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中的现代国家因素

/杨 凯

可以说，现代性是当代中国最重大的学术话题之一。凭借《叫魂》一书在中国爆得大名的孔飞力教授，因为相信“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在其新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尝试从中国内部挖掘现代国家的部分要素。

该书探讨了早在晚清就吸引过人们注意的3个问题，而这3个问题又与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议程息息相关：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

通过解读魏源的著作，孔飞力探讨了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导致国家权力的加强这一明显的悖论在中国如何可能。他认为，魏源试图通过对《诗经》的重新解读，赋予《诗经》更具有超越性的意义，将国家政治生活的范围扩大到像他这样的“文人中流”，即广大已取得举人身份却身处官场之外的读书人。通过这种方式，最终调和政治参与扩大化和清廷对于结党的高度紧张，这是一种有别于西方民主的扩大国家政治基础的路径。

利用戊戌变法期间官僚系统内部对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批注，孔飞力探讨了政治竞争同公共利益的协调这一问题。冯桂芬建议应由下层官员选举上层官员，来扩大政治参与，这种观点明显与西方民选观念有类似之处，但冯本人却坚称自己的意见与中国先贤哲人的看法有一脉相通之处。冯桂芬还建议由乡民投票产生新的中介力量控制乡村税收，而冯的反对者则指出这必然导致权力滥用，公为私用，反而会成为拉帮结伙谋求私利的借口。孔飞力将这场批判与美国建国初期《联邦党人文集》中的讨论相比较，探讨如何看待党派与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

孔飞力从19世纪40年代湖南耒阳的抗税运动跳到解放后的农业集体化，对根本性议程进行了跨时代的考察。耒阳的抗税暴乱源于乡村胥吏的过度盘剥，充分暴露了制度的弊端，但从清朝到民国却都无法破解这一难题，而农业集体化则延续了这一努力，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完全取消中间人，代之以乡或者公社这一建制，使国家权力有效地深入乡村，正是通过此种方式强化了对农业的汲取，并进而推动了工业化。

在结论中，孔飞力没有为这3个根本议程问题找到答案。孔飞力并没有指出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路径在哪里，而是提醒我们，困扰当下中国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其实从晚清就已经存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种种探索，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的影响。因此，当我们在探索现代化的道路时，不仅要向西方看，更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

此书论述的时间范围跨度近200年，涉及到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视野之广，理论之深非一般功力所能企及。但是仅以一百多页的篇幅来探讨如此大的命题难免有失当之处。

如，作者开篇提出的有关“根本性议程”的3个问题。这3个问题是否在现代国家的建构中具有代表性和普遍的认同？何以这3个问题就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议程”？这本是立论的基础，然而作者并没有明确说明。

对魏源著作的解读也有过度之嫌。中国的文人士大夫自古就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传统，心怀济世的魏源自然希望自己的建议能够“上达天听”，于是他主张将政治参与扩展至“文人中流”，即自己这一层也就很好理解了。虽然从理论上看这与政治参与扩大化没有冲突，但从一个中国人的感性经验来看，明显生硬。在本书中，作者虽然也谈及国家税收的汲取能力等问题，但整体上仍显单薄。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美]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