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样年华》:怀旧情愫的仿像

2014-06-30 03:49苏也
文学教育 2014年5期
关键词:王家卫旗袍爱情

每每谈论起中国电影,王家卫就是个不得不提的名字。他风衣加墨镜的形象已深入人心,不要剧本纯凭感觉的创作方式也无人能及。美国鬼才导演昆町是他的忠实粉丝,当代艺术圈里也时常提及他的“明信片计划”。他几十年来换着时间、地点、人物、环境,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一段渴望而得不到的美满。从六十年代的香港,到千禧年后的纽约,再到柔骨侠肠的佛山,苏丽珍和周慕云的身影一直在王氏电影的场景转换里来回穿梭。那段承诺过的爱情,和最终没能实现的结局仿佛是王家卫一直以来解不开的心结。似乎在很多年里,他都只执着地做着一件事情,喃喃自语着一段回忆。一部又一部色彩浓烈的电影作品只不过是导演个人将那件理不清头绪的过去用碎片的方式粘接起来私人实验。

你说王家卫是专注也好,说他是自恋也不为过,但在如今这个商业操作的电影工业里,这个戴着墨镜、用力吸烟的中年男人总有一些让人琢磨不透的地方。那个烟雾袅袅的身影里似乎总隐藏着暗淡且执拗的时代情怀。也许,王真的是当代导演群体里为数不多的艺术家。

在世界范围里,王家卫在2000年完成的《花样年华》都可以算作是影响力最大的华语电影之一。你也许没有完整地看过这部电影,但你一定听过它的名字;你也许没有记住故事的情节,但你一定不会忘记张曼玉穿着旗袍摇曳身姿的模样;你也许不能理解故事结尾隐喻着的那段压抑情感,但你一定会在听到的电影音乐的瞬间陷入良久的怅然若失。《花样年华》的创作、发表、讨论都贯穿了一个电影时期,影响了中西方的几代人。影评家可以研究色彩与光影在这部电影里的情绪化表现,文艺理论家可以探讨法国新浪潮对这部电影叙述结构的影响,文化研究者可以阐述这部电影的视觉形象对大众文化心理的巨大刺激,文艺男女青年可以繁复琢磨那第二张船票的意义,设计师可以在悠扬的歌声里分析电影中黑底白字、醒目标语的运用。总之,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还专注于对这部电影内部元素的探讨,那么,这种层面的解读显然是不够的。

《花样年华》的故事情节回想起来总让人感觉十分遥远。表面简单甚至有些俗套的剧情总让人怀疑自己的理解能力。任何试图用苏丽珍与周慕云两人之间的关系来介绍这部电影的举动都让人感到肤浅。但任何层面的解读都不能离开视觉信息的表象: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梁朝伟饰演的报社编辑周慕云和太太搬进一间住户多是上海人的公寓。在这里他遇到了由张曼玉饰演的陈太太苏丽珍。在成为邻居之后,他们各自发现了自己的另一半在外偷情的事实。两个受伤且孤单的人走在了一起,在似有似无的倾诉与商讨中谈论着飘渺的未来和现实的琐碎。面对配偶的出轨,苏丽珍和周慕云的秘密相处多半有些报复且效仿的意味,但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又是那么的平淡,那么的无聊,什么都没有发生。在小心地试探婚外情的滋味里,两人更多看到的是家庭社会对自己的束缚,自我内心的孤独和无可奈何。最后两人始终没有走在一起,电影在什么都没有发生里忧伤地结束。

所以说,与其在这里整理电影情节中对两人情愫发生的描写,倒不如细心品味那些没有发生的留白。王在这段故事里讲述的更多的是那些没有发生的爱情,或者说那些需要借助“爱情”这个词语来表达的情感。王家卫似乎总是试图在电影里讨论一种似有似无的存在,一种只能被感觉、但不能被表现的关系。从《花样年华》到《2046》,再到后来的《蓝莓之夜》,甚至是2013年的《一代宗师》都是如此。

就如同电影里苏丽珍和周慕云似有似无的相处,和飘渺无踪的爱情,他们的幽会淡的就像流水,日子的流逝犹如烟雾。一切事物或是关系的存在都让人难以琢磨,不能掌握,不可挽留。王家卫的电影镜头仿佛一直在捕捉两只相互缠绕的手,运用最美丽的角度和最魅惑的光线描绘这两只手的相互吸引。但至始至终,这两只手都没有触到对方,他们总在指尖即将碰到彼此的那一刻缓缓退去。观众满怀期待地盼望看见他们牵手,但最终都是抱憾而归。面对那种怅然若失的、无法填补的心中空白,我们作为观者,只能在如梦如幻的光影舞蹈里自我安慰,不断感叹:太美了,这一切都美得太不真实。

苏丽珍和周慕云一边相互慰藉一边相互回避,最终产生的便是刻骨铭心的思念,和不可取代的回忆。这种情愫是极度私人化的,不能被表达,不能被分享的。因此这种感觉也是脆弱的,忧伤的,孤独的。这似乎是王家卫长久以来对于所谓“爱情”的定义:那种美好的,纯粹的,不能被实现的情感。这种略显造作矫情的心理其实潜藏于很多人的内心,只不过是王把它放大并过度美化了。人们看着电影里苏与周来回躲闪的爱,也看着自己遥不可及的回忆。毕竟,每个人都年轻过,都爱慕过,都有些不能说的秘密,都有与“那些年”相关的心情。所以,人们爱这部电影,爱苏与周之间不能实现的情意,更爱自己在这部电影里看到的关于自己的“遗失的美好”。谈起《花样年华》,人们都这样形容自己的理解:最美好的年华与最糟糕的爱情,浮生若梦的艺术魅力,华丽的忧伤,爱情的形而上,为了道别的相遇,等等。如果用王家卫惯用的台词解说法,《一代宗师》里倒是有一句话很能点破他在电影创作里暗含的价值观,那便是“人生若是无悔,那该有多无趣啊。”

《花样年华》刚上映时的我还在读小学,那时的我几乎没有看懂这部电影的能力。我只记得这部电影只有两个演员,光线一直很暗,女主角的旗袍非常美。我相信不同年龄和身份的人对这部电影的记忆点和理解力都是不一样的:年轻女孩儿在身体刚长出女人摸样的时候都希望有一条如电影中那般剪裁有致、凸显身段的印花旗袍,那低头漫步的样子、若有所思的神态就是所谓的“花样年华”;上了年纪的家庭主妇也许会对女孩儿们跟风式的理解与效仿感到不屑一顾,毕竟,那种为了下楼买一碗混沌就精心打扮自己的寂寞不是所有年龄的女人都能懂的,那精致妆容下掩盖的忧愁和等待丈夫电话的无奈才是他们逝去的“花样年华”;而对于那些衣食无忧、事业有成的中年男人们来说,他们在记住张曼玉性感妩媚的身姿之外,也许还能感受到一丝内心的惆怅,他们或许是感叹自己当年的纯真爱恋,也或许是在怀念那个年代的小资意味,总之那些让他们沉默的东西都关乎一个已不存在“花样年华”,只怪如今他们眼前的世界都太现实了,太浮躁了,太不浪漫了。

所以说,王家卫的《花样年华》不仅是一部成功的电影,更是一种意义深远的符号。不同年龄身份的人都能在苏丽珍和周慕云的爱情悲剧里读到一层关于自己的故事。“花样年华”这四个字每每被提及,总会指向一些超越电影故事本身的社会意义。好比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在酒吧里,你还可以在小资的蓝调音乐里,点一杯“花样年华”,品尝所谓寂寞的甜蜜或是苦涩;在手机软件里,你也可以在自己的照片上加上“花样年华”效果,顿时时光仿佛倒流,你的背影镶嵌在了一个泛黄的、幽静的、怀旧的年代里;在毕业舞会上,你也可以用“花样年华”四个字给这场盛大的成人礼命名,到场的所有姑娘们必须身着旗袍,青年们必须架起绅士的西服和领结,在或是嬉闹或是倾诉的环境里,少年开始步入成熟的世界,年轻的男女开始模仿起电视里成年人的样子;在新建的商品房里,你也可以找到用“花样年华”标榜自己的高档住宅小区,这里的开发商告诉你,住进来你就可以享受奢华优雅的人生态度,精致的装修格调只为生活从容的你而打造,住在这里的男男女女从不会为社会现实和生活压力所困扰,他们的精神世界已经超越了物质的追求与享受,他们的情怀停留在一个怀旧的、绅士的、可遇而不可求的美好里,这里是心灵的避风港,是情调的温柔乡。

张曼玉身着精致旗袍的背影,梁朝伟紧锁眉头的深情,王家卫浓墨重彩的六十年代,这些深入人心的视觉形象只是《花样年华》这个大符号下的小片段。如今“花样年华”已成为了人们脑中心照不宣的知名品牌,它所意味的价值和含义是因人而异的,是千变万化的,是不断生长的。这部电影对与人们自身心理以及整个社会的视觉文化而言,在一个后资本主义的生产环境里,它的符号资本、或是象征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它本身作为一部电影的使用和消费价值。这种视觉层面的符号资本,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仿像”(Simulacra)。

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是法国七十年代之后一位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他几乎推翻了法兰克福学派在二战前批判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理论方法,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分析高级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的意识形态。在如今这个后工业社会的现实环境里,中国的文化产业与其说是在遵循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倒不如说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的缺失环节。我们每天正在生产制造和被消费的事物,与其说是体现了其经济资本和实用价值,倒不如说是实现了其象征资本或符号价值。所以说,用鲍德里亚的“仿像”理论再来解读《花样年华》在当今社会里的符号价值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今天我们生活的城市早已不再是十九世纪的那样:高耸入云的烟囱证明着人类工业的实力,漫天飞舞的传单和宣讲告知着世界政治革命的激动;如今的城市里住着匆忙奔波的中产阶级,超级市场、快餐服务、网上购物节省了所有不必要的消费精力,人们为自己积蓄的更多的是自我的私人空间,用来建筑自己的精神世界,并在一个虚拟的平台上和外界分享自己的“假象”。现代城市,是衣食无忧的人们快速制造生产符号、传媒、密码的场所。各种爆发式的流行文化的产生和社交网络的不断推广,也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这种后工业社会文化的本质。《花样年华》里苏丽珍和周慕云模仿着自己另一半偷情出轨的样子,在幽暗的餐厅里吃饭,在秘密的酒店里碰面,他们看着一个遥不可及的爱人,想象着自己与她或是他相处时的样子,听着周璇迷幻悠长的歌声描绘着一种虚无,苏与周深陷在他们内心的遐想世界里,无法自拔,甚至忘记了面对面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和对话。于是,该说的话都没有说,该做的事都没有做。他们的幽会只是停留在外表的模仿上,真正的内心还是无法走出那个年代里社会传统对于家庭观念的束缚。在躲避邻居的闲言碎语里,他们也相互躲避着彼此的感情。毕竟,奋不顾身的爱恋会让人输得身无分文,优雅的距离才是安全感的保证。于是,他们也不出意外地相互错过了彼此最美好的花样年华,如烟花般绚烂的爱情只存在于相互的躲闪与交锋里,拖着长长的尾巴,情绪的悸动只是短暂的流星,而那最长久的,只是反复回味的过去与流星划过后难以察觉的冰凉轨迹。

苏和周模仿着出轨的样子,偷偷尝试着所谓“真爱”的感觉,品尝到的只会是自己内心的寂寞和时代的无奈。我们作为多情的旁观者,也会不自觉地模仿起他们想爱不敢爱的姿态,用于解释那些如今让我们悔恨的过去,没实现的诺言,没看完的电影,没寄出去的信。或是更加自恋地把自己的形象带入到那个过度装饰的年代,在张曼玉摇曳的身姿里看到自己的模样,在梁朝伟讲究的发型里看到爱人的影子,然后因为他们的天各一方而哭得死去活来。从此之后,《花样年华》的深红色海报就像一个梦境,不断地出现在自己怅然若失的时刻里。张曼玉下楼时弥漫空中的大提琴也似乎成为了心底的曲子,听一听就会勾魂似的忘了时间、忘了自己。我们就是这样容易为虚假的美好而动情,为自己投射的影子而哭泣。从超现实的角度来看,我们对这部电影念念不忘的情感,究竟是因为我们可怜苏与周没能实现的爱情还是在可怜我们自身怀疑爱情存在的“真实性”?苏和周模仿着他们理解的爱情的样子,最终走向无果的怀念;而我们也定制了高级的旗袍,模仿着电影里他们眉目传情的神态,但这种仿像的力量带来的真实结果又有谁可以预言呢?或者是,有谁还在在意这种模仿的结果呢?只要模仿者能够沉浸在那种模仿的行为所带来的满足感和怀旧的小资情怀里就够了。

鲍德里亚在他的“仿像”(Simulacra)理论里一直在解释“超现实”(Hyperreal)和“仿真”(Simulation)的概念。他多次强调在后工业时代的消费社会里,商品的实用功能意义正在趋于消失,商品的“仿像”文化消费则占居了消费行为的本质。人们喝的不再是百事可乐的味道,而是消费自己在喝百事可乐时的形象;年轻人不再是需要时尚服装的保暖或舒适功能,而是在购买着自我个性展示的资源;人们观看的也不再是《花样年华》里苏与周之间的爱情挽歌,而是在消费自身投射在那个形象、那个年代里的假想,甚至是在购买一种文艺情怀和怀旧情愫的体验,把电影的本身转化为自我感受的表达,甚至最终将它幻化为包装自我精神世界的谈资。

如今,人们在消费商品时如果还只是在购买事物的功能实用性,那就必须面对一个事实:承认一种物质消费和为了实现物质消费而工作的虚无感。这种为了物质而燃烧自我生命的虚无感是令人恐惧的。于是,现代消费文化的心理便在潜意识里努力将现代文明的物质消费逐步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美学消费。就好比名牌皮包的广告告知人们的不再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宣扬着一种生活姿态,标榜着一种身份符号。而《花样年华》那精致优美的视觉表达则传递出了一种超越电影叙事本身的,类似于时尚和广告的影响力。旗袍,香烟,老唱片,甚至是“第二张船票”的表达,和结尾处在吴哥窟说出秘密的私人行为,这一切形象都极其有效地击中了观众的内心。尤其是在追求文艺、渴望怀旧、思想小资的受众群体里产生了一种不可估量的刺激。王家卫在用电影媒介实现自身爱情观表达的同时,也描摹了一个忧伤而美丽的意象,在深情的大提琴音乐里,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华丽的而“无法实现的美好”的“仿真”世界。无数男女在这个仿真的六十年代香港楼房里,看到了自己可遇而不可求的理想形象,或是那些与故事相关的思念、感伤、悸动。总之,经过每个观看个体的私人化加工,无数个王丽珍,张丽珍,刘丽珍出现了,她们都踩着婉约的步子走在自己的臆想世界里,哼着只属于那个年代的小曲。在《花样年华》这个王家卫式的老香港“仿像”世界里,衍生出的,是由无数个大脑共同编织描绘的六十年代,爱的迷茫,心灵的孤寂,逝去的美好。这一切的一切都组合成了一个年代关于另一个年代的情愫,一个超越实现本身的,形而上的“超现实”世界。

在这个大众文化消费的全球化年代里,电影、音乐、文学、设计以及各种广告、时尚媒体和社交网络对受众的影响都已经先于具体产品而产生了。一句很流行的话说过,究竟是电视剧模仿现实,还是现实模仿电视剧啊?在中国观众看懂整部电影之前,张曼玉那柔情似水的样子已经根植于每个人心底了。西方观众也一直在用这个身着旗袍的女人形象来描绘性感的东方女人的样子。女人和旗袍,性感与妩媚,这些组合就像自然规律一样,被人们用解码的方式呈现出来,像运用数学公式一样用于对固定形象的描述里。张艺谋导演在《金陵十三钗》中对于南京女人的性感美丽的诠释也没有走出这个固定形象的理解模式。所以说,在如今的消费社会,文化叙事和视觉艺术的各种手段都慢慢转化为了消费意识形态的潜层构造技巧。仿像文化在当今消费社会里,实际上已经主宰了我们的生存意义和意识形态。《花样年华》里描述的那个王家卫的小资世界是一种对于现实的仿真,但我们的理解、效仿、衍生则是作为一种“超现实”的仿像文化而在不断扩大并复杂化的。面对旗袍和性感,面对烟圈和深情,面对大提琴和怀旧情绪,在真实和拟真之间,我们的意识形态在理解和想象的深处已早就分不清他们的界限了。“仿像”被模仿到极度“真实”之后,它就是一种“超现实”的存在了。

苏也,生于中国武汉,现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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