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第一支股票

辛石

1983年7月，经广东省宝安县政府批准，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实行“入股自愿、退股自由，保本、付息、分红”的方式向社会招股集资，首次共集资130多万元，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第一支股票“深宝安”由此诞生。当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曾是发行这一支股票的提议者，而且他和新中国最早实行股份制的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有着密切的关系。

加盖胡耀邦私印的新中国第一支股票

1953年4月，原来的国有出版社——青年出版社与民营书店——开明书店自愿结合，构成了中国青年出版社，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先实行股份制的出版社。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两家组成单位都曾是业界的翘楚：成立于1950年的青年出版社是建国初期团中央领导下惟一一家出版社，它拥有一支来自全国各地团委的有较高政治文化素养的编辑出版队伍，出版了—批优秀的青少年读物，如《谁是最可爱的人》、《刘胡兰小传》、《奥斯特洛夫斯基传》等，在青年读者中很有影响；而开明书店于1926年成立，历经各种政治环境的改变，屹立不倒，解放前是中国出版界的四强之一，仅次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书店在全国共有15个分销店，拥有一支教师、作家、编辑出身的编辑出版队伍。办有《中学生》、《开明少年》、《语文学习》、《地理知识》四种杂志，由于出版态度严肃认真，经营作风正派，诚信经营，全店职工有一种高度的敬业精神和强烈的事必心，富有创造性和革新精神，所以它在出版界享有很高的威望，在青少年读者中也颇有影响。

解放后，开明书店中的一批进步人士，迫切向往党的领导，一致要求尽早争取公私合营，再为新中国的出版事业作出贯献。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刚成立，上海开明书店总店就派了顾均正、朱达君二人去北京与出版总署胡愈之署长联系，申述开明同人的心愿。1950年2月，开明书店黄事会正式具文向政府申请公私合营。

4月，出版总署批复，说开明书店过去为人民出版过好书，对出版事业有过贡献，但从目前国家经济情况以及开明现有资金、物资和所拟出版计划看来，尚可应付，不需要国家投资。现开明书店迫切希望国家领导，决定先予以公私合作，国家先从技术上给以帮助和指导，由出版总署，开明董事会及职工三方面各派代表三名，组成业务委员会，作为具体指导业务的机构，并要求开明立即将上海的总管理处和编译所迁往北京，以便就近合作。根据总署指示，开明总管理处和编译所即于1950年6月迁往北京。出版总署派出三名代表，董事会由著名出版家章锡琛等三人组成，职工代表顾均正、唐锡光、章士扬三人—起参加业务委员会。

1951年冬，出版总署拨给开明书店五万元资金，帮助开明书店发展。就在这一年，出版总署与团中央有关部门联系，申请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合并基于这样的考虑：开明和青年出版社两家的服务对象都是青少年，如果两家合并起来，将会对中国青少年读物出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更大的作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磋商和筹划，两家单位的合并工作终于完成。1952年底，两家出版社的职工便开始一起办公。1953年4月15日，两社对外宣布正式联合，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

青年出版社和开明书店的强强联合，最终成立了公私合营的股份有限公司，这在当时绝对是一项非常重大的举措，引起了社会以及中央的高度重视。而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就是谁来当公司的常务董事？经过慎重的考量，常务董事的头衔落到了三个人的头上，他们分别是：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原开明书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邵力子、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导生。后来，他们三个人的印章被分别加盖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股票上，股票就作为档案保留下来，这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唯一一张有胡耀邦私印的新中国公私合营股票实物。

中国青年出版社成立初期，在出版物的版权页等一些显著位置还保留“青年出版社、开明书店联合组织”的字样，这是鉴于当时海外对我国出版界公私合营的事很关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保持原名，同样在海外有很高知名度的开明书店也是被关注的对象。所以，公司合营后，保留“开明书店”的字样，能避免别有用心的人认为是国家把一家私营书店吞并了。在胡耀邦的关心下，经团中央书记处同意，开明书店字样一直沿用到1958年。

胡耀邦提议特区搞股票

1983年1月2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报告，在全国干部和群众中反响强烈。会议结束不久，胡邦就来到广东、湖南、湖北和河南四省，开展调研工作。当时，一些走在改革前列但却受到质疑的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对胡耀邦的调研视察喜出望外。2月7日，胡耀邦抵达深圳，刚到住地他就急着要出去走一走。他坚持先参观后听汇报，7日当天就参观了罗湖商业区、上步工业区、渔民村、小梅沙等地。正在大规模建设中的深圳到处呈现出沸腾兴旺的景象，胡耀邦心头的喜悦兴奋之情，彻底驱散了在北京压抑已久的焦虑。当晚，他安心休息了一夜。2月8日，当深圳市委汇报深圳1982年工农业年总产值为6.3亿元，今年就可能翻一番，到本世纪末，要达到一百亿元时，胡耀邦说，特区建设搞得不错，已经闯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我对你们总的评价是：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特区是个新事物，许多问题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楚，因此要允许摸索，现在要摸索，以后还要摸索。你们要敢于摸索，大胆创新。中央一年发50个文件，有关特区的就有两个，总的目标和目的都很清楚了。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新事新办。办经济特区是新事物，新事物允许你们去探索，现在我们还要继续探索，就是新事新办，敢于创新。特区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以后全中国一切新事都要新办，否则将来又要改革。新事新办，就是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共产党员的立场不能变嘛。胡耀邦强调要进一步明确办特区的总目标，他指出：同外资合营、搞加工出口、搞旅游都是特区的任务，但主要的任务应是引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和先进管理，为全国提供新的有用的东西。胡耀邦讲的“先进管理”形式中当然包括股票这种融资的形式。

2月9日，胡耀邦一行又来到深圳蛇口工业区。工业区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汇报说，耀邦同志一月二十日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真是讲到我们心里去了。关于改革问题，现在就是要搞全面改革。听到这里，胡耀邦说，过去的改革是下层少数人去改，领导者统治者是压制的。现在不同，我们领导者是带头号召和督促下面去改，现在和过去根本不同嘛。袁庚长达半个小时的汇报受到胡耀邦的赞赏。胡耀邦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做了辛辣的讽刺。他说：你们的设想和看法都很好，这样改革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有利于转变干部作风。元朝戏剧家关汉卿有一出戏讽刺官僚主义，有四句话很生动，叫做“一棵大树腹中空，两头都是皮儿绷，每朝上堂敲三下，卜（不）通卜（不）通又卜（不）通”。这四句话是挖苦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什么都不懂，只会作威作福，欺压平民百姓。你们要用搞“五通—平”的决心来搞改革。

在先后视察蛇口工业区和罗湖、宝安等地之后，胡耀邦了解到特区建设普遍面临的资金难题。对此，他鼓励深圳集资办企业，提议可以尝试发行股票。胡耀邦说，当年陕甘宁边区困难的时候也碰到这样的情况，就用一个办法，发一个凭证，也就是救国公债券，用来募集资金。当时曾陪同胡耀邦视察的招商局集团负责人袁庚多年后回忆起来，称赞胡耀邦当年的大胆提议。胡耀邦所提到的陕甘宁边区救国公债是这样的：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根据国共合作协议，边区不设立银行，不发行货币。国民政府统一发给八路军军饷，供给军需民用。但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发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并对陕甘宁边区实施经济封锁。边区政府于1月28日作出决定，由边区银行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简称边币），并禁止国民党的法币在边区市场流通。此后，边区银行还发行了500万元的建设救国公债，公债在边区境内发行，面额有5角、1元和5元三种。边区银行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稳定了物价。繁荣了市场，打破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

胡耀邦的鼓励和提议给了特区建设者极大的鼓舞和启示，1983年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出现了新态势，各项工作发展进行得更快了。更令人喜悦的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支股票也在特区之外的宝安县诞生了。其实，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发行第一支股票是被现实逼出来的。特区建立时，宝安县财政年收入仅1000万元，搞基建、办工业都力不从心。时任县长李广镇非常着急。而胡耀邦的提议让他看到了一丝曙光。发行股票当时在香港已深入人心，不过在一水之隔的深圳却是几十年不敢提、不敢说的事情。李广镇提出搞一个联合投资公司，向全社会招股，集资办大事。于是，第一家经地方政府批准向社会招股集资的公司——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应运而生，它就是在深交所上市的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不过在创办时，它只有县财政拨出的200万资金。1983年7月，经宝安县政府批准，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实行“入股自愿、退股自由，保本、付息、分红”的方式向社会招股集资，首次共集资130多万元。1983年7月8日，由深圳市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正式面世。同年7月25日，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在《深圳特区报》上刊登招股启事：“欢迎省内外国营集体单位、农村社队和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同胞）投资入股，每股人民币10元。实行入股自愿，退股自由，保本付息，盈利分红。”

一石激起千层浪。作为新生事物，股票从诞生之日起便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但也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在这种情势下，1984年5月24日，胡耀邦在谷牧的陪同下，再次到深圳经济特区进行视察。晚上，胡耀邦在迎宾馆与任仲夷、梁灵光及市领导座谈。座谈会结束后，胡耀邦回到住处，在省、市领导的一再要求下，他不顾一天的劳累，为深圳题词。他刚拿起笔，又抬头看大家，笑笑说：“可不可以不题？不题了吧？”省、市领导异口同声说：“请耀邦同志提吧！这对特区发展很重要，机会很难导。”胡耀邦接着说：“好吧！你们要我题，我就题吧。”说完，他面带笑容，把他1983年初第一次来深圳时提出来的“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写了下来。这16个字可以说是给处在风口浪尖的股票这一新事物以极大的支持。因为股票的出现本身就是“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的具体体现。邓小平对股票的评价

股票的出现也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1986年11月1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到北京参加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凡尔霖仔细地介绍了美国股票市场的情况，邓小平对此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说，中国和美国不一样，美国现在非常富有，而中国现在还处在发展阶段。邓小平接着解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含义，他说：“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说都是公有制，我们也可以有市场经济的成分、民营经济的成分，我们应该虚心地向你们学习，在股票、证券方面你们都是专家，你们比我们懂得多，我们中国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场。”1992年初，邓小平到南方视察谈话时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胡耀邦提议发行股票，邓小平对股票的评价，说明股票市场并非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利用这一有效方式发展自己的经济。事实证明，股票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经济的有效方式之一，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