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东台路笃底——我们成长的摇篮

集体回忆+施良驹+整理

施燕华，曾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驻卢森堡大使，其父母共生育了9个儿女，本文是他们的集体回忆。

迁入上海东台路

抗日战争期间，全家于1939年迁到南阳桥安纳金路（现在的东台路）。就此一住就是好几十年。我们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四个在这里出生，而前面几个哥哥姐姐则是在这里成长和走上工作岗位的。所以每当我们说起东台路时，总有一种割舍不去的亲近感。

东台路南起肇周路，北到崇德路，原本是直通的。后来因为在复兴中路以北的一块地建了房子（东台路180号），把路分隔成南北两段。我们家就在这北段靠近最南端的地方。如果叫三轮车或告诉别人如何寻址，说“东台路笃底”就行。180号里住的是一户有钱人家，一栋三层的与众不同的大楼房很气派，至少有十几间房间。楼前还有一个小花园，用竹篱笆与外界隔开。平时大门紧闭，养着一条大狼狗，我们不太清楚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到了20世纪50年代，大狼狗不养了，夏天乘凉时我们经常进去与他们家的小孩一起玩，摘凤仙花染指甲。“文革”中，这里的房子被没收分给许多家老百姓，也变成了乱哄哄的“72家房客”。小花园现在成了社区老人锻炼的场所。我们家是175号，斜对着他们。

离家不远有一条街叫顺昌路。路的北段是“小吃一条街”，阳春面、生煎馒头、菜肉馒头、油豆腐线粉汤……价廉物美，应有尽有。这就是有名的“太平桥”，可以催出我们兄弟姐妹许多口水的地方。儿时的记忆历历在目：每当下午有客来访，爸爸就会派我们小孩去太平桥买生煎馒头招待客人，我们抬起“飞毛腿”直奔太平桥，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因为我们肯定可分得一两只吃吃解馋。这个地方现在建成了太平桥绿地和新天地商业区。

沿着东台路向北走，穿过自忠路不远，就到了有名的“杀牛公司”。杀牛公司的后门在东台路的北端、崇德路和柳林路的交界处。如果哪天正好有牲口运到，又是刮北风的话，一股难闻的臭骚味会随风飘进我们家。有时经过杀牛公司，正好有一车猪或牛送到，它们沿着一个斜坡被赶入屠宰场，猪哇哇嚎叫着不肯往前走，牛则是默默地流着眼泪，没有鞭抽就钉在地上不走。我们见状觉得它们很可怜，以后就不想经过那里了。

沿自忠路往东100米就到西藏南路，那是法租界和老城区的分界线，曾经是用铁门分割开的。

在180号的两边各有一条小弄堂，它们通向复兴中路、吉安路和西藏南路。这条笃底马路看似封闭，其实是四通八达。电车11、17、18、23、24路的车站都在五分钟内可以到达，非常方便。

笃底马路风情多

笃底马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方便和乐趣。首先，没有车辆经过，整条马路很安静。尤其是冬天从阳台上往下，看行人稀少，有一种凄凉的感觉。而在夏天，则是我们乘凉的好去处，可以肆无忌惮地把小板凳放在马路中央围着坐，讲故事、做游戏、看天上的点点繁星（现在由于地面的光污染，已经看不到多少星星了）。有的邻居甚至用两条板凳搁上一块铺板睡觉。其次，我家的二楼阳台就好像戏院的包厢，可尽情欣赏平民的众生相——三轮车夫坐在小矮凳上，端着一大碗粥喝，遇到有卖臭豆腐的小贩，买上一串油炸臭豆腐，涂上鲜红的辣椒酱，有滋有味地嚼着；有时一群苏北老乡围在一起拉琴唱淮剧，旁边围着一群小孩看热闹；我家斜对面有一家道观，做起道场来几乎占半条马路，我们就在阳台上看道士们念经，大热天还穿着长袍走来走去……有一对侏儒夫妇每天从这里经过，却总是被不懂事的小孩们追着骂：“老牌矮子！老牌矮子！”令人同情。而小小的良骝看到他们，以为是怪物吓得直哭，往屋子里面逃……夏日之夜，当时（20世纪50年代）的居委会经常在这里拉起幕布放宣传卫生的幻灯片，还搭起舞台举办纳凉晚会，沪剧、越剧、活报剧、滑稽戏应有尽有。对我们小孩来说，真是“不出钞票看白戏”，很开心的。

东台路住的多数是贫穷的外地移民，还有一部分是做小生意的，很少是有钱人。人口大部分来自苏北，其次是浙江，还有就是山东、广东等地。

从解放前到20世纪80年代，这条马路上开过不少店。有茶馆、烟纸店、木器店、道观、纸盒店、老虎灶、裁缝店、脚桶店等等。随着时间的迁移，这里的店差不多都关掉了，只有小小的烟纸店和一家老虎灶倒是一直开到21世纪。

夜晚，小孩们入睡不久，会听到宁静的街道上传来清脆的叫卖声：“桂花赤豆汤！白糖莲心粥！”那香气宜人、煮得烂烂的桂花赤豆汤经常进入我们的梦乡。住在楼上的，可以把碗和钱放在一个竹篮子里面，然后用绳子把它们放下去。不多久，一碗热气腾腾的点心就放在篮子里，把绳子拉上来就可以吃了。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家很少买这种“闲食”（零食）。

清晨，天还蒙蒙亮的时候，楼下就喧闹起来了。车夫们把门板缷下，用板凳一搁，就成了一条长桌。于是他们就围着长桌吃早茶（饭）。小贩们不失时机，跑来卖草萝饼、油条、唔酥豆，还有大壶的热茶。半根油条裹上几粒焐酥豆，咬一口，喝一口茶，味道很香，真是一种享受。车夫们吃饱肚子后出车，又开始他们一天的劳作。在他们吃早饭时，还可看到有人牵着奶马缓慢地走街串巷，马身上披着薄毯子，脖子上挂的铃铛清脆作响。这是现挤现卖马奶的，一般只有富裕一点的人家才吃得起。

在东台路上最吸引我们的，就是每天搭在人行道上的“小书摊”了。书摊上琳琅满目地摆着各式连环画书，我们称之为“小人书”，交一分钱就能坐在很矮的条凳上，看《西游记》《水浒传》里的故事，如《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野猪林》等。看完一页，用舌尖舔一下食指，翻一页。有的书已经很破旧，虽然“其貌不扬”，但内容很吸引人。爸爸不允许我们在那里租书看。他说书太脏，要染上毛病的。没办法，我们有时站在别人的后面猫着腰，伸着头“揩油”，还看得津津有味。我们称这为“张小书”（张，宁波话念jiang，张望之意）。爸爸在阳台上如果见我们在“张”别人的小书，认为是没志气，也要毫不客气地叫回家来。解放后小人书就叫连环画了，而且越画越好，我们在学校、单位里就能看到了。每当我们看到小人书时，还总是想起东台路上的小人书摊，那是孩子们的最爱啊。“小书摊”不仅租书，还有许多糖果、杏梅、芒果干之类的小吃卖，花一分钱就可解馋。endprint

到了春节前夕，小书摊扩大了地盘，增加了爆竹、面具、大刀等等孩子们喜欢的玩具，晚上张灯结彩十分喜庆。元宵节晚上，大人小孩提着各种灯笼在街上庆祝，爸爸经常用竹子给我们扎兔子灯或圆灯，让我们提着灯笼到街上玩，这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

延续几十年的简陋生活

上海的老房子没有自来水，每幢楼的后门外有一个水龙头，家家户户用水都到这里来接。我家在二楼，所以备了一个水缸和两个水桶：一个桶是用于去楼下提水并倒在大水缸里备用；另一个桶则是暂存污水用，存满了再提到楼下倒掉。提水的活大人可不好干，因为楼梯踏板很窄又陡，大人只能踏上半个脚多一些，楼道内又很暗，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水一起滚到楼下去。那时候夏天洗澡很简单，用一个大木盆，倒上一些水，人就坐在里面搽肥皂或清洗。有时为了消毒，爸爸还在澡盆里放点来苏尔。那时用水很节约，一家人一天大约就用一缸水。衣服被子什么的都到下面去洗。一到暑假，妈妈就要催我们到楼下自来水龙头洗布鞋、球鞋，洗干净后整整齐齐地排在阳台上晾干。水费是整幢房子按人头摊，全家一个月才几毛钱。

老房子也没有厕所，家家户户都用“马桶”，马桶放在屋内。许多家庭只有一间房间，那就吃喝拉撒睡全在这几个平方米的天地内。马桶一般放在很隐蔽的地方。有的人家还把它放在一个做工挺精致的“马桶箱”里，既掩盖了异味，也美观了外表。

每天清晨天还没亮，就会听到清洁工拉着粪车在楼下喊：“倒马桶！”“再不来就走了啊！”家庭妇女们纷纷把马桶提出去交给清洁工人倒入粪车，随后是稀里哗啦的刷马桶的声音，伴随着妇女们的笑声和闲言碎语。不久，一切恢复正常，天也就亮了。我们上学的途中，人行道上摆满了一个个洗干净的马桶口朝天晾着，这是老上海的一道风景线。

烧饭的炉子就放在房门口的过道上，冬天有时就放在屋内。每天清晨，家家户户第一件事是生炉子，我们小时候都有生炉子的经历。生炉子时，炉门要对着风来的方向。引火是用旧报纸点燃木柴，然后由木柴点燃煤球。不顺利的时候，旧报纸烧没了，煤球仍没烧着。且不说弄得人一脸灰尘，呛鼻的煤烟味使全家咳嗽不止，还会影响生炉子人一天的情绪。后来发明了蜂窝煤和新式炉子，就可以把炉子封过夜，早晨起来打开炉门，加个煤饼就可用了，节约了劳动力。但这样做会散发很多的一氧化碳，所以一到冬天，常听说有人家煤气中毒的事。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发生，我们家厨房一年四季都开着小窗通风。寒冷的冬天，早晨起来会看到水缸里的水已结上一层薄薄的冰。夏天，我们经常开着门和窗，在通风的地方摆两个长凳，搁上一块门板睡觉。奇怪的是，那时蟑螂老鼠臭虫肆虐，却没有蚊子。

在东台路笃底处有一个垃圾桶和小便处，小便池的墙上经常贴着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天惶惶，地惶惶，我家有个夜啼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那是有经常哭闹的孩子家长所贴，他们希望许多人念了此帖孩子就会不哭。我家阳台正对着楼下的这个秽物集中处，一到夏天气味特别重。来运垃圾的是一辆马拉的平板车，老上海叫它“老虎塌车”。因为车身长马路窄，为了掉头，不得不来来回回倒多次才能转过方向来。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垃圾桶边上还搭建了一个木制的活动房，我们叫它草棚棚的，里面住了一家好几口人。在如此简陋的生活环境中，人们还努力改善卫生条件。后来草棚棚拆走了。垃圾桶也修得正规了些，而且经常喷药，小便池也搬走了。谢天谢地，笃底马路的卫生状况大为改善。

尽管条件差，这一地区的居民仍很爱干净。人行道是他们交流的场所，甚至还是露天饭厅，大家从不乱扔垃圾。每天一大早，住在一楼的人家都端着脸盆，用清水冲刷街面，街面总是很干净。这也是老上海居民的习惯。燕华从北京回来，总要夸奖楼前的马路干净，没有痰迹。

七十二家房客

20世纪50年代有部电影，叫《七十二家房客》，讲上海滩住房的拥挤和邻里关系。我们那个楼内虽没有七十二家，但住的房客也是鱼龙混杂。

我们家虽说是住在175号，但实际上还包含177弄上面的两间过街楼。这条弄堂是我们进出的必经之路。以前弄堂装有雕花铁门，很好看，像法国建筑的铁门，因为这里曾经是法租界嘛。可惜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雕花铁门被拆去进炼钢炉了，代之以难看的粗木条。进弄堂面对着的是三座比较正规的石库门房子。这三幢房子比我们的好，里面主人的家境要比周围的邻居都富裕些。三家的门前形成一块空地，就成了我们小孩子玩“造房子”“踢毽子”的地方。天冷时，弄堂就成了一些“叫花子”避风、御寒、躲雨的港湾了。有一年冬天特别冷，就有人冻死在弄堂里。尸体被拉走时，我们只看见一条席子和一些破布、烂棉花，当是御寒之物。

我们这幢房的一楼灶披间，八平方米的地方，住着三代人：一个苏北老奶奶，两个儿子和一个跛脚女儿，还有孙子孙女。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她家用轿子抬来了漂亮媳妇，大家都叫她“新娘子”。这个称呼一直叫到老，我们也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新娘子十分勤快贤惠，天不亮就起来帮人家倒马桶刷马桶，白天帮人洗衣服，做衣服，我们没见过她有停歇的时候。她成了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和经济来源，培育三个孩子上了中学、技校。这在当时是很不简单的。老奶奶虽然不识字，但待人处事却不比文明人差。年纪很大了还每天主动擦洗楼梯，一直擦到二楼我家门口。两个儿子都是卖苦力的，拉黄包车或蹬三轮车，没什么文化。几十年后碰到新娘子的儿子女儿时，他们都说老奶奶经常教育第三代：要向施家的孩子学习，好好读书。现在她的孙辈或重孙辈都有了出息，有的还上大学和读研究生了。

我们的楼上三楼住着姓李的山东人。这家人完全是帮地痞，靠武力吃饭，动不动就打架。大儿子李国臣曾是铁路警察，因偷铁路的枕木被判刑入狱，解放前就死于狱中。二儿子则是个混混，解放初期死于肺痨病。一个女儿后来也迫于生计卖淫……不过，兔子不吃窝边草，他们在东台路上倒不惹事。

一个亭子间里住着一家本地人，我们叫他们“好公”“好婆”。好公是个老实本分的人，解放前是“邮差”，解放后归入邮局当邮递员，那时他看上去已经很老态了，每天还要背着个装得满满的大包步行给家家户户送信送报，我们看到此情景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同情。好公还经常在外面捡香烟头，把里面的烟丝取出归在一起，用一个简易的卷烟设备自制香烟抽。好婆则把一包白色的粉末倒在一张锡纸上，下面点着自来火烧，她则张大嘴吸食烧白粉冒出的烟。endprint

另一个亭子间里住着一个看上去很干净的苏北小脚老太太，我们叫她小脚姆妈。她的丈夫叫吴四，是拉黄包车的。其实这个老太太并不老，当时20世纪50年代最多也不过五十岁左右。她很会打扮，经常梳头，修脸；用黏黏的刨花水，擦在头发上，头发显得乌黑锃亮；还用一段棉纱线对折，一头含在嘴里，两手把棉纱线绷开，在脸上来回地绞，直至绞光脸上的汗毛，使脸皮变得细嫩。这是那时的一种土法美容术。

三楼顶上的晒台上搭出一间约十平方的“房”，住的也是苏北人。男的是警察，子女一大堆，有些是良驹、燕婷的同学，经常到我家来玩。他们全家语言能力很强，讲的上海话最纯正。解放后，因为属于住房特别困难户，政府分配房子，搬到福建路去了。

还有一家宁波人住在只有8平方的一个亭子间，人口最多时住了祖孙三代共六个人。儿子在外地工作没有上海户口，故迟迟没有分配房子。因为房间太小，又没有兄弟姐妹，他们的儿子经常来我家玩，有时还住在我家。难怪爸爸说他是我家的“半个儿子”。以后我们一直是亲如兄弟的好朋友。

我们楼里所有人家白天都敞开大门，邻居之间可以自由出入。和我家较近的邻居，如果有人过生日，或者做好吃的东西，就会端过来，让我们尝尝。我家包汤圆或炒年糕，也会盛一碗给邻居。外地的兄弟姐妹回上海，常常是才进弄堂口，就有人嚷开了：“施家××回来了！”

我们家虽然占有过街楼和前楼两大间，但是兄弟姐妹九个加上爸爸妈妈外婆总共十二人怎么住得下。大房东在楼梯边上天花板下面的地方（老房子屋顶很高）搭建了一个大约两三平方米的阁楼，可以容纳两三个小孩睡觉。阁楼的门就设在楼梯半腰处。只要门一关，那就是“暗无天日”的地方。小孩很喜欢，睡在一个小小的封闭“盒子”里特别有安全感。那时良骏良骐已经是热衷科学的小青年了，这小阁楼就成了我们的家庭电影院。他们经常用自制的幻灯机和幻灯片放幻灯给弟妹看，后来又借来手摇的电影机放电影。电影很短，记得就是一个外国人进门脱帽挂大衣几个动作。就这简单的片段让我们懂得了，啊，电影原来是许多照片连续起来播放所形成的，真是扎劲！

我们家有六个男孩，个个健康，所谓“人丁兴旺”，在那时，被认为是“有福之家”。哪家结婚了，就要请妈妈去替他们缝新被子。哪家生男孩，为保孩子平安健康，就要求把孩子“过房”给我们的父母，即做“干儿子”。爸妈有两个“干儿子”，其中一个是豆市街的宁波邻居，另一个是我们附近菜场一个卖菜妇女的儿子，因爸爸常去买菜，认识了。当她知道东台路“施家伯伯”家人丁兴旺，施家伯伯人缘好，就要求把她的儿子“过房”给他。

每年大年夜，爸爸都要准备一席年夜饭，两荤、两素，一碗白米饭，上面放一颗红枣，放在竹编的红漆食品篮里，让良骅或良骥带着弟弟们给两个“干儿子”送去。

亲朋好友中有人结婚，想沾点喜气，就要请我家的男孩去做小傧相。有一次良驹、良骝还被接到人家的新房，睡在新郎新娘的床上过夜，这叫“压床”。据说，这样新婚夫妇就会“早生贵子”。

严格的家教

这就是当时我们家周围的环境：穷人居多，人员复杂。爸爸妈妈担心我们受不良影响，对我们的管教很严厉，特别注意不许我们“轧坏道”。如果见到我们有与不三不四的“野蛮小鬼”玩在一起，就要教训。家里“规矩”很重：上学去时要说“爸爸妈妈我走了”，回来要说“爸爸妈妈我来了”，吃完饭离席要说“（你们）慢慢吃”。平时坐着腰板要挺直，稍有弯曲，就会遭到猛力一掌把你敲直。“站如松，坐如钟，卧如弓，行如风”这十二字是爸爸经常要求我们做到的。还有大人讲话小孩不能插嘴，小孩吃饭不能说话，不能双手搁在桌沿上，第一次动筷不能夹荤菜，红烧肉一般只能吃一块等等。有时我们乘大人不注意时赶紧偷夹一块肉塞进碗底，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爸爸怎么会不知道，睁只眼闭只眼而已。严格的家教使我们兄弟姐妹在这鱼龙混杂的环境里保持好的传统。爸爸妈妈对我们的教育重在人品，而对于我们的课余爱好，学习计划的安排，甚至个人恋爱结婚等具体事情是不会过分干涉的。爸妈的教育加上哥哥姐姐们带头读书学习，孝敬父母，关心弟妹，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于是就使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人都很争气，远离不良习气，在以后的日子里，各人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随着时间的推移，施家在东台路的名气越来越响。当外地子女回来，一起走在东台路上时，坐在人行道上择菜的“阿姨”们会小声议论：“这是施家伯伯的小囡，看人家多有出息！”爸爸在世时，这条路上没有人不知道“施家伯伯”的。爸爸不在了，我们在路上走，也常有人来打招呼，有的讲了他们对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及其子女“个个有出息”表示非常羡慕，有的说他们就是以施家为榜样来教育自己的小孩，以致他们的子女现在都是研究生了，等等。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我们兄弟姐妹一个一个地离开了家，去外地学习和工作了。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东台路是我们成长的摇篮，是我们魂牵梦萦的地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