中开设 “红船援疆论坛”,开展“红船先锋”“红船关爱”活动并设立 “红船党员关爱资金”“红船职工关爱资金”“红船助学关爱资金”“红船平安关爱资金”组建 “嘉兴援疆红船先锋服务队”等,大力弘扬无私奉献精神。[17]在弘扬“红船精神”以促进嘉兴经济社会其他领域科学发展方面,学界、政界特别是嘉兴本地的研究者也做了大量实地调研及相关研究工作。

五、关于 “红船精神”的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有研究者大胆把历史学研究的新方法、新概念引入到 “红船精神”研究领域中来,将 “红船精神”的研究时段规划为 “短时段”(其时间区间为1915年新文化运动到1927年国共分裂)、“中时段”(该革命精神产生延伸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和 “长时段”(该革命精神对新中国成立至今产生的政治、文化影响)。其意义在于：“可使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精神在时间上实现完美衔接,从而得以完整地构建其精神的逻辑连贯性”,“可以真实地反映出这一时期的中共革命精神不仅是苏俄革命影响的产物,更是民国初年更新中的中国本土思想文化与初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碰撞所产生的新成果”“可以反映出这一时期的中共革命精神不仅具有思想文化属性,也具有实践属性,是理论与实践互动影响的结果”“可以充分展示红船精神的开放性和不断进化的特点”“可以与狭义的中共创建史研究时段 (1915-1923)相区别,从而体现红船精神研究兼具党史、党建研究与思想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特点”。[8]105这种方法从新的视角对 “红船精神”的研究主题提出了新的思路,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

综观近年来关于 “红船精神”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围绕这一精神,学界研究视角呈现出多维度、立体化和多层次等特点;研究领域既有理论思考,也涉及实证研究。就前者而言,关注面也呈立体化趋势,从单纯的党史党建领域扩展到了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和方向;在研究方法上,既有文本分析也有个案研究、比较路径,还出现了用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新史学研究方法的成果,有了很大的创新。但就总体情况来看,研究视野还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方法还需要进一步多元化,有些观点和提法还需要进一步提炼等。

其一,作为诞生在20世纪初叶的 “红船精神”,最起码的基础性研究应该立足于深挖历史资料,把承载、孕育这一伟大精神的历史环境及其历史原生态的东西呈现出来,这样,研究才能基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自然而然地生发出这一伟大精神的内涵和外延,更好地发掘其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政治认同、价值认同和文化激励的深层要素。显然,目前学界对这一块的关注程度和研究深度尚远远不够。

其二,既然 “红船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那自然而然的逻辑就是,“红船精神”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的产物,但遗憾的是,学界尚鲜有明确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研究 “红船精神”的专著或系统性成果。

其三,红船人物研究与红船精神研究还基本上是两张皮,对两者之间逻辑关系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虽然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却是中共成立这一开天辟地大事件背后的关键性历史人物—— “南陈北李”和翻译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陈望道,关于这三个核心红船人物与“红船精神”之间关系的关注亦很不够。

其四,比较才能出真知,才能呈现出一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不同的、独特的 “质”的规定性来。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的 “红船精神”,与新民学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旗渠精神、雷锋精神、大庆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救灾精神、抗击 “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精神之间的横向、纵向对比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

其五,就史料选择、组织和重构的总体研究情况来讲,有相当一部分成果还囿于 “事实性”史料描述的单纯、较浅叙述层面,缺乏理论分析框架和切入视角,理论深度不够,逻辑说服力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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