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嵬（其二）》主旨的特异性

刘武装

《马嵬（其二）》课后练习说：“《马嵬》一诗，前人评论说‘讽意至深，用笔至细。”没有提到同情，包括《唐诗鉴赏辞典》等资料也是这样鉴赏的：“其批判的锋芒都是指向唐玄宗的。”（《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2版）但深入分析，既可以将这首诗理解为是讽刺、批判唐玄宗的，也可以理解为是同情唐玄宗的。

先用大家熟知的“讽刺说”来简单解释一下这首诗。首联中的“徒闻”“未卜”“休”流露出了讽刺意味，海外是不可能有九州的，下辈子不知怎样，但这一辈子已经完结了，讽刺唐玄宗痴心妄想。颔联中的“空闻”“无复”具有讽刺意味，你现在只能听到军营报更的梆子声，可当年呢，你在宫中安逸享乐，让“人”干公鸡报晓的工作，现在再也别想回到当年了。颈联，今日“六军”为何“同驻马”？就是因为你当年迷恋女色，荒废朝政。尾联，当了四十年的皇帝还不如普通夫妻，为什么？通过发问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唐玄宗。

下面重点用“同情说”来阐释这首诗。首联写唐玄宗对已死去的杨贵妃非常思念，甚至幻想在海外的仙山上再见到杨贵妃，与她再续前缘。作者觉得海外九州只是“徒闻”罢了，再见已不可能实现，于是发出“他生未卜”的感慨。不光是“他生未卜”，到了这个地步，夫妻二人“此生”的缘分却是已经完结了，诗句流露出无限的感慨与悲伤。

颔联，这个曾经的盛唐帝王，本应该在宫中享受优裕的帝王生活，可现在却只能带着军队逃离京城，逃向蜀地。在逃难的夜里，只能听到军营中报更的梆子声，再也听不到宫人报晓的声音了。此联通过对比来写唐玄宗处境的落魄，“空闻”与“无复”表现出一种伤感之意。

颈联先写这一天发生了马嵬之变，“六军同驻马”强迫唐玄宗赐死杨贵妃。注意，从“六军”的角度写，实际上从侧面表现出了唐玄宗的身不由己、情不由己，暗含了玄宗的无奈与痛苦。有的说怎么会表现唐玄宗的这种情感，其实联系下一句就能够明白。“当时七夕笑牵牛”，由前面那种残酷的场景突然转换到两人恩爱的场面，玄宗和贵妃“密相誓心”，要“世世为夫妇”，笑牛郎织女一年只能见一面。而现在，玄宗却被要迫杀死深爱的贵妃，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无奈痛苦的吗？“讽刺说”把此联后一句理解成玄宗贪恋女色、荒废朝政，是硬向政治理解层面上靠拢，不是说不可以，但是把此句理解成两人的恩爱更为本色。强烈而又鲜明的对比，极好地表现了诗人对玄宗与贵妃深深的同情，也震撼了读者的心灵。

尾联，人教版课本中最后一句的标点符号为句号，有的版本为问号。如为句号的话可以理解为对事实的一种陈述：做了四十年的皇帝又如何，还不如普通夫妻能够长相厮守、白头到老。写出了一种深深的富贵难安的无奈。如为问号，可表述为：为什么做了四十年的皇帝还不能像普通夫妻一样长相厮守、白头到老呢？无奈感更加强烈，好像是在苦苦地追问。追问的答案有点像于濆在《马嵬驿》中所说的：“是日芙蓉花，不如秋草色。当时嫁匹夫，不妨得头白。”回过头来再看这首诗，无奈感贯穿在每一联之中，我们从中能感受到作者对玄宗与贵妃爱情悲剧深深的同情。

“讽刺说”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解读这首诗的，“同情说”是弱化政治，从人性的角度把玄宗和贵妃看成有着深厚感情的“夫妻”来解读，笔者觉得这样解读能更好地表现更为纯粹的“人”性。

《马嵬（其二）》的主旨既可以理解为讽刺，也可以理解为同情，具有“一体两面”的特异性。一般情况下，对于一个作品来说，要么就只能理解为讽刺，要么就只能理解为同情，因为这两种情感是矛盾的。然而在这首诗中，矛盾的两面却能在这些相同的文字中感受得到，这如同一个物体有两个相对立的两面，从这一面看是一个样子，从另一面看又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这和白居易的《长恨歌》是不同的，《长恨歌》先是批判讽刺玄宗的迷色误国，“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但是随着诗歌的推进，作者没有再沿着讽刺的思路前进，而是表现玄宗在失去贵妃后的痛苦的思念：“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两方面共存于一首诗之中，但是有一个先后的问题。

《马嵬（其二）》为何会出现这种“一体两面”的特异性？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由文本的多义性造成的。这是文本的内在因素，是根本原因。更为奇异的是每一联都是多义的，都既可以往讽刺的方向理解，也可以向同情的方向解读。本诗的多义性是如何造成的呢？一是有些词语本身就具有多义性，如“徒闻”“未卜”“休”“空闻”与“无复”“如何”与“不及”。以“徒闻”为例，可解释为那只是一个传闻，就别再做美梦了；也可以解释为那只是一个传闻，可惜你无法实现了，传达出不同的意味。二是一联之中两个对比句的关系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多义，比如第三联，“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这两句就是把“此日”和“当时”的情况以对比的方式客观地再现出来。作为读者，可以理解成“此日”的“六军同驻马”是因为“当时”的“七夕笑牵牛”，也可理解成“此日六军同驻马”，然而“当时七夕笑牵牛”。一为因果关系，一为转折关系，关系不同意味就完全变了。

其次是由读者所处文化时空的不同造成的。这是文本的外在因素，是外在原因。王富仁先生在谈文本为什么要重建的原因时说：“是读者分析文本时与文本作者写作这个文本时处在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时空之中。”（王富仁《文本分析略谈》，《语文建设》，2014年3月）在当代的文化时空中，我们对唐玄宗最为强烈的印象就是贪恋美色、荒淫无度，对杨贵妃最强烈的印象就是红颜祸水、骄奢淫逸，以这样的印象去解读只能得出讽刺的结论。如果转移到作者写作此诗的文化时空，“以作者身份与文本对话”（孙绍振《以作者身份与文本对话》，《语文建设》，2014年3月），就很有可能得出作者是在表达同情之情。李商隐生活在晚唐，很多晚唐诗人如于濆、韦庄、黄滔、温庭筠、徐夤等都曾经以马嵬为题材创作过诗歌，而且表达的主旨各异。还要注意到李商隐的另一首《马嵬》（其一）：“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表达的就是讽刺之情。如果《马嵬》（其二）表达的还是讽刺之情，作为连续的两首，主旨就重复了。作者在写这两首诗时应该会考虑到这个问题，从而在第二首里转换一个角度来表达同情之意。可见，处在不同的文化时空就有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当然，不论站在哪个角度、哪个时空解读文本，都要以文本为本。文本的一切外部因素都只能用来参考、印证，最终的理解只能用文本来说话。因为我们解读的是文本而不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