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旧事

张凭栏

我是那么喜欢这个汉字——旧，旧居、旧事、几位相处多年的旧友、一件穿了多年旧衣、几枚生锈的旧铜钱、几本藏了多年的旧书、一条老掉了牙的旧街，都会让我生出一份留恋。张爱玲说：“再冷酷无情的人，提起前年冬天穿的那件丝绸夹袄也会一往情深。”

这就是怀旧。

骂街，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站在大街上骂。那年月，只要有人站在街巷中心谩骂，准有事儿发生。那声音从小到大，骂的节奏有板有眼，围观的听众越聚越多，骂者也就越得意，就像演讲一样，把该骂的那档子事，骂得有节奏、有情理，骂出了眼泪，骂出了悲伤，把一些听众的情绪也全都调动起来了，并一起吆喝着：“真他妈的该骂！”

先说说那偷鸡摸狗的骂街吧。

谁家菜地里的瓜果被偷了，你听是怎么骂的：“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啊！我家菜地里的那瓜果还没熟哩，就被哪家少家教的臭崽子偷走了，我家上有老下有小，十几张嘴都要吃，你那狗日的混账东西摸摸良心想一想，你这不是该骂吗？”

这一类的骂街，在村子里是算最文明的一种劝诫，一句一句掏心窝子的骂声，能唤醒被骂者的良知。一些被骂者往往趁天黑，领着顽皮的孩子到骂者的家里去认个错，送去自家菜园子的瓜果，这样一骂一和，邻里之间也自然不会伤和气了。

再还有那种“找对子”式的骂街，那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发泄，有目的地，用最巧的方式，最难听的语言，非要骂得“对方”站出来为止。

在一个农闲的傍晚，村子里有名的骂街高手凤嫂，摆出个骂不出对子不罢休的架势，开头是混骂，只骂“那些爱偷汉子的贱女人”；紧接着就指桑骂槐，骂“那个死了丈夫的，不守妇道的，专招惹男人的臭婊子”；见对象还不站出来应战，干脆凤嫂拍起巴掌骂开了：“我没骂刘家的李家的寡妇，单骂陈家的寡妇，有种的给老娘出来！”凤嫂双手叉腰，扯着嗓门骂着。

陈家的寡妇看这阵式无法回避，只得从屋子里冲出来迎战，一时间双方形成激烈的对骂。

陈家的寡妇丝毫不示弱地回骂：“谁偷了你家的男人？你守不住男人，还有脸骂街，就算老娘偷了你家男人，这全是我的能耐，你又能把我怎样！”

“老娘要剁了你！”凤嫂边骂边随手从屋檐下拿一把早已准备好的菜刀。

毫不示弱的陈寡妇迎了上去说：“你敢剁？”她一只胳膊叉在腰上，另一只手指着凤嫂。

两个女人扭在一起，这时，看热闹的邻居一起围了上来，东拉西扯地好言相劝，有能干的媳妇站出来说：“如果谁的气还没消，干脆打上我几巴掌好吧！”

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辈也开始制止这场无理的闹剧，把双方各自劝到家中，直到双方住口停止了谩骂，看热闹的人群才慢慢回到各自的家里去。

后来，谁也记不准打哪一年起村子里再也没有人骂街了，村子里有啥事都是村长在广播里打个通知，不论是肥料、种子，还是谁家有婚丧喜事，村里的喇叭都把一些关于各家相关的事情说得清清楚楚。

一想到村里的那些旧事，便想到了生产队里的那中间由土砖茅草盖起来的队屋。上世纪七十年代，村庄里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队屋，村子里有8个生产队，我住在三生产队，放学回家或农忙假日，队屋是我和伙伴们常去的地方。

春天刚到，农闲时节，大人们很少到队屋里来，这恰好给生产队里的少男少女让出一片自由的天空。那时，我才刚过10岁，初春的时候常和伙伴们去队屋那片空旷的场地玩着我们的游戏。

那是一些没有规则的游戏，完全凭着性情，偶尔我们脱下厚厚的冬装，仰天躺在暖和的晒谷场上，看湿漉漉的水汽从泥土里蒸发出来，仿佛飘不尽的炊烟，阳光在烟雾中跳动着，看累的双眼，常常呈现出多彩的光环，虽是有些幼稚，但我们乐在其中，妙不可言……

其实，队屋诱人的地方并不在队屋本身，因为队屋并不漂亮。几间进深约20多米、东西两垱加厢房的茅草屋，低低的屋檐，小小的窗口，东西两头陈放着日常用的农具，只有正大门那两张暗红色木门给队屋增添了几分色彩。

而队屋的禾场，宽敞、明亮，它的实用价值永远超出了队屋。夏秋两季的谷子，一个生产队劳动力，从田野到队屋，那可是一个长长的季节，把稻子从稻田里收割担到队屋，然后在禾场把谷子打下来，那时的队屋可是欢乐的海洋。不仅仅是丰收带来的喜悦，还有那些俏皮的媳妇，常常在禾场里叽叽喳喳地说上自己男人的几句浑段子，闹得一群人捧着肚子笑，遇上羞涩的媳妇，躲在谷堆边，笑出了眼泪。这时，这帮疯媳妇们非得把她拉出来，几声“骚婆娘”，笑成一片……

秋后，直到一个漫长的冬天，队屋是最寂寞的季节，除了偶尔生产队里开大会之外，其余的日子就是麻爷爷守着一个偌大的队屋。

听娘说麻爹是从外乡逃难过来的，一脸的麻子，虽有些难看，但他为人厚道，做事又勤快，谁家有求于他做点什么，麻爹总是乐呵呵地去做。这样，队屋交给了麻爹，大家自然放心了。

春荒时，也有一些不安分的媳妇，因为家里断了粮，趁黑夜摸到队屋里去，找麻爹去调调情，换点粮食回家，但麻爹始终不动情，守住自己的底线。

后来，生产队里有人传开麻爹是个傻子，连男欢女爱都不会。这话也传到了麻爹的耳朵里，有些疯媳妇们甚至挑逗麻爹：“你那玩意儿真不作用啵？”麻爹听后，没有发火，只是傻傻地笑，那笑声酸酸的，让人听后直掉眼泪。

此后，再没有人敢对麻爹说这些浑段子了。

时过境迁，队屋随着大集体时代的结束而停靠在村庄那片土地上，不论多少年后，只要见过队屋的种地人都忘不了它。哪怕是不回到故乡去，就在记忆里再去回味一次，也同样是格外亲切。

母亲的房里有一个黄色的瓦壶，她常常把瓦壶摆放在房门的弯里边，那里面装着父亲从地头里、山野外捡回的许多旧铜钱。

背着母亲，我和弟弟常在壶里掏十几枚铜钱到村子外的晒场上和同伴们玩耍。那铜钱有大有小，有的已残缺，有的薄得将朽，一些稍大的铜钱，绿锈斑驳，渍满了泥土。和同伴们玩铜钱，一般的男孩子就是拿着铜钱“打滚波”，看谁的铜钱跑得远，先倒下的一枚算是输家，而赢家的那枚一定是跑在前面，而女孩子一般是把大小的铜钱放在地上摆行，摆一座有四个城门的城，或一条通向城门外的路，也有时把铜钱码成摞，有一次一下子摞十几个还不倒，大家高兴得抱在一起。其实，这些游戏无论是输是赢，只是打一个手板或刮一下鼻子，各自都得把自己家的铜钱带回家去。

我对家里那瓦壶的铜钱十分熟悉，每一个铜钱都摸过多少次，看过多少遍。上学后，才认出铜钱上的字，记得有“洪武通宝”“乾隆通宝”“光绪通宝”等等，还有几枚又大又重的“康熙通宝”，据父亲说这是罗汉钱，铸造时熔化了一尊罗汉，怪不得特别金黄发亮。

村子里家家都有铜钱，但那钱却不能花。父亲看着我把铜钱放在禾场里放了一堆，父亲拾起一枚铜钱，摸着我的头说：“这铜钱内心是方，外圈是圆，做人要像这铜钱一样，方为做人之本，圆为处世之道。”那时小小年纪的我，还不完全听得懂父亲的话，只有长大后，才慢慢体味到其中的道理。

想必在那个铜钱还能当钱使的年代，我们的先辈祖宗不小心丢落了许多铜钱。不然，那些铜钱，都是父母在田地里干活时捡来的，在地里犁土、耙地，常常会犁出几枚铜钱来。有时一场大雨，在山路边的草丛中也能捡回一枚铜钱。回到家里，高兴地对娘说：“看，我捡回了一枚铜钱。”

一天夜里，我听到姑姑在悄悄地和母亲商量着一件事，我没有完全听懂大人的话，只知道这话里头与铜钱有关。

第二天清早，趁天还没大亮，父亲和母亲还有姑姑便来到屋后院的那棵枣树下，几铁耙下去，果真刨出了一个带盖的陶罐，罐里装满了铜钱，姑姑把罐子抱回家时，那里面的铜钱锈坏了一半，但剩下那些保存完好的铜钱中，有不少都是我们不常见的又大又厚的铜钱。姑姑把嘴紧挨着母亲的耳边说：“别看这些铜钱现在不中用，说不定哪一天就有它的用处了。”姑姑是读个书的人，母亲把姑姑的话听进了心里。后来，把家里的铜钱都放在柜子里锁了起来，我们也难摸出来玩了。

可惜的是，后来经过“文化大革命”，村子里凡是属于“古”一些的家什、瓷器，当然还有铜钱在内的一些旧东西都被“破四旧、立四新”的大运动，洗劫一空，就连母亲的那个黄色的瓦罐也被砸碎了，那些铜钱更是不翼而飞。如今，在山村的田间地头再也难见到古钱了。

一天午后，我闲下心来看一张商务晚报，在《中国古钱目录》一栏中，赫然看见了那枚“大元国宝”竟价值八万元，还有我小时常常玩的那枚“嘉靖通宝”也能卖八千元……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