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

◎ 梁漱溟

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

◎ 梁漱溟

1950 年3月12日晚7时，毛泽东主席邀我在颐年堂见面，当时有林伯渠先生（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在座。那次谈话直至深夜12点。

谈话间，主席问我：“这次来京，你可以参加政府吧？”我稍迟疑，回答说：“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好吗？”

此时，我还是觉得，如果参加了人民政府，就落在了共产党一方，不如还是保持中立，不偏不倚。

这一心理是有根源的。1949年11月末，刘伯承的第二野战军和林彪的第四野战军相继入川，我亲见两军军士装备和待遇——四野明显优于二野，两军接收重庆物资时，彼此争夺、互不相让，而且全国划分六大军区，颇有割据之势。另外，国民党难道不会卷土重来？

这些话都只能存在心里。

我对主席说：“取天下容易，治天下却不容易。今天我们要建设一个新中国，但必须先认识老中国才行。我虽不参加政府，但建议在政府领导下设置一个中国文化研究所，或称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我愿作为顾问参与研究工作。”主席说好，却未多往下说。

主席随即劝我出京到外地参观访问，而我则对主席陈明我在川中办学的情况。主席指示，勉仁文学院可交西南大区文教部接收，所有教职员工及学生各予适当安排。其中，随我工作多年的人可以来京，仍随我工作，请林老（林伯渠）安置。至于勉仁中学，可以续办一时期，以后再交出，由国家统一办理。

不知不觉到了深夜12时，左右向主席请示开饭。我立即申明自己素食多年，请给我一二样素菜。这时，主席忽然大声说：“不！全都要素菜！今天是统一战线！”

饭后，我起身告辞，虽不敢劳主席相送，但主席竟坚持送我到门外登车。然而，我看他言辞间颇有些不愉快。

当年访问延安时——特别是1938年春那两次通宵辩论后——临别出门，我感觉格外舒服通畅，为何此次竟不可得？如果说那次交谈是成功的，这次便是失败的。

寻思一会，我便顿悟：原来十多年前，于延安深夜人静之时辩论不休，彼此开怀，没有注意。本来辩论是极易引起争胜意气的，而此种意气当时竟没有起来，这应是当时主席处在主动求教的位置——求贤若渴，虚怀若谷。我是在他的感召之下才没有起争胜之心的。主席和我，当时都只是窑洞里的“书生”，高谈阔论，举止都很随性。而这次相见却不是这样，主席有意拉我入政府，我则有意顾左右而言其他，彼此都怀有得失计较、私心杂念。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国家大局”，怎能说是“私心杂念”？国家大局和私心杂念，在儒家的治国理念中，又有多少区别呢？

考察归来后，我将随身带来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或称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的草案请主席审阅。此事原是上次谈过的，但主席看时皱眉不悦地说：“研究是可以研究的，此时不必忙着上马吧！”我说：“不是我急于开张，而是日前在怀仁堂遇见周总理，他嘱我起草此件，以便在政务院会议上提交、讨论、通过。”主席说：“既然你们都商量好了，那就去办吧！”而且接连说了两次。见状，我赶忙说：“那不行，应当以主席意思为准，此事缓缓再说。”此后，我即将此事压下不提，见到周公，他亦不问了。

如今想来，此事幸而中止。强调阶级斗争是毛主席当时倡导的潮流，而认识老中国被认为是唱反调，也是不容许的。与其到那时研究所被砸，不如此时不办。

（摘自《梁漱溟自述：我是怎样一个人》当代中国出版社图/赵胜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