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介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再生产
——以天津市T社区为例

王处辉 孙晓冬

导 言

长期以来，社会关系或者社会资本被认为有助于劳动者的社会流动与社会融入，中国社会中强关系的作用在多数实证研究中得到了支持。这些研究验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嵌入在复杂系统中的社会资本在资源配置与社会变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从系统主义的分析模式出发，布朗把社会资本分为“嵌入自我”的微观社会资本、“结构”性质的中观社会资本以及“嵌入结构”的宏观社会资本，分别从个人、群体以及社会维度讨论社会资本的建构与影响。①从这一视角出发，多数关于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研究都是从微观个人视角入手研究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工求职与融入的影响。多数研究结论支持了强关系对劳动者职业获取的影响，并进而把社会资本的影响拓展至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现代性以及迁移意愿的研究中，认为社会资本(尤其是进城后建构的弱关系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合。②

尽管微观个人层面的弱关系社会资本被认为对于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实践场域中的农民工却并没有像研究者预期的那样理性地、能动地重建自己的关系网络，许多关于城市农民工社会网络的研究表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认同正在出现“内卷化”倾向③，其社会网络不仅规模小而且同质性高④。调查显示，那种拥有规模大、网顶高、网络全距大、异质性强的城市社会关系网络的农民工只占少数，这些农民工可能就是统计结果中“显著性”的代表。而对于绝大多数进城农民工来说，仅是重建关系网都会由于社会结构因素的制约而困难重重，更不用说利用社会资本的“显著”影响了。因此，符平从实践社会学出发对定量研究把农民工作为“一组组统计数据”、“统计学意义上的抽象的农民工”进行了批判。⑤他认为“实践世界”的青年农民工交往范围狭小，少量的现代性并不意味着城市适应。⑥

通过对问题的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统计意义上社会资本的显著影响与实地观察中社会资本的匮乏已经构成了一个矛盾，我们必须把研究引向一个更具前提性的问题——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机制。如果农民工不能在流入地有效地再生产出新的社会网络，其原有社会资本的影响就无从谈起，因为“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一样，需要不断更新，否则将丧失价值”⑦。笔者认为，对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研究应当始于实践层面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然后再探究其作用与影响，才能使研究具备更强的解释力与操作性意义。因此，或许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农民工的社会资本问题，即探究农民工社会资本的运作场域与功能变迁，并重点探索其在流入地之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机制。

再生产:社会资本研究的应有之义

社会资本的再生产研究传统似乎被定量分析的浪潮淹没了。长期以来，研究者们过于注重静态地分析微观层面的关系资本，反而忽略了动态的研究路径。笔者认为，再生产(即社会资本的建构与维持机制)应当是社会学理论关注的重要维度。传统社会理论家对关系或者社会资本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经验支持。

在中国社会理论家的眼中，“关系”无疑是分析社会事实的核心概念。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相互负有的责任或义务为纽带将社会成员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社会资本并作用于不同的领域，如家庭、经济、政治、宗教等。如梁漱溟所言:“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每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⑧如此看来，“伦理本位”的传统熟人社会亦可理解为“关系社会”，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即是关系再生产。熟人社会结构稳定且成员的社会流动性低，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邻里之间、亲朋之间频繁地互动造就了人际关系的“超稳定”形态——以“家”为核心的关系网络。孔子提出的“正名”思想就是对社会关系及分工作出的经典论述，在熟人社会关系网络中处于不同位置的行动者具有不同的权利与义务，在这些权利与义务中还附带着社会对个人思想与行动的期望和制约⑨，二者共同构成了关系再生产的目标亦即形成了费孝通所言的“同心圆波纹性质”的差序格局⑩。熟人社会的关系再生产，依托的是被行动者内化和自觉遵守的交往行动准则——关系文化与行动的“自觉”，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完成这一过程。一些互动仪式也是必不可少的，如阎云翔在礼物交换中提出的“关系网络的形构”⑪、王雨磊和王宁在农村宴席研究中提出的“人情债与人情味”⑫，在作为生活常态的送礼随礼、请客吃饭、让座敬酒、叙旧引荐中巩固了已有的关系且再生产了新的关系。稳定的关系再生产机制不仅实现了信息交流、资源交换的稳定，还发挥着社会支持(物质与情感支持)的功能，同时也建构了普遍的人际信任与社会规范。因此，熟人社会的稳定结构与低流动性是传统社会中关系再生产或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根源，频繁而稳定的社会日常交往是关系再生产或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机制。

在西方社会资本理论中，“再生产”同样是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布迪厄、科尔曼、普特南等学者对这一问题都有专门论述。布迪厄在对资本的四种划分中阐述了资本的再生产逻辑，他认为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都可转换为经济资本。⑬科尔曼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论述了作为具有“公共物品”性质之社会资本的创造、保持和消亡，社会资本的建构与再生产涉及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网络的封闭性等条件，他认为“社会关系必须通过固定的交流予以尽力维持”⑭。普特南将社会资本视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社会网络，通过促进合作以提升社会效率”，他认为社会资本“不能由私人部门提供”，它往往是其他公共社会活动(如互惠组织、文化社团的活动)的副产品。⑮上述社会资本理论家都从动态视角关注了社会资本的建构与再生产，其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首先，社会结构对社会资本再生产具有重要影响，结构变迁会改变社会资本的功能;其次，社会资本再生产有一系列必要机制——需要依托既有的、稳定的“平台”(如社会组织)和“渠道”(如公共活动与人际交流)。

从理论上看，对社会资本的探索不应局限于微观层面，而应该着眼于更为宏观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研究。这并不是说微观层面的个人关系资本不重要，而是因为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研究难以解释社会资本的生成机制(建构、维持、再生产与消亡)，从而限制了社会资本的解释力。社会资本是具有理论潜力的概念，它不仅能够解释社会网中的信息与资源流动，还应当着眼于社会资本如何能够促进社会有序。作为嵌入在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或纽带，社会资本不仅是个人实现行动目标的资源，还具有团结社会成员、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功能，后者恰恰为许多研究者所忽略。科尔曼、普特南、福山等学者努力将“社会资本”概念与理论从微观层面向宏观层面拓展，试图让“社会资本”成为连接社会学“微观—宏观”二元对立的桥梁，或许是我们值得借鉴的范例。当前学界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应该适当转向宏观层次，在更广泛的地域与群体层面开展分析，从而为社会学解释“社会秩序何以可能”做出独特的理论贡献。笔者认为，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社会资本研究必须重视“再生产”问题，既要看到社会结构对社会资本功能的影响，也要看到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机制”。本文将以天津市T社区为例，分析实践层面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功能变迁与再生产机制。

拔根:结构制约与交往成本限制

天津市T社区是政府专门修建的青年农民工社区，占地面积约为115000平方米，距离中心商业区约25公里，正式投入使用已有3年时间。T社区内部功能较为完备，拥有食堂、澡堂、超市、诊所、服装店、文体中心、银行等基础设施，基本可以满足农民工的日常生活需求。居住在T社区的农民工约有1．3万人，其中80%以上是16～30岁之间的新生代青年农民工。他们多在周边工业区的制造业工厂中工作，许多人初中毕业后进入技校学习并熟练掌握了一门技术，通过市场招聘等形式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中从事具有一定的技术要求的铸造工、铣工、焊工等工作。笔者于2013年5月至8月进入T社区进行调查，通过与社区内新生代农民工以及某NPO组织负责人与志愿者的访谈获取了本研究所需的经验材料。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实质是在经历社会结构的横向转换过程——由传统乡村社会到现代城市社会。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从以往“扎根”的熟人社会土壤中拔出，需要重新“扎根”到城市社会中从而实现城市社会融合。然而实地调研发现，这一“扎根”过程对T社区内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是难上加难，主要原因在于结构制约与交往成本限制。

所谓结构制约，体现为处于城市边缘结构的T社区降低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T社区的建立在短时期内为流入天津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一个固定的居所，跟自身条件地位相仿的工友一起生活也能够减少他们初到城市的陌生感。但是，从长远来看T社区的设置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首先，T社区并不是自然演化的社区，而是政府为了满足企业需求、减少企业管理成本而建设的工业园区基础设施之一⑯;T社区并不像城市的商品房小区那样由内部居民选定物业，而是采用外包制，由政府招标选定物业，企业只需要缴纳一定的物业管理费;这样的管理不会考虑内部农民工的感受，其本质是一种“宿舍劳动体制”⑰，因此居住其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并不会把这样的一个“宿舍”当成“家”，“宿舍”里的舍友也不像“家”里的伙伴那样亲密。其次，从城市空间结构上，T社区位于距离众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较近的天津市滨海新区，距离城市商业中心较远，居住在T社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严格说来并不算“进城”，他们无法感受到市中心的城市文化与现代气息，他们仅仅是被“安置”在一个位于市郊的工业化园区而已，被城市主体排斥在现代生活的核心空间之外。距市区较长的车程决定了处于市郊的T社区农民工除了周末外不可能有时间接触城市的现代气息，同时，频繁的加班和繁重的劳动使得他们即使在周末也难得进城一次。“下班躺床上，第一个感觉就是不愿意动了……很少去市里，因为没时间啊，平时空闲不多，因为(一周)就歇一天班，不就洗洗衣服嘛”(HXS，21岁，电机工);“平常半个月休息一次(天)，我好久没去市里了，因为最近都不歇班的”(YM，20岁，钻孔工)。这样一种结构设计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在深层次上是城市主体对于农民工客体的“接纳贡献性、排斥参与性”⑱的体现，通过长时间的工作使其为城市工业化发展做贡献，但是通过让他们远离市区来减少其扎根城市社会、分享现代化成果的可能性。

所谓交往成本限制，表现为农民工个人无法支付昂贵的物质成本与情感成本以建构和维持与他人的交往关系。在传统熟人社会中，个人在日常生活互动仪式中完成了关系的维持与再生产过程，而在T社区中并不存在这样成熟的关系再生产机制，新生代农民工需要凭借个人努力去建构社会网络。然而，作为“劳动宿舍”的T社区及周边并没有配置公共休闲场所(除了几家小饭馆之外)，新生代农民工若想建立和维持关系网只能选择去餐馆喝酒吃饭、去城里KTV或者逛街看电影等方式，这些无不需要花钱。笔者通过访谈了解到T社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月收入多为2500～3500元，其月平均支出仅为600～1000元，由于要补贴家用而且天津市消费水平较高，因此多数人都在满足基本生活支出外不会再选择其他娱乐性支出，“我比较节省，顶多一个月花300，再加上乱七八糟的手机费啊什么的，顶多也就500，一个月能剩下2000多”(LM，21岁，国企司机)。此外，由于无法扎根于城市，T社区内的新生代农民工多数都把自己视为城市中的“匆匆过客”，工作一定时间后会返乡结婚或者另谋职业，在他们看来，对关系网络的投资并不会给自己带来相应的物质与情感收益。如果维持关系的成本(表现为人情往来支出)较高且难以带来足够的物质与情感收益，那么对于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这项支出就是不必要的。

结构制约和交往成本限制共同导致了T社区内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处于“拔根”状态，这种“拔根”状态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难以在城市社会实现再生产。那么，传统熟人社会中与关系紧密相连的社会资本之功能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拔根”状态下的社会资本:功能变迁与后果

如上文所述，传统熟人社会中稳定的关系再生产(即社会资本再生产)不仅实现了信息交流和资源交换的稳定，还发挥着社会支持的功能，同时也建构了普遍的人际信任与社会规范。这些嵌入到熟人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本，它所承载的功能对稳定社区秩序和实现个人行动目标来说都是无可替代的。如果这些功能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个人社会行动和社区秩序都会出现问题。下文的分析将涉及“拔根”状态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功能变迁与替代性机制以及功能变迁后的可能后果。

对于农民工来说，进城后原有的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资本依旧表现为“关系资本”。老一代农民工进城的时候，关系资本除了能在工作场域提供可靠的求职信息之外，还能在生活场域中为他们提供物质与情感支持，这已经被研究者所证实。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拔根”状态下的T社区内从事制造业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难以再通过原有熟人社会中的关系资本获取求职信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信息流通渠道逐渐多样化，新生代农民工掌握市场信息的技能不断提高，市场基本替代了关系所承载的获取求职信息的功能。笔者访谈调查的17位新生代农民工中，通过关系找到工作的只有5人，其中两人来到天津的时候年龄很小(分别为16岁和15岁)，严格说来真正依靠关系资本得到工作的其实仅有3人。许多被访者是通过技校分配、公司招聘和网上招聘等其他渠道获得求职信息的:“我初中毕业后找个技校学的，那时候就说学个技术可以养家糊口、多挣个钱，结果就学了，之后分配到这里的”(CQ，27岁，电焊工);“我们是学校(职业技术学院)毕了业就出来了，公司到我们学校面试的，当时经济危机嘛，没有好的就业方向，也去过人才市场，然后(在这里)实习时间挺长的嘛，就过来了”(YSB，24岁，组装工);“我去年八月十五之前，自己通过劳动市场里面的信息(找到工作的)，在网上、手机上，经常出这些招工信息”(KXR，26岁，装箱工)。

总之，进入城市社会后，市场逐渐替代关系资本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获取求职信息的功能导致关系资本逐渐从工作场域中“脱嵌”，然而这也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求职和竞争中落后于城市居民。原因很简单，除了市场信息以外，城市居民还通过“求职网”、“跨体制社会资本”等方式获取信息与资源。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关系“拔根”加之他们自身的人力资本相对缺乏，因此难以从市场中获取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信息与资源，必然长期处于市场的被支配地位，不得不在次级劳动市场工作。

尽管从工作场域中逐渐脱嵌，关系资本在生活场域依旧发挥着一定的功能，表现为少量的强关系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初入城市时提供部分社会支持。正如被访者FLY所言:“我一开始在津南那边，这边有一个朋友，就上这边来了。你要是联系不好，连一个落脚点都没有。现在我在这儿，如果老家有人就是先联系(我)……生活方面能给你解决一块儿，最起码你第一天来没吃没住的地方，我能想办法给你解决，都是靠关系么”(FYL，29岁，焊工)。与传统熟人社会中由关系资本提供社会支持功能相比，T社区内处于“拔根”状态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关系网非常脆弱，一旦他们的亲友离开T社区，这种关系网就会随之消失。这种脆弱的关系资本难以持续，无法满足为他们提供社会支持的需求，尤其是长期的情感支持，因此孤独感会随着他们进城时间的延长而不断加深，对城市生活的认同也无法形成。

对于T社区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圈子小、边界性强的社会交往模式使得社区内部人际关系呈现出一种“内卷化”状态:人们在自己的小圈子内互动，除了仅有的几个亲戚或者朋友外不再同他人联系。人们之间关系冷漠、缺乏信任，使T社区看上去就像一个吸纳新生代农民工的“客流中转站”。在T社区内生活超过两年的被访者都向笔者谈到T社区曾经数次发生斗殴事件，偷盗等违法事件更是多发。相比于熟人社会，T社区内由于社会资本难以再生产、人际关系呈现“内卷化”，维持T社区秩序的仅仅是一系列被当做“耳旁风”的管理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T社区内社会秩序较为混乱。

组织介入: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机制

被市场支配、孤独感增加、难以形成城市认同，这些后果无一例外地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同时也使他们生活的社区呈现出秩序混乱的状态，客观上不利于城市社会治理。因此，笔者认为应当设法恢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功能，在为其提供信息、社会支持的同时促进社区的稳定，而这些功能恢复的前提就是实现其社会资本的再生产。那么如何调整原有的机制以实现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呢?解决问题的核心在于对上文两个关键影响因素——结构制约与交往成本限制——的直接或间接回应。

笔者认为一个可行方案就是通过组织介入方式，即以社会组织为核心提供公共服务、建构公共生活与交往“平台”、重建社会关系网络，从而实现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在T社区中就存在这样一个非营利性组织——N组织⑲，其组织实践为笔者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机制提供了实例。

首先，N组织介入T社区生活，在社会网络重建方面带来的最直观的影响就是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成本。由于同政府部门的合作关系以及良好的社会影响力，N组织获得了T社区中心场地的使用权以及来自工会与企业的资金支持。他们通过提供免费运动与娱乐场地、举办讲座与心理咨询活动等方式迅速在社区内部扩大自身的“品牌效应”。

表1 N组织2013年在T社区的社区活动表(以2013年8月为例)

我们会有定期的志愿者活动，每个月都有。我们对志愿者活动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经费，对志愿者的优待很好，经常组织聚会和团队培训，所以凝聚力也很好。这边都是年轻人，他们来到这边一方面象征着自己人生新的事业起步，人生掀起新的一页。他们希望在这里发展，我们就想让他们感觉我们这个有温暖的新团体，要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给他们一个展示的平台，比如各种兴趣班，还有演出，我们会组织出去比赛什么的。然后(我们)大规模地去做宣传，弄了好多宣传途径，让他们愿意来(文体中心)，跨出这一步。把所有的门都打开去迎接他们。现在能够达到这种效果。(N组织负责人访谈资料)

通过精心“经营”的志愿者平台与公共活动，N组织迅速在T社区内部建构了一套以组织负责人为核心的波纹状网络，由组织负责人吸纳并培训志愿者，再由志愿者辐射公共活动参与者，最终在T社区中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具有生命力的新型社会关系网。

新生代农民工不需要付出太多物质成本即可参与丰富有趣的组织活动，这本身就体现出组织介入的优势。此外，N组织并不是强制性地要求参与者结成义务性较强的初级群体，而是根据兴趣爱好来交往，这样就给那些并不打算长期留在T社区工作生活的农民工一个更为宽松的互动圈子。他们也可以选择短期的兴趣小组、球类联赛等，并不需要付出较高的情感成本即可得到生活中的愉快体验和情感支持。这样的关系网络与互动模式得到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者的欢迎，他们通过学习、培训与生活实践的“再社会化”过程开始适应城市生活，缓解了精神上的孤独和压力。“从去年十月份到现在，做些摄影、放电影还有其他活动啥的。(每周)平均来两三天吧，每天晚上我们不加班就来……以前我晚上睡觉特别晚，特别困也不睡，没来N组织这边我一夜就睡三四个小时。工作压力大啊，想工作的事，反复地想，第二天也没精神。来到N组织这里，你要是喜欢这些事儿吧，工作上的事情就缓解了，也不想那么多了”(YSB，24岁，组装工)。仅仅半年多时间，他们的志愿者核心网络由最初的5个人发展到了120人，每个月参与社区公共活动的人数超过千人次。

其次，在无力改变T社区位于城市边缘结构的情况下，N组织选择复制城市文化与行为规范到T社区，试图在社区内部营造一种类似城市社区生活的氛围。由于建立起一个志愿者网络，在新生代农民工的互动中传播城市文化与行为规范就变得更为容易。

我们刚来的时候，这里全是土，很荒凉也没人打扫。这里人出入穿拖鞋的、露肩膀的都有，包括把脚踹在椅子上的等。我们不允许这种情况，就要给他们示范一个规范的行为，从这些细节上进行一些改善，这样的人再进来就会感觉不适应，认为那种行为不合适，就会改观了。咱们公寓也是有一万四千多人，整体素质上不来，一些打架斗殴的混乱事件就会经常出现，但是现在已经基本没有了。我们就要通过这小部分人去影响大部分人的这种方法，扩大覆盖面，最终才能达到建设和谐公寓，达到宜居的氛围，维护公寓的稳定。(访问员:那你们怎么样才能扩大覆盖面?)我们就从活动上去影响嘛，就像是非诚勿扰活动，我们之所以办这个，一个是解决他们的婚恋问题，还有就是因为像综艺节目一样，很重要的是观众，观众对这个有兴趣就会主动来了解这个文体中心，然后就会上来参与节目、领票等，就会影响他们，让他们感觉和城市人差不多。(N组织负责人访谈资料)

而针对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主观上安于现状而竞争意识不强、客观上“两点一线”生活单调的情况，N组织通过组织培训、娱乐活动等方式向新生代农民工传播竞争与创新文化，通过农民工的个人网络不断扩散。

文化上的熏陶很重要，比如我们长期说，如果你花费长期时间去宿舍睡懒觉或上网什么的，为什么不去多学学知识，多交交朋友，可能这样你个人的竞争力就增长了。然后我们经常给他们灌输这些事儿，他们就会受影响，然后再通过他们跟他们认识的人灌输这种思想。(N组织负责人访谈资料)

正是有了预先搭建好的互动平台，N组织才有可能将新的行动规范、思想意识通过“组织负责人—核心志愿者—公共活动参与者”这种渐趋稳定的、不断扩张的社会网络一层一层向外传播，期望达到辐射部分社区居民乃至整个社区的目的。这种组织主导、居民唱和的组织介入模式建构了新的社会网络，使得社会资本具有了新的载体。社会资本的部分功能也得以恢复，集中表现在提供社会支持、培育社会规范等方面，虽然不能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纵向社会流动的机会，但是为其提供了情感支持、减少了孤独感，在整个社区内建构与传播了现代型的社会规范与价值观念，促进了社区秩序的稳定。

结论与讨论

社会资本之所以具有提供信息、社会支持、培育信任与行动规范等功能，前提是社会行动者拥有稳定的、能够再生产的社会关系网络。稳定的社会结构是社会资本实现再生产的重要条件，一旦结构发生重大变迁，必然会影响社会资本的功能。正如科尔曼所言:“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都依赖于稳定性……个人流动将使社会资本赖以存在的相应结构完全消失。”㉑农民工进城不仅是空间上的地域流动而且是结构上的社会流动，对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研究绕不开社会结构的转换，而基于结构视域的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研究应始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

社会流动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经历社会结构的横向转换。进入城市社会后结构制约与交往成本限制使得他们的社会关系处于“拔根”状态。而在“拔根”状态下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难以实现再生产，社会资本的功能也发生变迁。既往由强关系提供求职信息的功能被市场所替代，同时也导致他们被市场所支配;既往提供社会支持的功能被脆弱的关系资本少量替代，然而精神支持的不足也导致孤独感增加、城市认同难以形成;既往促进熟人社会秩序稳定的信任、社会规范等功能无从替代，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区秩序混乱。在宏观结构性因素难以改变的情况下，组织介入机制就成为恢复上述功能需求的可行路径。通过组织介入的方式减少新生代农民工再建关系网的成本，在社区内复制城市文化与社会规范，形成以组织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以此为载体恢复社会资本的部分功能，实现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情感支持、减少了孤独感，在整个社区内建构与传播了现代型的社会规范与价值观念，促进了社区秩序的稳定。

N组织的三种特性使它具有一定的同政府、资方谈项目的话语权以及组织行动的主动权，这是组织介入以实现农民工社会资本再生产的主要原因。首先是非营利性，N组织提倡与实践组织的社会责任与志愿服务精神并在多个地市做出了成效，使它更容易获取“资方”(即政府和企业)的信任，这是组织介入的前提条件。其次是专业性，N组织核心成员并不是富有热心却缺乏经验的公益爱好者，而是经受过专业知识技能培训与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他们能够灵活应对各种制度环境以保证公益项目的顺利开展，这是组织介入的专业保障。最后是主体多元性，N组织摆脱了传统公益组织或是依靠自身力量、或是依赖政府支持的单一模式，而是力求整合政府、企业、公益组织与居民等多方力量参与社区生活建设。

必须强调的是，组织介入并非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最优机制，这只是在结构性因素难以在短时期内改变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过渡性”机制。这在本质上并不是关系的“扎根”，而仅仅是一种“嫁接”，是一种组织行为而非农民工的自主行为。例如在T社区，N组织就是关系网络的平台，志愿者与参与者相当于把关系“嫁接”到组织中，以N组织为核心发展交往圈子。通过组织介入再生产出的社会资本依然具有一定的脆弱性:一旦组织撤出社区，这种公共生活与社会交往的平台就会消失，平台的消失会使这种依托组织建构的关系网络迅速解体。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脆弱性，终究还需从社会结构入手。这并不是要在农民工社区中再造传统熟人社会，而是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同样的公民权。这就需要城市主体转变发展观念与策略，抛弃城市自我利益保护意识，不再以客体的身份将新生代农民工视为“二等公民”，为他们提供和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只有这样，才能让新生代农民工拥有融入城市社会的公平机会㉒。当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且不再被视为“他者”时，他们才能将关系“扎根”于城市，才有机会建构自己的社会网络，他们的社会资本才能重新嵌入城市社会结构之中并发挥应有的功能。

T社区中N组织的实践为我们研究农民工社会资本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角，由个体的关系资本再生产向组织介入的社会资本再生产转变，应该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实现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有效机制。虽然T社区的研究仅仅是天津地区的一个个案，T社区内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只是农民工的一种类型，这种组织介入模式现在仍处于检验阶段，但是它为新生代农民工在经历横向结构转换后保证社会资本发挥必要功能提供了重要的样本或参照，这正是T社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再生产机制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除此之外，这种组织介入的社会资本再生产机制，或许能对城镇化中的人际关系重建与社区秩序维持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即在社会结构转换过程中促进社会资本功能的平稳过渡。

① Brown，Tomas Ford，Theoretical Summary of Social Capital，Working paper，University of Wisconsin，1999．

②参见悦中山、杜海峰、费德尔曼《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研究:现状、影响因素与后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③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④王毅杰、童星:《流动农民社会支持网探析》，《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⑤符平、江立华:《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局限与突破》，《调研世界》2007年第6期。

⑥符平:《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实践社会学研究的发现》，《社会》2006年第2期。

⑦⑭㉑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97、294 ～297、298。

⑧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⑨马振铎:《论孔子的正名思想》，《河北学刊》1993年第1期。

⑩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⑪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

⑫王雨磊、王宁:《人情债与人情味:农村宴席中的关系再生产》，《中州学刊》2012年第4期。

⑬参见刘少杰《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⑮Robert D．Putnam，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167．

⑯入驻天津市B区的企业只需每年缴纳一定的物业费，就可以让职工住在这个社区之中，而不必自己建职工宿舍，降低了企业的管理成本。

⑰任焰、潘毅认为，宿舍劳动体制是指:“工厂利用宿舍安置劳动力，并承担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劳动体制……企业为其雇员提供宿舍并不是为了建立一支对企业忠诚或者技术熟练的劳动力队伍，而是主要为了可以确保短期地、临时性地、大规模地对跨地区流动的廉价而年轻的外来工(特别是女性)加以使用，并将其工作日的劳动产出最大化”，这样看来，T社区的设置与管理显然符合“宿舍劳动体制”的特征。任焰、潘毅:《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⑱徐增阳:《“民工潮”的政治社会学分析》，《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1期。

⑲N组织受天津市滨海新区社会发展局和工会委托发展“T社区服务中心项目”，2012年10月进入T社区文体中心为农民工提供社区服务，以社区志愿者和周边大学生志愿者为核心发展关怀网络、共同参与社区事务。

⑳《天津T社区公益服务基地8月通讯》是T社区内部N组织每月一期的活动汇总，感谢N组织负责人XM为本研究提供通讯材料。

㉒当然，这只是一种机会公平策略。笔者并不认为向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同等的发展机会就实现了起点公平，毕竟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方面的积累都不足，然而这样却给他们一个平等地展示自我才能的机会，让他们具有了公平竞争的可能性，也为以后创造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以提升社会地位提供了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