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郭 炜，许 可，李双玲

(1.华中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2.北京物资学院 期货研究所，北京 101149)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整体呈现着高速增长的态势，中国由一个封闭经济体逐渐转变为走向世界的开放式经济体，然而，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却是日益显著，这受到我国各界人士的热切关注。为此，中央政府曾作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重要决议，学者们也从各个角度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进行研究，其中，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差异是一个持续的研究热点。

资本配置效率是指资本从低回报率的区域(或行业)流向高回报率区域(或行业)的程度。而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就意味着在全社会范围内资本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资本个体能够在盈利能力指标的驱使下高效流动于各经济体之间。通过对各区域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比较分析，可以为当局进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提供借鉴作用。

目前，国内学者对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研究在以下两方面存在分歧：一个是对区域的划分，一个是对资本配置效率衡量方法的选择。在区域划分方面，米运生和李永杰[1]及王纪全等[2]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四大区域，而沈能和赵建强[3]、曾五一和赵楠[4]等则将其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在衡量方法方面，大多学者采用的是以Jeffrey Wurgler[5]为代表的弹性系数法，即往资本回报率高的行业追加投资而在资本回报率低的行业撤出资本，如韩立岩和蔡红艳[6]、周才云和陈志刚[7]就是以固定资本的形成对盈利能力的依赖程度(即弹性系数)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的高低。有少数学者采用的是边际产出均衡法，即用一个国家每个行业的资本边际产出率的差异程度来判别其资本配置效率的高低，如刘赣州[8]用三大产业投资的边际产出的比值是否接近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后来，沈能和刘凤朝[9]也以资本的边际产出率及其变异系数来衡量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

然而，现存区域资本配置的实证研究仍存在不足，虽然在模型的选取上比较统一，但变量的选取还值得商榷。事实上，我国存在着区域经济发展不均，经济发展现状相差甚远，产业结构复杂的现实，而这些都影响着资本配置效率，进而影响经济发展。针对这些情况，本文将采用Wurgler模型，以31个省市自治区2000年至2010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对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的区域差异进行测算，并进一步对差异形成原因进行分析。

二、模型及变量的选取

帕累托效率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即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也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若将帕累托效率的概念应用到资本配置效率中，则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就是要将资本从低资本回报率的行业(项目)及时撤出，进而投入到高资本回报率的行业(项目)，不断重复这个过程，以致各经济体之间不能再进行流动为止，这将使资本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能获得最大的边际资本回报率。本文将采用的Wurgler资本配置效率模型就是基于这一思想提出的。

在选取变量时，先以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净值平均余额为变量对我国2003-2006年16个季度31个省份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回归结果很不理想，进而借鉴了Wurgler模型中的变量-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由于在空间上，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生产总值都几乎囊括了所有行业；在时间上，这两个变量都是指当期数据，故而选取此变量具有合理性。

模型一：全国总体资本配置效率的测度-合并模型。

(1)

其中，V为地区生产总值，I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下标t表示年份，下标i表示地区，α为横截距,表示全国或某一区域非市场配置的投资水平，η为衡量全国或某一区域总体的资本配置效率水平。

固定资产包括有形固定资产和无形固定资产，由于受到资料搜集的限制，此处的无形固定资产仅包括矿藏勘探，其他类型的无形固定资产并没有包括进来。地区生产总值是指本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等于各产业增加值之和。

模型二：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分析-因变系数回归模型。

(2)

模型(2)是对模型(1)添加了代表地区的下标i，变量的选取没有改变，其中ηi表示每个地区2000-2010年的资本配置效率水平，αi为各地区的横截距，可表示该地区非市场配置的投资水平。

模型三：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因素测算模型。

对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我们采用以下模型进行分析：

η=α+β1×exp+β2×fdi+β3×state-own

(3)

其中，exp表示的是政府开支占GDP比例，衡量政府对于地区经济的参与程度。地方政府在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的宏观直接调控等方面的开支，可能会有效地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但过多的开支可能是由于地方保护、干预过度等原因造成的，而这些又会使资本配置效率降低。扣除一些基础产业设施建设开支后，如科技与教育支出以及科学事业费等，剩下的政府开支如果所占GDP比例过大，可能会对资本配置效率起到负面影响，因而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政府性财政支出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fdi表示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它衡量各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由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逐年发展，大量外商资本以资金、技术等形式进入我国，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资本配置效率应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预计系数为正，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二：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正向影响。

state-own表示的是地方国有企业的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衡量的是国有企业在投资结构中所占的比例。Wurgler认为，国有产权比例的减少会使资本配置效率升高，因为国有资本在回报高行业的增资和在回报低行业的撤资都有所不足，所以预期该系数为负，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三：地方国有企业投资对本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三、实证研究

作者从国研网选取了我国31个省市11年(2000-2010年)共计341组数据，并按照2000年以来的经济区域划分标准，将31个省市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研究分析，其中，东部包括北京、天津等13个省市；中部包括湖北、湖南等6个省市；西部包括广西、重庆等12个省市。

(一)我国总体的资本配置效率

使用上述341组数据计算各自的增长率，发现并没有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率和生产总值增长率的绝对值大于1的情况，故将其全部输入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6.0，使用模型(1)得出以下结果：

其主要统计指标如下：P-value=0.00，D.W=1.59，R2=0.114统计结果总体优良，但拟合度不高，说明我国投资资本的行为除了受到产值的影响外，还受到其他因素，诸如政府政策、经济周期等的影响。表1显示了我国2001-2010年间全国整体的资本配置水平。

表1 2001-2010年间全国整体的资本配置水平

由表1可知，我国资本配置效率在10年内呈现出波动向上的趋势，在2002年和2008年达到高峰之后急剧下滑，且在2009年达到最低点-0.09。2000年开始，政府开始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启动内需的基础上，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带动了相关资本的投入。2001年，我国加入了WTO，开放水平和外商投资以及出口水平都进一步提高，也开始逐步推动对国有企业的改革。2001年以来，经济形势较为稳定，经济增长较快，资本配置效率进入增长期。到2002年，前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开始发挥作用，外商也开始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因而当年的资本配置效率水平达到高峰值。到2003-2004年，由于我国一度出现由投资增长引起的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投资产业结构失调，再加上非典的影响，外商投资也相应有所下降，因而资本配置效率呈波动下降的态势。2007-2008年，随着我国出口优势扩大，内需增长加快，经济在此期间高速增长，政府也相应加大财政政策的调节力度，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同时引导外资投入新兴行业和领域，资本配置效率也随之上升至最高值。而2009年由于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我国出口下降，经济放缓，国内资本投资和外商投资也开始放缓，资本配置效率下降为负值。

(二)区域资本配置效率

在前面将我国分为三大区域的基础上，依次将东中西各区域所包括的省市数据输入公式，使用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如下：

主要统计指标如下：P-value分别为0.000、 0.000、 0.018 ，D.W分别为1.81、 1.45、 1.58 ，R2分别为0.186、 0.169、 0.171。以上结果显示，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呈依次递减的趋势，东部区域是我国最早进行改革开放的区域，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外商投资和非国有经济占有较大的比重，经济增长模式以投资为主导，资本配置效率最高。而西部地区资本相对稀缺，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较低，一些非市场因素对投资的影响占有更大的比重，资本配置效率低下。从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横截距依次递增，也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投资增长主要依据行业(项目)的回报率，市场的资本配置效率较高，而中西部地区则是主要依靠自我调节、自发投资等政策性因素实现对资本的投入和引导，资本配置效率因而相对较低。

区域层面上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差异显著的原因在于：

1. 市场化程度。已有证据表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反映资本撤出低效率行业投向高效行业的投资弹性系数也会随之增加[10]，换而言之，市场化将有助于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东部地区进行改革和市场化的进程较快，在投资调配中市场起了主导作用，使得投资走上更趋于规范化和市场化的轨道，且作为FDI投资核心地带的东部地区，其本身的融合能力也较强。而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则更多地依赖于政府和企业的自发投资，且投资的领域多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项目本身的投资回报率较低，加上地方政府的干预，导致资本无法在相关区域内高效流动。加之各区域因市场化程度的差异，非国有经济的比重也存在很大的差距，东中西依次递减，特别是江浙地区民营经济在当地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民营企业本身的逐利性，推动资本流向高投资回报的地区(行业)，退出低投资回报的地区(行业)。

2. 对外开放水平。以进出口总额衡量的对外贸易对经济水平的提高起着正面影响，出口导向型的政策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统计数据显示，东部每年的进出口总额占到全国进出口总额的91%以上，中部为5%左右，西部大约为3%,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分别占该区域生产总值的11%、1%、2%，可以看出，各区域的对外开放水平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东部区域对外开放水平占有绝对的优势，便于国际资本的流动。据统计，我国利用外资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截止2010年底，我国东、中、西部实际利用外资的比例分别为87.4%、9%、3.6%，外资主要集中于东部区域。随着西部大开发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利用外资的区域结构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其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利用外资的比重始终占我国外资总量的一半左右，而且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主要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外商投资的水平较低，没有带来有力的技术升级。

3. 金融资源分布。金融体系可以通过信息、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等机理以预期收益、利润对项目进行优胜劣汰，并通过监督和控制权市场等机理将资本配置于以专业化、风险、效益等定义的“好”企业。我国金融资源存在着地区结构性不合理、分布不平衡的现实问题，仅东部地区就集中了全国大部分金融资源，且其人均占有量远在国家平均水平之上，而中西部地区的金融资源则严重匮乏，远远不能满足当地经济发展的需求，这无疑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拉大了区域间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

4.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支出，参与本地区的经济建设，控制资本所投入的行业和地区。当地方性财政支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遵循市场运行的规律时，可能会提高本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但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所占本地区工业产值较大，可能会由于地方行政垄断，地方保护主义等，造成重复建设，资本配置效率低下等问题。根据2001-2010年各省生产总值与财政支出的数据，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12.11%、14.85%和22.1%，东部地区财政支出所占比重相对较低，因而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发挥主要的作用，东部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也相对较高。

(三)各省市的资本配置效率

为了剖析各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差异化的原因，我们从区域内部各省市着手，将所有数据代入模型(2)得到各省市资本配置效率，见表2。

由表2可知，除广东、江西、重庆、西藏及青海外，其余省市的资本配置效率均为正，东部各省份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12个省市中只有4个略高于平均水平之上；在各省市资本配置效率排名中，前10名的省市，东部地区占有8个，中部地区2个，而西部地区0个，且东、中、西三大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均值分别为0.8965、0.6160、0.1521，差异十分显著，其趋势与上一部分的统计结果一致。对于表中资本配置效率为负值的省份，广东、江西、重庆、青海等省份虽为负数，但结果不显著，所以暂不予考虑。对于西藏地区，地方经济主要依靠财政支出，政府在资本配置中起主导作用，再加上国有企业比重相当大，外商直接投资基本为0，三者所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6.22%、58%、0.29%，资本配置效率很低，甚至为负数。

(四)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各区域还是各省市，均存在着资本配置效率差异较大的问题，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的？为此，我们使用模型(3)所提到的各因素对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见表3。

表3 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从表3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投资结构占比以及政府干预程度都与资本配置效率呈负相关，这与假设一致。政府除基础设施以外的支出过多可能是由于地方保护或者干预过多造成的，从而导致资本不能及时从回报低的地区，流向高回报的地区，造成资本配置效率的低下；通过对各省数据的对比分析，我们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在本文中，我们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各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省进行对比分析，选择了江苏、湖北、贵州，其资本配置效率分别为1.00、0.46和0.29，而对应的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10.07%、13.75%和29.73%，可以看出，资本配置效率受到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影响，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越高，资本配置效率越低。

资本配置效率也受到地方国有企业投资的影响，国有企业投资越高，相对而言，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则越低，国有企业的逐利性较民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较弱，受到政府的干预也较多，可能导致这部分资本不是以利润为导向而流动的，因而与其他类别资本相比，资本配置效率会有所下降。通过对数据的分析也可以佐证这一观点。我们同样选取江苏、湖北和贵州作为代表进行分析，三个省的资本配置效率分别为1.00、0.46和0.29，相应的国有企业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18%和27%，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国有企业投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地方国有企业的投资比重越高，资本配置效率会越低。

而对外开放程度与资本配置效率呈负相关，这与前文的预期不一致。我们认为这可能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该系数是针对整个国家的因素来分析的，受到各省市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综合作用，而现有的研究已发现外商投资对资本配置效率既有正向的影响，也有负向的作用，而且在对各省数据的对比分析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上述结论。我们发现，资本配置效率较高的省份，其外商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也较大，因此笔者认为这可以作为今后的一个研究方向。二是可能由外商投资的质量所引起的，如果外商投资的水平、层次能够相应提高，比如对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农业、技术改造等方面加大投资，外资对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正面影响预期会得以凸显。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省际和区域差异较为明显，其中区域资本配置的效率表明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过度是导致部分区域资本配置效率较低的重要影响因素，国有资本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也不同程度地解释着这种差异。

针对这些情况，为了减小各区域的资本配置效率差异，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加快推进政府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的转变。改变我国现有的GDP导向的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把政府视为一个重要的资本配置主体，打破之前地方市场分割局面，建设全国性统一大市场，实现内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经济行为的市场化、理性化。

第二，提高地方政府的投资效率，减少地方保护、政府干预过多等情况的发生。政府投资重点应该放在基础建设，如教育科技上，逐步从竞争性行业投资中退出来，减少干预，使市场充分发挥其作用，从而促进资金更有效地流动。

第三，提高外商投资数量和质量，积极高效地利用外资，实行差别化的引资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我国应该在强调保持吸引外资的数量和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强调提高吸收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可以将先前对东部地区倾斜的外资政策向中西部地区调整，并在一定时期内，对投资于中西部的外资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保留甚至扩大对中西部地区的优惠待遇，鼓励外资参与到我国地区发展战略中来，提高东部地区利用外资时的市场准入门槛。同时，优化与外资的合作方式，引导外资为促进区域技术升级作贡献，提高地区资本配置效率。

第四，减少国有资本的投资比例。由于非国有资本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所以在投资时更会考虑市场竞争因素，平稳减少国有资本的投资比例将会有效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我国除区域资本配置效率较低以外，总体资本配置效率也较低，在减小地区差异的基础上，还应该利用各区域的资源优势，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产业转移，打破区域之间的资本流动壁垒，最终实现资本的最大效率使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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