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韩少功
——《革命后记》初读

雷雨

请教韩少功
——《革命后记》初读

雷雨

韩少功的被名之为长篇散文的这部《革命后记》，应该说是一种很大胆也不无冒险的尝试，也是一种他运用自如相当自信又自负的文本试验。在这样的无拘无束的写作快感中，韩少功当然不屑于余秋雨式的遮遮掩掩云山雾罩欲说还羞，他自然是直抒胸臆横扫千军尽显六经注我的折射着独特的湖湘文化的霸气与匪气，韩少功也许体验到了一种久违的激情澎湃、一种不再煞费苦心地虚构设置故事情节的放松、一种可以快意恩仇自由挥洒的射精般的心游万仞精骛八极？但是我想问，你对这个如此复杂的问题真的想清楚了吗？你是在为这个重大的复杂的很难一言以蔽之的复杂运动或者说历史事件做貌似公允的辩护？还是在自以为高明地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故作高深教导芸芸众生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甚或人云亦云？你是在作为一个亲历者谦恭地为后人提供一个视角、传递另外一种声音？还是不管不顾自以为真理在手他人都是狗屁众人皆醉唯有阁下我韩少功独醒？你很得意于自己的所谓宫廷化、诉苦化、道德化的高度概括吗？你的所谓圣徒化、警察化、等级化、结构性、博弈规则、利益理性的概念频出，大有“文革学”权威的架势俨然，你自以为都是相当孤芳自赏也自鸣得意的一种创见吧？

韩少功先生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父亲自杀，似乎以此来表白自己对这样的运动从道义上更应该切齿痛恨，但自己没有这样萦怀于个人的恩怨纠结而是跳出小我仗义执言；韩少功先生还提到了王光美的所谓圣德义举主动邀约聚会毛泽东的后人，也提到了毛泽东重新解放大批被他打倒的曾经风雨同舟的大批干部的无奈让步甚至在1976年的人事调整最终布局也是被逼无奈放下身段？韩少功还说到了1975年为陶铸等人平反的事情，1975年就为陶铸平反了？是其夫人曾志游说劝说毛泽东网开一面？真不知道韩少功先生依据的是哪一份红头文件还是什么权威著作档案秘辛？要知道，韩少功先生为了写这本《革命后记》，精心做了注释的地方，足足有209个之多了，谁敢说我不认真是信口开河？我每一个说法可都是持之有故的，我做的案头功夫要超出一般的平庸的“文革学”研究者了！

最为不能令人容忍也令人惊诧莫名的是韩少功将中国政治运动中死亡的人数与美国、与伊拉克战争相提并论进行比照并且还振振有词冷血漠然，也许在韩少功看来都不过是生命的消失，何必要大惊小怪？有些人为何总是就此不依不饶纠缠不休？这样的讨论，也许在韩少功看来已经时过境迁没有意义，是这样吗？十年“文革”与这样的事件有可比性吗？且不说这样的比附混淆了不同性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在一个国家全局性地如此对人性的最为起码的蔑视与摧残，是美国所能同日而语的？冰冷的阿拉伯数字不是抽象的数目，如此这般的中西对比，让所谓的中西比较的专家们也要大跌眼镜吧？

韩少功在《革命后记》中引用了众多学者的研究，摘引了大量的数据，给人以言之凿凿之感，他甚至还得出了“文革”十年，中国的经济如何蓬勃，人民的生活虽然说不上温饱小康但也远非所谓崩溃的边缘。他认为说经济崩溃是一种夸大其词的政治需要。韩少功还多次提到印度的问题多多等级森严杂乱差万般不堪来衬托中国风景这边独好，韩少功甚至还说法国的报纸可以骂自己的总统但是不能说毛泽东的一句不是，这样的材料取舍，这样的夜郎自大，这样的以偏概全，这样的强词夺理，这样的丧失起码的常识与良知，还是原来的韩少功吗？韩少功作为土生土长的湖南人，也提到了湖南道县的杀人事件，但他尽管用词小心翼翼远不像奚落古华那样嬉笑怒骂，但总是给人以形势使然氛围如此各有道理的强盗逻辑。如此伤天害理违背基本人性的令人发指的罪恶滔天，韩少功还要来一个所谓的事出有因一分为二，这真是有点令人无话可说了。韩少功虽然引用了中外不少研究者的论点，甚至不无挖苦讥讽极尽奚落地说到古华还有路遥，说到王友琴、马若德，但是大陆公认的关于“文革”研究的严肃学者如王年一、肖冬连、林蕴晖等人的研究他只字不提，对张戎等人明显带有游戏笔墨的文字却一再提及不断放大，好在韩少功似乎没有对那位著名的李之绥医生口诛笔伐义正词严，这不是无意的疏忽吧？研读如此之细致涉猎如此之广泛的韩少功怎么舍得放弃如此重要的文本解读啊？而对乔治·奥威尔曾经在英国情报部门供职提供过什么名单而津津乐道，言下之意，乔治·奥威尔提供的文本散发着意识形态的阴谋诡计，是一种恶毒的攻击、是和平演变的一种工具，这样的调调怎么如此令人耳熟能详言犹在耳啊？难道说，韩少功也是认同这样的一种逻辑归因啊！尤为令人费解难解的还是韩少功对古华的挖苦，他认为古华的《芙蓉镇》名实不符暴得大名有点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的侥幸，古华亡命海外化名“攻击”曾经的故国的政治领袖是一种背叛灭祖的不光彩之举。我权且做一次文抄公，看韩少功如何说古华：

韩少功先来一段大义凛然泰山压顶，他说“捕风捉影，有罪推定，信口开河，道德诛心，使一场严肃的反思可能降至大字报水平，沦为八卦和扒粪。于是历史清算成为一个半拉子工程，反增了清算的难度。与其说这是批判“文革”，不如说这是暗中延续“文革”中常见的思维方式和言说风格”，义正词严，无懈可击，韩少功紧接着开始破题：“擅长此道的京夫子，著有《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中南海恩仇录》、《北京宰相》等畅销书，原名古华，曾以长篇小说《芙蓉镇》获大奖，其才情一度广获赞誉。他来自湖南郴州乡下一偏僻之地，以至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古怪方言让我难懂，在省城里看个电影或买双鞋也得求人带路。但这一份土特产到加拿大后变身为秘史专家，一举揭发出红墙里的秦始皇与西门庆，还能以‘他想’、‘他突然想到’、‘他暗暗决定’一类话，把描写对象的脑神经信号悉数挖出公之于众，实让人惊奇。”韩少功对这位昔日的作家同行，还嫌挖苦奚落嘲弄得不够充分到位，又开始了自己的一番堪称韩少功风格的尖锐刻薄猛追痛打：“有一次，我随着他的描写进入中南海，过新华门后便成了瞎子——门内的路径、楼台、花木、器物的形貌和位置一片空白，似乎当事人都是直接从大门一步跳进密室，在无形无貌的玻璃缸里生活，于是不能不让人怀疑作者是否真进过这张门，京夫子的‘京’是不是一枚假商标。”韩少功还嫌不够过瘾，没有时间没有地点地引用吕正操老将军的话来驳斥艾蓓的荒唐无忌，上班时间领袖怎么可能溜出中南海去幽会情人？古华此人为何去国，我们无从知道，也许只有韩少功这样的“高干”才能知道其中隐情。

韩少功全盘否定当年大字报的水平之低强词夺理以势压人非黑即白的单极思维，但所有的大字报的水平都低吗？高低的标准是什么啊？毛泽东在“文革”之中的两张大字报是什么水平？搅得周天寒彻，人人噤若寒蝉，个个疯狂迷乱，这样的大字报之威力，是何等的横扫千军如卷席天翻地覆慨而慷啊，毛泽东并不是如韩少功先生《革命后记》这样的洋洋洒洒写成一本书，但却让刘少奇的“司令部”顿然瓦解让林彪“集团”失魂落魄。拿古华的口音、地域如此挖苦，是善意的玩笑吗？是不无阴损的丑化吗？韩少功还说古华的《芙蓉镇》中什么民营、国有，纯粹是一种刻意贴标签，追逐时髦，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概念化。经过岁月的沉淀时间的淘洗，一些当初红极一时的文本凸显出它的局限性，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是讨论古华作品的局限性，自然可以见仁见智，但在探讨“革命”这样的郑重主题的时候，挟枪带棒对曾经的同行如此刻薄尖酸，真有点相煎何太急不够厚道的味道了。

韩少功也说到了路遥，这个来自陕西的已经作古有年的作家。大家都知道路遥曾经是“造反派”，也已经长眠陕北地下经年，这个被王安忆称作“黄土地的儿子”不管怎样都因其英年早逝因其真诚文字而让人缅怀，但韩少功说到路遥却有点令人莫名其妙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古怪心理：“我没有想到的是，多年后路遥的长篇小说《人生》同样是长效催泪弹，虽在业界算不上大红，但几十年内一直热卖，一再印得印刷机发烫，其共鸣者显然多是与作者相似的乡村儿女——他们对通向城市的一条黄沙小路耿耿于怀，甚至泪眼迷蒙。”韩少功先生可能想说的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的的确确是一再热卖，《人生》充其量算是一个小长篇，但把印刷机印得发烫的，不可能是《人生》。“印刷机”、“催泪弹”、“热卖”、“发烫”，这样的词汇经过韩少功这样的组装陈列，怎么会令人看出一种不无羡慕嫉妒恨的小肚鸡肠啊！韩少功对白桦的《苦恋》似乎也不无腹诽，认为它忠奸分明过于简单化了，而用词似乎客气许多，也许白发萧萧的白桦尚在人间仍能辩驳，而古华、路遥早已经阴阳两隔之故不再可能奋起反击之故？

韩少功在《革命后记》中言之凿凿地说：“当党内另一高官高岗为此向刘少奇发难，毛泽东坚决站在后者一方，没给极左论调什么机会。”我想请教韩少功先生，对这一段复杂诡异的历史旧事，已经有诸多严肃的学者、当事人都有文字披露认真研究，韩少功先生是否认真研读一二？韩少功先生根据什么得出毛泽东以“坚决”的立场，遏制了“极左”的论调？所谓“高饶事件”的诸多当事人还在人间，其间是非虽然还有待进一步厘清，但可以断言的是，决非如韩少功所言是简单的左右之争，高岗仅仅是因为什么“极左”才被淘汰出局的。

韩少功说“文革”后期“国际局势拨云见日外交领域风景独好”，反证了“文革”的症结不在于领袖。不在于领袖，而在于体制，这样的话谁都会说，难道毛泽东也是被逼无奈半推半就？毛泽东不是体制的一部分？富有想象力的韩少功认为毛泽东在晚年是在“对文革弱弱的一再自辩”，“他卑微的要求似乎只是希望得到人们一个‘文革’三七开的结论，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希望那场大乱终有一个说得过去的软着陆”，韩少功甚至还说，到了1976年4月5日，毛泽东这位政治强人，“他的和事佬也当不下去，在高层对决中再一次被逼选边站，交权给平衡派人物华国锋，不过是最后的止损之策”，这倒是韩少功先生的重大“发现”了，“文革”末期，政局纷纭，但说到毛泽东被逼，他被谁逼迫？谁有这个能力敢于与毛泽东公开较量？这个玩笑开大了吧？毛远新说，幸亏周恩来死在了毛泽东前面。但周恩来毕竟遂了他们的心愿，在年初就撒手人寰了；叶剑英不是被说成生病了？而邓小平也是实际上已经被打倒？谁在逼迫毛泽东？难道是江青张春桥不成？真要请教韩少功先生了。好像是韩少功先生为一位“文革”期间的造反工人的书写的序，说到“文革”何时结束的重大命题，何时结束？“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在毛泽东只要有一丝气息尚在，一直是大权在握，绝对权威，“文革”怎么可能结束？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文革”随之结束，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当然，也有人说，九·一三事件即宣告了“文革”的“破产”，但“破产”与“结束”毕竟还是有着一定的差别吧？

韩少功说“1919年中国的武昌辛亥首义”,也许是一种笔误，怪不得浑洒自如热血贲张的韩少功先生吧？韩少功说到的徐有渔，难道是徐友渔的兄弟？

“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韩少功在《革命后记》的文末，提到了革命与民主、与公平的关系，也说到公平是否重要的问题。但在最后，韩少功还是提到了自己的父亲，提到了托尔斯泰与他的哥哥，也就是“小绿棒”的故事，但这样的故事能够消解大家对韩少功的疑虑和困顿吗？

“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韩少功抛出这样的文本，绝对不是心血来潮一时兴起，但他究竟是在装蒜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在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思考？甚或只是挑起一个话题？文坛行走到如今，甚至被人视之为偶像级的充满道义色彩的作家，在21世纪的今天，在认知上还是这样的蛮横，在对“文革”的解读中还是如此的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罔顾如此众多而严肃的研究甚至是一些常识性的共识，这样的知识短板是韩少功的遗憾也是众多自命非凡的一大众导师自居者的一种悲哀吧？《革命后记》据说在《天涯》、《长江文艺》等刊物上也有选载，而《革命后记》单行本的出版发行也在紧锣密鼓地操作之中，这当然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这样的图书得不到出版，那才真是一种极为吊诡的反讽了，掌管了多年意识形态的一位也是湖南人的大佬不是有一本很是著名的十二载春秋也只能在香港印行吗？

我百思难解，啰嗦坦陈，就教于韩少功先生。

※供职于江苏省凤凰出版传媒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