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崔 丽

如何进行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崔 丽

近日，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公布的一组数据引人关注，在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推动下，农作物新品种的数量、质量大幅攀升，《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后5年与实施前5年相比，水稻、玉米、小麦、大豆、油菜、棉花6大作物的审定品种总量增长了 96.63%，年均增长19.33%，在保障粮食安全、带动农业发展和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植物新品种权是种业领域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对种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但不可否认的是，形式多样的侵权行为依旧扰乱种业市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还远未到乐观的时候。许多科研单位和种子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相对薄弱，偏重于种子的生产、推销，疏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使一些原本属于自己的知识产权却被人抢先申请，造成 “墙里开花墙外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跨国种业公司的知识产权意识十分强烈，他们不仅充分利用全球的种质资源，还利用其自身的研发优势，借助农业知识产权全球布局，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争得先机。

保护种业知识产权，不单单是保障农民、科研单位、育种者和企业的权益，同样事关国家利益。在知识产权和种业市场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假若欠缺这一战略考虑，农业发展可能受制于人。那么，如何保护种业知识产权？遗传资源如何使农民获益分享？

为什么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能够鼓励企业创新

目前，世界各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有的实行“双轨制”，采用专门法与专利法叠加保护；有的实行单一立法模式，采用专利法保护或专门法保护（阿根廷、智利等）；还有印度、非洲，统一组织更适合自己国情的保护模式等。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李菊丹介绍说，美国实行的是植物专利、植物品种保护证书和发明专利“三位一体”的保护模式。这3种保护方式在实践中可以重叠，互不排斥，植物发明者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其中一种或者多种方式为植物发明提供保护。欧盟植物发明保护模式是一种多层次保护体系，《UPOV公约》和 《欧洲专利公约》对欧盟植物发明保护制度影响深远，欧盟层面则通过1994年颁布的 《欧盟植物品种保护条例》和1998年颁布的《欧盟生物技术发明保护指令》进行协调，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在国内法层面为植物发明提供国家品种权和专利的保护。“产业利益是欧美各自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李菊丹认为，除了借鉴上述两种保护模式的某些具体制度外，中国种子产业及其相关利益群体更应吸收欧美相关产业对植物发明保护立法活动的重视与影响，在当前《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修订活动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使中国未来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对中国种业的发展更具有激励和促进作用。

怎样加强保护？——尽快加入《UPOV公约》1991年文本

种业未来竞争的核心是知识产权的竞争，保护好知识产权，使之与种业创新实现良性互动，是我国种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1961年，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成立，比利时、法国、丹麦等国签订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简称UPOV公约），《UPOV公约》先后经过1972年、1978年和1991年3次修订。我国于1999年加入《UPOV公约》，成为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的第39个成员，目前采用1978年公约文本。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仰坤认为，我国目前采用的1978年版的公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致使保护的植物范围狭窄、品种权涉及的范围较小、品种权的内容太少、保护品种权的措施不强等。他认为，提高我国品种权保护水平的关键是尽快完善我国的品种权保护立法，尽快加入《UPOV公约》1991年文本。

随着我国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的完善，植物品种权申请量和授权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适时加入《UPOV公约》1991年文本已是大势所趋。和1978年文本相比，1991年文本创立了依赖性派生品种的概念，能够更严格地保护育种者的权利。

如何保护农民权益？——保护农民的原生品种应当容许其具有变异性

中国是遗传资源主要提供国，也是重要的遗传资源使用国，而国内现有的法规很少提及 “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问题。那么，遗传资源的利用如何让农民获益，并充分调动农民在保护传承农业遗传资源中的积极性呢？

“与新品种保护不同，保护农民的‘原生品种’应当容许其具有变异性。”宋敏认为，农民对原生品种的贡献一般不是单个农民努力的结果，而是一个地区的农民群体长期努力的结果，因此农民权利一般认为是一种集体权利，比较可行的模式是按照“民族＋地区”的模式建立“农民群体代表机构”，代表农民群体实施对原生品种的农民权利；国家建立监督机制，监督并指导代表相关群体利益的民间机构正确行使其权利。

“在农民获益方面，要承认地方社区对其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持有权和拥有权”，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生物多样性首席专家薛达元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