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之旅

钟二毛

他妈的，民意测评全票通过，偏偏在班子会上卡了。七个领导，就他一个人不举手，他妈的，老子哪门子得罪他了，哪样工作没干好，哪次对他没笑脸，连厕所里碰到了尿都让他先拉！

老主任说，你这是气话，他是为了保他的马仔，不是对你有意见，是你运气不好。

他的马仔是大奶养的，老子是二奶养的，操。

老主任还有一周就退休了。竞争上岗这事，我不能在他面前撒太多泼。拎起茶壶，给老主任倒了杯水，水一急，把纸杯子冲翻了，流了一地，茶是茶，水是水。

行了，清明假期，好好休息，消消火，要不然，我看你这样子要杀人。老主任摇着步子，走了。

想来想去，清明还是回家吧。

老婆早一个月前就定了清明小长假去日本，五天精华游。问我去不去，我说我不去，原因是那几天正是竞争上岗的时候，有很多细节要考虑，马虎不得。这既是事实，又是借口。什么精华游不精华游，女人的精华游就是购物游。再说儿子又不去。儿子十五了，变了。以前他最爱两样东西，吃、一家人旅游，现在呢，这两样成了最嫌弃的东西。女孩子一样，叫他多吃点东西就嚷嚷容易长胖容易长胖，你喊他周末搞个家庭活动，他说他早就约了同学打球。

回家吧。每年清明都回家，给父亲上个坟，给老娘带点钱。休假、孝敬两不误。

老家位于广东广西湖南三省交界处，离深圳不算远，尤其是现在全程高速，走下来五百公里不到。一大早，六点钟，出发了。雾很大，车头撞开一层一层的面纱，照样看不清前方的模样。好在路上没遇什么堵，一路踩着油门，杀出了深圳、广州，开始路过重重叠叠的山岭，还有田野，和偶尔可见的炊烟、水牛。离开城市，清晨变得可爱起来，这时候的光亮才叫光亮，清透如冬日屋檐下倒挂的冰条。车窗按下一条缝，阳光抢着跑进来，只是被风吹得还有点小冷。

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到加油站上个厕所，一放空，肚子开始觉得饿。

呼啦吃完车上备着的几坨沙琪玛，车一启动，一看里程表，嘿，还有百把公里，快到家啦。

心情好，我到后尾箱拿了张新碟。这张碟是我上个月生日，老婆送给我的礼物。可我太忙了，收了之后，第二天一早假惺惺地发了条短信说，这张唱片很棒，喜欢。其实我连包装都没拆。

我把碟片塞进去，歌声流出来。我那条短信，还真发对了，这声音一出，我就知道这确实是我的菜。我瞄了一眼副驾座位上的碟壳子，一个欧美女星，长长的英文，不认识，也懒得认识。跳到下一首，旋律起，长笛声，也是我喜欢的。天籁之音。空谷之声。音乐就是有这个魔力，可以一下子把人带到很远的地方。车开着开着，就下了高速，眼前的这条国道、两边的镇子，多么熟悉。往事一幕一幕，金鱼冒泡一样，自然而然就出来了。

早着呢，才一点多钟，我不想立即拐进回家的路。我想沿着国道走下去，在这空灵的歌声里，来一趟怀旧之旅，走到哪里算哪里。

刚刚路过的白水镇，是我的出生地。刚刚跨过的石桥下面，是白水镇的母亲河，因为河的名字就叫娘河。娘河边上一排被古树包围的土房子，是白镇中学，我在古树下读完了我的初中。初中我的成绩一点也不好，除了语文。但我的语文总是七十分左右，因为三十分的作文，我总是十分左右。我死都不会忘记语文老师的名字喊李三席。你知道吗？那时候一周六天要上课，我每天都渴望星期六早点来到，因为星期六搞完大扫除，李老师会布置作文。我渴望写作文，跟渴望不上数学课一样。星期天，我会用一整天的时间构思。为了写好作文，我偷过父亲的钱去买《增广贤文》，买《罗通扫北》，买《薛仁贵征东》，还会喊我哥哥唱山歌，然后把歌词写下来。总之，忙得很。也因此，我的初中三年没有一个休息日。当然，我主动把休息日调到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了。星期一把作文交上去，等待星期二第一节语文课。星期二语文课，我神采奕奕，等待李老师念一次我的作文。可惜，一次没有。两年下来，全班有一半多的同学的作文都被念过，我却没有。没念，好，老子下次再写！我近乎用一种仇恨的心态认真地完成每一周的作文，构思、下笔、修改、念诵、再修改、最后填在格子里。但我最后等到的仍是绝望。我根本等不到毕业，在初三第一学期开学第一周，我就跑到李老师的办公室，也是他的家里，粗着嗓子问，为什么从来不念我的作文。我那时候刚长胡子，我感觉我在质问李老师的时候，我的胡子在互相碰撞，好像是他们也很憋屈，憋屈得要推推嚷嚷混战一场才解恨。李老师一年四季带着鸭舌帽，头一次脱下来，把额头的头发堆到头顶白皮处，说了三个字，跑题啦。他这三个字说得像吃豆腐一样轻巧。我却像吃到了沙子，不是嘴里吃到了沙子，而是眼里吃到了沙子。我揉揉眼睛，果然流泪了。我从此再也不认真写作文，把所有的精力用在了师专刚毕业分配过来的数学老师杨小珍老师身上。至今，我都觉得，她好漂亮，一年四季穿红裙子，黑皮鞋，白短袜，头发卷而长，落在后腰上。杨老师每次都夸我进步快，还喊我进她单身宿舍帮忙改试卷、统分数。我闻到了杨老师身上的香水味，看到了她的后颈窝，还有细得发亮的茸毛。当时有点想发誓，杨老师，这辈子谁要是欺负你，我跟他同归于尽。当然，考高中的时候，我的数学成绩很好，语文也不错，作文我乱写了一通，居然没有判跑题，真是见了鬼。

又到了一个镇，这个镇喊大路镇。这个镇的标志也是一座桥，名字叫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喊它三拱桥，因为它有三个拱。我最好的朋友林波家就在这个镇上。我们是初中同桌、高中同桌。林波是镇长之子。林叔叔是那时少有戴眼镜的人，初中的时候，他故意不让林波在大路镇中学读书，免得儿子耍老子威风。不过，那时并不觉得镇长之家有多特别，说实话，他们家住的屋子还不如我们家大，唯一的不同是他们家的厕所是在屋里的，而且还挂着纸，软软白白的卫生纸。我们家的茅厕在树林里，草丛中，天底下，哈哈。林波弹得一手好吉他，我呢，特别爱写诗。假期的时候，我经常踩二十里路单车到他家，然后烈日中午我们站在拱桥上眺望远方。那个时候谈得最多的一个话题是，什么时候能够走出大山，到远方去。我还给他写过一首歌词，名字就叫《惆怅》。他唱的时候，一直把“惆怅”唱成“周长”。我也不敢确定他是对还是错，看他拨着琴弦很潇洒的样子，我觉得他应该唱对了。高二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林波把吉他交给我保管，说他真的要去远方了。我说，去远方，更应该带上歌声啊。他说，是去远方参加高考。这时候我才晓得，林镇长是广西南宁人氏，五八年从中南民族学院大学毕业后，支边分到了我们这个山区小县。湖南高考的录取线高过广西，所以要把儿子迁回广西，到广西参考。林波把琴弦卸下，交给我一把无弦琴。我这时是真的惆怅，无比惆怅，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是分别。谁知道，没两天，林波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远赴南宁。我二话没说答应了。林镇长摇了个电话摇到我们乡政府，乡政府守电话机的一个大胖子跑到我们家。我父亲第一次接电话，显得异常兴奋。电话里，林镇长说，把你的崽和我的崽搞到广西去参加高考，征求下你当老子的意见。我在听筒外就听到父亲扯着嗓子说，我听崽的，崽同意我就同意。就这样，我跟着林波去了广西南宁一个比我们小县还边远的小县，我的户口也迁了过去。我父亲一时转不过弯来，看到户口本上我的名字后面写着“迁出”两个蓝墨水字，以为自己的崽从此就是别人家的了，为此嚎啕大哭。我和林波在异乡读完高三，老天开眼，双双考入伟大首都北京。endprint

进入县城。道路再怎么加宽，绿化再怎么葱葱，城区再怎么扩展，我都找得到当年走过的街、钻过的巷。我把车停在老百货大楼门口，下来走路。老百货大楼后面是黄泥街。这条街太有印象了，不如叫它黄色街吧。高中在县一中读的书，高一入学第一周还算老实，第二周就想出去耍了。林波发奋得很，一天到晚苦练英语口语，说不能让县城崽笑话我们的乡土腔。我只好一个人走进夜里，来到县城中心的百货大楼，也不晓得要买什么，就是瞎看。看各种商品，看标价，觉得很满足。看够了，找厕所。在百货大楼后面找到了厕所。厕所出来，看到对面一个镭射录像厅正亮着灯，人们进进出出。在白水镇的时候，也有镭射录像看，但那个时候，心思全在写作文和杨小珍老师的数学课上，没心思看什么鬼镭射，听到大喇叭里打打杀杀的声音就想躲。那天晚上，很好奇，怎么听不到打打杀杀的喇叭声。我插着口袋装着很老成的样子晃过去。艳情片，五毛钱，刚开始。一个剪着郭富城头的卵崽说。记得很清楚，那晚有雨，石板街上泛着青光，像匍匐着各种鬼魅。我用力推开门，想探个头进去，被拦住。给了钱，进去了。那一瞬间真的是六神无主啊，幕布上怎么是光脱脱的女人，还有男人。自然就坐下了，张着嘴，痴痴地看。不到十分钟，放完了，灯亮了，我看到每个人的脸上一片苍白，像死过一次又活过来了。啊呀，还有女观众。假装镇静，插着口袋进来，插着口袋出去，我径直走进雨里，一开始慢慢走着走着，然后突然撒腿狂奔。

沿着黄泥路，走不远，是一个长坡。这个长坡是进出一中的必经之路。可是，可是，这个长坡叫死人街。两边全是花圈店、寿衣店，还有棺材店。十多年过去了，店店依旧，每个店门口仍旧坐着一个晒太阳的老人。时间在这条街上好像被捆住了手脚。瞧，那家棺材店，还是虚掩着门，里面还是不时地传出剧烈的咳嗽声，机关枪一样，咔咔咔。有一年，老校长卢汉生出狱后到深圳玩，我接待的，他说，为什么一中每年都会出北大、清华的学生，就是因为死人街。学生每天出入阴阳两界，心理素质早已锻炼得超级强大，考起试来不存在什么发挥失常不失常的问题。我说，那是那是。我心里不好说，校长你的心理素质最强大，贪污学校工程款几十万，公安局去抓你的时候，你还跟人家说《论语》。

死人街左右有两个岔口，左边是河滩，右边是梨园。我走向梨园。梨树不见了，剩一片水泥地。变成了驾校练车场。插满了竿子。几个学车的，坐在地上嘻嘻哈哈地笑着车里打方向盘的人。教练手划着圈子，眼睛却看着另外一边。好像他的手充满了磁力似的，车子能听他的话。辨别了下，教练站的位置，正是“梨王”所在地。“梨王”就是梨园里最大的一棵树，哟呵，树干粗得呀。每年，也就是清明前后，“梨王”花开满天，雪花一样，晚上没月光都可以看到白白的一树。但到了夏天，它却不结果！气得每个学生都想骂娘。我们的梨园文学社成立仪式，偏偏就选在了“梨王”树下，所以没一个修成正果的。记得那时，卢校长亲自涂黑了一面墙，给我们做“发表园地”。奇了怪，我的跑题作文在高中居然很吃香，校长点名让我做梨园文学社社长。我创作欲望大发，每天雷打不动写诗一首。同时，我开始练习书法，因为要在“发表园地”上誊抄大家的作品。每一期都有我的作品，署名“野枫”。北京上大学之前，我从来没见过枫树，但这不妨碍我对枫树的想象与热爱。

写诗写出了鬼名堂。我们的班花，也是校花，也是学校女排队长王新蕾，主动调位置和我坐在一排，中间隔了个过道。王新蕾家住县城，不住校，不知从何时起，每天中午给我带一个鸡蛋饼，说是她奶奶做的。我从那个时候养成中午不回寝室午休的习惯，每天中午吃完饭后坐在教室里等王新蕾和她奶奶的鸡蛋饼。当着她的面吃，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如果那个时候有人问我“你幸福吗”，我肯定甜蜜地回答，of course。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爱情，但知道什么叫喜欢。我当然喜欢王新蕾。王新蕾也应该喜欢我。但我不敢有什么表示，因为王新蕾比我高一个脑壳，而且还有校篮球队前锋、隔壁班的李小涛喜欢她。我只能默默地每天写一首诗给她，在快放学的时候悄悄夹在课本里，给她，看她悄悄抽出纸片，然后把课本还给我。我尽情地想象她回到家关紧门躺在床上读诗的样子。

我和王新蕾的地下情，应该是被李小涛发现了，不然他怎么每个课间十分钟都跑到我们班和王新蕾讲话。王新蕾好像也不讨厌李小涛，有时候还咯咯地笑。这让我惆怅。我走过他们身边，发现我比李小涛矮两个脑壳。好在李小涛中午不过来，每天，我还是和王新蕾有那么一段快乐的鸡蛋饼时光。

但没想到李小涛得寸进尺，有个课间十分钟，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当着王新蕾的面，喊我出去，张大军，出来。我出去了，看着李小涛胸前篮球服上的两个白字：先锋。李小涛说，小心丙脑壳。“丙脑壳”是体育老师徐丙江的名字，学体操的，瘦高瘦高的，外县的，讲普通话，不认真听经常听不懂。丙脑壳对学生很严厉，男同学都很讨厌他，但就是搞不懂女同学偏偏喜欢他。我以为李小涛要警告我，没想到他要我注意丙脑壳。我哪里晓得丙脑壳和王新蕾有什么关系。这时候，李小涛说，上个星期六下午，他看到王新蕾练完排球后到丙脑壳宿舍洗澡。

上课铃响了。我一节课都没上安心，一下课，我把李小涛喊了出来，讲，他老娘的丙脑壳，搞死他。李小涛很赏识地看了我一眼，就好像我是他队友，传了一个好球给他，他又三步上篮投进了。李小涛喊我星期六下午看他和二中比赛。我答应了。

星期六下午，李小涛打完篮球赛就拉着我摸上了丙脑壳的宿舍。门紧闭。果然，王新蕾在里头。她的咯咯笑声我太熟悉了。但我不敢确定王新蕾是否是在洗澡。李小涛也不敢确定。我们在门口徘徊了几次，然后躲了起来。好像等了很久，他们都没出来。我们又摸过去，笑声没了。我把耳朵贴到门上，确实没笑声。李小涛做了个手势，左手窝起来，右手食指插进去、拉出来、插进去、拉出来。我用眼神问怎么办。李小涛拉着我回到墙角落，他来回走了两圈，好像也没什么办法。我一个人又贴近门去，这时听到了王新蕾的笑声。我哆嗦了下，赶紧退回墙角。这时候，门开了，王新蕾出来，丙脑壳锁门，一前一后下楼。我们跟下去，跑起来。王新蕾和丙脑壳各踩各的单车溜出了校门，然后一拐，把单车支在路边，锁好，去了河滩，散起步来。暮色深沉，河滩无人。李小涛把丙脑壳的单车抬到一个沟渠里，举起，砸下，举起，砸下，轮子钢圈都砸弯了。看着李小涛力气用完，我说找跟棒子给我。李小涛跑到一家人门前抽了根干柴火，交给我。我拿起就跑，冲进河滩。对着一个黑脑壳，梆的一声。我在心里喊了一声，我要杀人！喊完，我就跑，跑到录像厅里。录像厅里刚开始放黄色录像。我一边看，一边抹汗，一边担心公安局随时要逮捕我。endprint

第二天上课，我、李小涛、王新蕾都安然无恙。李小涛又插在我和王新蕾中间说笑。王新蕾也看不出什么异样。但那一个月，我们确实没见到丙脑壳，体育课成了自习课。

那件事后，也没见李小涛和王新蕾成双成对。我突然去了广西读书，参加高考。到北京上大学前，我想去找王新蕾的，但听说她落榜了，怕见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就没去找她了。大二那年寒假，在街上碰到李小涛。已经是县化工厂工会干事的李小涛告诉我，王新蕾和丙脑壳结婚了，丙脑壳请了他吃酒。敬酒的时候，丙脑壳说，你什么时候赔我的单车，证据我还留着，不赔，老子报案，要你没工作，班上不成，还有张大军，具体事我就不说了，你告诉他，我们结婚，他欠一个红包，否则我让他挨开除，大学上不成！

睹物思人想事，善良、真挚、纯真、美好、温暖。说心里话，我自己都有些感动。我在死人街边的一个小店里买了瓶矿泉水，找了张条凳坐下来。午后的阳光落在翠绿的树叶上，滑下来，成一地的碎银子。我看着一排排坐在花圈店、寿衣店、棺材店门口晒太阳的老人，心如止水，感觉我就是这里的一个土生土长的街坊邻居。这些老人偷走了我的青春，让我变成今天的中年胖子，为了名利，为了前程，远离故乡，唯唯诺诺，战战兢兢。

我就这样一直呆坐着，感觉心里从来没有这样美好过。一直到小店老板乒乒乓乓动手炒菜准备夜饭。

我起身要走。小店老板拿着锅铲要打我的样子，这么夜了，在我家吃了饭再走吧。

我弓着腰退后，摆手，转身，离开。感觉后背背着的夜幕夹杂了炒菜的热气和香味。

走着，走着，我想在县城留宿一夜，第二天去老虎坑、西河桥、九龙潭等几个地方转转，那里也尘封着不少青春往事。把这些往事过一遍，是这次回乡之旅最大的收获，也是这些年最大的收获。要说它值多少钱，我想说……无价。因为，它让我仿佛又活了一回。这种感觉真好。感谢这次回乡之旅。

投宿一家类似“七天”的经济型连锁酒店，一个晚上一百一十八块。乡音问，乡音答，老板胖脸上的笑像冬天红火日头晒过的被子，暖和得很。房间窗户朝着路边，等待着最后一抹金色夕阳完美收场。床单洁白干净，墙壁刷着淡黄色，小平板电视，频道很齐全，还有免费网络，玻璃围着的洗澡间里叠着用塑料袋包着的浴巾。

在楼下要了个小炒。辣椒炒蛋，终于吃出了蛋的味道。到街上走了一圈，但毕竟是夜里，很多街口、建筑已无法辨认，自然无法找到跟自己有关联的记忆，便觉无聊起来，于是提前回到房间。

想写首诗。打开电脑，思绪万千，手落键盘，却打不出一个字。

太久没写诗了。十多年了。

把灯按熄，电脑屏幕的光显得特别亮，眼睛盯在上面，都快穿洞了，仍无一灵感。

我改成写散文，题目很自然地敲下四个字：回乡之旅。

所有的记忆涌上来。手指在跳舞。

手指在和记忆赛跑。

写到最酣畅处，突然咚咚巨响传来。咚咚，咚咚。我打开门，听出噪音来自隔壁。我敲开门，居然是酒店老板。还有三个男人。他们正在装一张桌子。桌子的腿掉了，重新钉上。老板堆着笑脸讲，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马上好，马上好。

我退了出来，重坐电脑前。咚咚、咚咚，仍在响。我起身洗个澡。洗澡出来，还是咚咚、咚咚。

我坐不住了。再次敲开隔壁。他们还在弄那个桌子。腿还没钉上去。老板仍然是笑容满面，说的话没变，只是调了下顺序，马上好，马上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没做声，干脆下楼买了包烟。抽了支，抽到一半，烟丝比干辣椒还呛，假烟，丢掉了。再回到房间，咚咚没有了，我重启思路，接着写。

刚一动手指，哗哗声传来。又是隔壁。哗哗声，是麻将在摩擦。他们钉好桌子是为了打麻将。边打麻将边高声嚷嚷。

这声音让我无法继续。烦死了。

我第三次敲开隔壁。不是老板开门，是另外一个瘦子。我说，哎呀，你们声音搞太大了。

瘦子讲的是广东白话，你讲咩？

老板用乡音接上，好的，好的，我喊他们小声点，小声点。老板用普通话说了一遍，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吵到客人啦。

三个人摇头摆尾说，好的，好的。

想不到这个夜晚如此糟糕。因为他们根本就没小声，甚至喝起了酒！酒瓶子摔倒，滚在地板砖上发出的声音，穿过墙壁，进到我的房间，让人抓狂。

让人抓狂的声音还有外面的车流声。车好像一下子堆在了楼下。往窗一望，全是小轿车，堵着，首尾相连，喇叭声不断。这景象，和城市一模一样。一整天积累的安宁与美好，荡然无存。

我第四次敲门。我想好了，那个老板，肯定又是堆着笑脸说，好的，好的。另外三个肯定附和，好的，好的。他妈的，都是假惺惺，皮笑肉不笑，对人基本的尊重都没有。

又是那个瘦子开门，一句广东脏话，在酒气中穿进我的耳里：丢，做咩也？

火一下子被点着了，一拳冲出去，丢你妈。

两个男人呼哧围上来，把我按倒。老板一会说普通话一会说乡音，你吃了炸药啊，发这么大的火。

瘦子捂着脸冲我走过来，撩起袖子。

一步，两步，三步。就在瘦子要靠近我的时候，我不知道哪里来的蛮力，挣脱双臂，顺手捡起一个啤酒瓶，一个反手，朝着瘦子就是一酒瓶。瓶裂，人倒。

三个男人吓傻了。桌子上正好有三个酒瓶，我抓起，砰砰砰，三人一人给了一酒瓶！

（选自《长江文艺》2014年第8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