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歌长题和题序在唐宋间的变化
——以杜甫、白居易、苏轼为中心

黄小珠

南宋的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云：“唐人命题，言语亦自不同。杂古人之集而观之，不必见诗，望其题引而知其为唐人今人矣。”①这里所说的“题”是诗题，“引”是题序，即诗题与正文之间，作者以“并序”、“序曰”、“并引”、“并叙”等字领头的一段文字。虽然严羽所说不免有夸大之处，但是从唐代至宋代诗歌的题与序确实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艺术形式的差异往往反映出创作意识与艺术功能的转变，是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目前与此相关的论文有吴承学《论古诗制题制序史》②，此文以宏观的视野勾勒古代诗题、题序的发展演变历程，认为杜甫引领一代风气，开宋人的长题诗之先。这一见解十分精辟，然而，对于这一变化的具体内容以及背后的创作思理未能予以阐释。本文在此基础上，以唐宋诗转型上富有典范意义的三位诗人——杜甫、白居易、苏轼为中心，分析唐宋之间诗歌长题、题序的发展演变轨迹，及其在表现内容、艺术功能上的变化，并进一步阐释长题、题序在唐宋诗转型上的意义。

纪实性与日记体长题的大量涌现

中国古代诗歌的题目在唐代到宋代之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长题的大量涌现。长题即指与短题相对，字数众多、叙述详实的题目。总的来看，长题的数量在初盛唐时期还比较少，从杜甫开始才初具规模，到了白居易已相对显著，至宋代的苏轼则呈现出兴盛的局面。这种变化的情况，由以下的统计可以清晰看出③：

目类诗人诗题总数二十字以上诗题数(占诗题总数百分比)五十字以上诗题数(占诗题总数百分比)孟浩然2700(0%)0(0%)王维33010(3.0%)0(0%)李白81521(2.6%)1(0.1%)杜甫115839(3.4%)2(0.1%)白居易2703132(4.8%)12(0.4%)苏轼1872208(11.1%)36(1.9%)

如上表所示，与初盛唐相比，中唐以下至宋代，长题的数量和篇幅均呈逐渐增长的趋势。孟浩然的诗题普遍简短，未有超过二十字者；李白诗集中长题的比率也较低；王维长题所占比率与杜甫相当，但数量则远低于杜甫；至白居易、苏轼，无论在数量还是比重上，都已极具规模。其中最明显的是苏轼，平均不到十首诗题中就有一首超过二十字者，五十字以上的有三十六首之多。清人乔亿《剑溪说诗》云：“诗题至于玉局，别构佳境，唐人家法，为稍变矣。”④吴承学以为“玉局”的诗题是李商隐的无题诗⑤，有所不妥。若是李商隐的无题诗，何有“别构佳境”之说？此处的“玉局”正是指苏轼，因为苏轼曾任玉局观提举。乔亿的说法正表明苏轼委曲繁重的长题代表了唐宋之际诗题演变的一大倾向。

与《山居秋暝》(王维)、《静夜思》(李白)、《池上》(白居易)、《初到黄州》(苏轼)这类含混简远或叙述省净的短题相比，长题更能充分详实地反映真实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意图，纪实性成为长题最重要的特征。

初盛唐时期有限的几首长题主要叙述正式庄重的题材或重大的历史事件。前者以王维的应制长题诗为典范，如《奉和圣制幸玉真公主山庄因题石壁十韵之作应制》、《奉和圣制与太子诸王三月三日龙池春禊应制》等以“奉和圣制”开头的诗题，因其奉君命而成，大多叙述谨严、详实典重。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的长题如以下两首：

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王维)

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李白)

这两则诗题皆叙述了诗人在安史之乱中的遭遇与行事，为诗歌本文提供了真实可感的历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以诗证史的作用。

伴随着诗歌对纪实性的进一步需求，长题的内容逐渐从重大的题材转向私人生活的详细描述。与以王维、李白为代表的初盛唐诗人相比，杜甫、白居易、苏轼诗歌长题的内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试看以下三题：

七月三日亭午已后，较热退，晚加小凉，稳睡，有诗因论壮年乐事，戏呈元二十一曹长。(杜甫)

十年三月三日别微之于沣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遇微之于峡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别，言不尽者以诗终之，因赋七言十七韵以赠且欲记所遇之地与相见之时，为他年会话张本也。(白居易)

五月十日，与吕仲甫、周邠、僧惠勤、惠思、清顺、可久、惟肃、义诠同泛湖游北山，会客有美堂，周邠长官与数僧同泛湖往北山，湖中闻堂上歌笑声，以诗见寄，因和二首，时周有服。(苏轼)

这些诗题所记载的内容既非“奉和圣制”的正大庄重，也无关乎重大历史事件，而仅仅是诗人寻常生活中的细行末事：杜甫叙述了七月三日正午至晚间的天气及起居状况，回忆壮年乐事并作诗戏呈友人；白居易则回顾了十年三月三日和十四年三月十一日与元稹相遇相别之情景，说明了作诗的缘起和“为他年会话张本”的创作目的；苏轼的长题除了记录五月十日与友人游山和诗的风流雅事之外，还在题中不厌其烦地罗列一起游山的友人姓名，力图完整生动地再现当日的交游场景。这些诗题以完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因素记录平常生活经历之事与喜怒之情，几乎可以等同于完整的日记。从诗题标注的时间来看，这些日期既不是中秋、上元、除夕、重阳等传统歌咏中具有典型意义的节日，也并非在政治或历史上有什么微言大义⑥，而仅仅是对诗人而言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

从数量上来看，日记体诗题在杜诗中还较少，在白诗中比较常见，而在苏诗中则已经非常普遍。以日记体最显著的时间因素为例，苏轼共有131首诗题明确记录创作的时间，其数量与比例在古代诗人中是十分显著的。综观这些时间出现的频率可以发现，苏轼在写诗的过程中，有某种自觉的年份意识，将一年之中值得记忆之事在题中标示出来。通过排列这些时间，可以大略知其一年之行迹，以此类推亦可粗窥其一生之轨迹。此外，面对重要的旅途行程或人生遭遇，苏轼往往连续在多首诗中，以时间为顺序，记录事态发展情况或旅途的见闻感受，如同一篇篇播报生活经历的日记，如以下五则长题：

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祷磻溪。是日宿虢县。二十五日晚，自虢县渡渭，宿于僧舍曾阁。阁故曾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见壁间有前县令赵荐留名，有怀其人。

二十六日五更起行，至磻溪，天未明。

是日自磻溪，将往阳平，憩于麻田青峰寺之下院翠麓亭。

二十七日，自阳平至斜谷宿于南山中蟠龙寺。

是日至下马碛，憩於北山僧舍。有阁曰怀贤，南直斜谷，西临五丈原，诸葛孔明所从出师也。

在历代的各种苏诗版本中，这几则诗题皆被连续编排在一起，可确认无疑是其同期先后之作。据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可知，嘉祐八年(1063)苏轼以大理寺寺丞的身份前往磻溪祷雨。作者按照时间顺序将七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四天四夜沿途所经之地和所见所闻一一道来：历经虢县、磻溪、渭水、阳平、斜谷、下马碛等地，或宿或憩于僧舍曾阁、青峰寺的翠麓亭、南山中的蟠龙寺、北山僧舍等场所，在途中感怀于前虢县县令赵荐和诸葛孔明其人其事。每则诗题既是独立成篇的日记，又可前后串联成一段完整的旅程纪录，具有强烈的纪实色彩。

诸如此类，以某一事件为中心，记录一段生活经历的日记体长题在苏诗中并不少见。又如在乌台诗案的受审过程中，他用三则日记长题记录了在狱中的听闻及案件的发展情况：

己未十月十五日，狱中恭闻太皇太后不豫，有赦，作诗。

十月二十日，恭闻太皇太后升遐，以轼罪人，不许成服，欲哭则不敢，欲泣则不可，故作挽词二章。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

检阅《苏轼诗集》可知，从十月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这段时间，除了《御史台榆、槐、竹、柏四首》的诗题外，苏轼仅写了如上三题。可以说，他有意识地以时间为线索将此三则诗题贯穿起来，以此展现他本人非同寻常的遭遇。而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就是题中反复提到的太皇太后。《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十年十月庚戌，以太皇太后服药，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释之。”⑦据说，当时奄奄一息的太皇太后听说苏轼以诗入狱，多次责备神宗，请求特赦苏轼。⑧自度“死狱中”的苏轼听到这个消息，无异于三生有福、九死魂归，为了纪念这死而复生的时刻，也或是出于对太皇太后的感激，他特意在题中郑重其事地注明“己未年十月十五日。”五天之后(十月二十日)，太皇太后仙逝，苏轼在狱中听到讣闻，悲痛异常，但身为罪人，哭则不敢，泣则不可，于是作诗以示哀悼。第二首长题叙述了这一创作缘起，说明自身的处境及悲痛之情，日期的注明既有郑重之意，又暗示与上首诗题的前后关联。两个多月后的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终于蒙恩得赦，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在第三首诗题中，他亦以日记体记载这一难忘的事件，其中的“复用前韵”即指“十月二十日”所用之韵。

日记体长题在苏诗中的大规模出现并非偶然，它与唐宋以来日记文学的发展壮大密切相关。日记这一文体在中国古代出现得较晚，中唐李翱《来南录》被认为是初具雏形的一部日记，到了宋代日记的体式才得以正式确立，并以极大的数量和规模蔚然兴盛于当时的文坛。明代贺复征的《文章辨体汇选》说：“日记者，逐日所书，随意命笔，正以琐屑毕备为妙。始于欧公《于役志》、陆放翁《入蜀记》……”⑨宋人的日记以纪行游路程与日常生活两大题材为主，如上所述，这些内容也及时地体现在这一时期的诗歌长题中。可以说，日记体长题是日记文学发展的另外一种形式，它反映了文人如实纪录日常生活的创作需求在诗歌体式上的一种新变。

当然，并非所有的长题都具备了日记所要求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完整的要素，有些长题或无时间，或缺地点，但总是尽量妥帖地陈述事件的前因后果，尽可能完整地呈现诗歌创作的真实背景。总之，如实交代个人生活经历是唐宋诗长题发展的最重要内容，纪实性成为诗歌长题最显著的特征。

干预现实与记录生活的题序

诗歌的题序是古代“序体”文学中特殊的一类，主要源于《毛诗》大小序的传统⑩。《毛诗》有大序和小序，大序总说诗歌理论，小序则在每篇之前阐释各篇旨意，具有干预现实的政治意味。唐前，陶渊明已开始效仿《诗》小序的形式，如《停云序》：“停云，思亲友也。”初盛唐诗中的题序并不多见，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王维的《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序》。题中的秘书晁监是指当时在唐朝为官的日本国遣唐使晁衡(日名阿倍仲麻吕)。天宝十二载(753)，值日本第十次遣唐使藤原清回国之际，玄宗命晁衡为回访日本的使者，并为之举办盛大的送别仪式。王维此诗即因此而作。在篇幅上，此序文共545字，远远多于正文的字数(60字)。在内容方面，序文浓墨重笔铺叙送别场面，运用富丽的藻饰和工整的典故，宣扬华夏声威、敦睦两国友好，与诗句的惜别之情互相补充。王维这篇序文对后来的此类题材有着直接的影响，如元和元年(806)朱千乘的《送日本国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贡方物而归海东诗序》，从体式到叙述笔法都有模仿王维的痕迹。王、朱巧妙地运用送别诗并序的方式，来表现这一特殊的送别场景，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散文珍品。但亦受此场合的限制，此类题序在唐诗中少之又少。

自杜甫以后至宋代，题序的数量逐渐增多。据统计，杜甫有六首，白居易有三十一首，苏轼则有一百一十八首之多。在内容上，这些诗歌的题序一方面接续了《毛诗序》干预现实的传统，另一方面则以极大的热情将大量生活题材摄入笔端。

安史之乱以后，广大地主士大夫出于干预政治、复兴唐王朝的使命，在诗坛上兴起一股模仿《毛诗序》的现实主义创作热潮，题序成为诗人介绍时事背景的有利形式。如元结《舂陵行序》：

癸卯岁，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旧四万余户，经贼以来，不满四千，大半不胜赋税。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贬削。”于戏！若悉应其命，则州县破乱，刺史欲焉逃罪；若不应命，又即获罪戾，必不免也。吾将守官，静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达下情。

此序文可分为三个层面。首先，作者实录了到道州任后所见之情状与面临的矛盾：一方面，战乱使民生凋敝，人口剧减，人民不堪赋税；另一方面，朝廷征敛紧急，到官未十五日，征敛符牒就有二百余封，长官若不能按期交纳，将被治罪。其次，作者表达了面对这一形势所持的态度，即守官安民，不惧罹罪。最后，解释诗名由来及作诗意图。这是一篇政治讽谕诗，题序的内容、结构与诗歌正文基本相同，作者此举意在强调其讽谕旨意，起到“以达下情”的创作目的。

大历二年(767)杜甫在夔州，读了元结的这首《舂陵行》和另外一首《贼退后示官吏》颇有感触，写下了《同元使君〈舂陵行〉》一诗，并效仿元结的题序介绍创作背景及旨意：

览道州元使君结《舂陵行》兼《贼退后示官吏》二首，志之曰：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小(一作少)安可待矣。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感而有诗，增诸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

杜甫在序中高度赞扬了元结的为政之道，认为《舂陵行》等诗继承了《诗经》的美刺比兴和“主文而谲谏”(《毛诗序》)的传统。从此文亦不难看出，杜甫意在借元结其人其诗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现状的担忧，富有强烈的现实关怀。

随后的白居易沿着元结、杜甫等人的创作倾向，写了《新乐府》五十篇。这组乐府诗有大、小序，大序总说诗歌理论和讽谕目的，小序则“一吟悲一事”，点名每篇旨意，如《卖炭翁》小序：“《卖炭翁》，苦宫市也。”从体制到创作旨意，《新乐府》自觉而全面地继承《毛诗序》干预现实的传统。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对此有十分精辟的分析：“乐天《新乐府》五十首，有总序，即摩《毛诗》之大序。每篇有一序，即仿《毛诗》之小序。又取每篇首句为其题目，即效《关雎》为篇名之例。全体结构，无异古经。质而言之，乃一部唐代《诗经》……”白诗中与《新乐府》一脉相承的还有较少被读者注意的《禽虫十二章》。这组诗歌亦有大序和小序，大序总说比兴托讽的创作目的，小序则指明每篇的讽谕之旨。据谢思炜分析“这组诗以禽虫为寓言，各有所寓，大多指向险恶政局和人生偶然无定的感慨”。

进入北宋，随着大一统意识的加强，这类直接批判时政、干预现实的诗序多少显得不合时宜，但是不忘现实关怀的文人也偶尔利用这一形式对某些问题提出劝诫，如苏轼《和陶劝农六首引》：“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所产秔稌，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余既哀之，乃和渊明《劝农》诗，以告其有知者。”题引中说明海南当时农业发展情况，富有针对性，为这组劝农诗增添了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此外，苏诗中有一类干预现实的题序十分有特色，如下两序：

同年友李君讳惇，字宪仲，贤而有文，不幸早逝。轼不及与之游也，而识其子廌有年矣。廌自阳翟见余于南京，泣曰：吾祖母边，母马，前母张与君之丧，皆未葬，贫不敢以饥寒为戚，顾四丧未举，死不瞑目矣。适会故人梁先吉老闻余当归耕阳羡，以绢十匹丝百两为赆，辞之不可。乃以遗廌曰：此亦仁人之馈也。既又作诗以告知君与廌者，庶几皆有以助之。廌年二十五，其文晔然，气节不凡，此岂终穷者哉。(《李宪仲哀词叙》)

章默居士，字志明。生公侯家，才性高爽，弃家求道，不蓄妻子，与世无累，而父母与兄之丧，贫不能举，以是眷眷世间，不能无求于人。余深哀其志，既有以少助之，又取其言为诗以赠其行，庶几有哀之者。(《赠章默叙》)

《李宪仲哀词叙》除了哀悼亡友李惇之外，更主要的意图是通过此序对亡友之子李廌提供某些现实的援助，有扶困济贫、嘉表后进之意。《赠章默叙》讲述弃家求道的章默居士因贫不能举亲之丧，苏轼一方面哀其志、少助之，另一方面作诗相赠，使之获得更多的援助。从前序的“既又作诗以告知君与廌者，庶几皆有以助之”和后序的“为诗以赠其行，庶几有哀之者”这两处几乎一致的用辞可见，苏轼已经有意识地利用其在文坛上的影响力，使诗歌在传播过程中对现实人事起到一定干预的作用。与白居易《新乐府》等相比，苏轼这类题序的政治功能减弱了，而人情意味更浓了。

除了干预现实之外，中唐以来诗歌题序的主要内容如长题一般，多叙述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经历。以白居易为例，除了《新乐府》、《禽虫十二章》的大小序之外，其他题序的内容多叙述自己悠游闲适的生活体验或偶合无常的人生感触。与长题相比，题序的篇幅更为自由宽松，更有利于表达创作主体对事件的完整表述。他常在多达百字、数百字的篇幅中，委曲详尽地介绍创作的来龙去脉，婉转细腻地抒写主体的心境感受，不仅为正文提供广阔细致的背景，也是一篇篇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文章。如《和答诗十首序》共582字，以时间为线索，完整地描述与元稹两度和诗之前后始终，婉转蕴藉，感情真挚，是一篇摹情记事细腻真切的散文珍品。又如，大和三年(829)，58岁时在洛阳所作的《池上篇序》，此文共539字，结构分明，层次错落，详细地介绍白氏乐天叟在履道里的官邸位置、结构特点以及池边风景，最后以优美细腻的笔致描摹悠然自得的池边生活。详实的描述清晰地展现乐天在东都洛阳的居处环境，情景交融的抒情笔法亦流露出他晚年半官半隐的闲适心境。

苏轼的题序接续了白居易描摹个人生活经历的倾向，形成了以记录宦游见闻以及描述梦中奇境为特色的两大主题。根据王水照先生的概括，苏轼一生经历了“在朝—外任—贬居”的两次大循环。其大起大落、屡起屡落的不平凡经历，使其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从而也将关注生活的视角从士大夫狭窄的庙宇楼阁转向极为广阔的社会领域。他频繁地以题序或是介绍沿途的自然景观，或是考察旅程中的名胜古迹，或是记录当时听闻的奇人异事，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幅千奇百态的社会风俗画卷，如：位于大苏山之南、小苏山之北，从齐历唐至宋几经乱废而绵延不息的净居寺(《游净居寺叙》)；精于医术，又擅长接花艺果的处士王复(《种德亭叙》)；阳狂污垢，寒暑不能寝的张先生(《张先生序》)；常戴三朵花，能作诗，又能自为写真的“三朵花”(《三朵花叙》)；在惠州，可以上树采摘荔枝的奇猿(《食荔枝二首引》)；在海南，三度飞来探视诗人的五色雀(《五色雀引》)等等。苏轼有意识地强调这些题序内容的真实性，对于亲身经历之事，他往往给出准确的时间和详细的地点，而从他者间接获得的听闻则多缀以“旧闻”、“旧说”、“熙宁中”、“元祐中”等字眼表明传闻来之有据。

在向外扩展的同时，苏轼也将题序的内容转向描写极为隐秘的私人空间，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纪梦诗的题序。他为数不少的纪梦诗几乎都以“题引”、“题叙”的方式向读者介绍梦中场景，如《石芝引》：

元丰三年五月十一日癸酉，夜梦游何人家。开堂西门，有小园、古井。井上皆苍石。石上紫藤如龙蛇，枝叶如赤箭。主人言，此石芝也。余率尔折食一枝，众皆惊笑。其味如鸡苏而甘，明日作此诗。

此序记述了元丰三年(1080)五月十一日的一场夜梦。作者既清晰地还原了梦中所见所闻所食诸事，又真实地再现梦中人些许迷蒙与奇异的感受。从内容表达准确的角度来看，用诗歌的形式来表现“梦”这一最为私密且朦胧的个体经验，不免受到极大的限制。题序的引入无疑有效地解决了这一困境，以散文的笔法记录梦境，不仅为诗歌本文提供真实完整的创作背景，其本身亦是一篇真切生动的纪梦文。

纪录广阔多元的社会生活画卷与描摹极为隐秘的个人体验，这两类相反相成的题序在苏轼身上富有典型意义，它既是作者非凡的人生阅历在诗歌形式上的直接反映，又流露出他本人猎奇的个性以及重视实录的创作原则。从整个时代背景来看，记录日常生活题序的大量涌现，也与唐宋以来士人生活不断世俗化的倾向有关。

长题、题序的艺术功能

艺术形式及内容的变化意味着创作主体对诗歌艺术功能的自觉开拓。析而言之，唐宋之间诗歌长题和题序的艺术功能主要体现为如下三点：

(一)以诗为史

《孟子·离娄下》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在孟子看来，《春秋》等史书是对《诗经》的延续和补充。由此奠定了中国古代诗史合一的文艺观。但是，这种观点是在经学的框架内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无论就艺术形式还是就表达内容而言，诗与史都是判然有别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歌主情，侧重抒发个体内心的情感。史学则秉承“春秋笔法”，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叙述国之大事。将诗与史结合起来最典型的是杜甫被后世誉为“诗史”的“三吏”、“三别”。清代王夫之云：“诗有叙事叙语者，较史尤不易，史才固以隐括生色，而从实著笔自易。诗则既事生情，即语绘状，以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杜子美仿之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终觉于史有余，于诗不足。论者乃以‘诗史’誉杜，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王夫之对杜诗的评价不免有过激之处，但他对诗、史差异的见解则非常有艺术眼光。总之，叙事是史学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以抒发个人情感为主的诗歌，只有加入了叙事的成分，才有可能以诗为史。

在诗歌中加入叙事的做法有两种：一是运用恰当的创作技巧，在诗歌正文里叙述事件始末或发表议论。这一技巧在宋代发展为蔚为壮观的“以文为诗”；二是在诗题或题序中叙述创作背景、旨意，而集中笔墨在正文中抒发情志。从本质上来看，唐宋之间长题和题序的大量涌现也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以文为诗”。“以文为诗”是为了“以诗为史”。直接体现这一创作目的的是那些干预现实的题序，如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序》曰：“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白居易《秦中吟序》曰：“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所谓的“效汉良吏之目”与“直歌其事”，是指文学作品的内容必须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合乎实录的史学传统。

如上所述，除了部分干预现实的题序之外，杜甫、白居易、苏轼的长题及题序多是用来记录日常生活中的人生经历。在长题或题序中，尽可能完整地为后世读者介绍作品的来龙去脉，这可以说是另一种层面上的诗史融合。历史既体现在重要人物身上，同时又是由无数不知名个体所共同创造的。谢保诚在《中国史学史》中说：“唐宋之际开始，史学在日益程式化和官府化的同时，又以强劲不衰之势兴起了一个史学通俗化和平民化的趋势。……就记述内容而言，开始涌现以记述琐闻轶事为主的历史笔记。”利用长题和题序完整地记录私人生活、交代创作背景的做法，可以说是此种历史意识的表现之一。它意味着，每一个个体的人生经历都值得被记录，即便是歌咏琐碎的生活经验，亦有展现此种歌咏之真实性的必要。

(二)导读和索引

庞垲《诗义固说》卷上：“诗有题，所以标明本意，使读者知其为此事而作也。古人立一题于此，因意标题，以词达意，后人读之，虽世代悬隔，以意逆志，皆可知其所感，诗以题行故也。”中国古代诗歌经历了从无题至有题，再至长题和题序，对读者的考虑是导致这些变化的一大因素。长题和题序以较大的篇幅叙述了创作背景和旨意，即表明创作者对于读者的介入已由潜在的考虑转向直接的导读。这些读者可概括为两种类型：

一是交游内的亲友。如苏轼《双石叙》：“至扬州，获二石。其一，绿色，冈峦迤逦，有穴达于背。其一，正白可鉴，渍以盆水，置几案间。忽忆在颍州日，梦人请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觉而诵杜子美诗曰：‘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乃戏作小诗，为僚友一笑。”诗人在题序中完整地陈述生活中的奇情偶遇，在分享私人经验的同时联络僚友之情。此类赠答在白居易和苏轼的诗集中比较普遍，并且二者已形成比较固定的倾诉对象。在一大段叙述文字后，缀上“兼呈微之”、“兼寄子由”之类的长题或题序，在白、苏的诗集中并不少见。

二是预测的读者。随着文人创作观念的增强，诗人们不仅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获得身边亲友的理解，也希望能获得当时或未来读者的认同。这种情况在杜诗中已偶有出现，如《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从书写的语气来看，作者用第三人称叙述舍弟书信的内容，详细交代具体的创作缘起和旨意，起到了为陌生读者提供导读的作用。这种创作期待在白居易身上非常突出，其《与元九书》说：“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百千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白居易的长题如《胡吉郑刘卢张等六贤皆多年寿，予亦次焉，偶于弊居合成尚齿之会，七老相顾，既醉甚欢，静而思之，此会稀有，因成七言六韵以纪之传好事者》，叙述七老欢会之盛事，希望“纪之传好事者”，使之得以流传久远。到了宋代，随着印刷业的发展，读者的介入已日益成为影响诗歌创作的一大因素。“可以确认最晚在北宋中期的仁宗时代，同时代的信息已经开始用印刷媒体作为手段传播四方。”由于苏轼文名的显著，其诗文在当时已有及时而广泛的传播。长题和题序正是顺应这一现象而普遍出现，如苏轼《凤翔八观叙》：“《凤翔八观》诗，记可观者八也。昔司马子长登会稽，探禹穴，不远千里；而李太白亦以七泽之观至荆州。二子盖悲世悼俗，自伤不见古人，而欲一观其遗迹，故其勤如此。凤翔当秦、蜀之交。士大夫之所朝夕往来此八观者，又皆跬步可至，而好事者有不能遍观者，故作诗以告欲观而不知者。”这篇题序以亲身经历和行游感触告知他人，颇有旅游导览的意味，其中所谓的“好事者”、“欲观而不知者”即指那些不认识苏轼，却可以直接阅读他作品的读者。可见当时苏轼的作品已有一定的传播效应，他本人也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与陌生的读者进行直接交流。

除了一般的导读之外，题序还被赋予特殊的索引功能，即在序中介绍与此诗相关的作品，由此形成了以某一主题为核心的作品群。如白居易《曲江秋感二首序》：“元和二年、三年、四年，予每岁有《曲江感秋》诗，凡三篇编在第七集卷。是时予为左拾遗、翰林学士。无何，贬江州司马、忠州刺史。前年，迁主客郎中、知制诰。未周岁，授中书舍人。今游曲江，又值秋日，风物不改，人事屡变。况予中否后遇，昔壮今衰，慨然感怀，复有此作。噫！人生多故，不知明年秋又何许也。时二年七月十日云耳。”序中作者回顾元和二年(807)在盩厔县尉所作《曲江早秋》，元和三年(808)所作《早秋曲江感怀》以及元和四年(809)的《曲江感秋》。这篇题序以时间流转和仕途沉浮为线索，将有关曲江题材的诗作串联起来，在索引中引导读者去体会作者在多重追思之中再次生发的感秋之意，蕴藉深沉。序中所云“凡三篇编在第七集卷”，很明显这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览而作的索引。这类题序还有：串联起一系列写真作品的《香山居士写真诗序》；回顾了先前所作歌咏陶渊明诗的《访陶公旧宅序》；总结在九江时与元稹全部唱和往来诗的《题诗屏风绝句序》等等。题序的索引功能可谓白居易的独创发挥，在他之前的诗人鲜有这样的说明。究其原因，这与他重视读者的接受有关。倘若读者不知道之前的作品，恐怕也不能体会此诗的本意以及当时作诗的心境。

苏轼很明显地接续了白诗这一创作倾向，多在序中介绍与本诗相关的作品，如以下两序：

世谓乐天有鬻马放杨柳枝词，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梦得有诗云：“春尽絮飞留不住，随风好去落谁家。”乐天亦云：“病与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则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因读乐天集，戏作此诗。朝云姓王氏，钱塘人。尝有子干儿，未期而夭云。(绍圣元年《朝云诗并引》)

绍圣元年十一月，戏作《朝云诗》。三年七月五日，朝云病亡于惠州，葬之于棲禅寺松林中东南，直大圣塔。予既铭其墓，且和前诗以自解。朝云始不识字，晚忽学书，粗有楷法。盖尝从泗上比丘尼义冲学佛，亦略闻大义，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而绝。(绍圣三年《悼朝云并引》)

前诗引用白乐天、樊素之事而美朝云，为正文“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之注解。后诗在题引中陈述了两诗在创作上的前后始末和情感联系。读者只有了解前诗的存在，明白苏轼感念朝云生死相随的情义，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后诗“伤心一念偿前债”的复杂情感。

(三)审美功能

部分作品的长题和题序除了为读者导读、索引等实际功能之外，还具有独立的审美功能，尤其是那些篇幅较长、着力甚深的题序，其本身就是一篇篇出色的散文，如王维的《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序》，全文结构错落、铺排有致、摛文绘藻、端雅流丽，可代表王维散文艺术之最。

杜甫的长题和题序擅长于在谨实有度的叙述中抒发情感。如至德二载(757)杜甫从长安西门的金光门逃出城(彼时长安城被乱军占据)，前往凤翔见到唐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长安收复后，他随帝回京。不久却因事见罪于肃宗，从左拾遗任上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恰巧又从金光门出，作者抚今追昔，作诗抒怀，并以《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的长题交代这一事件始末。另外如《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叙》，此序类如史书笔法，记载了大历二年十月十九日，在夔府别驾元持宅，见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闻其先师为公孙大娘，追忆公孙氏舞剑之精妙而发盛世不再之感慨。如上两则，皆在谨严的叙述中，寓伤悲之情，情境相融，真实感人。

白居易、苏轼等人的题序擅长以即兴感思和片段记录来描摹日常人情物理，形成了一些类如小品文般简练隽永、性灵摇曳的散文珍品。如下，以苏轼《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并引》为例：

三月四日，游白水山佛迹岩，沐浴于汤泉，晞发于悬瀑之下，浩歌而归，肩舆却行。以与客言，不觉至水北荔支浦上。晚日葱昽，竹阴萧然，时荔子累累如芡实矣。有父老年八十五，指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归卧既觉，闻儿子过诵渊明《归园田居》诗六首，乃悉次其韵。始，余在广陵和渊明《饮酒二十首》，今复为此，要当尽和其诗乃已耳。今书以寄妙总大士参寥子。

作者从空间推移与时间流逝的角度，将三月四日一天之中的游踪行迹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在白水山观览佛迹、沐浴晞发、浩歌而归；途中所遇之荔浦晚照与父老邀言；归卧既觉，闻子诵诗，随兴次韵。这篇题序笔法散淡、文思清晰、言近意远、情韵自然，深得小品文“即境示人”之妙趣。明代的王纳谏编选了苏轼的一些短篇散文为《苏长公小品》，并为之作序云：“寐得之醒焉，倦得之舒焉，暇得之销日焉。是其所得之于文者，皆一饷之欢也，而非千秋之志也。”其意旨在美誉苏轼小品文的闲适之趣与娱文之情。虽然上举《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之类的题序未被当作独立之文入选，但其于平凡生活中所悟得的审美之境与王谏言之趣并无二致。

长题和题序在唐宋诗转型上的意义

如上所述，诗歌的长题和题序从数量规模、内容形式以及艺术功能等方面，在唐宋间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前代的批评家多持否定态度，如清人方南堂《辍锻录》云：“立题最是要紧事，总当以简为主，所以留诗地也。使作诗意义必先见于题，则一题足矣，何必作诗？”这一评价反映了传统批评家对长题和题序的看法。平心而论，这一见解不免有失偏颇。以杜、白、苏为例，长题和题序不仅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内容和艺术功能，而且在唐宋诗的转型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所云，“对日常生活的注意观察”是唐宋诗转型的一个重要表征。当诗歌的题材逸出了传统的范式而转向描述琐细的日常生活时，诗人就有必要利用长题或题序向不明真相的读者做一番交代。从杜甫和白居易的创作来看，二者大体在人生的中晚期将笔力转向私人生活领域，与此相应二人诗集中前期题目普遍简短，后期则多有长题之作。苏轼天生好奇的个性，加之一生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频繁地将日常生活中的奇情偶遇摄入笔端，因此长题和题序所占比率远远高于其他诗人。通过长题和题序的交代，使得私人化的感受、体验具有普遍交流的可能，并为读者展现出更丰富的社会和历史的内涵。如苏轼下题：

壬寅二月，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减决囚禁。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宝鸡、虢、郿、盩厔四县。既毕事，因朝谒太平宫，而宿于南溪溪堂，遂并南山而西，至楼观、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十九日乃归，作诗五百言，以记所经历者寄子由。

按照传统的经验，这类纪行诗的诗题多笼统地以“××行”称之。比如纪昀在读此诗时，就很敏锐地称之“似白香山《东南行》”。然而苏轼却几乎不避累赘地以实录的方式介绍了出游原因、具体时间和旅途景点。通过诗题，读者不仅可以得知苏轼详尽的游程线路图，还可了解到当时地方郡吏前往属县减决囚禁的官制，以及凤翔一带的属县名称及山水人文景观等。这种述行事、记游历的笔法正与宋人日记、笔记十分接近。当诗人把视点投向日常生活之时，长题或是题序部分承担了记录或解释作为个体人生经历的创作背景。这种创作趋势的结果是：一方面，使得越来越多的生活题材渗入笔端，客观上刺激了新鲜题材的开拓；另一方面，促使更多的公共信息进入读者视野，使得个体经验富有更广泛的社会历史意义。

杜甫、白居易、苏轼等人的长题和题序注重纪实的特质，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唐诗以抒情为主的模式，使“事”成为诗歌表现的重要方向。在传统“诗言志”或“诗缘情”的诗学体系中，“事”通常被视为表达内心情感的背景，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经常被简略或虚化。而诸如以上所举的众多例子，长题和题序有效地保留这些“事”的真实形态，不仅包括具体的事件过程，还包括与之相关的景物、言语、感情等等。长题或题序在一大段叙事之后，往往缀以“记所经历者”之类的话语作结，这表明对叙事的重视已成为宋代诗学发展的一大方向。

文体各异，功能有殊。诗长于抒情，贵在含蓄；文则长于叙事，倾向实用。唐宋诗格变化一大特征的“以文为诗”，其实质是不同文体功能之间的借鉴，反映了唐宋之际诗人在开拓诗歌表现功能上的努力。而唐宋之间，诗歌中急遽增长的长题和题序则更直观地体现了这两种文体之间的协助与融合，同时也反映了唐宋诗人在诗歌与现实生活、作者之经验与读者之接受等方面所做出的尝试与开拓。

①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

②⑤吴承学：《论古诗制题制序史》，《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

③以下表格中与六位诗人相关的统计数据分别依据：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中华书局出版社1997年版)，瞿蜕园、朱金成《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不计逸诗)，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孔凡礼《苏轼诗集》(中华书局2007年版，不计他集互见诗)。

④乔亿：《剑溪说诗》卷下，《清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3页。

⑥较早在诗题中标明时间的是陶渊明。《六臣文选注》卷二六(中华书局1987年版)刘良曰：“潜诗晋所作者，皆题年号，入宋所作者，但题甲子而已。意者耻事二姓，故以异之。”

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⑧莫砺锋：《乌台诗案史话之三：营救与出狱》，《古典文学知识》2008年第1期。

⑨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日记一》卷六三九，“文津阁四库全书”第470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15页。

⑩吴振华：《“序”体溯源及先唐诗序的流变历程》(《学术月刊》2008年第1期)：“‘序体’诞生于文献的编辑整理过程中，……经历了由集序向单篇文学作品序的演变过程，其中《诗》序的形成过程最具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