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观念的历史考察

◎ 刘兰肖

出版观念的历史考察

◎ 刘兰肖

本文从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入手，考察出版观念的萌芽以及由此形成的古代出版传播观念的特点；通过对儒家文化价值观和传统四部之学学术体系的考察，梳理经世致用思想在古代出版活动中的发展以及古代出版学术思想的演进；结合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考察爱国主义、出版自由、版权意识等近代出版观念的输入与衍变，以期揭示出版的观念与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从中寻找出版学的学科发展渊源和思想发展脉络。

历史意识；经世致用；出版学术思想；近代出版观念

按照学术界以关键词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路径,从思想社会史和语境主义的视角考察一个词的流行及其涵义的变迁，对出版领域一些关键词进行发生学和传播学的研究，无疑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不过，就出版学的研究现状而言，当前也许更加需要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一些重要历史问题作出回答。因此，本文试图从几个不同侧面大致梳理从古代到近代出版观念的衍变与出版实践的关系，以期厘清出版学的学科发展渊源和思想发展脉络，从而进一步明确学科的发展途径。

一、历史意识与出版传播观念

出版观念的产生，始于人类自觉进行的历史记录。殷商时期，人们对于重大活动均用占卜方式作出决策，并把占卜的事项、结果或应验，用文字符号记录在龟甲和兽骨上。这种被称为甲骨文的文字，是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依据。西周时期，人们选择在青铜器上铸或刻写文字，以之记载重大事件，被后世称为钟鼎文。这些铭辞的结尾常常刻有“子子孙孙永宝用”的字句，也即希望承垂后世。从这个意义上说，青铜铭文比甲骨文前进了一步，被赋予了有意识地进行历史记载的性质。而这种历史意识，就是出版观念的源头。

历史意识是出版活动得以产生的深刻动机。人们把某一文本或记录通过一定的载体或复制形式进行传播，其深层的观念依据，是试图超越个体的有限生命，把人的活动和思想保存下来，流传下去。“子子孙孙永宝用”的铭文，即是这种观念的具体体现。与我们今天的传播观念迥然不同的是，这是一种纵向传播和代际传播的深度传播观念。《礼记·祭统》云：“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①《墨子》的《尚贤》《明鬼》等篇更加明确地说：“古者圣王，既审尚贤，欲以为政，故书于竹帛”，“咸恐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盤盂，镂之金石以重之”②。《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鲁国大夫叔孙豹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三不朽”的价值观，尤其为后世推崇和遵循。特别是对于“立言”的重视，引导历代知识分子著书立说，“文以载道”。他们把文字和文字传播看得尤其重要，即便不能在当代彰显，也要传诸后世、以待知音。司马迁在《史太史公自序》中谈及自己写《史记》的动机就是为了“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著名论断。刘知几写《史通》，因担心此著不能流传“泪尽而继之以血”。明代学者何乔远写的分类体明史著述，书名就叫《名山藏》。历代文士更是热衷于把自己的文字结集刊刻。据《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统计，仅宋代就有739人的诗、词、文别集（或合集）流传至今。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去世前作《白氏集

后记》中说：“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禅林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于家，传于后。”③用五本分藏的方法让自己的作品最终得以保存，古人为文字传世而费尽心机由此可见一斑。而中国古代出版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官刻、坊刻、家刻、寺院刻书等四大刻书系统中，以家刻系统的文化属性更为突出，也是因为那些成就卓著的私人藏书和刻书家参与刻书事业的目的，考虑更多的是传承文化，而不是市场需求。他们刊刻之书，多是经史子集及有用于世的实学之作，而非迎合大众的通俗作品。在这一出版传统的背后，其深层的观念依据，就是长期以来起主导作用的代际传播和纵向传播观念。

二、儒家文化与经世致用思想

讲究经世致用，是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在鬼神问题上提出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等观念，特别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哲学，引导古代知识分子沿着由内而外的路线，以积极入世的心态在现实世界中建功立业。

作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经世致用的观念在出版实践中不断丰富起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意识到书籍具有彰往察来、垂法万载的功效，通过整理汇编《六经》，保存了许多有助于治理国家的历史文献，并且通过确立一系列编辑原则以别善恶、寓褒贬，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正如孟子所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④这不仅深刻揭示了《春秋》的政治功能，也深刻反映了人们对于书籍编纂和文献整理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西汉时期，司马迁自觉将经世致用作为《史记》的编辑宗旨：“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⑤在他看来，历史是现实的镜子，考察历史重在“稽其成败兴衰之理”，把握古今盛衰的规律，寻求实现长治久安的方法。此后，经世致用思想在出版活动中获得进一步发展，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刘知几关于“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⑥的论述，深刻揭示了编纂史书的社会价值及其与国家发展的关系。二是杜佑提出的“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鲜明地体现了经世致用的高度自觉。三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经世致用的实现路径,就是要“据事直书，使人随其实地之异而评其得失，以为鉴戒”。⑦及至清代，王夫之发展了司马光的这一思想，强调史书必须信而有征，“取仅见之传闻,而设身易地以求实”⑧。由此可见，作为我国古代出版观念核心的经世致用，其思想内涵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体现在出版实践中，一是在通经致用思想推动下形成了一批有影响的经注书籍，二是在以史为鉴思想指导下推出了一批历史和史学著作，三是从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编写刊刻了一批具有专业性和实用性的类书。明清以至民国时期，还持续兴起了“经世文编”和“经世文续编”潮，也就是将各种经国济世之文，主要包括治国得思想策略以及典章制度等，按照一定的编纂形式汇集起来的出版热潮，被称为清末民初“六大世风”之一。⑨

三、古代学术与出版学术思想

在历史意识和经世致用思想主导下的古代图书出版活动，直接推动了传统学术体系的建构。从西汉以至清代逐步形成的图书典籍四部分类，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精神内核。正如《隋书·经籍志》所说：“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也就是说，典籍是儒家进行王道教化的教材，学术的目的在于维护王道伦理的秩序，所有知识的界定及其展开都要以此为准绳。由此形成的以经为根，依经、史、子、集之次第排列的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体系，就构成了以经典中心主义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学术的主干。⑩

古代学者在整理图书的出版活动中建构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同时也逐步形成了以目录学和校勘学为特色的古代出版学术思想。孔子整理“六经”即以“仁”为中心，提出三项原则：一是“述而不作”，保持原有文辞；二是“不语怪、力、乱、神”，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三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删除不符合中庸之道的言论。为实现这一编辑意图，孔子还总结出“多闻阙疑、无征不信”的编辑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先秦以来藏书的过程中，提出了“校雠”的概念。对此，清代学者章学

诚曾作出全面的总结:“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这里的“部次条别”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是对刘向、刘歆出版学术思想的高度概括。刘氏父子“参以司马迁之法”，作《别录》《七略》，后者用《辑略》作序录，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用《六艺略》《诸子略况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诸子略》作为分类编目，这就属于部次。在此基础上再分为“儒家者流”“道家者流”等10家，按流别对图书进行分类。此后，把刘氏思想发扬光大的第一人，是宋代的郑樵。他在《通志·校雠略》中全面阐述了图书目录“通古今之变迁，明学术之源流”的思想，并在《通志·艺文略》中提出了实现这一思想的具体方法，被称为创建图书目录学的先驱。郑樵认为，目录学的任务就是条理书中的学术,告诉人们如何治学，书的存佚是学术盛衰的表征，只有“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才能使人们“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这就从学术的角度辨明了整理图书与制作官私藏书目录之间的不同。及至清代，在考据学盛行的学术环境下，章学诚撰写《校雠通义》，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刘向、刘歆和郑樵的思想，提出三个方面的主张：一是全面总结目录学的传统，指出目录学应以探讨学术源流、考究其得失为宗旨；二是顺应学术发展大势，提出以类例申明学术，对四部分类法进行调整：“《七略》之古法终不可复，而四部之体质又不可改，则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别之义，以见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书之要法《宗刘》)。三是推广互著与别裁之法。“互著”“别裁”是分类著录中的两个重要辅助方法，前者是将同一书分别著录于甲乙两个类目，后者是把书中某一部分从本书析出,著录于其他类目。这两种方法,一为求“全”,一为求“备”,根本目的都在于使四部之法既能辨章学术,又能方便稽检。对此，章学诚总结刘向、刘歆以来的学术成就，从理论上对互著别裁之法进行了系统论述，推动古代出版学术思想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四、西学东渐与近代出版观念的输入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在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西方近代出版观念传入中国,通过有识之士的传播而深入人心，推动出版业呈现出不同于古代的近代特质。这里仅就其中的爱国主义、出版自由和版权意识三个方面作些梳理。

近代中国起支配作用的观念形态，是以反抗列强侵略为主旨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观念形态在出版实践的表现，一是推动了翻译出版，二是开启了教育出版。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许多中国人认识到“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据学者统计，从1840年到1861年，有关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籍至少有22种。创建于1868年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1871年正式出书至辛亥革命前期，翻译出版西学著作达200种。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维新派更是高标“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的出版观，大力宣扬译书对于变法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天下识时之士，日日论变法。……故及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而国家将不能收一法之效。”戊戌政变后，东渡日本的留学生增多，掀起一波新的翻译出版潮。仅商务印书馆1902年到1910年间出版的译作就达330种，其中严复的《群己权界论》《天演论》等译作，大力传播各种西方近代思想，切实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与此同时，被称为中国近代“出版第一人”的人张元济，怀抱教育救国梦想，成立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大力编译教科书，“筚路蓝缕，煞费苦心，得成一种辅助教育的新事业”。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也清晰地表达了“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的出版观，认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陆费逵从理论层面揭示了教育出版的意义和作用，在中华书局创立之初编写出版一批新式教科书，与商务印书馆共同开启了近代教育出版的先河。

如果说爱国主义是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古代出版思想在近代的发展，那么伴随着近代中文报刊这一新式出版物而输入的出版自由思想则是近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出版观念革命。1833年，马礼逊在其主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刊登《新闻纸略论》一文，简介西方社会自由发表言论和出版报刊的状况。1838年，该刊发表《自主之理》一文，最早在中文刊物中谈及“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的西方言论自由观。1881年，由传教士林乐知主办的《万国公报》介绍了被资本主义各国视为宪法蓝本的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

与出版自由同时输入中国的版权意识，是近代出版不同于古代出版的另一重要思想特质。在我国相沿成习的观念中,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写书刻书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而是为天下教化。因此，古代知识分子并不把未经授权许可而复制自己作品看作一种侵权行为。这种观念直到宋代才发生了变化。根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南宋年间刻本有“眉山和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复板”的字样。朱熹也曾就打击盗版伪书、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进行过尝试。但这只是一种原始的版权意识，与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相联系的近代版权思想，则是由西方传教士输入的。1903年《万国公报》第197号《欧美杂志》栏中，刊载林乐知、范祎译述《版权通例》，介绍西方各国版权保护通例。1904年，《万国公报》第183卷发表林乐知《板权之关系》一文提出，所谓版权，就是指“著书者、印书者自有之权利”，“（版权）保护乃国家之责任，而非其恩私也”，呼吁清政府承担起版权保护之责。近代中国人认识到版权保护的重要性，始于启蒙思想家严复。他在翻译出版《原富》的过程中，曾与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张元济反复商讨版税问题。1903年，商务印书馆在出版严译《社会通诠》时，首次使用版权所有的“稿主印花”作为著作权的凭证。同年，严复上书学部大臣张百熙，阐述版权保护与国家的贫富强弱和人民的文明愚昧休戚相关,要求实行“版权立法”,保护“著、述、译、纂”者权利。至1910年，清政府颁布《大清著作权律》，结束了中国单靠官府文告保护版权的历史，为把版权保护正式纳入法制轨道开启了先河，也成为在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影响下出版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刘兰肖，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综合处处长）

注释：

①阮元.十三经注疏[Z].北京:中华书局，1980：1606.

②诸子集成[Z].北京：中华书局.1986：41,147.

③白居易文集[Z].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4758.

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19.

⑤司马迁.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3：1044.

⑥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M].北京：中华书局，1980：206.

⑦陈垣.通鉴胡注表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0.

⑧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M].北京：中华书局，2013.

⑨张枬、王忍之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Z].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740-743.

⑩左玉河.典籍分类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演化[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48-59.

双拥办是该区对口解决退役军人问题的部门之一。这些年一起走过的风风雨雨，让这些退伍老兵已经把这里当成了“娘家”，一有空就前来扎堆，互诉衷肠，互相鼓励。他们对杏花岭区为他们千方百计排忧解难的做法非常认可，对王业发这样肯扑下身子实干、能不畏艰难敢于担当的干部很是钦佩。王业发得到了部队官兵、家属、复退转军人、军烈属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