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语林》文学观念析论

2014-08-16 08:07卢迪朱佩弦
西部学刊 2014年7期
关键词:文士文体

卢迪++朱佩弦

摘要:北宋长安人王谠的《唐语林》是一部笔记体资料集。将其“文学”门中的条目按题材可分为六个类别:文士才学、帝王起居、品评赏鉴、创作轶事、辨析释疑及文坛风尚。通过对《唐语林》“文学”门中108条短篇选材状况的梳理和归类,我们认为王谠对文学所秉持的观念是:所谓文学,在范围上,包含诗赋歌经、天文地理、历算氏族等种类;在内容上,崇尚文采与气调同彰;在创作上,提倡自为新句;在影响上,提倡文传百代,不以一言而改;在功用上,认为文学有政治教化的作用。

关键词:《唐语林》;文士;文体;文学观念

I206.2

《唐语林》是一本采录自唐人50家小说、杂史类著作并加以改写而成的笔记体资料集,作者为北宋长安人王谠。该书按照《世说新语》的体例编排,共分五十二门,前三十五门出自《世说新语》,比《世说》少“捷悟”一门,后十七门是王谠所补,为“嗜好”、“俚俗”、“记事”、“任察”、“谀佞”、“威望”、“忠义”、“慰悦”、“汲引”、“委属”、“砭谈”、“僭乱”、“动植”、“书画”、“杂物”、“残忍”、“计策”,分门别类地记载了唐代的政治史实、宫廷琐事、士人言行、文人轶事、风俗民情、名物典章等等。

今传有武英殿聚珍本、《惜阴轩丛书》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等,虽然也还是八卷本,但在篇目上已亡佚颇多。据学者周勋初考察,前四卷保留着王谠原书的本来面目,后四卷则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汇集而成,佚去的部分至少有五卷。[1]15学界对《唐语林》的研究,远不如《世说新语》丰富与深入。《唐语林》在语言的精炼准确上确实不如《世说新语》,但其杂采众篇,在故事性和生动性上是不逊于《世说新语》甚至略有高出的。《四库全书总目》有言:“是书虽仿《世说》,而所纪典章故实,嘉言懿行,多与正史相发明,与刘义庆之专尚清谈者不同。且所采诸书,存者亦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没。”对该书的价值做出了充分的肯定。

学界对《唐语林》的研究专著不多,一是由于《唐语林》的传世文本残阙甚多,研究难度大,二是由于前人没有对此书做大力气的考订。[2]至周勋初《唐语林校证》出,以翔实的文字考证与补遗使研究成果上了一个新台阶。近三十年,学界从不同角度对《唐语林》进行了专篇文章的研究,有从语言学角度考察其中的字词,如钟小勇的《略论<唐语林>在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中的价值——以<唐五代语言词典>为参照》(《绥化学院学报》2005年2月)、余志新的《<唐语林>词语札记》(《滁州学院学报》2007年9月);有对《唐语林》从史部杂史转入子部小说进行考证梳理,考察当时目录学的发展状况,如郭伟黎的《<唐语林>在目录学著作中分类考证》(《学理论》2011年12月);亦有从语言风格和叙事技巧方面进行分析,如齐慧源的《<唐语林>艺术特征分析》(《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2月)等等,另有硕士论文数篇。总体来看,对《唐语林》的研究,角度不够多样、成果不够丰硕、积累不够深厚。

王谠所撰之《唐语林》,受同时代文人创作影响颇大,在条目的选择上也有所借鉴,周勋初在其《唐语林校证》前言部分有详细说明,本文不做赘述。且王谠与苏轼等人交往甚密,文风互有影响,因此考察王谠的选目和编次,对研究其人、其友、其所处时代的文学发展大有裨益。研究《唐语林》文学观念,需从“文学”门入手,其中所载的故事和语言能够集中鲜明地反映王谠对于“文学”的认识。本文试图通过对“文学”门所载条目的分类和总结,探析《唐语林》中蕴含的文学观念。

《唐语林》“文学”门在流传的过程中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据周勋初整理,“文学”门包含108条,记载了王勃、骆宾王、苏颋、李白、刘禹锡等多位唐代著名文人的事迹。笔者将这些条目按题材分门别类,列为六个类别,依次为:文士才学、帝王起居、品评赏鉴、创作轶事、辨析释疑及文坛风尚。

一、文士才学

这一类所记载的都是形容文人才学的故事,有的通过描述事件表现其才华,有的通过他人之口肯定其才华,有的用概括性语言直陈其有才等等,不一而足。

如叙王勃事:

文中子见王勃少弄笔砚,问曰:“尔为文乎?”曰:“然。”因与题《太公遇文王赞》。曰:“姬昌好德,吕望潜华。城阙虽近,风云尚赊。渔舟倚石,钓浦横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韬攘恶,龙钤辟邪。虽逢相识,犹待安车。君王握手,何期晚耶?”

根据周勋初校证:“按:《芝田录》(《类说》十一) 文字稍异。原作‘王勃之先文中子,见勃弄笔,令作《题太公遇文王赞》……余同”。皆为文中子与王勃的对话。我们考察文中子其人可知即为王通,其号文中子,王勃之祖父,卒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3]而各家根据新旧唐书王勃本传及杨炯所写《王勃集序》推断,王勃的出生年份大致有几种说法:公元647年、648年、649年和650年,皆晚于王通卒年617年。按理王通和王勃不可能有此对话,笔者暂留此疑以待后来者。这一则故事在于表现王勃的文才,其看似不动文墨,实则怀才于心,洋洋洒洒写出《太公遇文王赞》(或曰《题太公遇文王赞》),以太公和周文王的典故表现了自己心目中文人入仕的理想形态。

又举同为“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事:

骆宾王年方弱冠,时徐敬业据扬州而反,宾王陷于贼庭,其时书檄皆宾王之词也。每与朝廷文字,极数伪周,天后览之,至“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初微笑之。及见“一抷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乃不悦曰:“宰相因何失如此之人!”盖有遗才之恨。

这一例记叙了骆宾王书檄文讨伐武则天之事。不同于记叙王勃时列出其文句,这一例主要通过武则天的反应来表现骆宾王的才华。读前面的句子时,武则天还只是微笑,读到后面便蹙眉痛惜没有将此等人才收为己用,可见骆宾王文才之高,连识人甚多的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后人读此故事皆叹服武则天的胸襟与识人的眼光,但王谠将此例编入“文学”门,显然目的是肯定和表现骆宾王的才华,否则便该将其编入“雅量”“识鉴”或“赏誉”门了。

有表现文学与史实的惊人巧合,如李白例:

李白名播海内,玄宗见其神气高朗,轩然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与之如知友焉。尝制《胡无人》云:“太白入月敌可摧。”及禄山犯阙,时太白犯月,皆谓之不凡耳。

李白之才名,见重于当时。《胡无人》是一首以写汉代来影射唐代、描写一次出征与胡兵展开激战的战歌。学界对此诗是否本事诗多有讨论,唐代的段成式是最早持本事诗观点的,今也有学者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4]王谠所撰这一则,显然是认为该诗作于安禄山兵败之前,因此文句与史实的巧合才显得惊人,具有预言性的效果,由此更突显了李白的不凡。王谠显然认为才高之士可以通天象预政局,如文学形象“诸葛亮”般有“妖人”之能。而这种能力,往往于文学之中得以表现。

有直评其人其学,概述其文学才能及作文特点,如:

杨京兆兄弟皆能文,为学甚苦。或同赋一篇,共坐庭石,霜积襟袖,课成乃已。

杨京兆即杨凭,字虚受,一字嗣仁,虢州弘农人,生卒年均不祥,约唐德宗贞元四年前后在世。善诗文,与弟凝、凌并有重名。大历中,俱登第,时称“三杨”。“为学甚苦”指杨氏兄弟创作喜苦吟,琢磨字句推敲拿捏,甚至到了“霜积襟袖”,一方面表现了琢磨时间之久,一方面表现了专注程度之深。写杨京兆兄弟的才华显然与王勃等不同,前者是力缓深致,后者是思捷颖悟。无谓高下之别,只是表现方式不同罢了。

这一类的短篇皆是表现文学高才的,王谠将这些选择入书也正反映了他的好恶倾向和思想观念。他认为,文学上的才华可以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可以预料政治走向;无论才思敏捷与否,能不能写出好文章才是关键。以文学干政,正体现了很多文人的理想情怀。

二、帝王起居

“文学”门中有两则记叙玄宗起居事,抄录如下:

玄宗初即位,锐意政理,好观书,留心起居注,选当时名儒执笔。其称职者虽十数年不去,多则迁名曹郎兼之。自先天初至天宝十二载冬季,成七百卷,内起居注为多。

开元二年春,上幸宁王第,叙家人体。乐奏前后,酒食沾赉,上不自专,皆令禀于宁王。上曰:“大哥好作主人,阿瞒但谨为上客。”明日,宁王与岐、薛同奏曰:“臣闻起居注必记天子言动,臣恐左右史记叙其事,四季朱印联牒送史馆,附依外史。”上以八分为答诏,谢而许之。至天宝十二载冬季,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黄麻为一轴,用雕檀轴紫龙凤绫标。宁王每请百部纳于史馆。上命宴侍臣以宠之。上宝惜此书,令别起阁贮之。及禄山陷长安,用严、高计,未升宫殿,先以火千炬焚是阁,故《玄宗实录》百不叙其三四,以是人间传记尤众。

起居注,“本为官名,掌侍皇帝起居,记述其言行。唐代称起居郎,其所记之文即名‘起居注。”[5]69可见其由官职名转化为文体名的过程,是我国古代记录帝王的言行录。《礼记·玉藻》有言:“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6]877《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7]874顾炎武《日知录》亦有云:“古之人君,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所以防过失,而示后王。记注之职,其来尚矣。”[8]1039虽在左史记言还是右史记言的问题上有出入,但都说明了史官对皇帝生活言行的记载,“先秦的记史理念奠定了思想基础,汉代的‘著记为其前身,而东汉的‘起居注提供了史籍的名称,至两晋形成初步的官方记史制度”。[9]

第一则写玄宗选名儒执笔起居注,后又迁各部有名的官吏担任。其中“内起居注”大致为记载皇帝于内廷起居、斋戒、礼佛、请安、侍膳等事。第二则写宁王主动要求为玄宗作起居注,玄宗大悦,但所作起居注毁于战火,由是“人间传记尤众”。按理起居注一类属于实录型,不应归于文学类。但这两则分别与文学有关:第一则中玄宗启用名儒和名官吏执笔,此处的“名”,显然是有才名,有文学之能,否则难以从众人中遴选出来;第二则讲到《玄宗实录》的被毁,民间各种揣度附会的传奇传记由此愈多,传奇和传记是对玄宗朝宫廷生活的文学创作,有虚构的成分和艺术的夸张,此种文学现象的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缺少实录来反映其宫廷生活,故民间多凭枝节片段加以演义。

王谠选此二则,看似与文学毫无关系,但仔细想来,与文学有一定关联。起居注的创作,经由名家文人之手;安史之乱后记玄宗事的传奇传记的大量出现,与起居注被毁不无关系。

三、品评赏鉴

“文学”门中收录大量品评赏鉴类故事,可分为识人、评书、评诗文、评文才等等。

徐敬业十余岁时,射必溢镝,走马若飞。英公每见之曰:“此儿相不善,将赤吾族也。”

《酉阳杂俎》中记载了这则故事:“徐敬业十余岁,好弹射。英公每曰:‘此儿相不善,将赤吾族。英公尝猎,命徐敬业入林逐兽,因乘风纵火,意欲杀之。敬业知无所避,遂屠马腹,伏其中。火过,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英公即李勣,徐敬业即李敬业,武则天临朝称制后起兵反之,后被李孝逸打败,为部下所杀。英公于徐敬业年少时观其行动,便知其非等闲之辈,可见其识人眼光之高。但此事在今天看来与文学并无关联,但王谠却将其归入“文学”一门,看来王谠认为有识人之能也是一种文学之才。

宪宗问宰相曰:“天子读何书即好?”权德舆对曰:“《尚书》。哲王轨范,历历可见。”上曰:“《尚书》曾读。”又问郑余庆曰:“《老子》、《列子》如何?”奏曰:“《老子》述无为之化,若使资圣览,为理国之枢要,即未若《贞观政要》。”

这一则通过记叙宪宗与权德舆、郑余庆的对话,反映了二人对于《尚书》、《老子》、《列子》、《贞观政要》等书的看法。权德舆认为《尚书》是君王的典范,郑余庆认为君王读《老子》、《列子》,不如读《贞观政要》。《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著的一部政论性史书。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对政事的讨论及大臣们的诤议、劝谏、奏议等,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治同军政思想,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权、郑二人显然是从文学的政治功用出发来向皇帝推荐书目的。

刘禹锡曰:茱萸二字,经二诗人用,亦有能否。杜甫言“醉把茱萸子细看”,王右丞“遍插茱萸少一人”,最优也。

此一条为刘禹锡评诗,自古诗中言茱萸者多,而在刘禹锡的眼中,惟有杜甫和王维格调最高。二诗都是把情感寓于茱萸这个外物之中,移情于物反而表达出无限深情。王谠引此句,亦表达了他对刘禹锡评价的赞同。此例是谈文学的表达方式与高下之别。

楚僧灵一,律行高洁而能为诗。吴僧皎然,一名昼一,工篇什,著《诗评》三卷。及卒,德宗遣使取其遗文。中世文僧,二人首出。

沈既济撰《枕中记》,韩愈撰《毛颖传》,不下史篇,良史才也。

这两则都是评价,但第一则是直评其人,第二则是评其作品。评人者,将其誉为唐中期文僧中的翘楚,对二人的定位有文学史意义。第二则评价了沈既济和韩愈的两篇传记文,认为其有史学家的笔调,实际上可称为史学良才。

韦应物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其为诗,驰骤建安已还,各得其风韵。

张登为小赋,气宏而密,间不容发,有织成隐起结彩蹙金之状。

这两则是对文人特点的描述,第一则是由韦应物的品性习惯到其为诗的风韵,文字精赅,却极富有概括力;第二则对张登小赋的特点做出评价,以结彩蹙金来形容,生动有味。

由上可见,品评诗书及文人确乎为文学一类,是与文学相关的活动。且王谠认为,识人之能对于文人来说是必要的,注重文学的政治功用也必不可少。

四、创作轶事

这一类中记载了文学创作过程中发生的趣事,从中可窥见文人百态,择其中二则录之:

著作郎孔至撰《百家类例》,第海内族姓,以燕公张说等为近代新门,不入百家之数。驸马张垍,燕公子也,观至所撰,谓弟埱曰:“多事汉!天下族姓何关汝事,而妄为升降?”埱与至善,以兄言告之。时工部侍郎韦述谙练士族,至书初成,以呈韦公,以为可行也。及闻垍言,恐惧,将追改之。韦曰:“文士奋笔将为千载之法,奈何以一言自动摇?有死而已,胡可改也?”遂不改。

孔至惧张垍之言,试图更改自己的文章,遭到韦述的反对。韦述认为文章乃千古事,不可为一言而改,应该尊重实际,不屈服于权利,颇有“威武不能屈”的意志。这个观点不仅被孔至所采纳,显然也是王谠所赞同的。文人的气节和以作品为生命的荣耀,在这一则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王维好佛,故字摩诘。性高致,得宋之问辋川别业,山水胜绝,清源寺是也。维有诗名,然好取人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英华集》中诗也。“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李嘉佑诗也。

这一则中讲了王维作诗好取人句的做法。王谠的态度显然是不太赞同的,从“维有诗名,然好取人句”的“然”字可以看出。他先是肯定了王维在诗歌上的名气和影响,但转而说他喜欢取摘别人的句子,进一步举出一个例子。虽然经过王维化用之后的句子在境界和表达上更见悠远,但王谠显然是不赞同的。这说明王谠主张诗文的原创,不要摘取别人的句子。

五、辨析释疑

“文学”门中辨析释疑的例子不少,引几例如下:

《月令》,今人依陆德明说,云是《吕氏春秋· 十二纪》之首,后人删合为之,非也。盖出于《周书》第七卷《周月》《时训》两篇。蔡邕、《玉篇》云“周公作”。是《吕纪》采于《周书》,非《戴礼》取于《吕纪》,明矣。

陆德明谓《月令》是《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但通过考察可知其出于《周书》,此例是分析作品源流的典型。

李字除果名、地名、人姓之外,更无有别训义也。《左传》“行李之往来”,注:“行李,使人也。”远行结束,谓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尔。按旧文:使字作“卒”,传写之,误作“李”焉。

《论语》:“宰予昼寝。”梁武帝读为“寝室”之“寝”。昼,胡卦反(周勋初按:原书下有“且云当为画字”),言其绘画寝室,故夫子叹“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人皆以为韩文公所说,非也。

又:“伤人乎,不问马。”今亦云韩文公读“不”为“否”,言大德圣人,岂仁于人不仁于马?故贵人,所以前问;贱畜,所以后问。然“不”字上岂更要助词?其亦曲矣,况又未必韩公所说。按陆氏《释文》亦云“一读至‘不字句绝”,则知其“不”为“否”,其来尚矣。诚以“不”为“否”,则宜至“乎”字句绝,“不”字自为一句。何者?夫子问“伤人乎?”乃对曰:“否。”既不伤人,然后乃问马,其文别为一读,岂不愈于陆云乎?

第一例对“行李”作了辨析,认为“李”为“卒”之误。二字在字形上确实相近。然孔颖达《正义》:襄八年《传》云:“一介行李。”杜注曰:“行李,行人也。”昭十三年《传》云:“行李之命。”杜注:“行李,使人。”显然“行李”与“行理”是一个意思。学界也多认为“李”是“理”或“吏”的假借字。此条为“行李”的释义提出了一个新观点,有训诂学的意义。

第二例从音韵学的角度出发,用反切法得出“昼”的读音,且考察原书文字与“画”相合,故“昼”当为“画”繁体字之误。“昼寝”与“画寝”在意义上相去甚远,一字改而意思全非,此例对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字作出了考辨和订正。

第三例是从字意和断句上来辨析,“不”字的解释以及断句都影响了整句话的意思,进而影响到对孔子形象与思想的理解,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这一类短篇是从对文学的接受和释读上来讲的。题材的选择反映了王谠做学问的严谨态度,他认为训诂、音韵等知识的具备与否影响到对文学作品是否准确的理解和释读。

六、文坛风尚

“文学”门中的不少短篇展现了有唐一代的文坛境况,抄录两则如下:

大历已后,专学者,有蔡广成《周易》,强蒙《论语》,啖助、赵匡、陆质《春秋》,施士匄《毛诗》,袁彝、仲子陵、韦彤、裴茝讲《礼》,章庭珪、薛伯高、徐润并通经。其余地里则贾仆射,兵赋则杜太保,故事则苏冕、蒋乂,历算则董纯,天文则徐泽,氏族则林宝。

此则对大历之后的文坛风貌作了概述,分别举出治《周易》、《论语》、《春秋》等经典的代表人物,并分别讲到地理、兵赋、故事、历算、天文、氏族的名家,显然是将以上数种皆归入文学类,体现了大文学的观念。

元和已后,文笔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

与上一则不同,这一则对元和以后各家及不同时期的文学特点做了归纳。二则皆出自《国史补》,由于据所评时代较近,故比较真实可信地反映了当时文坛的风尚和特点,亦可视为当时学者的评价。

通过对《唐语林》“文学”门中108条短篇选材状况的梳理和归类,我们可以见出王谠对文学所秉持的观念:所谓文学,在范围上,包含诗赋歌经、天文地理、历算氏族等种类;在内容上,崇尚文采与气调同彰;在创作上,提倡自为新句;在影响上,提倡文传百代,不以一言而改;在功用上,认为文学有政治教化的作用。由此可见,在宋代,天文地理等并没有从文学中分离出来,文人亦注重文章的政治功用,但诗赋、传记的大量出现,表明大文学观正在向纯文学化的方向发展。对《唐语林》文学观念的研究,可与苏轼及门人的文学观念研究相结合,进一步为探析宋人文学观念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M].中华书局,1987.

[2]周勋初.<唐语林校证>惨淡经营始末[J].古典文学知识,1994,(3).

[3]陈启智.王通生平著述考[J].东岳论丛,1996,(6).

[4]刘长东.李白诗<胡无人>的本事与系年[J].社会科学研究,2013,(3).

[5](宋)王谠,撰.崔文印,谢方评,注.唐语林[M].中华书局,2007.

[6](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清)王先谦.汉书补注[M].中华书局,1983.

[8](明)顾炎武.日知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9]乔治忠,刘文英.中国古代“起居注”记史体制的形成[J].史学史研究,2010,(2).

作者简介:卢迪(1990-),女,湖北老河口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2012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与研究。

朱佩弦(1988-),男,湖北监利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2012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典籍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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