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革理论新探

郑根权

(嘉兴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浙江嘉兴31400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极大的政治勇气与责任担当吹响了改革开放的新号角,发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最强音,一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攻坚战已经全面打响。此时此刻,重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关于改革的重要论述,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对邓小平改革理论,学界进行了多维度的深入探讨,达成了广泛共识,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不可否认还存着不足与错误,需要正偏纠错。例如：在改革的目的上,有论者把邓小平的改革目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误认为 “改革的最终目的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在改革的性质上,有人夸大改革的革命性,否定改革的改良性,把邓小平的 “改革是一场革命”曲解为戈尔巴乔夫的 “改革就是革命”,[2]37-38借改革之名,行改变社会性质之实;在改革的标准上,有些学者把生产力作为唯一标准,认为 “生产力是判断生产关系的准绳”;[3]在改革的代价上,有的曲解 “错误难免论”;在要不要改革,要什么样的改革的问题上,出现了所谓的 “左”右之争,“左”派否定改革,右派歪曲改革,两者都损害改革。

坚持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改革观,纠正上述对邓小平改革理论的误解、曲解与肢解,揭示邓小平改革理论的科学内涵,挖掘其理论的实践价值和时代意义,是理论工作者的应尽职责。

一、邓小平改革理论的科学内涵

邓小平改革论揭示了发展的动力、阐明了改革的性质、明确了改革的目的、指明了改革的方向、规定了改革的原则、指出了改革的条件、制定了改革的战略、确立了改革的方法、阐述了改革的标准、论证了改革的代价,形成了系统的改革理论。

(一)发展动力论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表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由适应到不适应再到新的适应的循环往复、永无止境的前进过程。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即使原先进步的制度,也可能随生产力的发展而落伍,被更先进的制度所替代,这是社会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曾经适合生产力的体制机制,也可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被突破。使它们从适合逐渐变为不适合,于是发生功能变异,出现体制弊端、机制惰性,导致活力缺失。这时,旧的体制、机制就会阻挠生产力的发展。而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不断运动,这种体制、机制障碍必然随时出现。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不断克服体制、机制障碍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

邓小平根据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和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特点,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形式——僵化的旧体制与生产力新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找到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与手段,形成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他强调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 “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4]136,是 “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4]368他认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4]237不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4]370在邓小平看来只有实行改革,才能消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 “缺陷”与 “弊端”,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处于和谐状态,从而不断促进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以此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化解前进中的矛盾。

总之,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唯一途径,是推动新旧体制转换的巨大力量,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手段,是解决前进中问题的 “济世良方”,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但必须指出,改革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它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无条件的,因而是绝对的;但改革只有目的正确、手段科学且改革的成本小于改革的成果,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否则,只会阻碍社会的进步。这是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必须坚持改革动力的绝对和相对的统一。用改革动力的绝对性来否定改革动力的相对性是错误的,用改革动力的相对性来否定改革动力的绝对性是有害的,两者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因此,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动力观。

(二)改革性质论

改革的性质是 “革命”与 “改良”的有机统一。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 “革命”和 “改良”的历史。改良和革命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没有纯粹的革命,也没有纯粹的改良,只是在社会历史的不同阶段,两者所处的地位不同。在社会的质变阶段革命居于主导地位,而在社会的量变阶段则改良处于支配地位。如果说,革命是全局的改变、整体的变革,改良是局部的改变、部分的革新,那么,社会主义改革就具有革命和改良的双重性质。那种把革命和改良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

改革作为 “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4]142,它是一种改良性的变革,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部分调整,是促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生产力发展的协调,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化与完善。如果不承认对基本制度的改良性,而夸大其革命性,或借改革之名,行否定社会主义之实,就会迷失改革的方向,导致改革的失败,使社会主义走上 “邪路”,自毁前程。所以,必须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改革作为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4]113不是要革基本制度的命,而是革具体制度 (体制)及运行机制的命。把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加以区分是邓小平的一大 “发明”。改革就是要革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旧机制,建立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新体制、新机制,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这无疑是一场新的革命。从改革的广度和深度看,改革也是革命。在广度上,改革是全方位的,既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体制的全面改革,也包括其他相应领域的多层次改革;在深度上,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的 “枝节修补”,而是对它们的根本改造,是革除旧体制,重塑新机制的深刻变革。从改革的作用看,“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4]142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显然是革命性的。

简言之,改革作为 “第二次革命”与 “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统一,其统一性在于：在基本制度上是对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的改良性调整,是 “自我完善”;在体制上是由僵化的旧体制向充满活力的新体制的转型,这是质的转变;在运行机制上是由阻碍制度优越性发挥的社会运行机制向有利于制度优越性发挥的社会运行机制的转轨,是革命性的变革。基本制度的调整,新旧体制的转型,运行机制的转轨三位一体,体现了改革的革命性与改良性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三)改革目的论

邓小平改革目的论是一个由改革的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构成的目标体系。就改革的直接目的而言：经济体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体制改革则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从改革的根本目的来说,它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多元统一体。首先,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4]134其次,改革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4]241再次,改革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4]110-111,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就是改革的成果人民共享,这是改革的最终目标,我们的改革不能背离改革的目标,这关系到改革的命运。

(四)改革方向论

邓小平的改革方向论,就是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不仅关系到改革本身的成败,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为此,邓小平要求改革开放必须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4]379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本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当然,坚持社会主义不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僵化模式,而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4]111因为公有制经济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体现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不过,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并不是说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也不是排斥非公有制经济;而是要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在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条件下,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就要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需要指出的是,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统一。因此,改革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又要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和旧机制进行革命性变革,以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更好地解放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不断发展。

(五)改革原则论

改革事业是除旧布新的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原则,以保证改革方向,实现改革目的。

1.整体协调性原则。整体推进,才能统筹协调。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必须坚持改革的整体协调性原则。改革是由社会关系的不协调到协调的和谐发展过程,只有实现社会关系的整体协调,各领域改革的相互配套、协同推进,才能产生共振效果、放大改革效应、扩大改革成果。邓小平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5]200“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6]250必须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体制的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整体推进。否则,如果各领域改革不配套,改革措施不协调,该改的不改,该突破的不突破,改革就会陷入困境,难于深入。正如邓小平所言：“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4]164

2.有序性原则。改革是一个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循序渐进的有序过程。必须区分改革的轻重缓急,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经 “试点”“试验”逐步推广,在 “调整”中不断完善,“不能蛮干。”[5]219邓小平认为,改革 “是一种试验”,“胆子要大,步子要稳。”[5]118要在实验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我国的改革,无论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由经济体制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体制的改革,还是从沿海到内地的改革,从东部到中西部的改革,都是一个有序的推进过程。

3.走自己路的原则。邓小平反复强调,“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5]197“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5]265因为 “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4]2因此,“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走自己的道路。”[4]3

(六)改革条件论

1.解放思想是改革的思想保证和前提条件。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现存的经验可借,必须解放思想,在实践中探索。如果不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沉醉于旧条条老框框,就会坐失改革良机,贻误改革大业。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克服僵化思想的禁锢,破除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才能坚持改革、推进改革、深化改革、搞好改革。

2.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的政治保证和根本前提。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4]248, “改革……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4]242没有 “四个坚持”,离开共产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会葬送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和现代建设事业。[6]173

3.稳定是改革的社会保证和社会条件。改革是极其复杂的社会工程,只有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才能顺利进行。“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5]284因此,“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4]284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改革需要稳定,发展离不开稳定,开放不能没有稳定。

(七)改革战略论

邓小平的改革战略是：先农村后城市,先经济后政治及其他各领域,先沿海后内地,从东部到西部,坚持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有机结合。这些战略的制定,为我国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策略方针。

(八)改革方法论

改革目标的实现,改革战略的实施,需要有正确的改革方法。

首先,在理论上,邓小平强调改革要重点突破、带动全局。他把农村改革作为突破口,启动了中国社会改革的序幕;坚持改革内容的系统协调、全面推进,使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领域的改革互相呼应,配套进行;对重大的改革措施,坚持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在具体的改革中,坚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在城市改革中,先发展非国有制经济,再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而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先改革流通体制再改革占有方式;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先在沿海城市实行改革开放,再向内地梯次推进,逐步深入;在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要求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使之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其次,在实践上,邓小平强调 “敢试敢闯”,因为改革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4]258-259不试不闯,走不出新路,干不成事业。所以 “胆子要大”,就是改革要坚定不移,不惧风险,大胆探索,勇于开拓,“要有冒的勇气、闯的劲头”。[7]对有利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事,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障碍和体制弊端,就要坚决地破,毫不犹豫地改。打破思想僵化的藩篱,冲破利益固化的羁绊,突破体制惯性的阻力,“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9]当然,胆子大不是鲁莽,敢闯不是蛮干,蛮干一定会瞎折腾。所以 “步子要稳”,“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10]在 “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 “加强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10]和各种改革措施的藕合性,避免顾此失彼,防止大起大落,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出现偏差及时纠正,不为错误观点左右。该改的坚决改,关键领域重点改,一时条件不成熟的试着改,不能改的决不改,纠正一切与客观实际不相符的东西。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摸索。不断试验,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探索中不断前进。

(九)改革标准论

邓小平改革标准论是一个完整、科学的标准体系,由生产力标准、生产关系标准和上层建筑标准构成。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标准是经济标准,上层建筑标准是政治标准,而最根本的是生产力标准。

1.生产力标准。邓小平提出了衡量改革和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 “三个有利于”标准,其核心是生产力标准。因为,综合国力的增强,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可见,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要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因此,判断改革的根本标准,是要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 “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8]209

2.生产关系标准。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必须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 “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4]123“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5]139“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4]111

3.上层建筑标准。由于上层建筑有思想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之分,所以上层建筑标准又有精神文明标准和政治制度标准。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强调精神文明建设。认为,物质贫穷和精神贫穷都不是社会主义,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378在政治上,邓小平明确提出,改革 “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4]241如果改革背离了这个目标,也就失败了。可见,改革的标准是生产力标准、生产关系标准和上层建筑标准的有机统一,任何一方面的偏废,都会使改革陷入歧途。

(十)改革代价论

邓小平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4]267是一种 “试验”,难免要冒风险,付代价,但应避免犯大错误,不能付大代价,尤其是不必要的代价即使不能完全避免也应降到最低限度。

首先,在改革中必须付出的合理代价,就要敢于付出,勇于投入。因为,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涉的是险滩、破的是坚冰、啃的是硬骨头。不断爬坡过坎、攻坚克难,必然有阻力、难免有阵痛、还会有烦恼,这些都是必须付出的代价。瞻前顾后、畏葸不前不仅错失良机,甚至可能前功尽弃。改革不可能只有 “产出”而没有 “投入”,所以 “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4]372同时,改革代价是质和量的统一：在质上,有合理和不合理之分;在量上,有大小之别,即使是合理的代价如果超出了一定量的限度,也会适得其反。因此,邓小平又要求改革 “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5]267也就是说改革的代价要控制在恰当的范围之内,改革的风险要限制在最小限度,这个范围和限度就是改革的成果要远远大于改革的代价与风险。

其次,对于改革中的不合理的代价,力求避免,尽量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事实上,改革不犯错误是不太可能的,付一些不必要不合理的代价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交一点 “学费”也是必然的。如果绝对拒绝改革的不合理代价,实际上就等于否定了改革。因为改革是新事物 “难免会犯错误。”[4]229“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4]229当然,我们也应尽量避免付不合理的代价,冒无价值的风险,犯不该犯的错误,更 “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10]趋利避害,择善而从,以实现改革效益的最大化。

二、在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必须坚持邓小平改革理论不动摇

如前所述,邓小平改革理论科学地回答了 “什么是改革,为什么要改革和怎样改革”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实践中需要我们更好地贯彻其改革思想。

(一)深化改革,必须加大改革的力度

如今的改革已进入了攻坚克难的关键期。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出现了;焦点问题曝光了,热点问题突出了,敏感问题触发了;旧体制弊端革除了,新体制弊端产生了;平均主义打破了,贫富差距扩大了;部分地区率先发展了,区域差距拉大了;城市快速发展了,城乡二元结构加剧了;职工的“大锅饭”消除了,垄断行业的高薪冒出来了,行业差距凸显了;旧的利益分配格局打破了,新的利益格局板结固化了;经济体制先改了,政治体制滞后了,腐败现象滋生了;经济发展了,道德滑坡了;GDP增长了,生态环境破坏了。总之,深层次的矛盾凸现了,改革的阻力加大了,当年改革的“铺路石”有的已变成了如今改革的 “绊脚石”“拦路虎”。而要消灭 “拦路虎”,清除 “绊脚石”,最根本的手段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否则,“拦路虎”灭不了,“绊脚石”除不了,“攻坚”攻不了,“克难”克不了。因此,面对发展的新起点、改革的新课题、社会的新期待、改革的新障碍、时代的新挑战,要求我们必须更加奋发有为、开拓进取。在新的历史关头,要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化解改革中的各方面风险,克服改革中的各种障碍,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全面深化改革,别无选择。要发扬 “敢闯、敢试、敢冒”的精神,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破坚冰、攻难关。不被困难所吓倒,不为风险所困扰,以更大的决心、勇气和智慧,以更强的责任与担当,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迎接时代的呼唤,回应人民的期盼。

(二)深化改革,必须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

改革实践告诉我们：越是改革的关键期,“左”右思潮越会兴风作浪。当下,“左”右之争愈演愈烈,扰乱了改革的视线,阻碍了改革的进程。这说明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反倾向斗争将是长期的。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有 “左”反 “左”,有右反右;反 “左”防右,反右防 “左”,因为 “左”右都会 “葬送社会主义。”[5]375因此,改革不能走 “封闭僵化”的回头路,而要破旧路、闯险路、辟新路。也不能走 “改旗易帜”的西化 “邪路”。要避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必须走正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破浪前行,义无反顾。

(三)深化改革,必须运用正确的改革策略

当前,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的问题,往往涉及面广、配套性强、利益关系复杂,新旧矛盾纠结,新老问题交错,涉及宏大的改革命题。例如：农民工的市民化,既要户籍制度的破冰,又要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改革的跟进;还要税收制度、公共财政、分配秩序等改革的支撑。单兵突进,无济于事,必须整体推进。同时,全面深化改革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没有重点突破,难免会乱节奏,把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为突破口,以点带面,牵一发而动全身,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辩证统一,对攻坚期的改革至关重要。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融汇,某一领域的改革都会涉及到其他领域,需要其他领域的配套改革才能成功。虽然,不同领域的改革可以先后有序、主次有分、快慢有别,但必须统筹兼顾、协同推进,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改革的同频共振,推进改革的顺利进行。

[1]高成林.学习邓小平改革思想 [J].求实,2000(5)：10-11.

[2]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 [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3]赵振华.关于深化所有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4)：24-27.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 (新编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刘云山.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N].人民日报,2013-11-19(3).

[8]列宁.列宁全集：16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9]习近平.深化改革开放 共创美好亚太——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 [N].人民日报,2013-10-08(3).

[10]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 [N].人民日报,2013-0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