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牡丹亭》故事情节的狂欢化

张倩

内容摘要：在《牡丹亭》中，一直交织着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旋律——喜剧的旋律和悲剧的旋律。相对而言，学术界对于其悲剧性内容更为重视，认为“悲”是戏曲的内在精神，是其思想意蕴深刻之所在；而喜剧性内容不过是为了营造热闹氛围、吸引观众的打趣逗乐，是表面现象。对喜剧性内容的重视不够是《牡丹亭》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文借鉴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对《牡丹亭》的喜剧性内容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认为其中洋溢着伟大的狂欢精神，既有对生命激情的歌吟、对自然性爱的张扬，又有对封建礼教和专制势力的辛辣嘲讽和消解。

关键词：《牡丹亭》 故事情节 狂欢化

一.巴赫金的狂欢诗学

狂欢诗学起源于欧洲中古时代的狂欢节。全体民众均以平等的身份参加，等级、地位、政治身份、财富差别等均被搁置在一边，大家亲昵地、平等地、自由地交流，从而产生一种理想的、乌托邦式的人际关系——距离消除，秩序打乱，等级消失。在狂欢节上，笑是主角，在讥讽、嘲弄甚至是赌咒、骂人等引发的各种笑声中，人们抛掉了现实中沉重的心理负荷，获得了身心的解放和自由。狂欢节还有一定的仪式性，其中最主要的是笑谑地给狂欢节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加冕使得普通的人或物被赋予神圣的意味，而脱冕则脱掉了人或物神圣的外衣，使其回归普通。

巴赫金把这种狂欢节精神转移到文学领域，文学中的狂欢化体现为对狂欢节活动的描绘，描写脱离常规的狂欢节式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状态，以及混杂使用各类语言形式、重视笑谑语言等。重视以狂欢节为代表的民间狂欢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把握文学作品中的相关因素中所蕴涵的狂欢精神，进而更深刻地理解作品，是狂欢诗学对于我们的启发，也是要求。

本文从狂欢的视角分别对科举、战争两个情节加以探讨，以挖掘出它们内在的一致性。

二.狂欢化的故事情节

黄天骥在《闹热的<牡丹亭>》一文中认为《牡丹亭》是极为闹热的，并从活跃舞台效果、吸引观众的角度对此做了肯定，“让闹哄哄的气氛化作舞台上吸引观众的磁力”。笔者赞同他的观点，并进一步认为，舞台效果只是一个方面，“闹热”的深层是一种真正的狂欢精神——对官方话语和等级制的颠覆，对自由、平等、生命的礼赞。只有把握住这种狂欢精神，才能对剧中的闹热场景和种种喜剧性因素做出合理、深刻的读解。

1.“哭来”的状元——柳梦梅的“加冕”和科举的“脱冕”

与其他的才子佳人系列的戏曲或小说不同，柳梦梅高中状元不是杜、柳二人结合的必要条件，因为在赴考之前二人已经结合，中状元只是他们的结合获得世俗认可的一个砝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同类作品的窠臼。加之作者对科举前后的精心铺陈，使得这一情节拥有了独立于爱情故事之外的思想意义。

柳梦梅的起家是从干谒开始的，干谒并非什么光彩事，柳梦梅也没有在干谒中显示出什么过人的见识和才华，不过是一番自吹自擂。临安应试更是荒唐，柳梦梅踌躇满志地赶到考场，不料误了考期，这本是无可挽回的，但他居然起死回生了。“天呵，苗老先生赍发俺来献宝。止不住卞和羞。对重瞳双泪流。”（《耽试》）——就是这哭声惊动了恰好是主考官的苗舜宾，故人来访，于是破例补试，并高中状元。暂且不论试题与答卷情况，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是苗舜宾认出“告遗才”的是柳梦梅时便认定“真乃南海遗珠也”，未考便对其青眼有加，而柳梦梅在之前的干谒中并未真正显示出任何足以令人侧目的才华，无疑这将影响判卷的公正；另一个细节是柳梦梅主动告知“小生岭南之士”时，苗舜宾低声相认，并告知其已被点为头名，而柳梦梅也意识到这一点，心中窃喜：“且当青镜明开眼，惟愿朱衣暗点头”。人情掩盖了公正，柳梦梅的状元资格实在是让人怀疑。

不正常的不止是柳梦梅的状元，整个考试都很不正常。首先是主考官苗舜宾，“俺的眼睛，原是猫儿睛，和碧绿琉璃水晶无二。因此一见真宝，眼睛火出。说起文字俺眼里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人担任主考官，何其荒唐。他判卷更加荒谬，因为眼里从来没有文字，便不加细审，以自己揣摩到的圣意作为判卷标准，“主战者第一，主守者第二，主和者第三。”柳梦梅的试卷他看也没看，只因柳极为稳妥的“可战可守而后能和”的说法合乎他的心意，加之有一面之缘，便直接将其点为状元，柳梦梅的状元来得可谓轻而易举。其次，作为进身之阶的科举考试，本应群贤毕至，但这次考试的试卷不仅少，而且选出来的天字号三卷所发之议论荒谬乖僻，让人忍俊不禁，实在不象是京城考试所应出现的局面。于是，整个科举考试成了一场闹剧。

在西方的狂欢节上，人们通过仪式性地给狂欢节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以表达对不合理的等级制度的不满，表明神圣和普通可以相互转化，二者之间的界限是变动不拘的。在《牡丹亭》中，柳梦梅被“加冕”，成了状元；而科举却被褪去了神圣、公正的外衣，成功“脱冕”；同时“状元”这一本荣耀无比的头衔也隐去了光华，因为它只是一场闹剧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科举这一情节是狂欢化的情节，柳梦梅、状元、科举，都在一片狂欢的氛围中成为被嘲弄的对象。

2.“买来”的和平——陈最良的“加冕”和战争的“脱冕”

在《牡丹亭》中，有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共同推进剧情的发展：杜丽娘出入生死之间寻找爱情是主线，战争则是一条副线。对于战争，作者不惜笔墨，而战争与柳杜的爱情故事没有必然的联系，作者何以用笔如此奢华？难道仅仅是为了给杜、柳二人的姻缘际遇制造一系列的波折或巧合？显然不是，那样的话，作者完全可以用简单的交代来代替铺陈而丝毫不会影响剧情的发展。作者的浓墨重彩肯定是别有匠心，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明了这是一场怎样的战争。

很明显，这是一场荒诞的战争。首先，交战的双方是不对等的，一方是堂堂的朝廷，另一方居然是盗贼李全夫妇。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伙盗贼居然搞得朝廷风声鹤唳，束手无策。杜宝一年过五旬的老人，却成为朝廷的救命稻草，先是维扬，后是淮城，疲于奔命。而李全夫妇却得以从容地调度兵马，“堑断长淮塞五湖”，将局势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endprint

一边是盗贼们的粗豪骁勇、气势汹汹，一边是官军的虚弱无助、悲泣暗祷，当杜宝用极不光彩的手段幸运地换来了兵戈的暂时平息时，他并没有给朝廷带来任何尊严，有的只是屈辱。更可悲的是，好像没人意识到这一点。围释后，军中马上召开隆重的庆功宴，“水陆务须华盛，歌舞都要整齐”（《闹宴》）。筵席上，是文武官员们对杜宝的肉麻吹捧和繁文缛节，而杜宝的沾沾自喜之情也溢于言表。最意味深长的是女乐们的一句唱词：“壮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能歌舞。”虽然高适诗句中的“犹”字被改成了“能”，但那种悲愤与讽刺仍然存在。总之，作者有关战争的浓墨重彩表明：腐朽的封建朝廷气数已尽，而这场战争始于统治阶级私欲（争夺西湖）的膨胀，开始得荒诞，结束得更荒诞，实实在在是一场闹剧。

战争就这样被“脱冕”了，没有正义和尊严，只有私欲和屈辱。伴随着战争的“脱冕”，陈最良却成功“加冕”了。这个迂腐至极、百无一用的儒生，机缘巧合，不情愿地充当了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他先被叛军利用，见到杜宝劝说其献城投降；后又被杜宝委托充当说客劝李全夫妇投降，“送书一事，其实怕人。” “恐游说非书生之事”（《折寇》）心怀恐惧而又难以推脱。就是这样一个人，战乱平息后当上了黄门奏事官——一个可以时常面见皇上、最方便进言劝圣的重要职位，真是可笑又可气。

综合对科举和战争这两个主要情节的探讨可以看出：在《牡丹亭》中，汤显祖消解和批判的不仅是“理”，而是包括“理”在内的整个没落的封建社会。在看似荒诞的情节和无情的讽刺嘲弄中，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封建礼教、科举制度、等级制度、封建统治等纷纷“脱冕”，褪去它们神圣高贵、不可侵犯的光环，暴露出腐朽、专制、欺骗的反动本质。本文将《牡丹亭》的情节称为狂欢化的情节，正是着眼于这种彻底的批判和颠覆精神。那种仅着眼于对封建礼教的反抗，认为整部作品应紧紧围绕爱情展开，从而视战争等情节为多余，认为整部作品结构松散拖沓的看法实在是一种偏见，未能看到这些情节内在的一致性。黄文锡认为，《红楼梦》是一曲没落封建社会的挽歌，这首挽歌的“序曲”是由早在明代的汤显祖完成的，在他的《牡丹亭》中就已经潜伏了这种悲剧色彩。这一观点是非常深刻的。

参考文献：

[1]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A].徐朔方笺校.汤显祖集 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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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天骥、徐燕琳.闹热的牡丹亭——论明代传奇的“俗”与“杂”[J].北京：文学遗产，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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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巴赫金.巴赫金集[M].白春仁、晓河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学院华锐学院中文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