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色》——一曲黑人女性生存伦理的赞歌

滕学明+孙毓婕

摘 要：艾丽丝·沃克小说的生存伦理价值值得深入研究。《紫色》中，她为我们呈现了一位黑人女性从麻木不仁的生存状态一步步觉醒，最后在姐妹情谊的温暖中、在与异性的和解中重新获得生命的尊严与价值，从而实现理想生存的完整过程。本文从生存伦理视角，解读这一美国黑人女性生存伦理的演绎过程，体味作家对人生的思索。

关键词：《紫色》 黑人女性 生存伦理

《紫色》是艾丽丝·沃克的代表作。1982年刚出版，即畅销全美，赢得了大批读者。1983年，它又连续获得美国文学三项大奖：普利策奖、全国图书奖和全国书评家协会奖。该书描写了一位黑人女子西丽从童年到中年的遭遇。虽然作品篇幅不长，但内涵十分丰富。“美国之父”富兰克林曾在其自传中提到“使徒口头行善只劝告那些衣不蔽体、饥肠辘辘的人们要穿衣吃饭，却不告诉他们能在何处通过怎样的方法获得衣食”。[1]对比使徒，沃克的这本小说可以说是美国黑人女性真正的“自救生存手册”。自问世以来，批评者们从主题、人物刻画、女性主义或后殖民主义、原型批评等多种视角对该小说进行了解读。无疑，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它的理解，但如果从这些之外的另一个角度——文学生存伦理学的角度——对它进行重新解读，则从中所获得的新发现同样令我们欣喜不已：这就是女主人公身上所表现出的独特的黑人女性生存伦理。

“生存伦理”，顾名思义，是基于生存需要人与其他人或事物结成的关系。“生存伦理”所关注和反映的是生存需要和其他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包括生存与主体生命的尊严、生存与主体的独立和自由、生存需要控制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生存与求生方式等。[2]在小说《紫色》中，各色人物以不同的方式生活，诠释着不同的生存伦理。本文以女主人公西丽为分析重点，探讨她的黑人女性生存伦理的演绎过程。

一、麻木不仁的苟活——以生存为中心

《紫色》的背景是美国南方的小镇，时间跨度从20世纪初一直到二战结束。受长达数百年奴隶制的影响，美国南方不仅留有臭名昭著的黑人奴隶制度的残余，与之相应的伦理观念也根深蒂固的存在了很长时间。一直以来，奴隶制下的男黑奴被视为牲畜，成为白人奴隶主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而黑人女奴则是这个地球上受压迫最深重的群体，除了要像男奴一样劳作外，她们还经常遭受奴隶主的性侵，忍受他们非人性的凌辱。甚至在她们自己的家里，还要忍受丈夫的歧视与虐待。于是就有了赫斯顿《他们眼望上苍》中的“在我看来，黑人妇女真的就是这世间的一头骡子”[3]以及沃克眼中的“她们被悬吊在历史的时空中……她们走投无路，她们根本动弹不得”[4]这样的描写。正是基于这种生存境况，美国黑人女性传统的生存伦理观就具有悲剧性的特点：为了生存，可以忍受一切苦难甚至非人的待遇，命重于理，生存第一。“活下去”成为黑人，特别是又肩负着抚养孩子这一艰巨任务的黑人妇女的一切行动的前提。[5]

小说中前半部分的西丽就是这样麻木地苟活着。在被继父性侵怀孕后，她被剥夺了上学受教育的权利，在家里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在被继父玩腻后又像商品一样被卖给了X先生。在这一过程中，西丽根本没法选择她的生活，因为从一开始她就被继父剥夺了话语。福柯认为：“影响、控制话语运动最根本的因素是权力，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6]在西丽的母亲死后，继父成为一家之主。他拥有最高权力，所以西丽只有默默地服从，嫁给对她完全没有爱情的X先生。婚后事实证明她就像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指出的，妇女的“身体特征似乎又决定了她们是男人便利的用具。男人们可以任意驱使、盘剥、玩弄她们，而她们同时扮演着奴仆、性伙伴以及生育、教育和监护子女于一身的多重角色。”[7]X先生只把她当做泄欲的工具以及照料家务看孩子的老妈子，还动不动就打她，可就在妹妹耐蒂为她鸣不平想让她斗争时，西丽却说：“可我不懂得怎么个斗法。我只懂得，要活下去”[8]。当姑妈也劝她和X先生以及他的一群自私的孩子斗时，西丽更是语出惊人：“我啥也不说。我想起耐蒂，她死了。她斗过，她逃跑。这有啥好处？我不斗，人家叫我在哪里，我就待在哪里。可是，我还活着”[8]（P23）。从这两处我们可以看出，西丽早已经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与地位，她甚至对自己说：“西丽，你是棵树”[8]（P24）。这样的麻木不仁，正是一种“以生存为中心”的自我保护生存伦理观的体现，也是她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夹缝中求得生存的结果。

小说中最令人惊骇的是当X先生的大儿子哈泼向她讨教“治妻之道”时，西丽没有告诉他不能诉诸武力，更没有告诉他夫妻应该平等互助、相亲相爱，而只说了两个字“揍她”[8]（P38）。这两个字与《秀拉》中的夏娃纵火杀子以及《宠儿》中的赛丝锯断幼女喉咙一样，有着惊人却发人深省的效果。至此，西丽的麻木心理已经上升到了可怕的扭曲阶段，她已经超越了索菲亚口中的母亲的形象：“她受我爹管，她给我爹踩在脚下”。[8]（P42）她不仅被X先生踩在脚下，甚至成为他的帮凶。从伦理的层面上讲，她这种行为虽然有悖于常情，但也从侧面反映了黑人妇女受父权制社会伦理陋习的毒害之深。也许在父权制文化的束缚下，西丽早已把性别主义的价值标准和男权规范内在化，不自觉地认同了男人为女人设定的角色，认为这就是当然的生存状态，所以当她看到桀骜不驯的索菲亚时，本能地想到哈泼应该像X先生驯服自己那样驯服索菲亚。

二、姐妹情谊唤醒的新生——追求生命的价值和尊严

在男权支配的世界中，姐妹情谊是广大黑人女性谋生存、求发展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保证。它将分散的个体凝聚成集体力量，从而产生巨大推动力。美国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吉娜对姐妹情谊的概括更适合黑人女性的这一状况，她认为姐妹情谊指的是妇女在共同受压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互相关怀、互相支持的关系。[9]《紫色》中，西丽首先感受的是妹妹耐蒂的手足之情。在没被X先生赶走之前，耐蒂一直尝试着让西丽接受教育并不断鼓励她斗争以摆脱自己的困境，“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耐蒂总是坚持不懈教我懂得天下发生的事儿……别叫他们压过你，你得让他们知道谁厉害，谁占了上风”[8]（P18）。在她被赶走后，西丽孤苦无依，对妹妹的思念成了她的精神依托。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耐蒂还活着的时候，她依然坚持对她的思念。为了和妹妹团聚，她要求自己努力活下去。在莎格的帮助下，她看到了被X先生隐藏的妹妹的所有信件，顿时一股仇恨点燃了她潜藏已久的反抗意识，“我说话结结巴巴，自言自语，我在屋里走来走去，想下狠心把X先生杀掉”[8]（P116）。从此，西丽再也不给上帝写信了，她确切地知道耐蒂还活着。于是，她振作起来。读着耐蒂在非洲的各种经历，她的眼界开始变宽阔，思想也逐渐产生了变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