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表情

蔡翔

二零零三年的春天，我刚到上海大学工作不久，那一年的硕士招生就开始了。在面试现场，有一个女孩，瘦小，神情有点怯，但是一开口，怯怯的神情就走了。说话慢条斯理，读了许多书，也蛮有想法，而且，还有一种文学的―什么呢？我想，也许是一种文学的味道。面试结束，她留下了一叠A4纸，有诗，也有散文，还有小说。

后来，这个女孩成了我第一届的硕士研究生，以后又成了我的博士，她叫项静，来自山东泰安。

前后算起来，项静跟了我六年，我不知道，我教了她什么，也不知道，她到底在我这儿学到了什么。能够想起来的，是师生在一起讨论的点点滴滴，是相互的质疑和辩论，当然，有时候，也会伴随我对她的论文的苛刻和挑剔。

项静热爱文学，也有文学天赋，但是大学中文系并不负责培养作家，只是读书、讨论，然后写论文。这样的生活概括起来，就是学院的生活，我没有听到项静对这种生活的抱怨，但我自己觉得，这样的生活肯定是枯燥的。有些天才无法适应，也就是说，无法适应大学的生活。学院生活会限制人的想象力，也会扼杀天才的创造力，因此，它很有可能批量生产出一些中庸之辈。这一点，我是承认的。

因此，我总是鼓励学生写一些诗，或者散文，也鼓励学生写文学评论，我的本意是，或许能借助这样一些写作方式，保持一点对生活和文学的鲜活的感觉，以抵制学术对人的过度的规训。我个人以为，这对学术，尤其是对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可能是重要的。像项静（也包括我的其他学生）对文学创作一直很留意，也没有放弃文学评论的写作，这是好现象。

不过，我并不排斥学院生活以及学术的规训，相反，我很重视。新生入学，我说的第一句话，常常是，我们不是天才，我们只是一些中等资质的人，因此，没有捷径，就是每天的读书、讨论、写论文，就是每天坐在图书馆，查阅各种各样的文献，我们就是一些普通的劳动者，脑力劳动者。

我的学生，将来未必都能成为优秀的学者（好像也无此必要），但是他们，即使不是全部，也是绝大多数，学习期间，都能认认真真地读书和思考。而我的进一步的意思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在品性上，能要求自己谦虚谨慎，宽厚待人。这一点，我不仅希望项静，更是希望我的所有的学生，都能终生铭记。

大学中文系，尤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业，比较注重的，大概就是文学史研究和文学评论了，起码，我个人这样认为，也按照这样的想法，去要求学生读书、讨论和写论文。文学史研究和文学评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两翼，缺一不可。当然，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这两者实际上又很难截然分开。没有文学评论的支持，我们就不可能对作品有深入的理解和分析，同样，没有文学史研究的帮助，我们怎样才能判断一部作品究竟提供了怎样的新的思想经验和艺术经验？而在文学史研究貌似客观冷静的背后，往往有着热烈的诗意；文学评论的热情的诗意后面，也一定是客观冷静的理性支持。

但是，我想它们之间还是有些差异，这个差异不是什么学术等级上的，而是各自具有不同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对学生引申出不同的学习要求。

对于教学而言，我可能更注重文学史研究，我是觉得，学生首先应该回到历史，回到经典文学作品的叙事脉络，回到重要的思想理论，应该学会查找文献，学会和各种“说法”对话。经过这样的基础训练，他们今后的学术思考和写作，可能会更扎实一点。

我对文学史研究和文学评论的理解都很简单。文学评论是需要一种价值判断的，简单地说，就是“写得怎么样”，其中又暗含了“应该怎样写”。它不仅要求评论者具有相应的艺术修养和一定的文学鉴赏力，还要求评论者拥有自己的美学理想，文学评论的优劣，常常和这一美学理想有关。我并不赞同把文学评论写得和学术论文一样，甚至语言，也应该有所区别。我自己更欣赏那种美文似的文学评论，那种充沛的才情，引导评论者的思想，在对文本的分析和阐释中，完成另一个文本的创造。

我对文学史研究的理解，就更简单了，如果说，文学评论要求的是“写得怎么样”，那么，文学史研究要求的，则是“为什么要这样写”。这就涉及方方面面的讨论。

我的一点粗陋的理解是，对人文学科来说，历史可能是基础中的基础，所谓“回到历史语境”，前提是必须厘清历史。当然，这个厘清又是有前提的，就是历史观。所以，我和学生在一起讨论的，常常是历史，不仅是中国的现代史和当代史，还有古代史。当然，这个历史包括很多层面，既包括政治史和思想史，也包括社会史。我们的设想，是在历史和文学之间如何建构一种联系，比如，我们在讨论文学中的“乡土”社会时，就一定会涉及所谓的“士绅结构”（沟口雄三也称为“乡里空间”），涉及传统的乡村共同体，我们总是要搞清楚，这样一种结构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崩溃的，形成和崩溃的原因又是什么，有否重建，重建的冲动和遭遇的困难是什么，等等。

文学在记录社会，记录历史中的人心，文学还在想象未来，我们就要搞清楚，这些记录和想象的依据来自哪里。

我们做文学史研究，所依据的无非是三个层面：文本、史料和理论。

这个理论当然不仅仅是文学理论，也包括许多非文学理论。不仅包括中国的理论，也包括西方理论。理论提供的，当然首先是一种穿透历史的视野，不用回避的是，也包括方法论的启示。因此，在跨学科的理论视野中，就同时包含了方法论的交流。这些年，我们学科点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读书会，读各种理论，在这样的读书氛围中，项静也读了很多理论方面的著作。当然，在理论的阅读和应用上面，自然也免不了囫囵吞枣、生搬硬套，就是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有这方面的毛病。有些人排斥理论，尤其是西方理论，有道理，也没有道理。有道理的一面是，理论有时候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理论至上，很可能妨碍我们对具体问题的深入。小中见大，当然是对的，但小中如何见大，对学生就是个问题。经验固然重要，但有时候，理论也会提供一定的帮助。问题在西方理论，我的想法是，不排斥，也不迷信。不迷信的前提是要了解，然后才是具体分析，分析它在中国语境中的有效和无效，最后才能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主张。比如说，我们在跨学科的交流中，文学研究常常会从心理学和人类学那里得到“原型”批评理论的启发，但是，某一作品为什么会在“彼时彼地”或“此时此地”征用某一原型，征用的原因和目的（意识或无意识）是什么，这就又要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来讨论了。

而要检验某一理论（无论中西）的有效和无效，并没有其他的捷径，只有深入材料和文本的分析。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而言，史料的收集其实刚刚开始，这里面的学术空间是很大的，当然，同样重要的是对材料的分析，把材料也作为文本。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作品的讨论，毕竟，我们是文学研究。在这方面，文学评论对文本的细读要求，以及大量的分析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积累。

把文学放在各种各样的关系中讨论，然后组织我们自己的叙述活动，这样，有可能把叙事弄得很复杂。这不是问题，由繁入简，先是繁，然后才可能入简。学术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一蹴而就是不太可能的。怕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的故步自封。所以，我希望自己，也希望我的学生，永远把自己当作一个学习者，不断地纠正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一点点进步也是好的。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天才，只是一群中等资质的劳动者。

也许，有的学者会觉得这可能是文学的外部研究，我倒不这样看。我觉得没有必要先给文学史研究定下“内/外”的边界。我更倾向于把文学当作一个场域，各种各样的元素相互作用和博弈，最后才获得一种形式化的可能。

当然，我们最后仍然要给文学一个边界，这个边界才能确定什么是文学，什么是非文学，我们终要回答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差别在哪里，因此，我们最后要回到形式，回到情感，回到美学。这些工作，都只是刚刚开始。很多年轻人都在思考这些问题，也正在做着这方面的努力。我已经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灿烂前景。

项静毕业以后，我和她的见面机会就少了，最近我才知道她这几年写了不少文学评论，我很高兴。

一个人的写作，有时候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往往会根据她（他）的生存环境而变化。她工作的上海作家协会，为项静提供了一个观察当下文学创作的平台，因此，文学评论是一个很好的写作选择。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在冷静的观察中，热烈地表达自己的美学理想，要知道，文学史研究有时候也可能是对我们思想的一种束缚甚至限制。

那么，文学评论应该怎么做呢？我说不出具体的意见。我是把文学评论看成“文章”的，在我的词典中，这是很高的评价。好文章应该没有“章法”，或者说“章法”在“没有章法”的背后。往往因人而异，因对象而异，所以要因地制宜。我希望项静把文学评论当成文章去做，把文章写好，要写好就不容易，文学评论也是有技艺的，“技进乎道”是对的，但技艺也要琢磨。起码在目前，我对项静的文章并不是特别满意。

但是，有些抽象的意见我还是想说一说。

第一， 不要成为一个职业批评家，成为职业批评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你要参加各种各样的研讨会，要时时表态，要忙于应付各种各样的约稿，久而久之，要么飞扬跋扈，要么陷入一种“事务性的写作”。要保持一种业余的写作心态，有话才说，无话就沉默，写自己想写的文章。没有激动自己的作品，就不写，可以回到历史，回到文学史研究，甚至可以写诗和散文。因此，多准备几副笔墨是有必要的。好在项静是在作家协会工作，不用应付每年的业绩考核，现在的大学制度，是很糟糕的。

第二， 文学评论一定会涉及“批评”，这很正常，也有必要。但批评要善意，不可居高临下，更不可哗众取宠，前提是要尊重作家，尤其是要尊重作家的劳动，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但是说得要有道理。所以，自己搞些创作还是有必要的，这样才能体会文学创作的甘苦，尤其是其中的奥妙。这样说出来的才会是“内行话”，不要说“外行话”。尤其要记住，在你试图羞辱别人的时候，最后被羞辱的，一定会是你自己。

第三， 要坚持读书，多读书，读各种各样的书，不能只读当下的文学作品。我甚至以为，在知识上，文学评论家更应该是一个“杂家”。要知道，作家不仅读生活，也读书，有些作家甚至读了很多书。多读书，才会知道这些文学作品的来龙去脉。文学评论，有时候比的，就是各自的学识和艺术修养。

第四， 作品还是要读的，而且要多读，不读怎么知道哪些作品好，哪些作品不好，就有可能人云亦云，就会一窝蜂。文学评论有一个职责，就是“发现”，在这个意义上，研究是滞后的，是跟在文学后面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评论家，有一点很好，就是他们读作品，读所有能读到的杂志。那个时代，新人辈出，和当时的评论家多少有点关系。所以，有时候，文学评论就是个体力活，下的是笨功夫。我淡出评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年纪大了，体力不济，阅读量跟不上了。而且，现在的文学，就是将来的文学史，现在多读作品，也是为以后的文学史研究奠定基础。

第五， 文学评论是需要“发现”的，不仅发现新人，也要发现新作。可是，什么是“新作”？我的简单的理解是，所谓“新作”就是那些提供了新的思想和艺术经验的作品。所以，我们对文学的考察，一方面是要讨论它和传统的关系，另一方面，则要寻找它和传统（以及时尚）“断裂”的地方，创造性常常通过“断裂”而显现出来。所以，传统和反传统正是一部优秀作品的两面。当然，这个“断裂”，或者“反传统”也要具体分析，有时候，“反传统”是回到了更遥远的“传统”。至于在“断裂”的地方如何敏锐地看到并推动文学的发展，则是进一步的事了。八十年代，强调断裂，强调创新，但对传统的继承似乎强调不够，今天的情况好像有点倒过来，所以，我很希望年轻的评论家在这两方面都有所建树。

第六， 文学评论是要评论的，但也不要忽略了阐释的重要性。文学评论也是可以创造一个世界的，这个创造，常常依托了对文本的分析和阐释。通过文本细读，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和阐释，我们创造另一个文本。因此，作品论仍然是一种值得尝试的写作方式。当然，创造要有思想，因此，我们对生活、对世界、对文学，要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想法，除了来自经验、来自对生活的理解，也来自读书、来自理论构想。尤其是今天年轻的评论家，基本上都是“三门”干部（家门、学校门、机关门），因此，重新强调深入生活，强调生活的历练，还是有必要的。

第七， 好的文学评论的背后，一定有文学史研究的支持，尤其在今天，文学史研究和文学评论的界限，已经变得不那么清晰了。所以，我希望项静能够继续她的文学史研究，这对文学评论是有帮助的。这个研究倒也未必一定要通过论文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体现在阅读和思考之中。所以，不仅要读今天的作品，也要读以往的作品，这样，我们对文学形势才能了然于胸，才会有全局的观念，才会使文章变得厚重起来。

第八， 最后，最后是什么呢？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个时代，写作是会给我们带来名利的，而如何不被名利所累，不断地从零开始，勇于否定自己，才是值得我们去想、去做的。在生活中，我们大概很难成为一个纯粹的人，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相对纯粹的写作者。

这些话，是对项静说的，也不仅仅是对项静说的。我把这些话送给我的所有的学生，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二零一四年七月于上海

（《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项静著，云南人民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