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状元实业梦

傅国涌

北京之行让张謇决心远离官场，“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他决定走实业的路，无论多难，也要咬牙坚持下来。十多年后，他在1909年冬天对刘厚生说：“我早已想到假如我到北京做官，当然一无所成。”

张謇，（1853年7月1日～1926年7月17日）字季直，号啬庵，汉族，祖籍江苏常熟，生于江苏省海门市长乐镇（今海门市常乐镇）。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主张“实业救国”。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

世界地图上的“唐家闸”

唐闸原叫唐家闸，更早叫唐家坝，本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如果不是状元张謇在1896年选中这块地方办厂，唐闸也许不会进入历史。

张謇买地时，唐闸还很荒凉，地价很低，他在唐闸的陶朱坝一带买下了大约68亩地，只花了1250两银子。以后先后6次，又买下了140多亩。唐闸虽然荒凉，但却和盛产棉花的南通很近，只有12里路，周围一马平川，到处是棉田，通扬运河在此缓缓流过，港闸河直通长江边的天生港码头，水路十分便利。

相隔20多年后，1918年，当一个叫做上冢司的日本人来到唐闸时，看到的已是一个繁华的工业城镇：“沿河的一条街，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异常热闹，河边停泊着的数百艘民船装卸着货物。”到1920年，唐闸人口已接近5万人。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有人看到过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出，却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一个弹丸小镇进入世界视野，这不仅在当时的中国是唯一的，世界上也只有美国的黄石公园。

张謇是1894年中的状元，这一年他已42岁。自从1868年中秀才以来，他在这条路上跌跌撞撞走了26个年头，进出科场20多次，其中的痛苦只有他自己内心最清楚。所以中状元的这一天，他的心情非常复杂，并没有特别兴奋。喜讯传到家乡不久，他父亲就撒手人寰。他从天津乘海轮南下奔丧。按清朝规矩，他要在家守制三年。

历时四载创业路

1895年夏天，他闲居在家，在替两江总督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提出了“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张之洞在调任湖广总督前，授意张謇在南通筹办一个纱厂。“状元办厂”当时是个新鲜事，一开始，张謇内心有过犹豫，办厂毕竟是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他起自农家，苦读成名，有过10年不得志的游牧生涯，到过朝鲜，终究只是一介寒士，一个没有从商经验的书生。

不过，早在1886年左右，他就产生过“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想法，并在家乡提倡过蚕桑，还试制过高粱烧。甲午战争之后，他开始形成实业和教育报国的念头。思前想后，他还是答应了，其中说服自己的一个理由，就是替书生争气，世人都说书生只会空谈，只会负气，他要做出个样子给人看看，于是下决心“舍身喂虎”。

当年12月，张之洞正式委任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他在上海、南通、海门奔走几个月，包括老朋友沈敬夫在内，有6个关庄布商、花布商和买办愿意和他一起集股办厂，分别叫“沪董”和“通董”。在唐闸选定厂址之后，他取了“大生”两字作为厂名，“大生”二字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一句。很多年后，他对大生二厂经理刘厚生说过“大生”的含义。

最初，张謇和“通、沪六董”商定办一个2万锭的纱丝厂（后来确定叫纱厂），“沪董”筹集40万两，“通董”筹集20万两。他们分析了在南通办厂的利人利己之处，决定公开向社会集股60万两，分6000股，每股100两，预计每股每年可以获利22两，以2个月为期，在上海、南通、海门三处认购，结果招股很不理想，应者寥寥。

这样一来，所谓的“官招商办”走不通了。1896年12月6日，江宁商务局与通州大生纱厂签订《官商合办条约》，第一条规定将南洋纺织局现有纱机万多锭连同全副锅炉引擎，折价官股50万两规银投资大生，沈敬夫等六董都在合同上签了字。说是“官商合办”，官方提供的只是一批积压已久的机器，并没有现金，大生要另外筹集商股50万两来建厂房、收原料及作为营运资本。1897年，大生重订集股章程，向社会招股50万两，分5000股，但还是进展不顺，上海方面只收到2万两，南通也不足6万两，离50万两目标实在太远。

在新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的过问下，1897年，张謇和官商盛宣怀达成《通沪纱厂合办约款》，4万多锭官机对分，张謇领的一半作价25万两作为大生的官股（盛领的一半在上海浦东另办一家纱厂），大生的股本25万两也由神通广大的盛氏帮助筹集，这一条款白纸黑字写在合同上，签名的除了他们两人，还有见证人郑孝胥、何眉生。8月16日，江宁商务局和张、盛三方签署合同，张、盛分别在通、沪设厂。合同迄今还保存在大生档案中。可以说，到这一年，大生纱厂的筹办才进入实质性阶段。9月26日，“大生机器纺纱厂股票”开始发行，署名是“经理通州纱厂张季直”，因为盛宣怀承诺帮助筹资，所以票面上还印有他的姓氏头衔。当年10月17日，2万多锭官机由军舰运到南通，这批英国造的机器已在上海码头搁置5年之久，日晒雨淋，连包装木箱都破了，机器零件锈坏的占了十之三四。光是搬运和擦锈就花去6000两。前来安装的英国工程师说，从来没看见过损坏成这样的机器。

然而盛宣怀承诺的资金一直没有到位，张謇写了无数告急书，几乎字字有泪，到最后一分也没有兑现。张謇大为恼火，一直没有原谅盛的言而无信。

在筹办大生纱厂的过程中，最初的“通、沪六董”中，有人退出，也有人因集股不力被撤，中途又吸收了几个人进来，最后参与建厂的4个通董比较得力，除了关庄布商沈敬夫，还包括木材商高清、典当商蒋锡坤等，在唐闸买下厂基之后，他们垫出部分股金做建筑费，着手建厂。那个时代，人们对办新式企业没有认识，有了余钱或者买地，或者投入传统的典当、钱庄等熟悉可靠的行业。办新式企业集股困难重重，他们连当地慈善团体、道观有限的一点资金也吸收了，有时凑不了一股（100两），连半股也收，最小的一笔仅37两，半股都不够，只能算作存款。集股之难，可以想见。

当时对大生集股帮助最大的是在外地为官的股东恽莘耘。1907年召开的第一次大生股东会上，有股东质问，为什么股东恽莘耘跟办事人一样分红？张謇回答，股东分红当然不合章程，但是大生筹办的5年间万分困难，恽先后帮助集股6万多两，1900年后大生渐渐稳定，恽又帮助集股6万多两，合计占了全部商股的1/5，仅恽家两兄弟的投资就有3万多两，在个人股东中最多。张謇说，恽莘耘对大生并无特别的义务，对他本人却有赞助的感情。大生自1900年起有了余利，有股东提议应该给恽分红，他和各董事商议，有人觉得股东分红和厂章不合，他就提出把自己的总理红奖分出一半。沈敬夫说：“独苦总理不可，可分总理红五厘，董事四人合分一成酬之。”所以，恽的所得实际上是几个办事人个人给的，和厂章并无抵触。

“机枢之发动乎天地”

大生直到开机时，招股一直不顺，实收资本不足20万两，买地、建厂房，加上支付官利等其他开支，已用去19万多两，资金耗尽，每天仅收棉花一项就要1万多两，只有靠借债一条路，可就是借债也难乎其难，无奈只有“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因为没有流动资金，张謇一度想按50万两股本、年息8厘把厂租给朱幼鸿、严信厚，只是两人贪心太重、一再压价，没有谈成。

大生开机前后，张謇几乎天天在过“年三十夜”。他在外地，每次接到沈敬夫的告急信而一筹莫展，不时在日记中感叹“通厂筹款，垂成而败”、“通厂筹款迄不谐”。他当时多数时间在南京主持文正书院，靠这份薪水养家，筹办的四年多时间里，未曾用过大生的一分钱，其他几个董事也是。他在上海奔走，最艰难的时候，旅费无着，“常常跑到黄浦滩对天长叹，看江也是长叹，眼睛里泪同潮水一样涌出来。有时候旅费不够，也卖过好几回的字，厂款分文不去动用。”

1897年，张謇接连接到翰林院催他回京的三封函电，他曾写信对好友沈曾植说：“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898年他到北京销假，正值“百日维新”，赶上恩师翁同龢被罢官，张謇心知官场险恶难测，想起甲午年在大雨中跪迎慈禧太后那一幕，更是心寒。那一回，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进宫，恰逢暴雨，路面积水一二尺，文武百官都出城迎驾，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两膝泡在水里，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其中有七八十岁的老臣。慈禧乘轿子经过时，视若无物。

这件事给他很大的震撼，身居庙堂，难道就是做叩头虫吗？此次北京之行，他决心远离官场，“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张謇决定走实业的路，无论多难，也要咬牙坚持下来。十多年后，他在1909年冬天对刘厚生说：“我早已想到假如我到北京做官，当然一无所成。”

1897年冬天，张謇为大生起草的《厂约》开篇说：“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在他心目中，办厂就是有用之事，他为自己找到了读书人的报国之地，他兴奋难已，一口气给大生拟定多副对联：

“生财有道，大利不言。”

“通商惠工，江海之大；长财饬力，土地所生。”

“秋毫太行，因所大而大；乐工兴事，厚其生谓生。”

1899年5月19日，离大生开机只有4天，他派人过长江，到常熟请恩师、前户部尚书翁同龢写了一副对联，一直挂在大生的公事厅，现在仍由大生一厂保存：

“枢机之发动乎天地

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1899年5月23日，大生终于正式开机，2万纱锭只开足了9000锭，之后又到国外购买了机器零部件，一直到10月份后才开到万锭。

而此时，距离张之洞的任命，已经过去了4年之久。

编辑 罗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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