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建国后的九十二天

张家康

开国大典结束后，毛泽东感慨万千，他对身边的人说：“我们用了28年办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头上的问题解决了，下一步要解决脚下的问题了。解决脚下的问题任务还很重，建设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要花大的气力。”的确，当向西进军，解放四川、贵州、西康；四野渡江后，占领两湖地区，10月即可追击白崇禧的部队向两广前进，11月或12月可解放广东和广西。在与国民党军各支部队的多年军事交锋中，毛泽东认为只有白崇禧及桂系军队的战斗力不容小觑，加上白崇时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任务极为迫切，对内既要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军事力量，解放全中国，又要尽力恢复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对外则要尽快争取一个好的国际环境，尤其是要争取同前苏联建立友好同盟关系。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后的92天里，思深虑远，夜以继日，集中精力做了几件迫在眉睫的大事。

运用军事大迂回战术。解放大西南

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后，毛泽东就已经开始规划向全国进军的路线：二野禧用兵向来狡猾、善逃的特点，毛泽东反复指示四野：“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的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20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迫至昆明歼灭之。”这种“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的战术，在中外战争史上是一大奇观。四野和二野四兵团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兵分东、西、中三路，于9月中旬分别向广东、湘西、湘南挺进。我人民解放军突破湘粤联合防线后，切断了白崇禧部主力撤往贵州的道路。在衡宝战役中，白崇禧的主力精锐四个师被歼灭。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发起广东战役。10月14日广州解放。在湘南、广州解放后，毛泽东又作了统一的兵力部署。10月31日，他致电林彪并告邓子恢、叶剑英、陈赓及刘伯承、邓小平：

（一）我们已占领广州及广东的大部，广州、香港、澳门之间的海上残敌尚未肃清，陈赓兵团即将入桂作战，内外敌人可能窥伺广州。白崇禧匪部如被程子华、陈赓切断逃往云南、安南（即越南）的道路，有东窜入粤可能。因此在广西问题彻底解决以前，邓华兵团（两个师）必须全力镇守广州（主力）、韶州（一部）之线。不要进攻雷州半岛，更不要攻海南岛。华南分局决定邓华兵团迅速离开广州南进的计划是不妥当的。必须等候广西问题解决之后，从广西调出四野一个至两个军到广州、韶州线，邓华兵团方能南进。

（二）全国国防重点是以天津、上海、广州三点为中心的三个区域。二野入云、贵、川、康后，三野只能防守华东，置重点于沪、杭、宁区域，以有力一部准备取台湾，没有余力兼顾华北。现在华北只有杨成武三个军及其他六个二等师位于京、津、山海关一线，一旦有事，颇感兵力不足。除令一野杨得志兵团（三个军十万人）位于宝鸡、天水、平凉区域，有事可随时调动外，四野在广西问题解决后，拟以五个军位于两广，担任广州为中心之两广国防；以三个军位于河南，准备随时增援华北；其余各军，位于湘、鄂、赣三省并以主力位于铁道线上，可以向南北机动。在目前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四野除完成各省剿匪任务外，如能做到（甲）解决广西问题，（乙）修通粤汉、湘桂两路（这是极重要的），（丙）利用铁路运输完成上述国防部署，就是完美无缺的。

（三）陈赓、程子华须同时向柳州、南宁动作，方能完成围歼白匪任务。现敌鲁道源兵团似正准备由桂林以南转入柳州地区，估计是准备去云南的。而我陈赓部刚才解决粤敌，须休息若干天方能行动。程、陈两部何时可以开始入桂作战，望告。

（四）据有经验者称：由百色入云南的道路上瘴气（恶心疾病）为害，不利行军。因此，陈赓部在解决广西问题后，应准备循柳州、贵阳道路入滇，不一定走百色。”

紧接着，我人民解放军成三路迅速挥师入桂，切断了桂系军队退往云南、雷州半岛、桂南和越南的各条道路，将桂系军队分而围之，各个歼灭。至12月14日，共歼灭国民党军17.3万人，广西全境宣告解放。毛泽东关于在广西境内全歼白崇禧的战略目标得以圆满实现。

面对大面积的溃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撤往西南，试图在大西南站稳脚跟，然后卷土重米，再与共产党一决雌雄。毛泽东审时度势，认为决不能给国民党军喘息的机会，迅速解放大西南已是刻不容缓。他重新部署西南防务：一是以秦岭为第一道防线，二是沿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为第二道防线。构成针对胡宗南的两道防线，形成川陕边的守备重点。为防不测，川东和贵州地区也要同时布防。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二野以大迂回动作，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国民党西南防线的后侧，而一野则作出大举入川的姿态，有意吸引胡宗南部主力。11月1日，二野第五、第三兵团在四野一部的配合下，一举突破湘黔防线，于15日解放贵阳，21日占领遵义，四川境内之敌已无路可逃。刘伯承、邓小平等向中央请示，希望乘胜解放和占领重庆。11月28日，毛泽东复电刘、邓：“但如你们认为罗广义被歼后，重庆已无多兵防守，势必早日逃走，不如迅速占领重庆，较为有利。”11月30日，二野主力部队解放重庆。接着，卢汉、刘义辉、邓锡侯和潘文华等国民党部队分别通电起义，云南和西康两省和平解放。不久，二野和跨越秦岭南下的一野第十八兵团共同发起成都战役，12月27日，成都解放。至此，正如毛泽东在致友人的信中所说：“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地大约几个月内即可完成军事占领。”毛泽东对西藏问题当时也有明确的指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同时他指出，要利用一切可能，力争和平解放西藏。

关于解放海南岛的问题，12月18日，已在前苏联访问的毛泽东致电林彪：“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崮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击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十二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二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力攻进，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12月31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林彪：同意四野的渡海作战方针，“努力争取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

在解放新疆问题上，毛泽东充分考虑到民族政人的民族军，应使之和人民解放军一道，分布全疆各地，作为人民解放军联系维吾尔族、吉尔吉斯族、蒙古族等民族的桥梁。”

学习治国安邦理论。恢复国民经济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毛泽东明确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策的贯彻。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后，他致信胡乔木指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入新消息及评论，不要有‘占领字样，均称到达某地；评论中并应提到‘得到新疆军政当局同意并欢迎人民解放军迅速开进。”由此可见，毛泽东在细微处都注意到和平解放新疆，不使用强烈的刺激字词，以具体体现民族团结的精神。新疆民族军对^民解放军入疆予以接应和配合。毛泽东对此给予肯定地说：“维吾尔族人口三百余万，为新疆的主要民族，过去反动派压迫新疆人民主要地就是压迫维吾尔族。现在人民解放军入疆，维吾尔族及各族人民表示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民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因此，一万四干的时间，争取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如何恢复和发展经济，毛泽东提出“四面八方的政策”。他说：“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颐、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面临的是国民党留下的一副烂摊子：农业减产，工业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就是在最富庶的上海和浙江地区，生产生活的主要资源——煤炭仅够用一个星期，棉花和粮食的存量不足维持一个月。蒋介石溃败前的掠夺和劫运，更使资金和物资严重匮乏。美国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陶涵在其新著《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说：“上海及江南若干工厂和兵器厂，也开始把最好的设备拆卸，运往台湾。”“蒋经国还有其他特殊任务。一月中旬某天夜里，他持父亲手谕，率领一群武装政工人员带着卡车队来到上海中央银行。蒋经国先去见了央行总裁俞鸿钧，俞恭敬地打开金库，看着士兵把金块、银币、外国钞券一箱箱搬上卡车。不久，海军一艘舰艇载着大笔财宝沿黄浦江而下，驶往厦门，不是台湾。这是中国财物运往台湾子原想以“两白一黑”挤走共产党的如意算盘，不仅失算，而且输得干干净净。

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财政预算。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就财政预算问题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在各项财政费用中，军费是大头，“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就此而言，所谓财政预算，“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这种局面应该得以改善。他说：“如果后年能将军队从五百七十万减到三百万甚至二百五十万就好多了。‘飞鸟尽，良弓变，变为生产的，不是‘良弓藏。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他还提出：“所有人员，从中央到地方，在业务以外都要进行生产。”为此，毛泽东作出专门的两船次之第一批。经过厦门再转台湾，是委员长要让毛泽东搞不清他要退守何地的策略之一部分。”

新生的政权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各种流言纷起，一些人说：“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别有用心的人甚至扬言：“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大米、棉花和煤炭），就能将共产党挤出大城市”。毛泽东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果断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狠狠打击投机资本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不法行为。11月25日，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从全国各地紧急调集的粮食、棉纱和煤炭，在京、津、沪等大城市被敞开销售，使暴涨的物价下跌，同时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些举措果然奏效，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囤积物资贬值。投机分指示：“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这样“借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节省一部分国家的开支。”

早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人民的福利，就没有国家的富强。”中共最早接管的工业是在东北，毛泽东对东北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尤为关注。鞍钢恢复生产后，他十分高兴地派李富春前去祝贺，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赠送给鞍钢一面“为工业中国而斗争”的锦旗。毛泽东出访前苏联时，东北工业部被特准派了多人随行。在与前苏联签订的帮助中国建设的众多工程项目中，鞍钢列于榜首。毛泽东访苏归来经过沈阳，就东北工业的发展专门作了报告，据时在东北工业部工作的袁宝华回忆：“这一次我们都去听了，毛泽东着重提出了要建设东北工业基地，东北要出产品，出经验，出人才。当时全国经济秩序非常混乱，帝国主义封锁，资本家捣乱，上海的物价一天要涨几次。为了使东北的经济不受关内物价不稳的影响，毛主席指示，东北的货币和关内的货币不统一，关内用人民币，东北还是东北币。这样东北建设有个稳定的环境，就保证了东北能够出产品，出经验，出人才。”

出访近邻苏联，促成中苏新条约的签订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前苏联政府就承认新中国政府并决定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当毛泽东从机要秘书手中接过这一照会时，激动万分。11月8日，他在致斯大林的电报里说：“政府成立第二天即获得苏联的无条件承认，并很快即获得各新民主国家的同样的承认，这件事给了我们以有利的地位”。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前往莫斯科的专列，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国。16日12时（莫斯科时间），专列抵达莫斯科。毛泽东访苏有着很强的目的性：就是要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重点处理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而雅尔塔协定是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签订的，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当日下午6时，毛泽东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谈。毛泽东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时间，以便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中国这些重大问题能否解决，取决于是否有和平的前途，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了解。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障国际和平，而且能够保障二十至二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斯大林回答，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战争威胁。日本还没有站稳脚跟，它对战争没有准备好；美国尽管叫喊战争，但它最怕战争；欧洲各国被战争吓怕了。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不仅能够保障五至十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二十至二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

紧接着，毛泽东提出敏感的中苏条约问题。斯大林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并作出决定。需要弄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1945年缔结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还是应当声明对它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作相应的修改。根据雅尔塔协定：千岛群岛、南库页岛及其邻近岛屿交还苏联，大连成为自由港，苏联恢复租用旅顺为其海军基地，中国的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共同管理。斯大林说，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就意味着这个条约的签订是取得了美、英同意的。即使对某一条款的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英以口实，他们会提出修改有关干岛群岛、南库页岛条款的问题。因此认为，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这个条约，也就是说，苏联在形式上保留在旅顺口驻军的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撤退驻在那里的苏联部队。至于中长铁路，可以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根据中国方面的愿望修改协定的有关条款。

毛泽东表示：我们采取的行动必须符合公众最大的利益。这个问题要好好考虑一下。惟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政府订的，国民党政府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义。毛泽东还提出希望苏联给予中国贷款，并就解放台湾缺少海军、空军问题要求苏联政府的援助。斯大林痛快地答应了给予中国贷款，但却婉拒援助海军、空军的要求。他说，提供援助是不成问题的，但援助的形式必须考虑。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提供进行干涉的口实。

其实斯大林之所以不愿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最大的顾虑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担心因此损害苏联的国家利益。可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是毛泽东此次访苏的主要使命，他当然不愿放弃。12月22日，毛泽东让陪同的苏方专家组组长柯瓦廖夫转告斯大林：希望在与斯大林的第二次会谈中，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拟请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柯瓦廖夫将毛泽东想法告诉了斯大林。

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第二次会谈于24日举行，时间长达五个半小时，会谈气氛融洽，据毛泽东于次日致中共中央电所说：“一面吃饭，—面谈话，极为酣畅。……谈了很多问题。”可是即便如此，斯大林就是避口不谈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一事。毛泽东有意问起周恩来是否应来莫斯科时，斯大林回答得很干脆，他说“政府主席即已来此，内阁总理又来，则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影响”，所以“还是认为恩来以不来为宜”。毛泽东让周恩来到苏联，是要具体处理签订新的条约及一些协定的技术性问题，而斯大林予以拒绝，显然还是不愿另定新的中苏条约。

第二次会面后，斯大林虽然每天都来电话询问毛泽东在苏联的生活，可就是不再会见毛泽东。毛泽东一连等了几天，也没有见到斯大林。这天，柯瓦廖夫和前苏联翻译费德林前来看望他，毛泽东气冲冲地对二人说：“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毛泽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俩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国际形势的变化迫使斯大林作出了让步，他最终同意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1950年1月2日晚11时，毛泽东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说：“斯大林同志已同意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操办儿子婚礼，眷眷父老乡情

开国大典后的10月15日，毛泽东为长子毛岸英与刘思齐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东有意通过他们，向斯大林传递他对不签订新约的不满。

事有凑巧，此时缅甸、印度等国都频频向中国政府示好，希望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认为这是个好的时机。他致电刘少奇、周恩来：让将这一消息“公开发表”，“如此主动权仍然操在我手”，以此刺激斯大林。在此之前，国际媒体已有很长时间没有看到毛泽东的消息，英国通讯社据此揣测说，斯大林已把毛泽东软禁了起来，消息很快扩散开来。斯大林有意辟谣，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代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答塔斯社记者问的报道，主要回答毛泽东访苏的日程问题，其中就有：“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间婚礼的礼堂就设在中南海。那天，作为父亲的毛泽东送给儿子和儿媳一件自己穿过的大衣，当作结婚礼物。二人的新房就是机关宿舍里的普通房间。看到儿子如此节俭办婚事，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对毛岸英和刘思齐说：“你们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我请你们吃顿饭。你们想请谁就请谁。”

毛岸英和刘思齐经过商量，给父亲列出了一张宾客名单，其中有：邓颖超、蔡畅、康克清、谢觉哉、陈瑾昆等人。看了这张名单，毛泽东笑着说：“你们只请‘邓妈妈不行，请了‘邓妈妈，还应该请恩来；请了‘蔡妈妈，还应该请富春；请了‘康妈妈，还要请总司令；请了谢老，还要请王定国；请了陈瑾昆，还应该请梁淑华。还有少奇和光美同志也要请。弼时同志住在玉泉山休息，就不要麻烦他了。婚事要简办，我完全赞同。就要改一改旧习嘛。”

当年参加岸英、思齐婚礼的王定国在晚年回忆说：“谢老和我如约来到毛主席住处，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国家的伟大领袖，为其长子举办的婚礼宴席竟是那样的简朴。这时的毛主席完全是一位平凡的家长，慈爱的父亲。毛主席与往常一样，着一身灰中山装，脚穿尖口黑布鞋。新郎官岸英和新娘子思齐，则只是穿着整齐干净的布衣服，没有更多的装饰打扮。毛主席关照岸英和新媳妇招呼我和谢老，为我俩泡茶。毛主席为我们介绍了在座的几个亲友，有毛主席的弟媳钱希均，还有陈瑾昆、梁淑华夫妇等。而后，毛主席引领大家入席。一张圆桌，碗筷、饭菜已经摆好一只不过比平时多了几道家常菜，没有鸡鸭鱼肉，没有满座佳宾。……饭后，毛主席叮嘱岸英夫妇领我们看新房。新房是在朝内大街中联部李克农办公室院内的一间旧平房，布置得极简单：一张木床，两床花布被子，惟一的一件奢侈品就是一个苏联朋友送的一件小小的装饰品。”

毛泽东自投身革命后，已与家乡的亲友睽违数十年。开国大典后，最早与毛泽东相见的是堂弟毛泽连和表弟李轲。毛泽连比毛泽东小20岁，两人虽是堂兄弟，可却亲如同胞兄弟。早年，毛泽连家人口多，生活难以为继。毛泽东的母亲便将毛泽连的大姐毛泽建接来做女儿。毛泽东待毛泽建如亲妹妹，带她到省城读书，后又将她领上革命的道路。1928年5月，毛泽建被捕入狱。敌人得知她是“毛泽东之妹”，用尽酷刑。次年8月，毛泽建被敌人杀害，年仅24岁。

随毛泽连一同进京的李轲，又名李祝华，也是毛泽东的表弟。他家距韶山冲约有十里路，两家常有往来。毛泽东的伯祖父毛恩农生有一女，嫁到李家，她就是李轲的母亲。李轲的母亲待少年毛泽东很好，毛泽东也总是亲切地称她为姑妈。少年毛泽东只要有空，就要去看望这位姑妈，姑侄关系十分亲密。

毛泽连千里迢迢进京，除了要见毛泽东。还想在北京治疗几近失明的眼睛。此时的毛泽东特别繁忙，他让毛岸英和傅连璋陪着毛泽连去北京协和医院治疗眼睛。毛泽连住了一个多月的院，右眼恢复了一些功能。

转眼到了11月，北京已有瑟瑟凉意。毛泽连和李轲思念家乡，打算回家。临行的那天，毛泽东给他们买了礼物，主要是皮箱、衣服，还给了他们一些钱。毛泽东写了亲笔信让他们带回去给堂兄、老师毛宇居和堂弟毛泽荣。在给毛宇居的信中，毛泽东写道：“惠示并诗敬悉，极为感谢。此间情形，泽连当可面达。顺问各族各前辈同辈后辈人们的安好，贵宅各兄弟子侄的健康。”湖南和平解放后，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给毛泽东去信，告诉他，杨老夫人健在，并询问外甥岸英、岸青及女儿杨展的近况。毛泽东得知岳母健在，甚感欣慰，当即回信告知岸英、岸青的近况，并说岸英“很想看外祖母。”同时告诉杨开智，他的女儿杨展“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杨家亲人的生活，尤其是岳母的身体，时时让毛泽东牵挂。后来，杨开智给毛泽东写信，“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毛泽东知道这是旧的思想观念在作怪，亲友中这种裙带关系万万不能滋长蔓延。10月9日，他致电时任湖南省委副书记、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说：“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另电请派人转送。”这个“另电”则是给杨开智的，电文说：“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杨开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他接受湖南省委的分配，在省政府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在专业方面，杨开智颇有建树，多次去北京开会。毛泽东也多次见他，鼓励他“积极努力，表现成绩”。他们之间常有书信来往。1976年夏，已在病危中的毛泽东，看到工作人员送来杨开智的近照时，当即表示想见杨开智。只是医务人员考虑到毛泽东的病况，建议待病情好转再见面。没曾想，毛泽东沉疴不起，最终没有见面，这成为杨开智一生的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