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宏调新思维

种种迹象表明，“新常态”将成为未来几年引导中国经济走向的出发点，并通过“新常态”透视中国宏观政策的未来选择。这必将从根本上影响未来一段时期的各项经济决策。

“新常态”与“非常态”

王延春：“新常态”正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热词。你如何解读“新常态”？

卢锋：新常态最初是在描述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走势提出的概念，近来也被用来表述国内经济形势特点。从学界有关讨论看，“新常态”大体指经济运行呈现的一些趋势性和结构性变化。比如由于内外因素变化，中国经济潜在供给增速趋于下降，是新常态的一点重要内涵。虽然学界对目前潜在增速具体水平有不同估计，大家普遍认为目前潜在增速已从早先长期年均接近两位数下降到一位数水平，并且未来仍将持续缓慢下降。

又如随着人口增速和年龄结构转折性变化，加上农业劳动力占总量比例已降到近三成水平，以农业劳动力转移为主要供给来源的非农劳动力快速增长模式已开始变化。社会劳动力总量不久有望达至峰值后缓慢回落，非农就业总量扩张最快的高潮阶段已经过去，就业目标从早先数量扩张转向数量与质量并重并更重视质量提升。反映宏观经济周期与劳动就业市场关系的中国奥肯关系参数变化，有利于实现就业市场稳定目标。

还有近年经济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引擎，可预见中国未来一段时期有望稳定保持并加强全球经济最大增量贡献国地位。中国经济运行对全球经济的不同方面外部溢出效应会趋势性增加，在维护全球经济稳定、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谋求合作发展、与发达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合作提供全球公共品等方面，中国的能力和义务都在提升。中国崛起带来了全球经济版图的快速变化，同时意味着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前所未有的增加。

还可以从结构变化等方面讨论新常态的内涵。立足现实演变，观察新常态表现并分析其产生的根源和规律，有助于我们加深认识当今时代特点，把握大势并采取正确内外经济政策。

王延春：你长期从事中国宏观经济和政策的研究，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调政策？

卢锋：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短期表现，不仅受到上述新常态长期趋势变化影响，也折射出调整早先累积宏观和结构失衡矛盾的阶段性特点。新常态转型与阶段性调整非常态因素相互叠加，对宏观政策如何统筹实现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控风险目标提出特殊挑战。

我注意到一个情况。在7月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主持了三次会议研讨宏观经济。首先是在7月8日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然后在7月29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另外在同天就当年的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的经济工作还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一个月内三次主持会议研讨宏观经济实属罕见。

我认为决策层传递出的整体信息是中国宏调政策有望知难而进。“知难而进”的第一层含义是，下一步中国宏调政策将更加注重定向调控措施，努力实现稳增长等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棚户区改造、铁路、水利等兼顾当前和长远的定向投资将为此发挥重要支持作用。不过，货币政策通过定向再贷款稳增长的思路操作，客观上受到多重因素制约，或许不会无节制扩大。如果形势发展倚重定向措施与维持大体中性货币环境的要求难以兼容，降低存准率或存贷比等总量工具可能会适时推出。

“知难而进”的另一层含义是尊重经济规律，直面经济下行压力，淡化政策刺激预期，意在利用调整期倒逼压力，因势利导提升企业和产业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用“边际变化”一词提示“经济下行和风险增大”。可探讨的问题在于，万一下行压力导致GDP增速越过预设下限，政府是否注定重手刺激？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方面做好应对各种新挑战的准备，强调把转方式、调结构置于更为突出位置，提升产业竞争力和社会生产力。这里看不到一点鼓励随意进行刺激的意思。

王延春：在微观层面，企业仍有中国经济前十年年均增速9.8%的心态。中国的企业是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的企业。中国的经济维持在7%左右的话，可能20%到30%的企业是亏损的。那么在未来“新常态”下，地方政府和企业家应保持什么心态？

卢锋：改革开放时期发生过多次较大宏观经济波动，企业利润等绩效指标变动具有宏观顺周期属性，并且比GDP等宏观指标周期波动幅度更大，目前宏观景气度较低，不少企业会面临较大压力甚至亏损困难。由于在早先景气扩张阶段企业利润率较高，即便目前亏损企业也不一定都会退出。一个素质良好的企业，会有“晴天防雨天”的计划安排以应对变化。好企业不仅能在2006年-2007年那样快速扩张环境下赚钱，而且还要能在目前这样周期低谷期证明自己生存发展的能力。政府实施稳增长、减税、简政放权政策，对企业困难具有舒缓作用，不过仍难以改变企业接受市场与宏观环境变化的考验。

目前经济运行早先宏观失衡，由此伴随存量调整困难比通常宏观周期变动更大。一段时期宏调政策实施方式，使一些业内人士相信“政策是跌出来的”，这种政策救市预期增加不利于利用市场机制调整失衡。

十八大以来决策层创新经济思维与政策思路，强调“适应新常态”与“保持平常心”，对引导市场预期朝合理方向转变具有重要作用。7月中国宏调政策的最新定调，向企业等市场主体传达重要信号：虽然政府仍将实施稳增长宏观政策和微观搞活的改革政策，有助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应对目前困难，另一方面政府再度重手刺激经济的可能性进一步下降，固守政府重手救市预期风险很大。企业正确方针是把握市场大势，果断决策与主动调整，在全新市场环境中谋求发展新机遇。

拿捏“刀刃上的平衡”

王延春：中国目前宏调政策兼顾避免刺激和稳定增长目标的两难处境，这反映出中国经济在不平衡状态中寻求“平衡”的脆弱状态。其实依靠“脆弱平衡”维系的格局已经打破了。

卢锋：中国目前宏调政策在兼顾避免刺激和稳定增长目标上显得颇感棘手，好像处于刀刃上的平衡。中国宏调呈现这样如履薄冰的局面，直接原因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目前所处微妙形势所致，深层根源则是经济正经历调整早先失衡问题的阶段性特点使然。endprint

数据显示中国当下短期宏观形势比较微妙。一方面经济增速从2012年开始进入“七上八下”状态，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7.4%，逼近7.5%左右增速下限边缘，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另一方面，中国消费物价指数和GDP平减指数等通胀指标近年仍在2%-3%显著正值水平，广义货币和社会流动性仍维持13%-15%上下的大体温和合理的增速。

这样形势下，不难理解社会上存在希望政府加大政策宽松度的广泛诉求，把宏调政策朝刺激方向拉的力量也有相当影响。从实际决策看，政府依据创新宏调方针和形势演变，适时积极推出各种稳增长政策。同时仍高度重视稳增长与其他政策目标的有机结合，小心翼翼地避免宏调政策过度宽松妨碍调结构与控风险等方面目标，审慎防范通胀压力卷土重来风险。

更具实质性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会面临这种相对逼仄选择空间？什么原因使得早先几十年达到年均近10%增速的中国经济，目前筑底7.5%左右增速也不轻松？虽然一定程度与上述潜在增速下降因素有关，然而考虑经济潜在增速变化应在更长时期缓慢渐进实现，这个慢变量其实不足以充分解释宏观经济的当下变化。

“失衡与调整”是理解上述现象的重要背景。目前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系统特征，关键原因在于经济运行正经历调整早先宏观失衡带来的短期阵痛。新世纪初年中国经济成长取得巨大成就，然而由于改革滞后和机制扭曲作用，宏调政策认知、判断和实施存在有待探讨的问题，逐步累积形成的深层矛盾和结构失衡，决定了近年减速调整客观必然性。

王延春：中国经济面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换句话说，日益失衡的中国经济正面临能否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挑战。由于关键领域市场化改革滞后，造成了新一轮的失衡格局。

卢锋：新一轮失衡调整形势可以从实际经济走势与宏调政策变化两方面观察。从经济运行层面看，首先是上面讨论的经济增速走缓。其次是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压力增加。计划短缺经济产能利用率过高，受体制转型大背景制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部门闲置利用率呈下降趋势，2012年77.2%整体产能利用率，低于该指标线性趋势值大约3个百分点。再次是房地产市场面临下行压力。房地产销售面积和投资增速显著下降，整体价格面临增速下行压力，出现个别房地产商倒闭事件。第四是财政收入增速回落。2013年全国财政收入多年来第一次降低到约10%较低水平，今年预算数据显示将进一步下降到7%。不久前我曾考察一个中部资源性城市，财政收入从早先十年平均25%以上下跌到去年2%左右。最后是早先累积的高杠杆高债务风险开始显露释放，如今年发生多起信托产品和债券兑付困难案例。

从宏调政策方面看，十八大以来宏调思维与政策的系统创新演变，既是经济改革调整客观要求的体现，也对调整推进提供政治和政策支持和保障。

首先是宏观要稳的基本思路，2013年4月份政治局常委会提出微观要活，宏观要稳，社会政策要托底方针，此后再三重申，传达避免过度刺激，避免竭泽而渔，避免频繁变动等内涵。其次，从“换挡期、阵痛期、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方面理解目前经济形势特点的现实与客观基础。再次，确定“通胀上限与增长下限”区间管理的宏调思路，不刻意追求过高增长。另一方面，实施稳健中性货币与金融政策，通过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证足够流动性，同时避免货币扩张刺激并利用市场出清机制和财经纪律挤水分。

王延春：造成当前宏观失衡格局的根源主要是什么？

卢锋：我想从新世纪宏调史视角入手，通过分析早先快速追赶期宏观失衡格局形成机制，理解目前宏观调整形势并展望其未来走势。

新世纪初年我国经济经历了一轮前所未有开放景气增长，实际汇率升值趋势展开派生名义追赶速度第一次超过实际追赶速度，不仅使得国内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同时也使得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影响力前所未有增强。然而高速增长和追赶也派生很多新问题，逐步形成一个新的宏观失衡格局。

2003年-2007年持续五年以超过两位数增速扩张，年均增速达到11.7%高位。更为独特之处在于，我国宏观经济一反早先时期高增长周期阶段通常伴随本币面临持续贬值压力的扩张形态，稳定呈现出经济高增长伴随实际汇率升值的新格局。中国经济成长第一次出现以美元衡量增速大大快于本币增速、名义追赶增速超过实际追赶增速的形势。

然而新时期经济运行也存在多方面问题：体制扭曲、权力经济、贫富差距、改革滞后、政策不完善等，都对持续增长和追赶带来挑战。从开放宏观经济运行可持续角度观察，受五个环节因素作用形成一种特殊失衡格局并对后续发展带来调整压力。五个环节联系可大体表述为：要素价格没搞对是起点条件，货币总量难管好是关键因素，通货膨胀摁不住是直接后果，宏观调控宽泛化是政策效应，深层改革难推动是深层影响。

反思宏观调控认知

王延春：以十年宏观调控史为主线，反思开放宏观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政策演变大势，你觉得哪些教训值得“新常态”下的宏调政策“以史为鉴”？

卢锋：梳理十年宏调史情况，发现有多达十来个政府部门被赋予或自称为宏观调控部门，有几十种政策工具手段作为宏调措施采用。这些宏调手段既有像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发行国债等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也会采用的政策工具，也包括信贷数量控制、银行窗口指导、投资审批核准、特定行业投资资本金差异化要求等更为接近产业政策的调控手段，还包括冻结建设用地供应、价格管制、重大案例查处等力度更大的行政干预措施。这些政策工具在设计原理、目标对象、使用频率上多有差异，不过都与宏观偏热压力存在明显联系，不同程度作为调控总需求和治理通胀手段加以运用。

伴随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宏观经济政策也经历试错和转型。上述观察显示，中国应对宏观波动时政策选择自由度与灵活性较大，不受条条框框的制约，把相机抉择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过宏调工具过于宽泛化也带来诸多需要探讨的问题。

上述宏调模式下，与市场经济原则兼容度较高的参数性、总量性、间接性调节工具利用受到限制，集中地表现为汇率弹性不足和利率相对呆滞。开放的经济大国追赶阶段需要增加本币汇率弹性，由于汇率体制改革滞后，使得一段时期难以充分利用价格手段调节国际收支失衡。endprint

准入性、数量性、行政性手段采用偏多，不同程度带来“宏观调控微观化”问题。更为要紧的是，宏调宽泛化、产业化、微观化延续时间过长，本身会支持过度管制与转型期体制内残存非市场性因素，不利于市场化改革深化与推进。十年宏调提示了一条重要经验：特定时期宏观政策属于总需求管理范畴下相机抉择的短期问题，然而利用何种机制、采用什么工具调节总需求，涉及如何界定政府权力与市场作用范围，属于长期体制安排问题。频繁采用产业干预与数量准入管制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与深化改革完善市场体制目标具有内在矛盾。

王延春：实际上，中国声势浩大的强刺激加剧了经济中的失衡因素，推迟了中国向更具可持续性增长模式的转型。现在需要如何对过去的刺激政策进行矫正与纠偏？

卢锋：宏观失衡最终要求调整是宏观经济规律之一。应对2007年高通胀为调整新世纪初年宏观失衡提供了一次机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紧缩政策未能改变过于宽泛化的宏调思路，并且在美国金融危机冲击下急速转向，2008年底政府急促推出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宏观失衡调整的时间窗口随之关闭。超常经济刺激在很快消除经济下行风险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加剧了业已存在的宏观失衡，使得后续调整更为复杂和困难。

2007年经济增长率14.2%，达到新世纪初年的峰值，经济运行处于明显过热，要求实施治理过热与调整失衡政策。当时官方宏调政策表述，是要防止经济增速过快变成过热，防止物价过快上涨变成通胀。在上述政策方针下，政府实施了多方面紧缩性宏调措施。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带来冲击，与国内紧缩政策效应叠加对经济增速引入较大下行压力，推动政府急促推出一揽子刺激计划。

超常刺激政策在不少方面取得重要成效。推动总需求很快V型回升，稳定了当时的就业形势，带动投资、消费两个内需轮子加快转动。不过实施超强刺激政策代价不菲。

一是货币信贷扩张过度。刺激高潮阶段政府三个多月连发三份文件改变信贷政策配合刺激计划，执行过程出现信贷大扩张短暂盛宴。二是通胀压力加大和资产泡沫化因素加剧。三是推高地方债务率和杠杆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从2007年底约4.6万亿元飙升到2010年底10.9万亿元，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占GDP比率从2007年底17.3%上升到2010年底27.3%。四是急速推出的产业振兴计划使此前几年持续高涨后一些行业对产能偏快扩张的调整过程戛然而止，其中既包括像钢铁、电解铝、房地产等多年抑制的传统部门，也包括风能、光伏等政策强力支持的新兴行业。五是对市场预期产生不利影响。不利于确立市场硬预算约束和保持必要财金纪律的严肃有效性。

王延春：那么，你对下一阶段调整的轨迹怎么判断？

卢锋：如果能坚持目前改革调整方针，在比较平顺实施调整基准假设下，未来一段时期较低经济增速调节将有效缓解长线部门过剩产能压力，房地产行业通过中度调整化解早先过度扩张积累的泡沫性因素，地方政府过度债务有望得到控制并使其财政状态修复与巩固，市场纪律约束强化与市场出清规则生效将修正政府必然救市的危险预期。

另一方面，金融改革全面展开有望给经济运行创造比较公平合理的外部环境。如果把早先时期中国经济面临体改僵局与宏观失衡对增长制约比作困难重围，力推改革好比远处借兵，坚持调整好比就地突围，坚持目前改革调整方针，一段时期以后有望迎来“远方援兵”和“突围队伍”成功会师局面。

或许可用“李克强菲利普斯线”来描述上述形势演变特点。在纵轴横轴分别表示一般物价和经济增速的常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向右上方倾斜的菲利普斯线描述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速之间的此消彼长关系，结构性变量或超预期因素冲击则会移动菲利普斯线。

目前李克强政府以经济增速7.5%上下和物价上涨3.5%作为宏调目标区间关键阈值，调整关键时期所面临的棘手形势，表现为菲利普斯线比较陡直和政策选择空间比较逼仄。坚持改革调整策略如能取得预期成效，则意味着菲利普斯线向右下方移动，或使菲利普斯线变得比较平缓和弹性增加，届时宏调选择区间将得以拓宽，政策操作也会更为主动从容。

未来两三年可大体完成本轮调整，是一个审慎乐观的推测，也是一个很可能实现的推测。不过也无法排除小概率事件，不能排除由于外部或内部经济形势发生超预期不利变化，实际调整进程会偏离上面讨论的比较平顺推进的轨迹。万一出现这样小概率事件是否一定要重回大规模刺激？假如坚持近年中性、温和的宏观货币政策立场，不大可能出现上述情况。万一发生小概率情况，说明早先刺激带来失衡比我们现在观察到的要更为复杂与严重，再来一次大规模刺激顶多只能再次暂时把灰尘扫进地毯下。总之，失衡调整具有规律性，近年改革调整方针是必要的，目前是调整困难与关键时期，也是不久有望看到成功转折的时候。endprint