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改革的关键和顺序

2014-08-11 19:10王东京
当代贵州 2014年18期
关键词:权钱交易官本位精简

王东京

除非中央大手压缩行政审批,将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让官员无法再以权谋私,不然机构改革会旷日持久,无论怎么改都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关注政府改革数十年了,也曾写过多篇文章;实不相瞒,本人从未像今天这样对政府改革有信心。并非盲目乐观,我的信心是来自一些可观察的事实。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中央政府去年取消和下放416项行政审批,而今年再取消200项。此举釜底抽薪,待以时日政府机构改革将有大成应当无疑问。

时下学界有一观点,认为相对于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改革滞后了。若从时间序列看,这其实不是事实。事实是,政府改革与国企改革于上世纪80年代初同步启动。不是吗?当年国企改革最引人注目的举措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说白了,就是政府放权让利、给企业松绑。这样从时间节点看,怎能说政府改革滞后呢?若与经济体制转轨相比,实际也是政府改革在先,中央明确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1992年,而政府改革比这早得多。

若说政府改革滞后不是指改革时间而是指效果,我赞成。回顾以往的政府改革,动作较大的有七次,且重点皆是改机构。所以这么做,初衷是想“撤庙赶和尚”逼政府瘦身。然而效果却让人遗憾,机构不仅未明显消肿,而且有些部门的人员还不减反增。何以如此?我曾说过,根源在行政审批。这些年政府改革的经验表明,有审批权与没审批权的部门比,前者人员精简要难得多:一是搞审批要有人手;二是审批权背后有利益,利益所系,当事者当然不愿被精简。

近来媒体纷纷预测,说新一轮的官员“下海潮”即将来临。既然大家都这么看,不应该是空穴来风吧?“下海潮”到来的确切时间虽说不准,但苗头已可看出。起因是前年底中央政治局颁布“八项规定”,而去年在全党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官场进行整肃,享乐与奢靡之风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跟着中办、国办又对职务消费与公务接待作了严格限定。有官员说,如今已“官不聊生”,此说法虽有夸张,但今天的官员不如从前过得滋润倒也是事实。

不知是否与此有关,据人社部透露,今年报考公务员的人数比去年减少了36.09万。对此媒体议论纷纷,而我的看法,人们不愿报考公务员或现有公务员有人要弃官另谋职业,并非坏事,尽可悉听尊便。国人官本位观念由来已久,现在有这种转变实属不易。无心插柳,可看作是中央出台“八项规定”的意外收获,用不着大惊小怪。

然而想深一层,公务员特权被限制,政府改革是否就可大功告成?我想事情不会那么简单。限制特权肯定对精简机构有助,但仅此并不够,关键还在审批权。官员明里的特权被限制了,可若行政审批不改,暗里的权钱交易还会有。虽说腐败有党纪国法管,问题是权钱交易很隐蔽,法网恢恢也难免百密一疏。有漏网之鱼,自然就有人心存侥幸铤而走险。试想,这些年中央反腐的力度不谓不大,可为何权钱交易仍屡禁不止?说到底,直接或间接都与审批权有关。

据我所知,以往很多人挖空心思进政府机关,福利待遇相对高是一方面;而更看重的还是审批权。明显的,比公务员工资福利好的职业多的是,为啥千军万马要挤独木桥?原因无他,不过是指望日后能掌握审批权,只要审批权在手,便可呼风唤雨。想当年,大学毕业后不少同学选择进机关,私下里交流,差不多都是这想法。再说,中国自古就崇尚“学而优则仕”,若“读书做官”是为了实现报国抱负无可厚非;但也不排除有人是冲着“官本位”去的。所谓“官本位”其实就是“审批权”本位,要是没有审批权,皮之不存何来“官本位”?

若行政审批制不改,机构改革会阻力重重。事实确也如此,看看这些年的机构改革,哪一次不是雷大雨小?仅“大部制改革”就搞了两回,可人员又精简了多少呢?想想也是,官员不比企业员工,大权在握,要精简官员谈何容易!所以我有个判断,除非中央大手压缩行政审批,将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让官员无法再以权谋私,不然机构改革会旷日持久,无论怎么改都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最后我提三点建议:第一,政府改革应先改“审批”再改“机构”,绝不能倒过来,否则会劳民伤财、事倍功半;第二,改革审批不是完全不要审批,有关国家安全与公共服务的项目,该审批的还得审批,但审批过程要有监督,能公开的一律公开;第三,取消哪些审批要由中央顶层设计,不能由审批者自己定。本来就是与虎谋皮,将选择权交给审批者是啥结果?我不说相信大家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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